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家康
1935年5月22日， 囚禁中的瞿秋白用六天的時間， 完成二萬言的《多餘的話》， 此時距離他從容就義僅有27天。 他將寫作這份絕命之作，
一個最愉快的夢想
瞿秋白1899年1月出生在一個官宦世家， 知書識禮、大家閨秀的母親是他的啟蒙老師。 母親寫得一手工整娟秀的小楷， 又會吟詩填詞。 這種特有的文化背景， 加上他特有的悟性， 瞿秋白自幼便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 他跟著母親習字讀詩， 琅琅上口的唐詩， 將他領入文學藝術的殿堂， 他盡情地吮吸文學藝術的乳汁， 為日後的文學藝術修養和造詣， 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他還在父親和伯父的傳授下，
瞿秋白的父親瞿世瑋除擅長畫畫山水外， 一身別無長物， 難以安身立命， 全家的生活來源， 全仗在杭州做官的四伯父接濟。 四伯父卸任後， 家庭經濟急轉直下， 只能靠典當衣物， 變賣金石書畫維持生活。 寅吃卯糧、債臺高築的淒慘家境， 使母親徹底絕望。 1916年春節期間， 母親自殺， 以抗議黑暗、無情的世道人心。 母親慘然絕命後， 瞿秋白為生計和學業而奔波勞累。 次年春， 他隨堂兄瞿純白由武昌來到北京， 本想“能夠考進北大，
正巧到了9月， 外交部俄文專修館招生， 這是“一個既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學校， 他順利地考進俄文專修館。 三年的俄文學習， 他的成績一直領先。 同學沈穎回憶說：“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 ”他一直自信自己的俄語水準， “講到我僅有的一點具體智識， 那就只有俄國文罷。 ”此時， 他已“能夠查看字典看俄國文學名著”， 於是， “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藝方面了”。
他讀過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訶夫的許多作品， 並且， 最早向中國讀者介紹和翻譯俄羅斯文學。 他甚至想翻譯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復活——》。 俄羅斯文學已使他心醉魂迷， 為之神往，
◆1920年， 瞿秋白赴俄之前， 他中學時的同學李子寬和在北京大學一起學習的金誠夫前往送別， 合影留念， 左起金誠夫、瞿秋白、李子寬。
但是， 命運的安排總是不以個人的意願為轉移。 1920年10月， 他應北京《晨報》的聘請， 以特派記者的身份赴俄國考察。 此時， 他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呢？他在《多餘的話》中說：“我想看一看那‘新國家’， 尤其是借此機會把俄國文學好好研究一下， 的確是一件最愜意的事。 ”顯而易見， 十月革命後的“新國家”， 對於像他這樣的進步青年， 不能說沒有新奇感， 然而， 對他產生最大影響的還是俄羅斯文學。
剛到俄國， 他沒有改變研習俄羅斯文學的初衷， 甚至“誤會著加入了黨就不能專修文學——學文學仿佛就是不革命的概念， 在當時已經通行了”。 而恰恰是此時， 他於不知不覺中與“文學”割斷了情愫。 他以《晨報》記者的身份， 參加聯共。 ”
中國革命是那一代共產黨人所面臨的嶄新課題， 成功經驗的取得， 來自實踐中的摸索， 如同改革開放的今天一樣， “摸著石頭過河”， 錯誤和挫折自然在所難免。 當時， 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共時， 提出“無間斷的革命”的思想， 這正迎合黨內日益滋長的急躁冒進的情緒。 1927年11月9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局，開始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給中國革命造成惡劣的影響。怎樣看待這次“左”傾錯誤呢？李維漢在《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回憶與研究》中說：“應當看到，以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傾冒險主義，不同于因勝利而驕傲起來的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更不同于篡黨奪權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因為我們是在執行八七會議總方針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又說，“這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也不是他一個人負主要責任，主要責任更在國際代表。”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回憶道，中共“六大”時，“許多同志反對我，也有許多同志贊成我。我的進退成為黨的政治主張的聯帶問題。所以，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吧，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了。’但是，終於沒有說出口。當時形格勢禁，舊幹部中沒有別人，新幹部起來領導的形勢還沒有成熟，我只得仍舊擔著這個名義”。中共“六大”後，他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留在莫斯科。其實，早在一年前，他就萌發退出政治職務的想法，他為不能實際參與革命的軍事和組織工作，而只是發發指示，作作論文，“感覺到空談無聊”，打算“退出領導地位”，可是，“又感到好象是拆臺。這樣，勉強著自己度過了這一時期”。
在莫斯科清黨運動的影響下，中山大學也掀起風潮，中大學生王明在副校長米夫的支持下，誣陷俞秀松等人有所謂“江浙同鄉會”的小組織活動。瞿秋白等人經過調查，“覺得互相攻訐批評的許多同志都是好的，聽他們所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誇大事實，奉為‘打倒’對方的理由。”他採取如此態度，無疑是引火焚身，米夫和王明因而批評他為“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庇護者”。接著，他的弟弟、中大學生瞿景白突然失蹤。他在有理難辯、欲說不能的情景下，只能將憂悶和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
◆圖為瞿秋白從德國返回莫斯科時與夫人楊之華及女兒瞿獨伊合影。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到上海，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也受命來到中國，並一手操縱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親手扶植王明一步登天，進入中央領導崗位。他在《多餘的話》中說：“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產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後，我的精神狀態的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如此。”這次全會，把他的錯誤無限上綱，反復批判，輪番糾纏。他誠懇地給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寫信，表明承認錯誤的真實心情，甚至在政治高壓下，說了一些違心的話。這正是他在《多餘的話》中所反復檢討的“真正的懦夫”的個性所在。在與王明之流的“陰謀家”周旋時，他不願與之沆瀣一氣，只得虛與委蛇，“工作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形勢實在懶得問。”“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
對此，他常常捫心自問，惴惴不安，為什麼自己不能“認真的為著自己的見解去鬥爭”呢？除了客觀的政治因素之外，他作為一個“讀書的高等遊民”，身上還有著濃重的“文人必然的性格”，“優柔寡斷，隨波逐流”，“往往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麼”。他的滿身的書卷氣，已銷蝕了政治家的手腕和策略，他清楚地意識到，“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他與政治太疏遠、太陌生了。
我渴望甜蜜的休息
瞿秋白“從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在俄國工作期間，俄國正在試行新經濟政策，物質生活資料匱乏。在饑餓和疾病的折磨下，他因營養不良和勞累過度而病倒，醫生診斷他的左肺有病，並建議他回國治療。可是，他放棄不下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工作，仍然帶病備課、講課。好友曹靖華曾回憶，瞿秋白“講課時，有時累得面色蒼白，連氣都接不上來”，但“還是誨人不倦地講著”。終因病情惡化，不得不住進莫斯科高山療養院。在這裡的一個多月，他雖然躺在病床上，卻是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工作。曹靖華經常來看望他，每次來都見他“躺在床上，床頭沒有檯燈，就把吊燈拉到床頭，拴在床架上，俯在枕上寫文章”。
1922年1月，他帶病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他的肺病復發，整日高燒不退，並有血痰出現，於是，又住進高山療養院。他在病中和病後，寫了許多文章，由莫斯科寄給北京《晨報》，《晨報》以《莫斯科通信》專欄予以發表。年底，他回到國內，擔負的工作更加艱巨而繁重，這樣，他的肺病便“一直沒有好好醫治的機會”。“肺結核的發展曾經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好了。可是立即趕到武漢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緊張的工作”。
八七會議後，他的擔子更沉重了，每天的工作排程得滿滿的，除了要撰寫大量的理論文章外，還要開會，找人談話，“精神的緊張自然是很厲害的，往往十天八天連續地不安眠，為著寫一篇政治論文或者報告。”他不堪負荷，神經衰弱，夜不成眠，有時睡到半夜，也會突然從床上跳起，而口裡卻不住地淌著涎水。他對夫人楊之華說：“我只有絲毫的精力支持著自己的軀殼。”
“一隻羸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期，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覺一種無可形容的重壓。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至於腦筋麻木，停止一切種種的思想。”
他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在複雜的政治背景下，他的揮之不去的“文人積習”，即天真樸實的個性，加上他的“身體本來不強壯”，以至在政治實踐的運作中，欲罷不能、力不從心的艱難窘境。他抱怨道：“我是多麼脆弱，多麼不禁磨練呵！”儘管他身處逆境，仍然恪盡職守、毫不懈怠。十多年來，“除卻躺在床上不能行動神智昏瞀的幾天以外——我的腦筋從沒有得到休息的日子”。“這連續十幾年的不休息，也許是我精神疲勞和十分厲害的神經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離衰老時期還很遠”。
六屆四中全會後，他在上海治病時，又回到“自己的家”，寫下大量的文章，度過了極其短暫的愉悅時光。他雖已感到“自己的氣力也已經衰憊了”，但是，他對文學還是有著“幹一干，‘以度餘年’的”奢望。可是，1934年1月7日，中央通知他儘快返回中央蘇區瑞金，他的奢望終成泡影。此時的中央蘇區，王明路線更為猖獗，他被安排“擔任了人民委員的清閒職務”，因此，他“不必出席黨的中央會議，不必參與一切政策的最初討論和決定”。這時，他的“身體根本弄壞了，虛弱的簡直是一個廢人”。他甘願接受這項“清閒職務”，因為“最主要的是我沒有氣力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再作政治的和社會科學的思索了，Stop。”
◆1930年7月瞿秋白與楊之華在莫斯科留影。
在上海養病時，夫人楊之華隨侍照料。離滬時，他曾要求楊之華一同前往，可是，卻遭到組織拒絕。黨內政治上的排斥異己，竟然連起碼的人道主義的情感都喪失殆盡，多病而又孱弱的他又能說些什麼呢？他只能苦苦地等待，等待著與“我的之華”相會的那一天，然而，這種期待竟成為永訣。當他在獄中書寫這篇《多餘的話》時，對自己的夫人充滿著深深的思念之情，“我留戀什麼？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依傍著她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沒有依傍。……我不會組織自己的生活，我不會做極簡單極平等的瑣事。我一直依傍著我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我如何不留戀？”
這相依相傍的十年，他有過短暫的輝煌，而更多的是長長的灰暗，黨內路線鬥爭的是是非非，已經無辜株連楊之華。他默默忍受，婉言勸慰，以至自己真實的心理狀況，“也只露一點口風”。他深自內疚，為沒能向楊之華“徹底的坦白”，為自己“精神上的懦怯”，而“覺得十分難受，因為我許多次對不起我這個親人”。
王明路線給中央蘇區帶來極大的危害，根據地大片喪失，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長征。他耳聞目睹這一切，是有自己的“獨立思索”的，“要完全不問政治又辦不到。我就在敷衍塞責，厭倦著政治即又不得不略為問一問政治的狀態中間，”但是，“我自己不願意有什麼和中央不同的政見。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他在兩難境地中難以自拔，在強勢壓力下身不由己。在敵人的監禁中，他料想生日無多，由此，又有一種超脫感，慶倖自己終能擺脫“政治的糾葛”。“我時常說，感覺到十年二十年沒有睡覺似的疲勞，現在可以得到永久的‘偉大的’可愛的睡眠了。”“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們更應當祝賀我。”
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瞿秋白曾要求隨軍行動。可是，中央最高三人團還是拒絕了他的要求，將他留在瑞金。中央紅軍剛剛撤離蘇區，國民黨即以十萬大軍實行血腥的“全面清剿”。次年2月24日，他在轉移的途中，於長汀縣境內被國民黨保安十四團二營俘獲。4月25日，他的真實身份暴露。敵人如獲至寶，將他移押在長汀中學監禁。他身陷囹圄，十分清楚自己生命的最後結局，“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從5月17日到22日，他寫完這篇自傳體文章——《多餘的話》，全文分為“何必說？（代序）”、“歷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克思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和“告別”七節。
他在《多餘的話》中透露出這樣的心境，即對王明的中央始終處於權威認同、路線質疑的矛盾之中，“霧裡看花的隔膜的感覺，使人覺得異常的苦悶、寂寞和孤獨。”為了要“顧全大局”，他“極勉強的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他說，“我始終戴著假面具”，可是，當他面對嚴重的現實時，又覺得“心上有不能自己的衝動和需要”。總想“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他知道所寫這些，是要被正統的“布林塞維克”們斥之為“小布爾喬亞智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並推測：假如他們“能夠早些時聽到我這裡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
193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會議由從莫斯科回國的瞿秋白和周恩來主持，三中全會結束了立三路線錯誤領導。瞿秋白以與人為善的態度對待李立三的錯誤，他說：“立三路線是我的許多錯誤觀念——有人說是瞿秋白主義——的邏輯發展，……假定‘六大’之後，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麼，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不過不至於像立三這樣魯莽，也可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我當然間接地負著立三路線的責任。”
他的與人為善換來的又是什麼呢？12月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召集國際東方部，專題討論六屆三中全會和李立三的錯誤，參加這次會議的共有11人，張國燾、黃平、蔡和森和李立三參加了會議。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瞿秋白竟成為重點批評的對象。與會的中國同志異口同聲地批評瞿秋白：“兩面派的對待共產國際”，“反對國際的領導”，“真正小團體的代表秋白同志”。甚至連李立三也批評他，把自己的錯誤說成是“在秋白同志影響之下”，並說，“秋白同志的確用了兩面派的手段”。十二月國際討論會，是在瞿秋白不在場的情況下，對他所作的缺席批判。
時隔一個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對瞿秋白施行全面的攻勢。這次全會幾乎使中國共產黨陷於滅頂之災，它帶給瞿秋白就不僅僅是政治的失勢，甚至導致他後來的過早夭亡。毛澤東曾說，瞿秋白的被害，是“王明、博古他們有意把瞿秋白當作包袱甩給敵人造成的”，“客觀上做了借刀殺人的事”。黨內黨同伐異的政治態勢，把瞿秋白推向政治的邊緣，“於是四中全會後……就決定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我呢，象上面已經說過的，正感謝這一開除，使我卸載了千鈞萬擔。我第二次回國是一九三O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這期間只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可是這半年對於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半年長於五十年，這半年的歲月浸漬著屈辱、酸辛的苦水，一向溫良恭讓的瞿秋白，也不能不表示既委婉而又強烈的抗議和審辯。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是的，判斷一切的當然是後來者。當你乍一接觸到這些發自肺腑的真實話語時，竟然會有一種迷惘之感，甚至會產生一種無可名狀的情緒。不過，只要你細心研讀和體味，便不難發現，這篇文章可謂是真心可憫，用心良苦。文章中常常出現這樣的字句，“我本是一個半吊子‘文人’而已”，“文人結習未除”，“我潛伏的紳士意識”，“弱者的道德”、“一個戲子”等等，透過這些尖刻自責的字句，我們恍然大悟，作者正是通過這些字句，對自己進行嚴厲的道德靈魂的自我鞭笞。
當然，他確實有著一些“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書生”意氣，“向來沒有為著自己的見解而奮鬥的勇氣”，嚮往的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他對黨內鬥爭已是“十分厭倦了”。黨內鬥爭的殘酷性逼迫他“對於政治問題”，“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他已“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思想為思想）”。但是，他又時常地忖度著，如此敷衍、塞責，是與馬克思主義“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他常常想，如此下去，“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處此尷尬的兩難境地，必然塑就他的相互矛盾的二元人格。
當我們理清了上世紀30年代黨內鬥爭的複雜背景，當我們瞭解了作者所處的地位和境遇時，我們便會對《多餘的話》中謎一般的語句所表現出的情緒和怨歎，具有了認同和理解的充足的理由。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他的這首絕命詩富有深遠的禪意，就要結束伶俜孤獨的心靈獨白，回歸生命的生生死死的自然之中，他感到超脫瀟灑，飄逸似仙。行刑前，他安詳平靜地對行刑者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他用詩一般的語言，表現出對於生命結束的從容不迫的態度。
“這世界對於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麼好的花朵、果子，那麼清秀的山和水，那麼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這美麗世界欣欣向榮的兒童，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們。我替他們祝福。”
讀著這些動人之心、移人之情的語句，我們的心都要為之破碎，我們已沒有理由再對《多餘的話》提出莫名的質疑，他嘔心瀝血，苦心孤詣所表示的歷史責任心，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文中引文除標明出處外，均引自《多餘的話》，見《多餘人心史》，東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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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局，開始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給中國革命造成惡劣的影響。怎樣看待這次“左”傾錯誤呢？李維漢在《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回憶與研究》中說：“應當看到，以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傾冒險主義，不同于因勝利而驕傲起來的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更不同于篡黨奪權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因為我們是在執行八七會議總方針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又說，“這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也不是他一個人負主要責任，主要責任更在國際代表。”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回憶道，中共“六大”時，“許多同志反對我，也有許多同志贊成我。我的進退成為黨的政治主張的聯帶問題。所以，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吧，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了。’但是，終於沒有說出口。當時形格勢禁，舊幹部中沒有別人，新幹部起來領導的形勢還沒有成熟，我只得仍舊擔著這個名義”。中共“六大”後，他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留在莫斯科。其實，早在一年前，他就萌發退出政治職務的想法，他為不能實際參與革命的軍事和組織工作，而只是發發指示，作作論文，“感覺到空談無聊”，打算“退出領導地位”，可是，“又感到好象是拆臺。這樣，勉強著自己度過了這一時期”。在莫斯科清黨運動的影響下，中山大學也掀起風潮，中大學生王明在副校長米夫的支持下，誣陷俞秀松等人有所謂“江浙同鄉會”的小組織活動。瞿秋白等人經過調查，“覺得互相攻訐批評的許多同志都是好的，聽他們所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誇大事實，奉為‘打倒’對方的理由。”他採取如此態度，無疑是引火焚身，米夫和王明因而批評他為“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庇護者”。接著，他的弟弟、中大學生瞿景白突然失蹤。他在有理難辯、欲說不能的情景下，只能將憂悶和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
◆圖為瞿秋白從德國返回莫斯科時與夫人楊之華及女兒瞿獨伊合影。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到上海，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也受命來到中國，並一手操縱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親手扶植王明一步登天，進入中央領導崗位。他在《多餘的話》中說：“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產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後，我的精神狀態的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如此。”這次全會，把他的錯誤無限上綱，反復批判，輪番糾纏。他誠懇地給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寫信，表明承認錯誤的真實心情，甚至在政治高壓下，說了一些違心的話。這正是他在《多餘的話》中所反復檢討的“真正的懦夫”的個性所在。在與王明之流的“陰謀家”周旋時，他不願與之沆瀣一氣，只得虛與委蛇，“工作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形勢實在懶得問。”“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
對此，他常常捫心自問，惴惴不安，為什麼自己不能“認真的為著自己的見解去鬥爭”呢？除了客觀的政治因素之外，他作為一個“讀書的高等遊民”，身上還有著濃重的“文人必然的性格”，“優柔寡斷，隨波逐流”，“往往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麼”。他的滿身的書卷氣，已銷蝕了政治家的手腕和策略，他清楚地意識到，“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他與政治太疏遠、太陌生了。
我渴望甜蜜的休息
瞿秋白“從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在俄國工作期間，俄國正在試行新經濟政策，物質生活資料匱乏。在饑餓和疾病的折磨下，他因營養不良和勞累過度而病倒，醫生診斷他的左肺有病，並建議他回國治療。可是，他放棄不下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工作，仍然帶病備課、講課。好友曹靖華曾回憶，瞿秋白“講課時，有時累得面色蒼白，連氣都接不上來”，但“還是誨人不倦地講著”。終因病情惡化，不得不住進莫斯科高山療養院。在這裡的一個多月，他雖然躺在病床上，卻是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工作。曹靖華經常來看望他，每次來都見他“躺在床上，床頭沒有檯燈，就把吊燈拉到床頭，拴在床架上，俯在枕上寫文章”。
1922年1月，他帶病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他的肺病復發，整日高燒不退，並有血痰出現，於是，又住進高山療養院。他在病中和病後，寫了許多文章，由莫斯科寄給北京《晨報》，《晨報》以《莫斯科通信》專欄予以發表。年底，他回到國內，擔負的工作更加艱巨而繁重，這樣，他的肺病便“一直沒有好好醫治的機會”。“肺結核的發展曾經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好了。可是立即趕到武漢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緊張的工作”。
八七會議後，他的擔子更沉重了，每天的工作排程得滿滿的，除了要撰寫大量的理論文章外，還要開會，找人談話，“精神的緊張自然是很厲害的，往往十天八天連續地不安眠，為著寫一篇政治論文或者報告。”他不堪負荷，神經衰弱，夜不成眠，有時睡到半夜，也會突然從床上跳起，而口裡卻不住地淌著涎水。他對夫人楊之華說：“我只有絲毫的精力支持著自己的軀殼。”
“一隻羸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期，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覺一種無可形容的重壓。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至於腦筋麻木，停止一切種種的思想。”
他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在複雜的政治背景下，他的揮之不去的“文人積習”，即天真樸實的個性，加上他的“身體本來不強壯”，以至在政治實踐的運作中，欲罷不能、力不從心的艱難窘境。他抱怨道：“我是多麼脆弱，多麼不禁磨練呵！”儘管他身處逆境，仍然恪盡職守、毫不懈怠。十多年來，“除卻躺在床上不能行動神智昏瞀的幾天以外——我的腦筋從沒有得到休息的日子”。“這連續十幾年的不休息，也許是我精神疲勞和十分厲害的神經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離衰老時期還很遠”。
六屆四中全會後，他在上海治病時，又回到“自己的家”，寫下大量的文章，度過了極其短暫的愉悅時光。他雖已感到“自己的氣力也已經衰憊了”，但是，他對文學還是有著“幹一干，‘以度餘年’的”奢望。可是，1934年1月7日，中央通知他儘快返回中央蘇區瑞金，他的奢望終成泡影。此時的中央蘇區，王明路線更為猖獗，他被安排“擔任了人民委員的清閒職務”，因此，他“不必出席黨的中央會議，不必參與一切政策的最初討論和決定”。這時，他的“身體根本弄壞了，虛弱的簡直是一個廢人”。他甘願接受這項“清閒職務”，因為“最主要的是我沒有氣力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再作政治的和社會科學的思索了，Stop。”
◆1930年7月瞿秋白與楊之華在莫斯科留影。
在上海養病時，夫人楊之華隨侍照料。離滬時，他曾要求楊之華一同前往，可是，卻遭到組織拒絕。黨內政治上的排斥異己，竟然連起碼的人道主義的情感都喪失殆盡，多病而又孱弱的他又能說些什麼呢？他只能苦苦地等待，等待著與“我的之華”相會的那一天，然而，這種期待竟成為永訣。當他在獄中書寫這篇《多餘的話》時，對自己的夫人充滿著深深的思念之情，“我留戀什麼？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依傍著她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沒有依傍。……我不會組織自己的生活，我不會做極簡單極平等的瑣事。我一直依傍著我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我如何不留戀？”
這相依相傍的十年，他有過短暫的輝煌，而更多的是長長的灰暗，黨內路線鬥爭的是是非非，已經無辜株連楊之華。他默默忍受，婉言勸慰，以至自己真實的心理狀況，“也只露一點口風”。他深自內疚，為沒能向楊之華“徹底的坦白”，為自己“精神上的懦怯”，而“覺得十分難受，因為我許多次對不起我這個親人”。
王明路線給中央蘇區帶來極大的危害，根據地大片喪失，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長征。他耳聞目睹這一切，是有自己的“獨立思索”的，“要完全不問政治又辦不到。我就在敷衍塞責，厭倦著政治即又不得不略為問一問政治的狀態中間，”但是，“我自己不願意有什麼和中央不同的政見。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他在兩難境地中難以自拔，在強勢壓力下身不由己。在敵人的監禁中，他料想生日無多，由此，又有一種超脫感，慶倖自己終能擺脫“政治的糾葛”。“我時常說，感覺到十年二十年沒有睡覺似的疲勞，現在可以得到永久的‘偉大的’可愛的睡眠了。”“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們更應當祝賀我。”
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瞿秋白曾要求隨軍行動。可是，中央最高三人團還是拒絕了他的要求，將他留在瑞金。中央紅軍剛剛撤離蘇區，國民黨即以十萬大軍實行血腥的“全面清剿”。次年2月24日，他在轉移的途中，於長汀縣境內被國民黨保安十四團二營俘獲。4月25日，他的真實身份暴露。敵人如獲至寶，將他移押在長汀中學監禁。他身陷囹圄，十分清楚自己生命的最後結局，“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從5月17日到22日，他寫完這篇自傳體文章——《多餘的話》，全文分為“何必說？（代序）”、“歷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克思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和“告別”七節。
他在《多餘的話》中透露出這樣的心境，即對王明的中央始終處於權威認同、路線質疑的矛盾之中，“霧裡看花的隔膜的感覺，使人覺得異常的苦悶、寂寞和孤獨。”為了要“顧全大局”，他“極勉強的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他說，“我始終戴著假面具”，可是，當他面對嚴重的現實時，又覺得“心上有不能自己的衝動和需要”。總想“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他知道所寫這些，是要被正統的“布林塞維克”們斥之為“小布爾喬亞智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並推測：假如他們“能夠早些時聽到我這裡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
193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會議由從莫斯科回國的瞿秋白和周恩來主持，三中全會結束了立三路線錯誤領導。瞿秋白以與人為善的態度對待李立三的錯誤，他說：“立三路線是我的許多錯誤觀念——有人說是瞿秋白主義——的邏輯發展，……假定‘六大’之後，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麼，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不過不至於像立三這樣魯莽，也可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我當然間接地負著立三路線的責任。”
他的與人為善換來的又是什麼呢？12月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召集國際東方部，專題討論六屆三中全會和李立三的錯誤，參加這次會議的共有11人，張國燾、黃平、蔡和森和李立三參加了會議。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瞿秋白竟成為重點批評的對象。與會的中國同志異口同聲地批評瞿秋白：“兩面派的對待共產國際”，“反對國際的領導”，“真正小團體的代表秋白同志”。甚至連李立三也批評他，把自己的錯誤說成是“在秋白同志影響之下”，並說，“秋白同志的確用了兩面派的手段”。十二月國際討論會，是在瞿秋白不在場的情況下，對他所作的缺席批判。
時隔一個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對瞿秋白施行全面的攻勢。這次全會幾乎使中國共產黨陷於滅頂之災，它帶給瞿秋白就不僅僅是政治的失勢，甚至導致他後來的過早夭亡。毛澤東曾說，瞿秋白的被害，是“王明、博古他們有意把瞿秋白當作包袱甩給敵人造成的”，“客觀上做了借刀殺人的事”。黨內黨同伐異的政治態勢，把瞿秋白推向政治的邊緣，“於是四中全會後……就決定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我呢，象上面已經說過的，正感謝這一開除，使我卸載了千鈞萬擔。我第二次回國是一九三O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這期間只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可是這半年對於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半年長於五十年，這半年的歲月浸漬著屈辱、酸辛的苦水，一向溫良恭讓的瞿秋白，也不能不表示既委婉而又強烈的抗議和審辯。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是的，判斷一切的當然是後來者。當你乍一接觸到這些發自肺腑的真實話語時，竟然會有一種迷惘之感，甚至會產生一種無可名狀的情緒。不過，只要你細心研讀和體味，便不難發現，這篇文章可謂是真心可憫，用心良苦。文章中常常出現這樣的字句，“我本是一個半吊子‘文人’而已”，“文人結習未除”，“我潛伏的紳士意識”，“弱者的道德”、“一個戲子”等等，透過這些尖刻自責的字句，我們恍然大悟，作者正是通過這些字句，對自己進行嚴厲的道德靈魂的自我鞭笞。
當然，他確實有著一些“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書生”意氣，“向來沒有為著自己的見解而奮鬥的勇氣”，嚮往的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他對黨內鬥爭已是“十分厭倦了”。黨內鬥爭的殘酷性逼迫他“對於政治問題”，“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他已“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思想為思想）”。但是，他又時常地忖度著，如此敷衍、塞責，是與馬克思主義“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他常常想，如此下去，“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處此尷尬的兩難境地，必然塑就他的相互矛盾的二元人格。
當我們理清了上世紀30年代黨內鬥爭的複雜背景，當我們瞭解了作者所處的地位和境遇時，我們便會對《多餘的話》中謎一般的語句所表現出的情緒和怨歎，具有了認同和理解的充足的理由。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他的這首絕命詩富有深遠的禪意，就要結束伶俜孤獨的心靈獨白，回歸生命的生生死死的自然之中，他感到超脫瀟灑，飄逸似仙。行刑前，他安詳平靜地對行刑者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他用詩一般的語言，表現出對於生命結束的從容不迫的態度。
“這世界對於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麼好的花朵、果子，那麼清秀的山和水，那麼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這美麗世界欣欣向榮的兒童，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們。我替他們祝福。”
讀著這些動人之心、移人之情的語句，我們的心都要為之破碎，我們已沒有理由再對《多餘的話》提出莫名的質疑，他嘔心瀝血，苦心孤詣所表示的歷史責任心，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文中引文除標明出處外，均引自《多餘的話》，見《多餘人心史》，東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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