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內心的真相”——《多餘的話》
文/張家康
1935年5月22日，囚禁中的瞿秋白用六天的時間，
一個最愉快的夢想
瞿秋白1899年1月出生在一個官宦世家，知書識禮、大家閨秀的母親是他的啟蒙老師。
瞿秋白的父親瞿世瑋除擅長畫畫山水外，一身別無長物，難以安身立命，全家的生活來源，全仗在杭州做官的四伯父接濟。四伯父卸任後，家庭經濟急轉直下，只能靠典當衣物，變賣金石書畫維持生活。寅吃卯糧、債臺高築的淒慘家境，
正巧到了9月，外交部俄文專修館招生，這是“一個既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學校，他順利地考進俄文專修館。
他讀過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訶夫的許多作品，並且，最早向中國讀者介紹和翻譯俄羅斯文學。
◆1920年，瞿秋白赴俄之前，他中學時的同學李子寬和在北京大學一起學習的金誠夫前往送別，合影留念，左起金誠夫、瞿秋白、李子寬。
但是，命運的安排總是不以個人的意願為轉移。1920年10月，他應北京《晨報》的聘請，以特派記者的身份赴俄國考察。此時，他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呢？他在《多餘的話》中說：“我想看一看那‘新國家’，尤其是借此機會把俄國文學好好研究一下，的確是一件最愜意的事。”顯而易見，十月革命後的“新國家”，對於像他這樣的進步青年，不能說沒有新奇感，然而，對他產生最大影響的還是俄羅斯文學。他說：“為著繼續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國文學，我則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去。”
剛到俄國，他沒有改變研習俄羅斯文學的初衷，甚至“誤會著加入了黨就不能專修文學——學文學仿佛就是不革命的概念，在當時已經通行了”。而恰恰是此時，他於不知不覺中與“文學”割斷了情愫。他以《晨報》記者的身份，參加聯共。”
中國革命是那一代共產黨人所面臨的嶄新課題，成功經驗的取得，來自實踐中的摸索，如同改革開放的今天一樣，“摸著石頭過河”，錯誤和挫折自然在所難免。當時，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共時，提出“無間斷的革命”的思想，這正迎合黨內日益滋長的急躁冒進的情緒。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局，開始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給中國革命造成惡劣的影響。怎樣看待這次“左”傾錯誤呢？李維漢在《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回憶與研究》中說：“應當看到，以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傾冒險主義，不同于因勝利而驕傲起來的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更不同于篡黨奪權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因為我們是在執行八七會議總方針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又說，“這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也不是他一個人負主要責任，主要責任更在國際代表。”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回憶道，中共“六大”時，“許多同志反對我，也有許多同志贊成我。我的進退成為黨的政治主張的聯帶問題。所以，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吧，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了。’但是，終於沒有說出口。當時形格勢禁，舊幹部中沒有別人，新幹部起來領導的形勢還沒有成熟，我只得仍舊擔著這個名義”。中共“六大”後，他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留在莫斯科。其實，早在一年前，他就萌發退出政治職務的想法，他為不能實際參與革命的軍事和組織工作，而只是發發指示，作作論文，“感覺到空談無聊”，打算“退出領導地位”，可是，“又感到好象是拆臺。這樣，勉強著自己度過了這一時期”。
在莫斯科清黨運動的影響下，中山大學也掀起風潮，中大學生王明在副校長米夫的支持下，誣陷俞秀松等人有所謂“江浙同鄉會”的小組織活動。瞿秋白等人經過調查，“覺得互相攻訐批評的許多同志都是好的，聽他們所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誇大事實，奉為‘打倒’對方的理由。”他採取如此態度，無疑是引火焚身，米夫和王明因而批評他為“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庇護者”。接著，他的弟弟、中大學生瞿景白突然失蹤。他在有理難辯、欲說不能的情景下，只能將憂悶和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
◆圖為瞿秋白從德國返回莫斯科時與夫人楊之華及女兒瞿獨伊合影。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到上海，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也受命來到中國，並一手操縱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親手扶植王明一步登天，進入中央領導崗位。他在《多餘的話》中說：“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產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後，我的精神狀態的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如此。”這次全會，把他的錯誤無限上綱，反復批判，輪番糾纏。他誠懇地給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寫信，表明承認錯誤的真實心情，甚至在政治高壓下，說了一些違心的話。這正是他在《多餘的話》中所反復檢討的“真正的懦夫”的個性所在。在與王明之流的“陰謀家”周旋時，他不願與之沆瀣一氣，只得虛與委蛇，“工作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形勢實在懶得問。”“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
對此，他常常捫心自問，惴惴不安，為什麼自己不能“認真的為著自己的見解去鬥爭”呢？除了客觀的政治因素之外，他作為一個“讀書的高等遊民”，身上還有著濃重的“文人必然的性格”，“優柔寡斷，隨波逐流”，“往往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麼”。他的滿身的書卷氣，已銷蝕了政治家的手腕和策略，他清楚地意識到，“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他與政治太疏遠、太陌生了。
我渴望甜蜜的休息
瞿秋白“從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在俄國工作期間，俄國正在試行新經濟政策，物質生活資料匱乏。在饑餓和疾病的折磨下，他因營養不良和勞累過度而病倒，醫生診斷他的左肺有病，並建議他回國治療。可是，他放棄不下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工作，仍然帶病備課、講課。好友曹靖華曾回憶，瞿秋白“講課時，有時累得面色蒼白，連氣都接不上來”，但“還是誨人不倦地講著”。終因病情惡化，不得不住進莫斯科高山療養院。在這裡的一個多月，他雖然躺在病床上，卻是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工作。曹靖華經常來看望他，每次來都見他“躺在床上，床頭沒有檯燈，就把吊燈拉到床頭，拴在床架上，俯在枕上寫文章”。
1922年1月，他帶病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他的肺病復發，整日高燒不退，並有血痰出現，於是，又住進高山療養院。他在病中和病後，寫了許多文章，由莫斯科寄給北京《晨報》，《晨報》以《莫斯科通信》專欄予以發表。年底，他回到國內，擔負的工作更加艱巨而繁重，這樣，他的肺病便“一直沒有好好醫治的機會”。“肺結核的發展曾經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好了。可是立即趕到武漢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緊張的工作”。
八七會議後，他的擔子更沉重了，每天的工作排程得滿滿的，除了要撰寫大量的理論文章外，還要開會，找人談話，“精神的緊張自然是很厲害的，往往十天八天連續地不安眠，為著寫一篇政治論文或者報告。”他不堪負荷，神經衰弱，夜不成眠，有時睡到半夜，也會突然從床上跳起，而口裡卻不住地淌著涎水。他對夫人楊之華說：“我只有絲毫的精力支持著自己的軀殼。”
“一隻羸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期，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覺一種無可形容的重壓。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至於腦筋麻木，停止一切種種的思想。”
他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在複雜的政治背景下，他的揮之不去的“文人積習”，即天真樸實的個性，加上他的“身體本來不強壯”，以至在政治實踐的運作中，欲罷不能、力不從心的艱難窘境。他抱怨道：“我是多麼脆弱，多麼不禁磨練呵！”儘管他身處逆境，仍然恪盡職守、毫不懈怠。十多年來，“除卻躺在床上不能行動神智昏瞀的幾天以外——我的腦筋從沒有得到休息的日子”。“這連續十幾年的不休息，也許是我精神疲勞和十分厲害的神經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離衰老時期還很遠”。
六屆四中全會後，他在上海治病時，又回到“自己的家”，寫下大量的文章，度過了極其短暫的愉悅時光。他雖已感到“自己的氣力也已經衰憊了”，但是，他對文學還是有著“幹一干，‘以度餘年’的”奢望。可是，1934年1月7日，中央通知他儘快返回中央蘇區瑞金，他的奢望終成泡影。此時的中央蘇區，王明路線更為猖獗，他被安排“擔任了人民委員的清閒職務”，因此，他“不必出席黨的中央會議，不必參與一切政策的最初討論和決定”。這時，他的“身體根本弄壞了，虛弱的簡直是一個廢人”。他甘願接受這項“清閒職務”，因為“最主要的是我沒有氣力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再作政治的和社會科學的思索了，Stop。”
◆1930年7月瞿秋白與楊之華在莫斯科留影。
在上海養病時，夫人楊之華隨侍照料。離滬時，他曾要求楊之華一同前往，可是，卻遭到組織拒絕。黨內政治上的排斥異己，竟然連起碼的人道主義的情感都喪失殆盡，多病而又孱弱的他又能說些什麼呢？他只能苦苦地等待，等待著與“我的之華”相會的那一天，然而，這種期待竟成為永訣。當他在獄中書寫這篇《多餘的話》時，對自己的夫人充滿著深深的思念之情，“我留戀什麼？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依傍著她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沒有依傍。……我不會組織自己的生活，我不會做極簡單極平等的瑣事。我一直依傍著我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我如何不留戀？”
這相依相傍的十年，他有過短暫的輝煌，而更多的是長長的灰暗，黨內路線鬥爭的是是非非，已經無辜株連楊之華。他默默忍受，婉言勸慰，以至自己真實的心理狀況，“也只露一點口風”。他深自內疚，為沒能向楊之華“徹底的坦白”，為自己“精神上的懦怯”，而“覺得十分難受，因為我許多次對不起我這個親人”。
王明路線給中央蘇區帶來極大的危害，根據地大片喪失，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長征。他耳聞目睹這一切，是有自己的“獨立思索”的，“要完全不問政治又辦不到。我就在敷衍塞責，厭倦著政治即又不得不略為問一問政治的狀態中間，”但是，“我自己不願意有什麼和中央不同的政見。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他在兩難境地中難以自拔，在強勢壓力下身不由己。在敵人的監禁中，他料想生日無多，由此，又有一種超脫感，慶倖自己終能擺脫“政治的糾葛”。“我時常說，感覺到十年二十年沒有睡覺似的疲勞，現在可以得到永久的‘偉大的’可愛的睡眠了。”“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們更應當祝賀我。”
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瞿秋白曾要求隨軍行動。可是，中央最高三人團還是拒絕了他的要求，將他留在瑞金。中央紅軍剛剛撤離蘇區，國民黨即以十萬大軍實行血腥的“全面清剿”。次年2月24日，他在轉移的途中，於長汀縣境內被國民黨保安十四團二營俘獲。4月25日，他的真實身份暴露。敵人如獲至寶，將他移押在長汀中學監禁。他身陷囹圄，十分清楚自己生命的最後結局，“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從5月17日到22日，他寫完這篇自傳體文章——《多餘的話》，全文分為“何必說？（代序）”、“歷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克思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和“告別”七節。
他在《多餘的話》中透露出這樣的心境，即對王明的中央始終處於權威認同、路線質疑的矛盾之中，“霧裡看花的隔膜的感覺，使人覺得異常的苦悶、寂寞和孤獨。”為了要“顧全大局”，他“極勉強的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他說，“我始終戴著假面具”，可是，當他面對嚴重的現實時，又覺得“心上有不能自己的衝動和需要”。總想“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他知道所寫這些，是要被正統的“布林塞維克”們斥之為“小布爾喬亞智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並推測：假如他們“能夠早些時聽到我這裡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
193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會議由從莫斯科回國的瞿秋白和周恩來主持，三中全會結束了立三路線錯誤領導。瞿秋白以與人為善的態度對待李立三的錯誤，他說：“立三路線是我的許多錯誤觀念——有人說是瞿秋白主義——的邏輯發展，……假定‘六大’之後，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麼，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不過不至於像立三這樣魯莽，也可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我當然間接地負著立三路線的責任。”
他的與人為善換來的又是什麼呢？12月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召集國際東方部，專題討論六屆三中全會和李立三的錯誤，參加這次會議的共有11人，張國燾、黃平、蔡和森和李立三參加了會議。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瞿秋白竟成為重點批評的對象。與會的中國同志異口同聲地批評瞿秋白：“兩面派的對待共產國際”，“反對國際的領導”，“真正小團體的代表秋白同志”。甚至連李立三也批評他，把自己的錯誤說成是“在秋白同志影響之下”，並說，“秋白同志的確用了兩面派的手段”。十二月國際討論會，是在瞿秋白不在場的情況下，對他所作的缺席批判。
時隔一個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對瞿秋白施行全面的攻勢。這次全會幾乎使中國共產黨陷於滅頂之災，它帶給瞿秋白就不僅僅是政治的失勢，甚至導致他後來的過早夭亡。毛澤東曾說，瞿秋白的被害，是“王明、博古他們有意把瞿秋白當作包袱甩給敵人造成的”，“客觀上做了借刀殺人的事”。黨內黨同伐異的政治態勢，把瞿秋白推向政治的邊緣，“於是四中全會後……就決定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我呢，象上面已經說過的，正感謝這一開除，使我卸載了千鈞萬擔。我第二次回國是一九三O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這期間只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可是這半年對於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半年長於五十年，這半年的歲月浸漬著屈辱、酸辛的苦水，一向溫良恭讓的瞿秋白，也不能不表示既委婉而又強烈的抗議和審辯。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是的，判斷一切的當然是後來者。當你乍一接觸到這些發自肺腑的真實話語時，竟然會有一種迷惘之感，甚至會產生一種無可名狀的情緒。不過，只要你細心研讀和體味，便不難發現，這篇文章可謂是真心可憫，用心良苦。文章中常常出現這樣的字句，“我本是一個半吊子‘文人’而已”，“文人結習未除”，“我潛伏的紳士意識”，“弱者的道德”、“一個戲子”等等，透過這些尖刻自責的字句，我們恍然大悟，作者正是通過這些字句，對自己進行嚴厲的道德靈魂的自我鞭笞。
當然，他確實有著一些“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書生”意氣，“向來沒有為著自己的見解而奮鬥的勇氣”，嚮往的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他對黨內鬥爭已是“十分厭倦了”。黨內鬥爭的殘酷性逼迫他“對於政治問題”，“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他已“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思想為思想）”。但是，他又時常地忖度著，如此敷衍、塞責，是與馬克思主義“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他常常想，如此下去，“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處此尷尬的兩難境地，必然塑就他的相互矛盾的二元人格。
當我們理清了上世紀30年代黨內鬥爭的複雜背景，當我們瞭解了作者所處的地位和境遇時，我們便會對《多餘的話》中謎一般的語句所表現出的情緒和怨歎，具有了認同和理解的充足的理由。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他的這首絕命詩富有深遠的禪意，就要結束伶俜孤獨的心靈獨白，回歸生命的生生死死的自然之中，他感到超脫瀟灑，飄逸似仙。行刑前，他安詳平靜地對行刑者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他用詩一般的語言，表現出對於生命結束的從容不迫的態度。
“這世界對於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麼好的花朵、果子，那麼清秀的山和水，那麼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這美麗世界欣欣向榮的兒童，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們。我替他們祝福。”
讀著這些動人之心、移人之情的語句，我們的心都要為之破碎，我們已沒有理由再對《多餘的話》提出莫名的質疑，他嘔心瀝血，苦心孤詣所表示的歷史責任心，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文中引文除標明出處外，均引自《多餘的話》，見《多餘人心史》，東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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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革命是那一代共產黨人所面臨的嶄新課題，成功經驗的取得，來自實踐中的摸索，如同改革開放的今天一樣，“摸著石頭過河”，錯誤和挫折自然在所難免。當時，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共時，提出“無間斷的革命”的思想，這正迎合黨內日益滋長的急躁冒進的情緒。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局，開始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給中國革命造成惡劣的影響。怎樣看待這次“左”傾錯誤呢？李維漢在《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回憶與研究》中說：“應當看到，以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傾冒險主義，不同于因勝利而驕傲起來的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更不同于篡黨奪權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因為我們是在執行八七會議總方針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又說，“這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也不是他一個人負主要責任，主要責任更在國際代表。”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回憶道，中共“六大”時，“許多同志反對我，也有許多同志贊成我。我的進退成為黨的政治主張的聯帶問題。所以，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吧，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了。’但是，終於沒有說出口。當時形格勢禁，舊幹部中沒有別人，新幹部起來領導的形勢還沒有成熟，我只得仍舊擔著這個名義”。中共“六大”後，他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留在莫斯科。其實，早在一年前，他就萌發退出政治職務的想法，他為不能實際參與革命的軍事和組織工作，而只是發發指示，作作論文，“感覺到空談無聊”，打算“退出領導地位”，可是，“又感到好象是拆臺。這樣，勉強著自己度過了這一時期”。
在莫斯科清黨運動的影響下，中山大學也掀起風潮，中大學生王明在副校長米夫的支持下，誣陷俞秀松等人有所謂“江浙同鄉會”的小組織活動。瞿秋白等人經過調查，“覺得互相攻訐批評的許多同志都是好的，聽他們所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誇大事實，奉為‘打倒’對方的理由。”他採取如此態度，無疑是引火焚身，米夫和王明因而批評他為“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庇護者”。接著，他的弟弟、中大學生瞿景白突然失蹤。他在有理難辯、欲說不能的情景下，只能將憂悶和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
◆圖為瞿秋白從德國返回莫斯科時與夫人楊之華及女兒瞿獨伊合影。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到上海，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也受命來到中國，並一手操縱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親手扶植王明一步登天，進入中央領導崗位。他在《多餘的話》中說：“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產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後，我的精神狀態的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如此。”這次全會，把他的錯誤無限上綱，反復批判，輪番糾纏。他誠懇地給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寫信，表明承認錯誤的真實心情，甚至在政治高壓下，說了一些違心的話。這正是他在《多餘的話》中所反復檢討的“真正的懦夫”的個性所在。在與王明之流的“陰謀家”周旋時，他不願與之沆瀣一氣，只得虛與委蛇，“工作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形勢實在懶得問。”“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
對此，他常常捫心自問，惴惴不安，為什麼自己不能“認真的為著自己的見解去鬥爭”呢？除了客觀的政治因素之外，他作為一個“讀書的高等遊民”，身上還有著濃重的“文人必然的性格”，“優柔寡斷，隨波逐流”，“往往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麼”。他的滿身的書卷氣，已銷蝕了政治家的手腕和策略，他清楚地意識到，“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他與政治太疏遠、太陌生了。
我渴望甜蜜的休息
瞿秋白“從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在俄國工作期間，俄國正在試行新經濟政策，物質生活資料匱乏。在饑餓和疾病的折磨下，他因營養不良和勞累過度而病倒，醫生診斷他的左肺有病，並建議他回國治療。可是，他放棄不下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工作，仍然帶病備課、講課。好友曹靖華曾回憶，瞿秋白“講課時，有時累得面色蒼白，連氣都接不上來”，但“還是誨人不倦地講著”。終因病情惡化，不得不住進莫斯科高山療養院。在這裡的一個多月，他雖然躺在病床上，卻是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工作。曹靖華經常來看望他，每次來都見他“躺在床上，床頭沒有檯燈，就把吊燈拉到床頭，拴在床架上，俯在枕上寫文章”。
1922年1月，他帶病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他的肺病復發，整日高燒不退，並有血痰出現，於是，又住進高山療養院。他在病中和病後，寫了許多文章，由莫斯科寄給北京《晨報》，《晨報》以《莫斯科通信》專欄予以發表。年底，他回到國內，擔負的工作更加艱巨而繁重，這樣，他的肺病便“一直沒有好好醫治的機會”。“肺結核的發展曾經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好了。可是立即趕到武漢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緊張的工作”。
八七會議後，他的擔子更沉重了，每天的工作排程得滿滿的，除了要撰寫大量的理論文章外，還要開會，找人談話，“精神的緊張自然是很厲害的，往往十天八天連續地不安眠，為著寫一篇政治論文或者報告。”他不堪負荷，神經衰弱，夜不成眠，有時睡到半夜，也會突然從床上跳起，而口裡卻不住地淌著涎水。他對夫人楊之華說：“我只有絲毫的精力支持著自己的軀殼。”
“一隻羸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期，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覺一種無可形容的重壓。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至於腦筋麻木，停止一切種種的思想。”
他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在複雜的政治背景下，他的揮之不去的“文人積習”，即天真樸實的個性，加上他的“身體本來不強壯”，以至在政治實踐的運作中，欲罷不能、力不從心的艱難窘境。他抱怨道：“我是多麼脆弱，多麼不禁磨練呵！”儘管他身處逆境，仍然恪盡職守、毫不懈怠。十多年來，“除卻躺在床上不能行動神智昏瞀的幾天以外——我的腦筋從沒有得到休息的日子”。“這連續十幾年的不休息，也許是我精神疲勞和十分厲害的神經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離衰老時期還很遠”。
六屆四中全會後，他在上海治病時，又回到“自己的家”，寫下大量的文章，度過了極其短暫的愉悅時光。他雖已感到“自己的氣力也已經衰憊了”，但是，他對文學還是有著“幹一干，‘以度餘年’的”奢望。可是，1934年1月7日，中央通知他儘快返回中央蘇區瑞金，他的奢望終成泡影。此時的中央蘇區，王明路線更為猖獗，他被安排“擔任了人民委員的清閒職務”，因此，他“不必出席黨的中央會議，不必參與一切政策的最初討論和決定”。這時，他的“身體根本弄壞了，虛弱的簡直是一個廢人”。他甘願接受這項“清閒職務”，因為“最主要的是我沒有氣力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再作政治的和社會科學的思索了，Stop。”
◆1930年7月瞿秋白與楊之華在莫斯科留影。
在上海養病時，夫人楊之華隨侍照料。離滬時，他曾要求楊之華一同前往，可是，卻遭到組織拒絕。黨內政治上的排斥異己，竟然連起碼的人道主義的情感都喪失殆盡，多病而又孱弱的他又能說些什麼呢？他只能苦苦地等待，等待著與“我的之華”相會的那一天，然而，這種期待竟成為永訣。當他在獄中書寫這篇《多餘的話》時，對自己的夫人充滿著深深的思念之情，“我留戀什麼？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依傍著她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沒有依傍。……我不會組織自己的生活，我不會做極簡單極平等的瑣事。我一直依傍著我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我如何不留戀？”
這相依相傍的十年，他有過短暫的輝煌，而更多的是長長的灰暗，黨內路線鬥爭的是是非非，已經無辜株連楊之華。他默默忍受，婉言勸慰，以至自己真實的心理狀況，“也只露一點口風”。他深自內疚，為沒能向楊之華“徹底的坦白”，為自己“精神上的懦怯”，而“覺得十分難受，因為我許多次對不起我這個親人”。
王明路線給中央蘇區帶來極大的危害，根據地大片喪失，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長征。他耳聞目睹這一切，是有自己的“獨立思索”的，“要完全不問政治又辦不到。我就在敷衍塞責，厭倦著政治即又不得不略為問一問政治的狀態中間，”但是，“我自己不願意有什麼和中央不同的政見。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他在兩難境地中難以自拔，在強勢壓力下身不由己。在敵人的監禁中，他料想生日無多，由此，又有一種超脫感，慶倖自己終能擺脫“政治的糾葛”。“我時常說，感覺到十年二十年沒有睡覺似的疲勞，現在可以得到永久的‘偉大的’可愛的睡眠了。”“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們更應當祝賀我。”
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瞿秋白曾要求隨軍行動。可是，中央最高三人團還是拒絕了他的要求，將他留在瑞金。中央紅軍剛剛撤離蘇區，國民黨即以十萬大軍實行血腥的“全面清剿”。次年2月24日，他在轉移的途中，於長汀縣境內被國民黨保安十四團二營俘獲。4月25日，他的真實身份暴露。敵人如獲至寶，將他移押在長汀中學監禁。他身陷囹圄，十分清楚自己生命的最後結局，“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從5月17日到22日，他寫完這篇自傳體文章——《多餘的話》，全文分為“何必說？（代序）”、“歷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克思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和“告別”七節。
他在《多餘的話》中透露出這樣的心境，即對王明的中央始終處於權威認同、路線質疑的矛盾之中，“霧裡看花的隔膜的感覺，使人覺得異常的苦悶、寂寞和孤獨。”為了要“顧全大局”，他“極勉強的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他說，“我始終戴著假面具”，可是，當他面對嚴重的現實時，又覺得“心上有不能自己的衝動和需要”。總想“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他知道所寫這些，是要被正統的“布林塞維克”們斥之為“小布爾喬亞智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並推測：假如他們“能夠早些時聽到我這裡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
193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會議由從莫斯科回國的瞿秋白和周恩來主持，三中全會結束了立三路線錯誤領導。瞿秋白以與人為善的態度對待李立三的錯誤，他說：“立三路線是我的許多錯誤觀念——有人說是瞿秋白主義——的邏輯發展，……假定‘六大’之後，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麼，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不過不至於像立三這樣魯莽，也可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我當然間接地負著立三路線的責任。”
他的與人為善換來的又是什麼呢？12月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召集國際東方部，專題討論六屆三中全會和李立三的錯誤，參加這次會議的共有11人，張國燾、黃平、蔡和森和李立三參加了會議。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瞿秋白竟成為重點批評的對象。與會的中國同志異口同聲地批評瞿秋白：“兩面派的對待共產國際”，“反對國際的領導”，“真正小團體的代表秋白同志”。甚至連李立三也批評他，把自己的錯誤說成是“在秋白同志影響之下”，並說，“秋白同志的確用了兩面派的手段”。十二月國際討論會，是在瞿秋白不在場的情況下，對他所作的缺席批判。
時隔一個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對瞿秋白施行全面的攻勢。這次全會幾乎使中國共產黨陷於滅頂之災，它帶給瞿秋白就不僅僅是政治的失勢，甚至導致他後來的過早夭亡。毛澤東曾說，瞿秋白的被害，是“王明、博古他們有意把瞿秋白當作包袱甩給敵人造成的”，“客觀上做了借刀殺人的事”。黨內黨同伐異的政治態勢，把瞿秋白推向政治的邊緣，“於是四中全會後……就決定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我呢，象上面已經說過的，正感謝這一開除，使我卸載了千鈞萬擔。我第二次回國是一九三O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這期間只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可是這半年對於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半年長於五十年，這半年的歲月浸漬著屈辱、酸辛的苦水，一向溫良恭讓的瞿秋白，也不能不表示既委婉而又強烈的抗議和審辯。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是的，判斷一切的當然是後來者。當你乍一接觸到這些發自肺腑的真實話語時，竟然會有一種迷惘之感，甚至會產生一種無可名狀的情緒。不過，只要你細心研讀和體味，便不難發現，這篇文章可謂是真心可憫，用心良苦。文章中常常出現這樣的字句，“我本是一個半吊子‘文人’而已”，“文人結習未除”，“我潛伏的紳士意識”，“弱者的道德”、“一個戲子”等等，透過這些尖刻自責的字句，我們恍然大悟，作者正是通過這些字句，對自己進行嚴厲的道德靈魂的自我鞭笞。
當然，他確實有著一些“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書生”意氣，“向來沒有為著自己的見解而奮鬥的勇氣”，嚮往的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他對黨內鬥爭已是“十分厭倦了”。黨內鬥爭的殘酷性逼迫他“對於政治問題”，“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他已“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思想為思想）”。但是，他又時常地忖度著，如此敷衍、塞責，是與馬克思主義“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他常常想，如此下去，“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處此尷尬的兩難境地，必然塑就他的相互矛盾的二元人格。
當我們理清了上世紀30年代黨內鬥爭的複雜背景，當我們瞭解了作者所處的地位和境遇時，我們便會對《多餘的話》中謎一般的語句所表現出的情緒和怨歎，具有了認同和理解的充足的理由。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他的這首絕命詩富有深遠的禪意，就要結束伶俜孤獨的心靈獨白，回歸生命的生生死死的自然之中，他感到超脫瀟灑，飄逸似仙。行刑前，他安詳平靜地對行刑者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他用詩一般的語言，表現出對於生命結束的從容不迫的態度。
“這世界對於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麼好的花朵、果子，那麼清秀的山和水，那麼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這美麗世界欣欣向榮的兒童，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們。我替他們祝福。”
讀著這些動人之心、移人之情的語句，我們的心都要為之破碎，我們已沒有理由再對《多餘的話》提出莫名的質疑，他嘔心瀝血，苦心孤詣所表示的歷史責任心，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文中引文除標明出處外，均引自《多餘的話》，見《多餘人心史》，東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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