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
美國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抬頭之勢越發明顯，上周美國總統特朗普已批准對進口的太陽能電池板和洗衣機徵收保護性關稅，
韓國已在WTO的保障措施協議下對美國課征的關稅提出申訴，該協議給美國30天的時間來解決此事，
1月25日，在中國商務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針對“中美貿易戰”問題，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重申，合作是中美雙方唯一正確的選擇。我們希望中美貿易摩擦不會升級，雙方能以建設性的方式，妥善化解矛盾，推動務實合作，同時，對於不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做法，中方將採取所有適當措施，
貿易摩擦持續升級甚至引爆中美兩國全面貿易戰的擔憂正在上升。各方專家認為，從目前的各種現狀來看，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局部升溫恐難以避免，貿易戰潛在風險在上升。
世界銀行執行董事Otaviano Canuto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如果中美兩國展開貿易戰，將造成‘雙輸’局面，且美國失去的將比獲得的更多。”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潛在風險加劇
美國總統特朗普批准對進口太陽能電池板及洗衣機產品課征高關稅，外界解讀，若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級成貿易戰，此舉可能被作為貿易戰所開出的第一槍。
不過，特朗普在1月23日簽署“201條款”行政命令時並不認為會發生貿易戰，
但美政府官員們在貿易問題上的措辭各有立場。如羅斯對貿易戰持強硬態度。美國財長姆努欽在同一個場合上也從美元角度闡釋自己的貿易問題立場。
王軍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2018年，特朗普政府將迎來中期選舉，對內已成功推出稅改，對外則最可能打‘貿易牌’和‘民粹牌’，這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戰略一脈相承。但貿易保護政策將對全球經濟貿易產生不利影響，進而削弱全球經濟復蘇勢頭。種種跡象表明，特朗普政府的對華立場將比歷屆美國政府強硬得多。特朗普在越南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緊縮移民政策、在美墨邊界築牆、重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談判等多項競選承諾，但對反制中國貿易逆差一事遲遲未採取任何具體行動。但上周，特朗普開始行動了。
Michael Delaney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特朗普的主要關注點是貿易赤字。所有的貿易措施都是解決這個主要問題的手段。”
1月12日，中國海關公佈資料，2017年中美貿易總值為3.95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5.2%，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14.2%，其中對美出口2.91萬億元，增長14.5%，自美進口1.04萬億元，增長17.3%，對美貿易順差1.87萬億元，增長13%。這一資料發佈後，多家外媒和機構預測，中美貿易戰或一觸即發。
羅思義強調，美國對華貿易存在逆差是兩大因素共用作用的必然結果，但這兩大因素都不是中國的單方責任。
“首先，美國國際收支赤字大是由於儲蓄水準太低。這種宏觀經濟形勢下，即使美國沒有與中國出現貿易逆差，也會與其他一個或多個國家產生貿易逆差；其次，中美貿易逆差的具體原因是中國是世界上最有效的中等技術產品生產國，美國無法在此領域進行競爭。同時美國阻礙某些高科技產品銷往中國，這是美國的優勢領域。由於美國阻礙向中國出售最具競爭力的產品，進的多出的少，因此不可避免地與中國形成巨大的貿易逆差。”羅思義分析。“此外，如果美國在中等技術產品領域對中國徵收關稅，那麼美國需要從其他國家進口這些產品，勢必提高消費成本。”
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朱文彬和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處副處長李一君聯合發表的署名文章指出，貿易逆差並不是嚴重危害美國利益的毒藥。
文章指出，第一，根據長期研究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悉尼大學SalvatoreBabones 教授在《福布斯》雜誌發表的觀點，貿易逆差在不同時期、不同經濟狀況下意味著不同的東西。在受到重大衝擊、陷入衰退的疲弱經濟中，巨額貿易逆差是一個國家正在失控地走向收支平衡危機的信號；在經濟強勁的情況下，巨額貿易逆差是資本順差的一方面表現。當前，美國經濟處於三年來最快增長時期，美聯儲連續加息，迅速增長的資本帳戶盈餘表明國際投資者正在美國尋找機會。
第二，稅改後美國逆差將進一步加大，這是美國主動追求的政策效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按照美國稅務基金會的預測估算了本次稅改後未來10年內將有6.4萬億美元資本流入美國，有可能導致美元匯率走高，驅使美國企業尋求海外服務與商品供應商，增大美國貿易逆差。
第三，中美貿易逆差資料不能代表利潤和利益在哪個國家。加工貿易占中美貿易的三分之一，在當前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中國仍處於價值鏈生產的中下游，中國從加工貿易只賺取少量加工費。將國際產業和貿易體系割裂開來，否認全球價值鏈中的國際分工，單純以順差逆差劃分陣營將會傷害美國經濟，而不是“使美國再次偉大”。
第四，美國就業問題同對中國貿易逆差沒有直接因果關係，就業崗位的減少主要是源於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超過了需求的增長速度。
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研究顯示，中國市場支援了美國260萬個工作機會，至少4000億美元的市場。目前美國自然失業率約為4.5%左右，而2017年10月份美國失業率已降至4.1%，為16年來低點。美國對中國逆差則在2017年達到歷史峰值，可見，對美國逆差貢獻度高達46%的中國同美國的充分就業沒有直接聯繫，中國貿易是美國政府平衡國內外政策的“替罪羊”。
形式預測
而無論逆差資料是不是貿易戰的導火索，不少機構已對可能的貿易戰形式作出了預測。
羅思義認為，如果美國走上貿易保護主義道路，中國可能除了採取相應的對策，其他別無選擇。對美國最適合採取相應措施的領域，包括航空、農產品等。
王軍認為，如果出現貿易爭端，所謂的貿易戰展開，除了傳統上中國具有較強比較優勢的製造業外，貿易摩擦還會集中於智慧財產權、國有企業、政府補貼、高科技產品等領域。雙方都將宣佈一定範圍和規模的相互制裁清單。
如何應對
但專家們也警告，採取激進的措施將造成中美兩國雙輸局面。
Michael Delaney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貿易協定不是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有效政策工具。在很大程度上，解決方案取決於貨幣估值等，即貿易政策以外的領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重新談判就是用貿易協定來解決貿易不平衡現象時的一個很好的例子，進展非常困難。貿易協定對貿易不平衡的邊際相關度並不大，即便中國消除了所有的貿易和投資壁壘，我相信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還是會很大。”
羅思義認為，特朗普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保護主義措施的最終效果在美國不會受到歡迎。首先會提高進口商品的價格，從而降低美國民眾的生活水準。其次，貿易保護主義並不會創造就業——相反可能會減少一些就業機會。
世界銀行執行董事Otaviano Canuto也認為，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將影響到全球經濟復蘇，造成投資凍結、成本上升等問題。
“如果中美展開貿易戰，將造成‘雙輸’局面。” Otaviano Canuto坦言，“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出於其履行競選承諾的考量，但採用關稅等貿易手段最終將讓消費者買單，美國失去的將比獲得的更多。”
“在貿易對壘中，中國的優勢在於巨大的國內市場提供了騰挪空間，也使得對方有所顧忌；中國亦有多重反制措施，隨時奉陪；可靈活調整的匯率是維持我在全球市場既有份額的重要武器；‘一帶一路’倡議未來對擴大我國外部市場的貢獻和潛力較大。劣勢則是中國部分製造業依賴美國市場；中國對美投資會受到負面影響；外需改善對中國經濟保持穩定發展有較大影響。”王軍分析。
當然，目前中美貿易還不至於滑落到貿易戰的深淵。
專家認為，當前的貿易摩擦有餘地妥善處理。
王軍表示：“應避免強烈的貿易對抗，中美雙方的貿易衝突應盡可能控制在現有的以WTO為基礎的框架內來解決。應多管道推動雙方協商溝通，重視民間管道，多做美國企業界、工會和院外集團的工作。”
Michael Delaney則表示，“隨著中國收入的增加、新技術的發展等，這種貿易不平衡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少。事實上，我認為不平衡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了。美國政府可以接受在一段時間內‘穩步’平衡貿易——這是兩國都可能接受的。”
但貿易保護政策將對全球經濟貿易產生不利影響，進而削弱全球經濟復蘇勢頭。種種跡象表明，特朗普政府的對華立場將比歷屆美國政府強硬得多。特朗普在越南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緊縮移民政策、在美墨邊界築牆、重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談判等多項競選承諾，但對反制中國貿易逆差一事遲遲未採取任何具體行動。但上周，特朗普開始行動了。Michael Delaney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特朗普的主要關注點是貿易赤字。所有的貿易措施都是解決這個主要問題的手段。”
1月12日，中國海關公佈資料，2017年中美貿易總值為3.95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5.2%，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14.2%，其中對美出口2.91萬億元，增長14.5%，自美進口1.04萬億元，增長17.3%，對美貿易順差1.87萬億元，增長13%。這一資料發佈後，多家外媒和機構預測，中美貿易戰或一觸即發。
羅思義強調，美國對華貿易存在逆差是兩大因素共用作用的必然結果，但這兩大因素都不是中國的單方責任。
“首先，美國國際收支赤字大是由於儲蓄水準太低。這種宏觀經濟形勢下，即使美國沒有與中國出現貿易逆差，也會與其他一個或多個國家產生貿易逆差；其次，中美貿易逆差的具體原因是中國是世界上最有效的中等技術產品生產國，美國無法在此領域進行競爭。同時美國阻礙某些高科技產品銷往中國，這是美國的優勢領域。由於美國阻礙向中國出售最具競爭力的產品，進的多出的少，因此不可避免地與中國形成巨大的貿易逆差。”羅思義分析。“此外，如果美國在中等技術產品領域對中國徵收關稅，那麼美國需要從其他國家進口這些產品，勢必提高消費成本。”
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朱文彬和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處副處長李一君聯合發表的署名文章指出，貿易逆差並不是嚴重危害美國利益的毒藥。
文章指出，第一，根據長期研究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悉尼大學SalvatoreBabones 教授在《福布斯》雜誌發表的觀點，貿易逆差在不同時期、不同經濟狀況下意味著不同的東西。在受到重大衝擊、陷入衰退的疲弱經濟中，巨額貿易逆差是一個國家正在失控地走向收支平衡危機的信號；在經濟強勁的情況下，巨額貿易逆差是資本順差的一方面表現。當前，美國經濟處於三年來最快增長時期，美聯儲連續加息，迅速增長的資本帳戶盈餘表明國際投資者正在美國尋找機會。
第二，稅改後美國逆差將進一步加大，這是美國主動追求的政策效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按照美國稅務基金會的預測估算了本次稅改後未來10年內將有6.4萬億美元資本流入美國，有可能導致美元匯率走高，驅使美國企業尋求海外服務與商品供應商，增大美國貿易逆差。
第三，中美貿易逆差資料不能代表利潤和利益在哪個國家。加工貿易占中美貿易的三分之一，在當前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中國仍處於價值鏈生產的中下游，中國從加工貿易只賺取少量加工費。將國際產業和貿易體系割裂開來，否認全球價值鏈中的國際分工，單純以順差逆差劃分陣營將會傷害美國經濟，而不是“使美國再次偉大”。
第四，美國就業問題同對中國貿易逆差沒有直接因果關係，就業崗位的減少主要是源於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超過了需求的增長速度。
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研究顯示，中國市場支援了美國260萬個工作機會，至少4000億美元的市場。目前美國自然失業率約為4.5%左右，而2017年10月份美國失業率已降至4.1%，為16年來低點。美國對中國逆差則在2017年達到歷史峰值，可見，對美國逆差貢獻度高達46%的中國同美國的充分就業沒有直接聯繫，中國貿易是美國政府平衡國內外政策的“替罪羊”。
形式預測
而無論逆差資料是不是貿易戰的導火索，不少機構已對可能的貿易戰形式作出了預測。
羅思義認為，如果美國走上貿易保護主義道路，中國可能除了採取相應的對策，其他別無選擇。對美國最適合採取相應措施的領域，包括航空、農產品等。
王軍認為，如果出現貿易爭端，所謂的貿易戰展開，除了傳統上中國具有較強比較優勢的製造業外，貿易摩擦還會集中於智慧財產權、國有企業、政府補貼、高科技產品等領域。雙方都將宣佈一定範圍和規模的相互制裁清單。
如何應對
但專家們也警告，採取激進的措施將造成中美兩國雙輸局面。
Michael Delaney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貿易協定不是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有效政策工具。在很大程度上，解決方案取決於貨幣估值等，即貿易政策以外的領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重新談判就是用貿易協定來解決貿易不平衡現象時的一個很好的例子，進展非常困難。貿易協定對貿易不平衡的邊際相關度並不大，即便中國消除了所有的貿易和投資壁壘，我相信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還是會很大。”
羅思義認為，特朗普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保護主義措施的最終效果在美國不會受到歡迎。首先會提高進口商品的價格，從而降低美國民眾的生活水準。其次，貿易保護主義並不會創造就業——相反可能會減少一些就業機會。
世界銀行執行董事Otaviano Canuto也認為，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將影響到全球經濟復蘇，造成投資凍結、成本上升等問題。
“如果中美展開貿易戰，將造成‘雙輸’局面。” Otaviano Canuto坦言，“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出於其履行競選承諾的考量，但採用關稅等貿易手段最終將讓消費者買單，美國失去的將比獲得的更多。”
“在貿易對壘中，中國的優勢在於巨大的國內市場提供了騰挪空間，也使得對方有所顧忌；中國亦有多重反制措施，隨時奉陪；可靈活調整的匯率是維持我在全球市場既有份額的重要武器；‘一帶一路’倡議未來對擴大我國外部市場的貢獻和潛力較大。劣勢則是中國部分製造業依賴美國市場；中國對美投資會受到負面影響；外需改善對中國經濟保持穩定發展有較大影響。”王軍分析。
當然，目前中美貿易還不至於滑落到貿易戰的深淵。
專家認為，當前的貿易摩擦有餘地妥善處理。
王軍表示：“應避免強烈的貿易對抗，中美雙方的貿易衝突應盡可能控制在現有的以WTO為基礎的框架內來解決。應多管道推動雙方協商溝通，重視民間管道，多做美國企業界、工會和院外集團的工作。”
Michael Delaney則表示，“隨著中國收入的增加、新技術的發展等，這種貿易不平衡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少。事實上，我認為不平衡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了。美國政府可以接受在一段時間內‘穩步’平衡貿易——這是兩國都可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