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畢業，進諾獎得主實驗室，40歲後回國創業，張必良贏在轉捩點
張必良順利讓基因沉默技術從“實驗室”走向了“市場”，建立了國內首條寡核酸cGMP生產線，填補了國內空白。他將200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克雷格·梅洛(Craig C.Mello)的技術引進了企業，成為第一位走入廣州民企的世界級科學。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內大學畢業後的執意出國留學；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在美國學術界的打拼；而後在本世紀初毅然放棄美國著名高校的終身教職隻身回國創業；再到果決變賣美國房產舉家歸國，挺過創業艱難期，迎來人生新局面。
“中國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贏在起跑線上。於我而言，可能屬於贏在了轉捩點。”坐在位於廣州科學城的辦公室內，歸國創業十多年的張必良用這樣一句話描述自己的人生路徑。
在遠離廣州中心城區20多公里的科學城內，是張必良歸國創業的起點。如果不是仔細的介紹，鮮有人知這家隱蔽在靜謐創業園區企業，是我國核糖核酸領域的龍頭企業，而身邊路過的這位身材高大、頭髮花白，
與那些急劇爆紅“坐飛機”升起的企業家相比，張必良更像是一名精雕細琢的匠人。公司起初裝修時，牆面及玻璃隔間用細胞的圖案，在靠近玻璃窗的位置，隔出一個觀景休息平臺，這些細節都由他一手設計。在向記者介紹起自己的實驗室和試劑車間時，就像說到了自己的孩子。
對一般人來說，這種專業性極強的研究總是顯得很艱澀難懂，張必良則總是充滿耐心地一遍地解釋，就像在實驗室裡不厭其煩地做實驗，沒有一絲浮躁之意。
張必良常常說自己走到今天，沒有充滿神秘色彩的傳奇，也沒有一夜爆紅的神話，無非是自己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的，每一步都踏得很堅實，看的很清醒，“事情並沒有想像得那麼複雜”。他又笑道：“你也可以說，
對出生於上世紀60年代的張必良來說，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出國求學還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那時候，公派留學的名額非常少。
畢業後分配到浙江師範大學任教後三四年，張必良申請了學校和獎學金。他不得不辭去大學的工作。
張必良記得，1988年出國時，當時在國內想要看一本世界頂級的學術雜誌，一般要滯後一年時間，而且最終看到的還是影印版。
張必良的專業是有機化學，時間基本上都在實驗室或圖書館度過的。
張必良深知，雖然自己的化學專業不錯，但英語是軟肋，他上大學時，外語學的是日語。“當時上大學時，連26個英語字母都認不全，出國留學美國，全靠自學英語”。更何況，那是交叉學科大發展的時代，產生了大批的專業單詞，很多在中文裡根本找不到對應的詞。
他還說到當時的一件糗事。有一次考試時，有一個專業單詞張必良看不懂，但這個詞相當關鍵，如果不明白無法解題，他只好“厚著臉皮”在考場上問老師。
讀博的五年時間裡，張必良全身心投入學習，他已經記不得自己做了多少實驗。那時候，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五年必須畢業，否則就拿不到學位。而真正能順利在五年畢業的學生，其實一半都達不到。而張必良卻在4年時間發表了4篇高級別學術論文，提前了半年畢業，成為當時同屆學生裡唯一一個提前畢業的。
張必良的實驗室
進入諾獎得主實驗室張必良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時，他看到媒體上對當時198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湯瑪斯·羅伯特·切赫的報導。那個時候，核糖核酸（RNA）的研究剛剛興起。 “想著能去他的實驗室做研究多好，我想用我的化學知識，去做RNA的研究”。
上世紀90年代，美國學術界興起一個新的名詞，叫化學生物學。屬於化學和生物學的交叉學科。於是張必良把自己的研究投向生物學領域。
那時候，想去湯瑪斯實驗室的人，都是有志于去大學做教授的。這在美國化學和生物學界，是不少人的夢想。競爭也相當激烈，都是當時世界一流的博士生，還有不少是帶著科研基金的。
張必良是名副其實的學霸，學科成績是全A，博士期間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後來，經過嚴格的面試，進入到這個二三十人的頂級科研團隊。後來找工作時，導師切赫教授給他寫推薦信時的評價是：“稀有的科學家”。既有很好的化學背景，又能進行RNA生物學研究。
公司的牆面和窗子都是張必良自己的設計
轉入RNA的研究“要想在美國學術界‘闖蕩’開來，主要靠實力，是否有高水準的論文。工作之後，要看有沒有科研資金。” 奠定張必良之後研究方向的一篇論文，就出自這個實驗。張必良的在這篇博士後論文是在《自然》雜誌上發表的，它用化學的方法來研究RNA。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研究領域。研究生命進化，是先有蛋白還是先有RNA。我們知道現代所有生命細胞當中，都有核糖體。生命所需要的蛋白，都是核糖體合成出來的。核糖體裡面有蛋白和RNA。
我們想知道，在沒有任何蛋白的情況下， RNA是否催化合成蛋白。我要用體外實驗去證明，RNA是不是可以催化蛋白肽鍵的合成。”張必良現在說起這個實驗來還津津樂道。
他大概花了兩年時間做了這個實驗。張必良說，他用體外的方法證明了RNA可以催化蛋白肽鍵的合成。1998年，有實驗室發表了高解析度的核糖體晶體結構，發現在核糖體的肽合成反應中心沒有蛋白質存在，證明了核糖體是一個核糖核酸酶。
張必良的回國，與RNA研究的突破性進展關係巨大。1998年初，張必良去麻省大學醫學院應聘，與後來的諾獎得主克雷格·梅洛面談，後來與克雷格·梅洛成為同事。他當時剛提交他們的一篇論文有關長雙鏈RNA可以抑制基因表達，也即RNA干擾技術，他因發現RNA干擾現象獲得了2006年諾貝獎。
2004年張必良來到廣州科學城時那裡還是一片泥濘路
40歲時想法不一樣了張必良看到了RNA干擾技術在市場上的廣泛前景，萌發了回國創業的想法。2000年到2004年之間，張必良來廣州參加了多次留交會，發現國內變化非常大，市場有很大需求。
張必良說：“雖然外人看起來，當時在美國生活很穩固，但壓力也很大。從技術、人脈、資本上來說，我並沒有太大優勢。同時，我們到底不是在美國長大的，很難融入到核心文化圈。經常會顯得格格不入。”
張必良覺得：“那時候已經40歲了，要做一個選擇。當時就考慮，如果到了50歲，就更沒精力了。”
“有一次在紐約我和我的導師出去，看到路邊的乞者。他就對我說，他們拿著帽子在討錢，我們是拿著電腦在討錢。但當時我沒有感受到。到40歲的時候，我重新理解了他這句話的含義。”
他還記得，廣州那時候比較早成立了一個留交會。當時到科學城還是一片農田。
回國創業對張必良來說，是一個重要抉擇。2003年中科院廣州生物研究院成立。同年，非典爆發，張必良那時正在廣州，與他人合作開展用RNA干擾技術殺死SARS病毒的研究。
當時張必良發表了全世界發的第一篇將RNA干擾技術應用到SARS病毒的論文。他們的研究結論是，用siRNA可以抑制SARS病毒的複製。因各種原因，當時並沒有用RNA干擾用於治療非典藥物開發。不過這讓張必良更堅定地看到RNA干擾技術的應用前景。他放棄了在美國的工作，啟程回國。
張必良在國內創辦了生物科技公司
對話
1賣房挺過難關廣州日報：你現在如何在技術上保持站在研究的尖端？
張必良：參加學術會議，同時跟我的老朋友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克雷格·梅洛保持著合作。我回來是想推動這個行業。目前，RNAi的藥物研發在中國的發展還剛剛起步。
根據我本人還有世界權威的人士的預測，核酸技術會成為下一代新的治療技術。這是毫無疑問。而且越來越多的藥物，都會與RNA相關，它會作為一種靶標和藥物。
廣州日報：回國之後的創業順利嗎？
張必良：對RNA干擾技術來說，我是走在前沿的。最初回來時想做藥物。但當時要找融資非常困難。那時國內資本主要還是集中在房地產、IT行業。大家都覺得投資生物製藥投資大，週期長，風險高。所以受到了冷遇。
當時有很多政策和法規上的約束。比如，當時國內做的都是仿製藥，一個創新藥臨床研究申報獲批可能要等3~5年，假設要開發一種新藥，可能我們還沒進入到臨床研究，人家都已經上市了，所以投資人也不敢進。
廣州日報：當時創業艱難有沒有後悔過？
張必良：我從來沒後悔過。既然做了，就要堅持下去。我當時想，我的公司要生存，製藥這條路走不通，該怎麼辦？
非常幸運的是，這項技術可以為科研服務。我們生產化學合成的小干擾RNA（siRNA）試劑，然後把它提供給科研機構。後來，我們的市場打開了，試劑慢慢取代了進口試劑。目前，全國只有兩家企業生產這種試劑。
當時我們回來時，發現所有的試劑都依賴進口，國內多是外國的代理商。
我們當時的目標就是品質一定要有保證，而且要比國外的試劑做得更好。我覺得公司要生存，一定要有造血能力。生產科研試劑，是我們中短期的目標，不斷在開發新的科研試劑，取代國外，並且開發國外沒有的，推動我們的科研水準。
我希望在RNA領域，把科研試劑做到全世界第一。現在非常有信心。從今年開始，在科研試劑這一塊將進入國際市場。
廣州日報：回國創業最艱難的時候是在哪一年？
張必良： 最艱難的時候是2007年左右。當時公司已經經營了三年還沒有盈利。第一個投資人要撤資。當時我面臨抉擇，要麼做下去，就需要資金。
那時候小孩子在國外，慢慢也長大了。我希望他們能回國能學一點中文。所以我就把美國的房產全部賣了，全部拿來繼續做企業。就靠著這個挺過來了。
2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廣州日報：這是否有違當時的初衷？
張必良：我所做的還是核酸技術。積累了很多人才。十幾年接觸下來，沒忘初心。
這些年來，我們建成了首條寡核苷酸原料藥cGMP生產線。主要給藥企提供原材料。目前也是全國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
我們從2012年開始，組辦了廣州核酸國際論壇。會邀請世界上在核酸領域最頂級的科學家、企業家來參加。希望能提供中國年輕科學家一個交流的平臺，推動核酸技術在中國的發展。
廣州日報：為什麼回來沒選擇到高校任教？
張必良：我做了這麼多科研，積累了那麼多經驗。希望能把科學家的技術儘快轉化。如果產業不做起來，沒有資金支持，科研就成了空中樓閣。當然，國家需要有最領先的科研團隊從事科學研究，但這是應該少數，大多數的科研要面向的是市場和需求。
我對世界這一行的發展非常瞭解，站在世界前沿。我看到，2008年~2010年，受到經濟大環境的影響及技術本身的不成熟，在美國很多基於RNAi（RNA干擾）技術的企業破產。但到了2017年，基於RNAi技術藥物完成了三期臨床研究，並且效果很好，今年上市。這對整個RNAi技術是一個很大推動。
現在中國生物醫藥發展也很快，很多海外歸國人才從事生物藥物領域，下一個十年，一批成功的生物醫藥將會誕生。
廣州日報：能堅持在這一領域精耕細作的原因是什麼？
張必良：雖然堅持下來，還是不容易的。因為我從事的是自己熟悉和喜歡的事業，我覺得自己能做好。這個企業已經堅持了十多年，雖然小，但比較穩固，比較扎實，我現在就考慮如何做大做強。
回來之後創業，走得非常地踏實。人生也好，企業也好，都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我感覺自己非常踏實，所以我看得很清楚，我的企業下一步該怎麼走。
有一次考試時，有一個專業單詞張必良看不懂，但這個詞相當關鍵，如果不明白無法解題，他只好“厚著臉皮”在考場上問老師。讀博的五年時間裡，張必良全身心投入學習，他已經記不得自己做了多少實驗。那時候，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五年必須畢業，否則就拿不到學位。而真正能順利在五年畢業的學生，其實一半都達不到。而張必良卻在4年時間發表了4篇高級別學術論文，提前了半年畢業，成為當時同屆學生裡唯一一個提前畢業的。
張必良的實驗室
進入諾獎得主實驗室張必良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時，他看到媒體上對當時198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湯瑪斯·羅伯特·切赫的報導。那個時候，核糖核酸（RNA）的研究剛剛興起。 “想著能去他的實驗室做研究多好，我想用我的化學知識，去做RNA的研究”。
上世紀90年代，美國學術界興起一個新的名詞，叫化學生物學。屬於化學和生物學的交叉學科。於是張必良把自己的研究投向生物學領域。
那時候，想去湯瑪斯實驗室的人，都是有志于去大學做教授的。這在美國化學和生物學界，是不少人的夢想。競爭也相當激烈，都是當時世界一流的博士生，還有不少是帶著科研基金的。
張必良是名副其實的學霸，學科成績是全A，博士期間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後來，經過嚴格的面試，進入到這個二三十人的頂級科研團隊。後來找工作時，導師切赫教授給他寫推薦信時的評價是：“稀有的科學家”。既有很好的化學背景，又能進行RNA生物學研究。
公司的牆面和窗子都是張必良自己的設計
轉入RNA的研究“要想在美國學術界‘闖蕩’開來，主要靠實力，是否有高水準的論文。工作之後，要看有沒有科研資金。” 奠定張必良之後研究方向的一篇論文，就出自這個實驗。張必良的在這篇博士後論文是在《自然》雜誌上發表的，它用化學的方法來研究RNA。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研究領域。研究生命進化，是先有蛋白還是先有RNA。我們知道現代所有生命細胞當中，都有核糖體。生命所需要的蛋白，都是核糖體合成出來的。核糖體裡面有蛋白和RNA。
我們想知道，在沒有任何蛋白的情況下， RNA是否催化合成蛋白。我要用體外實驗去證明，RNA是不是可以催化蛋白肽鍵的合成。”張必良現在說起這個實驗來還津津樂道。
他大概花了兩年時間做了這個實驗。張必良說，他用體外的方法證明了RNA可以催化蛋白肽鍵的合成。1998年，有實驗室發表了高解析度的核糖體晶體結構，發現在核糖體的肽合成反應中心沒有蛋白質存在，證明了核糖體是一個核糖核酸酶。
張必良的回國，與RNA研究的突破性進展關係巨大。1998年初，張必良去麻省大學醫學院應聘，與後來的諾獎得主克雷格·梅洛面談，後來與克雷格·梅洛成為同事。他當時剛提交他們的一篇論文有關長雙鏈RNA可以抑制基因表達，也即RNA干擾技術，他因發現RNA干擾現象獲得了2006年諾貝獎。
2004年張必良來到廣州科學城時那裡還是一片泥濘路
40歲時想法不一樣了張必良看到了RNA干擾技術在市場上的廣泛前景，萌發了回國創業的想法。2000年到2004年之間，張必良來廣州參加了多次留交會，發現國內變化非常大，市場有很大需求。
張必良說：“雖然外人看起來，當時在美國生活很穩固，但壓力也很大。從技術、人脈、資本上來說，我並沒有太大優勢。同時，我們到底不是在美國長大的，很難融入到核心文化圈。經常會顯得格格不入。”
張必良覺得：“那時候已經40歲了，要做一個選擇。當時就考慮，如果到了50歲，就更沒精力了。”
“有一次在紐約我和我的導師出去，看到路邊的乞者。他就對我說，他們拿著帽子在討錢，我們是拿著電腦在討錢。但當時我沒有感受到。到40歲的時候，我重新理解了他這句話的含義。”
他還記得，廣州那時候比較早成立了一個留交會。當時到科學城還是一片農田。
回國創業對張必良來說，是一個重要抉擇。2003年中科院廣州生物研究院成立。同年，非典爆發，張必良那時正在廣州，與他人合作開展用RNA干擾技術殺死SARS病毒的研究。
當時張必良發表了全世界發的第一篇將RNA干擾技術應用到SARS病毒的論文。他們的研究結論是，用siRNA可以抑制SARS病毒的複製。因各種原因，當時並沒有用RNA干擾用於治療非典藥物開發。不過這讓張必良更堅定地看到RNA干擾技術的應用前景。他放棄了在美國的工作，啟程回國。
張必良在國內創辦了生物科技公司
對話
1賣房挺過難關廣州日報：你現在如何在技術上保持站在研究的尖端？
張必良：參加學術會議，同時跟我的老朋友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克雷格·梅洛保持著合作。我回來是想推動這個行業。目前，RNAi的藥物研發在中國的發展還剛剛起步。
根據我本人還有世界權威的人士的預測，核酸技術會成為下一代新的治療技術。這是毫無疑問。而且越來越多的藥物，都會與RNA相關，它會作為一種靶標和藥物。
廣州日報：回國之後的創業順利嗎？
張必良：對RNA干擾技術來說，我是走在前沿的。最初回來時想做藥物。但當時要找融資非常困難。那時國內資本主要還是集中在房地產、IT行業。大家都覺得投資生物製藥投資大，週期長，風險高。所以受到了冷遇。
當時有很多政策和法規上的約束。比如，當時國內做的都是仿製藥，一個創新藥臨床研究申報獲批可能要等3~5年，假設要開發一種新藥，可能我們還沒進入到臨床研究，人家都已經上市了，所以投資人也不敢進。
廣州日報：當時創業艱難有沒有後悔過？
張必良：我從來沒後悔過。既然做了，就要堅持下去。我當時想，我的公司要生存，製藥這條路走不通，該怎麼辦？
非常幸運的是，這項技術可以為科研服務。我們生產化學合成的小干擾RNA（siRNA）試劑，然後把它提供給科研機構。後來，我們的市場打開了，試劑慢慢取代了進口試劑。目前，全國只有兩家企業生產這種試劑。
當時我們回來時，發現所有的試劑都依賴進口，國內多是外國的代理商。
我們當時的目標就是品質一定要有保證，而且要比國外的試劑做得更好。我覺得公司要生存，一定要有造血能力。生產科研試劑，是我們中短期的目標，不斷在開發新的科研試劑，取代國外，並且開發國外沒有的，推動我們的科研水準。
我希望在RNA領域，把科研試劑做到全世界第一。現在非常有信心。從今年開始，在科研試劑這一塊將進入國際市場。
廣州日報：回國創業最艱難的時候是在哪一年？
張必良： 最艱難的時候是2007年左右。當時公司已經經營了三年還沒有盈利。第一個投資人要撤資。當時我面臨抉擇，要麼做下去，就需要資金。
那時候小孩子在國外，慢慢也長大了。我希望他們能回國能學一點中文。所以我就把美國的房產全部賣了，全部拿來繼續做企業。就靠著這個挺過來了。
2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廣州日報：這是否有違當時的初衷？
張必良：我所做的還是核酸技術。積累了很多人才。十幾年接觸下來，沒忘初心。
這些年來，我們建成了首條寡核苷酸原料藥cGMP生產線。主要給藥企提供原材料。目前也是全國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
我們從2012年開始，組辦了廣州核酸國際論壇。會邀請世界上在核酸領域最頂級的科學家、企業家來參加。希望能提供中國年輕科學家一個交流的平臺，推動核酸技術在中國的發展。
廣州日報：為什麼回來沒選擇到高校任教？
張必良：我做了這麼多科研，積累了那麼多經驗。希望能把科學家的技術儘快轉化。如果產業不做起來，沒有資金支持，科研就成了空中樓閣。當然，國家需要有最領先的科研團隊從事科學研究，但這是應該少數，大多數的科研要面向的是市場和需求。
我對世界這一行的發展非常瞭解，站在世界前沿。我看到，2008年~2010年，受到經濟大環境的影響及技術本身的不成熟，在美國很多基於RNAi（RNA干擾）技術的企業破產。但到了2017年，基於RNAi技術藥物完成了三期臨床研究，並且效果很好，今年上市。這對整個RNAi技術是一個很大推動。
現在中國生物醫藥發展也很快，很多海外歸國人才從事生物藥物領域，下一個十年，一批成功的生物醫藥將會誕生。
廣州日報：能堅持在這一領域精耕細作的原因是什麼？
張必良：雖然堅持下來，還是不容易的。因為我從事的是自己熟悉和喜歡的事業，我覺得自己能做好。這個企業已經堅持了十多年，雖然小，但比較穩固，比較扎實，我現在就考慮如何做大做強。
回來之後創業，走得非常地踏實。人生也好，企業也好，都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我感覺自己非常踏實，所以我看得很清楚，我的企業下一步該怎麼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