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藝術家邱志傑：年輕人對未來的想像嚴重地被蘋果手機綁架了
採訪本來約在中午十二點，但十二點二十分，邱志傑還沒有下課。在一間窗簾緊閉、空氣混濁的教室裡，只要能塞下一把椅子的地方都坐滿了人。對於這樣的拖堂，大家似乎早就習以為常，
對於邱志傑的專訪，主要圍繞他的後兩個身份展開，用他自己的話說，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他就一直擔任著中國錄影藝術“組織部長”的職務。“錄影藝術”一詞在今天聽起來已然陌生而過時，
後來，“錄影藝術”擴展為“新媒體藝術”，在今天中國大部分藝術院校成為了一個常設的專業。
從“錄影藝術”到“新媒體藝術”再到“科技藝術”，是中國當代藝術運用、回應科技發展的20年。關於這20年的創作和探索，大概沒有人比邱志傑更有發言權，介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這篇採訪也將以邱志傑自述的形式為讀者呈現。
用錄影藝術將中國當代藝術帶出“使館藝術”的“死局”中國當代藝術剛剛起步的時候整體處於地下狀態，
我經常說，老外對於中國有三大刻板印象：一是功夫太極、八卦周易、舞獅舞龍，是唐人街的中國；二是毛主席像、天安門廣場，是毛的中國；第三個就是爛尾樓、釘子戶、民工的臉，是改革開放的中國。只要把這三種刻板印象堆砌在一起，肯定有外國人買單。
怎麼來破這個局？首先要讓中國人看到自己的當代藝術，其次要打消政府中的一些人的偏見，讓官方看到，當代藝術是國家創新需要的一種力量，不是邪惡的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工具。當時我想了幾種辦法，如果要在中國的美術學院裡面率先設立了當代藝術的專業，那這個專業能不能是實驗水墨？能不能是環境藝術？因為我想，不管姓資姓社，都得保護環境。這說明了我當時年少無知，因為環境保護必然牽涉到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利益，環境藝術不可能不是政治性的。
幸好我當時腦子一轉，想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第一個出現在美術學院的當代藝術專業一定是錄影藝術專業，所以我後來才去策劃錄影展。通過錄影藝術專業，當代藝術突破了學院裡的科系體系，緊接著，我們把錄影藝術的概念擴大到跨媒體藝術，再擴大到實驗藝術，後來連行為藝術的課都能在學院裡上了。要知道，當時行為藝術在社會上還被看作是洪水猛獸，被嚴重汙名化。為了能在學院裡上行為藝術課程，我們把它更名叫“多媒體表演”、“現場藝術（live art）”。就這樣一步一步地，把整個當代藝術教育在中國各個藝術院校展開，這個工作我現在依然在做。
在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歷史中，2001年8月底9月初是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隨著申奧成功，政府一下子意識到，我們需要當代藝術作為一張文化名牌，證明中國是開放的、自由的、創新的，當代藝術就這樣被合法化了，此後才有了798，才有了當代藝術教育的遍地開花，接著在全國美展上就出現了實驗藝術的專區。這樣，就用科技和錄影藝術作為突破口，把中國的當代藝術帶出了這個局。
而就錄影藝術本身而言，1998年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節點。PC革命讓每個人都可以在家裡剪片子了，同時，VCD和DVD的出現使盜版文化在年輕人中創造出了一批電影粉絲。當時，在每座城市都有一家酒吧靠播映文藝電影來招攬顧客。於是，在展廳錄影藝術之外，產生出了獨立電影和獨立紀錄片，湧現出了一批獨立導演，包括王兵。當時王兵拿他的片子給我看，我還嘲笑他是“DV鴨”，因為當時的DV青年，女青年叫“DV雞”，男青年叫“DV鴨”。
到了2000年，各種聊天室、互聯網社區開始成型，閃客動畫流行起來。第一批閃客中很多都是中央美院版畫系畢業的，閃客也有很強的“網路政治波普”傾向，比如老蔣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就是用Flash做的崔健的那首歌——當然，崔健本身就是政治波普。還有一些人用簡單的互動程式來做作品，比如用魂鬥羅的形式來做文革的影像，包括曹斐的《人民城寨》，對我來說都是網路政治波普。這些互動作品充滿了對刻板印象的調用。
這個風氣直到2005年左右才終止。一方面是“Arduino”套件的推出讓簡單的程式設計可以被藝術家掌握，由“processing”程式設計、“Arduino”驅動的互動機械作品成為了一個很大的潮流；另一方面，多媒體現場表演一直在發展，現代舞藝術家、媒體藝術家、聲音藝術家以及做劇場藝術的人都加入到了多媒體現場表演的創作中來。
於是，目前的中國是以上這幾種藝術類型並存的狀態，包括很老派的錄影藝術、涉及到程式設計的互動藝術以及多媒體聲音表演。我希望在近期能夠迅速哺育出新材料藝術、生物藝術、生態藝術這些新的藝術方向，從而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學科框架。這個大學科叫做“科技藝術”，底下有媒體藝術、互動藝術、生物藝術、生態藝術、新材料運用等幾個分支。
“年輕人對未來的想像，嚴重地被蘋果手機所綁架了”在今天的中國，各個藝術院校都設置了媒體藝術專業，或者叫新媒體藝術，或者叫數字藝術，但是這個詞如今已經嚴重地限制了學生們的想像力。在某種程度上，現在的年輕人對未來的想像，嚴重地被蘋果手機，或者說，被消費性電子產品所綁架。他們會做片子做動畫，最近VR又成為了新時尚，藝術家紛紛開始為VR做內容；一些藝術家會接觸到資料藝術和簡單的互動藝術，准機器人狀態的互動藝術也非常時髦，這些成為了今天媒體藝術的主流。但是“媒體藝術”這個詞在面對更複雜的實踐的時候，開始失去了描述力，比如面對生物藝術，那些做人造肉和螢光兔子的藝術家，乾脆杜撰出了一個詞叫“濕媒體”。這是一種非常勉強的、力不從心的描述方式，但事實上，整個科技的發展已經遠遠溢出了以IT為中心的行業。
日本曾經組織了7000位元科學家用德爾菲法預測未來的科技發展，預測的結果是，IT技術已經基本停滯，下一步只能娛樂化，越做越小，變成可穿戴設備，但技術的本質並沒有變化。他們認為，下一波技術革命將會發生在地球科學、生物技術和材料科學領域，這直接影響了日本的科技發展戰略，影響了國家和企業的資金投入，像索尼這類電子企業都會轉型為娛樂公司，同時又有一批新興的科技企業正在崛起。
《環球科學》雜誌上有一個世界各大科研機構創造產值的排行榜，我驚訝地發現，第一名居然是中科院，第二名是法國國家科學中心，第三名是斯坦福。而在中科院的各個院所裡面，最會賺錢的是生物所，因為生物所影響製藥業，它們的研究成果轉化掙的錢非常多。
這些都給我們很多信號——材料科學、納米技術、環境科學、新能源、生命科學、基因工程這些領域都正在非常深刻地改變文化、改變歷史，但是我們的藝術院校對此非常不敏感，如果我們還被“媒體藝術”這個詞彙所局限，學生們都只會天天對著螢幕，沒有學生會去研究新能源，將一個風能驅動的裝置作為畢業作品。有一些新技術對視覺藝術的影響會非常直接，比如新材料。不用說帶感測器的智慧材料，就算是最簡單的光敏材料、熱敏材料，都有大量做藝術的機會，比如溫度一升高就會臉紅的雕塑等等，但這些都不是“媒體藝術”能夠涵蓋的範疇。
因此我說，在今天，“媒體藝術”這個詞已經對年輕人的想像力形成了限制，他們的知識可能比我還老化，這個問題很嚴重。所以在三年前，我開始提“科技藝術”或者“藝術與科技”這個概念，在各種場合提，也跟各個院校的負責人談，希望他們把“新媒體藝術系”改名為“科技藝術系”，邁出了這第一步，才有可能去面對下一波技術革命。上一波技術革命是圍繞PC機、互聯網展開的，但下一波的技術革命已經溢出了這個範疇。 所以，今天非常有必要用“科技藝術”的概念置換掉“媒體藝術”，這樣才能敞開更廣闊的探索。
“學生們把直播和VR當做天大的事情，我看得很著急”而當我看到學生們把VR（虛擬實境）當做全新的思路的時候，我也很著急。VR 50年前就被用來訓練戰鬥機飛行員了，只不過那時候的VR比較糙，現在我們把它娛樂化了。今天的VR，歸根到底是一種“窮人的娛樂”、“奴隸的娛樂”。我那天跟科幻作家、VR公司老闆陳楸帆聊天，我說你們那個VR技術最廣泛的應用就是做主觀鏡頭“毛片”，VR毛片有十幾億美元的市場，可能還不止。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應用可能就是傳教，用VR給人洗腦，這是很可怕的。
我女兒9歲，有創客小組去她們學校上課，讓小孩子們戴著VR眼鏡用泡泡搭建築。我女兒很喜歡，就提出她九歲的生日禮物想要一個VR眼鏡。我把桌子一拍說“不行”。我把我女兒帶到電腦前，搜一篇文章讀給她聽：所有的VR眼鏡生產商都在產品說明書上明確寫著，VR眼鏡必須十三歲以上的小孩才能使用。在小孩子身心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就被置於視聽在一個世界、體感在另一個世界的狀態下，這完全就是在批量生產神經病。現在的小學、幼稚園完全沒有這種覺悟，沒有人去認真閱讀產品說明書，創客小組就為了賣教育服務掙錢，這是一種非常恐怖的局面，大家缺少對技術的批判性反思。
舉辦EAST科技藝術季的另外一個初衷，是想建立平臺。我來中央美院之後，做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從中科院訂了80場講座，其中有數學家、地震科學家，什麼領域都有。我的目標就是先把學生們的腦子打開，不要以為只有蘋果公司在創新。我請來的每一個科學家都表現出了與藝術家一起工作的極大熱情，他們的領域也有很多做藝術的可能性，甚至他們自己已經在偷偷搞藝術了，比如研究液態金屬的科學家在用這項技術做電子紋身。
同時，在與很多企業家的接觸中我也發現，中國企業開始有贊助藝術的意識了。這種贊助不像是過去那種，企業的廣告部門利用藝術家來提升逼格；而是在這個類似共用單車等創業神話每天都在發生的時代，科技企業發現，可以從與藝術家的合作中獲得啟示，這種合作，是企業進一步創新的源泉。於是我開始跟一些企業家談，能不能在他們的企業裡設立藝術家訪問制度，他們都對這個提議非常開放、非常期待，政府也鼓勵。所以我覺得，是時候建立一個平臺了，能夠讓科學家、藝術家、研髮型的企業有進一步交流和合作的機會。
在這三方之外，還有消費端。中國有很大的市場，我們每天有20個機場、200個高鐵站、1000個小鎮的市民廣場正在建設，每個地方可能都需要類似腦電波能控制的音樂噴泉這樣科技類的公共藝術。市場的需求很大，以後，不僅限於機場、高鐵站，景區，高端的住宅社區和幼稚園也可能是這些項目的買單者。因此我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全球性的聯盟，讓國外的藝術機構參與進來，讓消費端和藝術家、科學家、科技企業有合作的機會。說白了，就是我來給你們發活兒，接下來我們就會草擬這個聯盟的章程。
我也希望，中國的企業，尤其是製造業可以從這個平臺上學到一些東西。中國現在贊助藝術的企業，大量集中在地產業，還有一小部分銀行業。地產業主要都是拿藝術來粉飾自己，現在地產商手上沒有一座美術館就沒法混了，很沒面子。但本質上，地產商是要拿藝術去騙地方政府的地，為地方政府創造文化上的政績，在美術館旁邊賣別墅。地產商資助藝術，註定了是通過這種模式，通過藝術植入整個地產專案，從地方政府手中拿到更便宜的地。但中國的製造業還沒有真正去介入藝術，而像三星、西門子這樣有意識地把藝術納入創新機制、成為企業發展引擎的企業，在中國還沒有。所以要先引進、先介紹，我們中國人學得快。
我經常用打乒乓球做比方，乒乓球是英國人發明的，我們先學習和參與，然後做到最好，國際乒聯為了防止中國隊壟斷世界冠軍，就不斷修改規則，所有中國隊擅長的技術都算犯規。以至於到今天，中國人早就重新定義了乒乓球這項運動，所有重大規則已經全部被中國隊改寫，它自然就成為了中國的國球。這就是學習、參與和做貢獻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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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就越感興趣；老外越感興趣，員警就更覺得應該關門——於是，這就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死局。以至於出現了一種被稱作“使館藝術”的東西，或者說是所謂的“政治波普”，員警肯定查封，老外肯定買。這就成了人們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刻板印象。我經常說，老外對於中國有三大刻板印象：一是功夫太極、八卦周易、舞獅舞龍，是唐人街的中國；二是毛主席像、天安門廣場，是毛的中國；第三個就是爛尾樓、釘子戶、民工的臉，是改革開放的中國。只要把這三種刻板印象堆砌在一起，肯定有外國人買單。
怎麼來破這個局？首先要讓中國人看到自己的當代藝術，其次要打消政府中的一些人的偏見，讓官方看到，當代藝術是國家創新需要的一種力量，不是邪惡的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工具。當時我想了幾種辦法，如果要在中國的美術學院裡面率先設立了當代藝術的專業，那這個專業能不能是實驗水墨？能不能是環境藝術？因為我想，不管姓資姓社，都得保護環境。這說明了我當時年少無知，因為環境保護必然牽涉到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利益，環境藝術不可能不是政治性的。
幸好我當時腦子一轉，想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第一個出現在美術學院的當代藝術專業一定是錄影藝術專業，所以我後來才去策劃錄影展。通過錄影藝術專業，當代藝術突破了學院裡的科系體系，緊接著，我們把錄影藝術的概念擴大到跨媒體藝術，再擴大到實驗藝術，後來連行為藝術的課都能在學院裡上了。要知道，當時行為藝術在社會上還被看作是洪水猛獸，被嚴重汙名化。為了能在學院裡上行為藝術課程，我們把它更名叫“多媒體表演”、“現場藝術（live art）”。就這樣一步一步地，把整個當代藝術教育在中國各個藝術院校展開，這個工作我現在依然在做。
在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歷史中，2001年8月底9月初是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隨著申奧成功，政府一下子意識到，我們需要當代藝術作為一張文化名牌，證明中國是開放的、自由的、創新的，當代藝術就這樣被合法化了，此後才有了798，才有了當代藝術教育的遍地開花，接著在全國美展上就出現了實驗藝術的專區。這樣，就用科技和錄影藝術作為突破口，把中國的當代藝術帶出了這個局。
而就錄影藝術本身而言，1998年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節點。PC革命讓每個人都可以在家裡剪片子了，同時，VCD和DVD的出現使盜版文化在年輕人中創造出了一批電影粉絲。當時，在每座城市都有一家酒吧靠播映文藝電影來招攬顧客。於是，在展廳錄影藝術之外，產生出了獨立電影和獨立紀錄片，湧現出了一批獨立導演，包括王兵。當時王兵拿他的片子給我看，我還嘲笑他是“DV鴨”，因為當時的DV青年，女青年叫“DV雞”，男青年叫“DV鴨”。
到了2000年，各種聊天室、互聯網社區開始成型，閃客動畫流行起來。第一批閃客中很多都是中央美院版畫系畢業的，閃客也有很強的“網路政治波普”傾向，比如老蔣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就是用Flash做的崔健的那首歌——當然，崔健本身就是政治波普。還有一些人用簡單的互動程式來做作品，比如用魂鬥羅的形式來做文革的影像，包括曹斐的《人民城寨》，對我來說都是網路政治波普。這些互動作品充滿了對刻板印象的調用。
這個風氣直到2005年左右才終止。一方面是“Arduino”套件的推出讓簡單的程式設計可以被藝術家掌握，由“processing”程式設計、“Arduino”驅動的互動機械作品成為了一個很大的潮流；另一方面，多媒體現場表演一直在發展，現代舞藝術家、媒體藝術家、聲音藝術家以及做劇場藝術的人都加入到了多媒體現場表演的創作中來。
於是，目前的中國是以上這幾種藝術類型並存的狀態，包括很老派的錄影藝術、涉及到程式設計的互動藝術以及多媒體聲音表演。我希望在近期能夠迅速哺育出新材料藝術、生物藝術、生態藝術這些新的藝術方向，從而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學科框架。這個大學科叫做“科技藝術”，底下有媒體藝術、互動藝術、生物藝術、生態藝術、新材料運用等幾個分支。
“年輕人對未來的想像，嚴重地被蘋果手機所綁架了”在今天的中國，各個藝術院校都設置了媒體藝術專業，或者叫新媒體藝術，或者叫數字藝術，但是這個詞如今已經嚴重地限制了學生們的想像力。在某種程度上，現在的年輕人對未來的想像，嚴重地被蘋果手機，或者說，被消費性電子產品所綁架。他們會做片子做動畫，最近VR又成為了新時尚，藝術家紛紛開始為VR做內容；一些藝術家會接觸到資料藝術和簡單的互動藝術，准機器人狀態的互動藝術也非常時髦，這些成為了今天媒體藝術的主流。但是“媒體藝術”這個詞在面對更複雜的實踐的時候，開始失去了描述力，比如面對生物藝術，那些做人造肉和螢光兔子的藝術家，乾脆杜撰出了一個詞叫“濕媒體”。這是一種非常勉強的、力不從心的描述方式，但事實上，整個科技的發展已經遠遠溢出了以IT為中心的行業。
日本曾經組織了7000位元科學家用德爾菲法預測未來的科技發展，預測的結果是，IT技術已經基本停滯，下一步只能娛樂化，越做越小，變成可穿戴設備，但技術的本質並沒有變化。他們認為，下一波技術革命將會發生在地球科學、生物技術和材料科學領域，這直接影響了日本的科技發展戰略，影響了國家和企業的資金投入，像索尼這類電子企業都會轉型為娛樂公司，同時又有一批新興的科技企業正在崛起。
《環球科學》雜誌上有一個世界各大科研機構創造產值的排行榜，我驚訝地發現，第一名居然是中科院，第二名是法國國家科學中心，第三名是斯坦福。而在中科院的各個院所裡面，最會賺錢的是生物所，因為生物所影響製藥業，它們的研究成果轉化掙的錢非常多。
這些都給我們很多信號——材料科學、納米技術、環境科學、新能源、生命科學、基因工程這些領域都正在非常深刻地改變文化、改變歷史，但是我們的藝術院校對此非常不敏感，如果我們還被“媒體藝術”這個詞彙所局限，學生們都只會天天對著螢幕，沒有學生會去研究新能源，將一個風能驅動的裝置作為畢業作品。有一些新技術對視覺藝術的影響會非常直接，比如新材料。不用說帶感測器的智慧材料，就算是最簡單的光敏材料、熱敏材料，都有大量做藝術的機會，比如溫度一升高就會臉紅的雕塑等等，但這些都不是“媒體藝術”能夠涵蓋的範疇。
因此我說，在今天，“媒體藝術”這個詞已經對年輕人的想像力形成了限制，他們的知識可能比我還老化，這個問題很嚴重。所以在三年前，我開始提“科技藝術”或者“藝術與科技”這個概念，在各種場合提，也跟各個院校的負責人談，希望他們把“新媒體藝術系”改名為“科技藝術系”，邁出了這第一步，才有可能去面對下一波技術革命。上一波技術革命是圍繞PC機、互聯網展開的，但下一波的技術革命已經溢出了這個範疇。 所以，今天非常有必要用“科技藝術”的概念置換掉“媒體藝術”，這樣才能敞開更廣闊的探索。
“學生們把直播和VR當做天大的事情，我看得很著急”而當我看到學生們把VR（虛擬實境）當做全新的思路的時候，我也很著急。VR 50年前就被用來訓練戰鬥機飛行員了，只不過那時候的VR比較糙，現在我們把它娛樂化了。今天的VR，歸根到底是一種“窮人的娛樂”、“奴隸的娛樂”。我那天跟科幻作家、VR公司老闆陳楸帆聊天，我說你們那個VR技術最廣泛的應用就是做主觀鏡頭“毛片”，VR毛片有十幾億美元的市場，可能還不止。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應用可能就是傳教，用VR給人洗腦，這是很可怕的。
我女兒9歲，有創客小組去她們學校上課，讓小孩子們戴著VR眼鏡用泡泡搭建築。我女兒很喜歡，就提出她九歲的生日禮物想要一個VR眼鏡。我把桌子一拍說“不行”。我把我女兒帶到電腦前，搜一篇文章讀給她聽：所有的VR眼鏡生產商都在產品說明書上明確寫著，VR眼鏡必須十三歲以上的小孩才能使用。在小孩子身心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就被置於視聽在一個世界、體感在另一個世界的狀態下，這完全就是在批量生產神經病。現在的小學、幼稚園完全沒有這種覺悟，沒有人去認真閱讀產品說明書，創客小組就為了賣教育服務掙錢，這是一種非常恐怖的局面，大家缺少對技術的批判性反思。
舉辦EAST科技藝術季的另外一個初衷，是想建立平臺。我來中央美院之後，做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從中科院訂了80場講座，其中有數學家、地震科學家，什麼領域都有。我的目標就是先把學生們的腦子打開，不要以為只有蘋果公司在創新。我請來的每一個科學家都表現出了與藝術家一起工作的極大熱情，他們的領域也有很多做藝術的可能性，甚至他們自己已經在偷偷搞藝術了，比如研究液態金屬的科學家在用這項技術做電子紋身。
同時，在與很多企業家的接觸中我也發現，中國企業開始有贊助藝術的意識了。這種贊助不像是過去那種，企業的廣告部門利用藝術家來提升逼格；而是在這個類似共用單車等創業神話每天都在發生的時代，科技企業發現，可以從與藝術家的合作中獲得啟示，這種合作，是企業進一步創新的源泉。於是我開始跟一些企業家談，能不能在他們的企業裡設立藝術家訪問制度，他們都對這個提議非常開放、非常期待，政府也鼓勵。所以我覺得，是時候建立一個平臺了，能夠讓科學家、藝術家、研髮型的企業有進一步交流和合作的機會。
在這三方之外，還有消費端。中國有很大的市場，我們每天有20個機場、200個高鐵站、1000個小鎮的市民廣場正在建設，每個地方可能都需要類似腦電波能控制的音樂噴泉這樣科技類的公共藝術。市場的需求很大，以後，不僅限於機場、高鐵站，景區，高端的住宅社區和幼稚園也可能是這些項目的買單者。因此我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全球性的聯盟，讓國外的藝術機構參與進來，讓消費端和藝術家、科學家、科技企業有合作的機會。說白了，就是我來給你們發活兒，接下來我們就會草擬這個聯盟的章程。
我也希望，中國的企業，尤其是製造業可以從這個平臺上學到一些東西。中國現在贊助藝術的企業，大量集中在地產業，還有一小部分銀行業。地產業主要都是拿藝術來粉飾自己，現在地產商手上沒有一座美術館就沒法混了，很沒面子。但本質上，地產商是要拿藝術去騙地方政府的地，為地方政府創造文化上的政績，在美術館旁邊賣別墅。地產商資助藝術，註定了是通過這種模式，通過藝術植入整個地產專案，從地方政府手中拿到更便宜的地。但中國的製造業還沒有真正去介入藝術，而像三星、西門子這樣有意識地把藝術納入創新機制、成為企業發展引擎的企業，在中國還沒有。所以要先引進、先介紹，我們中國人學得快。
我經常用打乒乓球做比方，乒乓球是英國人發明的，我們先學習和參與，然後做到最好，國際乒聯為了防止中國隊壟斷世界冠軍，就不斷修改規則，所有中國隊擅長的技術都算犯規。以至於到今天，中國人早就重新定義了乒乓球這項運動，所有重大規則已經全部被中國隊改寫，它自然就成為了中國的國球。這就是學習、參與和做貢獻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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