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年間日本在華留學生的讀書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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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20年代直至九一八事變前,日本文部省對華派遣留學生,這一舉動對戰後中日兩國的接觸、彼此情感的重建及兩國關係的發展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倉石武四郎於1928年獲得文部省資助,以在外研究員的身份在華留學兩年。據《在外研究始末書》所載,他于同年3月18日從日本出發,3月23日到達北京。兩年期滿後,又以私費留學生身份在華四個多月,最終於1930年8月3日回國。在華留學期間,他先後親歷了濟南事變、東北軍撤出北京、北伐軍接管北京、中原大戰、井岡山根據地建立等一系列歷史事件,
《在外研究始末書》書影
跟隨私教
在1929年5月前,倉石一直通過聘請私人教師學習。在抵京六天后,倉石便開始了學業。據《始末書》載,從1928年3月28日至1929年2月28日的11個月間,倉石一直在京跟隨旗人奚待園學習《紅樓夢》和《滿州四禮集》。
倉石研習《紅樓夢》等文學作品,
大學旁聽
在跟隨私人教師慢慢適應了中國的學習後,倉石便開始以旁聽生身份到北京的一些大學聽課。當時一些大學設有旁聽生制度,如北京大學即要求“各學系有缺額時,均得收旁聽生”,允許有意求學的校外人士選修一些科目,相應收取一定費用(按小時計費)。倉石不為學費所困,所以在北大和私立中國大學都辦理了旁聽手續,如日記2月18日載“到中國大學註冊”正是此事。《始末書》的記錄更為詳盡。
據載,1929年5月9日至1930年5月31日于國立北京大學國文系獲許旁聽學科如下(括弧中為倉石所記授課教師姓名):經學史、文字聲韻學綱要、古書讀校法、清儒韻學書研究(以上馬幼漁),中國史學史(朱逖先),近代散文(周啟明),作曲法(徐之衡),版本源流(倫哲如),詞史(趙斐雲)。1929年9月30日至1930年5月13日於北京私立中國大學國文系獲許旁聽以下學科:三禮名物(吳檢齋),詞學(孫蜀丞),文選(高閬仙),文詞舉例(楊遇夫),古曆法(範文瀾)。由上可知,倉石在北大旁聽了一整年的課程,而在中國大學的旁聽也跨越了兩個學期。
拜會學者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對於倉石、吉川等留華學生來說是難得的和平時期。儘管前有濟南事件,後有九一八事變,日本侵華步伐逐步加快,中國國內局勢也紛繁複雜,但日本留華學生大體仍未受到太大影響。特別是,雖然很多中國學者持反日態度,但在面對以研修學問為目的來華的日本學生時,仍能區別對待,予以坦誠交流。
在倉石拜訪的學者中,不乏近現代史上的著名人物。1929年5月31日,倉石專程拜訪了魯迅。對此,魯迅在當天日記中記道:“三十一日晴。午後金九經偕塚本善隆、水野清一、倉石武四郎來觀造象拓本。”不僅如此,魯迅還將一些拓本送給他們每人一個。倉石後來甚是懊悔當時沒有請魯迅題字,錯過這極有意義的時刻。
除魯迅外,倉石留華期間還拜訪過多位民國時期的學術大師。由日記可知,除了曾經直接受教過的馬裕藻(幼漁)、朱希祖(逖先)、周啟明、許守白(之衡)、倫明(哲如)、趙萬里(斐雲)、吳承仕(檢齋)、孫人和(蜀丞)、高閬仙、楊樹達(遇夫)、範文瀾、錢玄同、沈兼士、黃晦聞、楊鐘羲(雪橋、子勤)、王孟嘉、于闊田、曾隱畊、徐森玉(鴻寶)外,倉石還利用在京及南下的機會,專程拜會了冼玉清、馬隅卿、尹奭公、陳垣、陳寅恪、胡適、董大理、章太炎、黃侃(季剛)等多位學者。
如果說隨私人教師及在大學學習使倉石的漢語大有進步的話,那麼與學者的廣泛交往則不但開闊了其視野,更使其建立起超越政治與時代的友誼。
本文摘自
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1871~1931)
譚皓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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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隨私人教師慢慢適應了中國的學習後,倉石便開始以旁聽生身份到北京的一些大學聽課。當時一些大學設有旁聽生制度,如北京大學即要求“各學系有缺額時,均得收旁聽生”,允許有意求學的校外人士選修一些科目,相應收取一定費用(按小時計費)。倉石不為學費所困,所以在北大和私立中國大學都辦理了旁聽手續,如日記2月18日載“到中國大學註冊”正是此事。《始末書》的記錄更為詳盡。
據載,1929年5月9日至1930年5月31日于國立北京大學國文系獲許旁聽學科如下(括弧中為倉石所記授課教師姓名):經學史、文字聲韻學綱要、古書讀校法、清儒韻學書研究(以上馬幼漁),中國史學史(朱逖先),近代散文(周啟明),作曲法(徐之衡),版本源流(倫哲如),詞史(趙斐雲)。1929年9月30日至1930年5月13日於北京私立中國大學國文系獲許旁聽以下學科:三禮名物(吳檢齋),詞學(孫蜀丞),文選(高閬仙),文詞舉例(楊遇夫),古曆法(範文瀾)。由上可知,倉石在北大旁聽了一整年的課程,而在中國大學的旁聽也跨越了兩個學期。
拜會學者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對於倉石、吉川等留華學生來說是難得的和平時期。儘管前有濟南事件,後有九一八事變,日本侵華步伐逐步加快,中國國內局勢也紛繁複雜,但日本留華學生大體仍未受到太大影響。特別是,雖然很多中國學者持反日態度,但在面對以研修學問為目的來華的日本學生時,仍能區別對待,予以坦誠交流。
在倉石拜訪的學者中,不乏近現代史上的著名人物。1929年5月31日,倉石專程拜訪了魯迅。對此,魯迅在當天日記中記道:“三十一日晴。午後金九經偕塚本善隆、水野清一、倉石武四郎來觀造象拓本。”不僅如此,魯迅還將一些拓本送給他們每人一個。倉石後來甚是懊悔當時沒有請魯迅題字,錯過這極有意義的時刻。
除魯迅外,倉石留華期間還拜訪過多位民國時期的學術大師。由日記可知,除了曾經直接受教過的馬裕藻(幼漁)、朱希祖(逖先)、周啟明、許守白(之衡)、倫明(哲如)、趙萬里(斐雲)、吳承仕(檢齋)、孫人和(蜀丞)、高閬仙、楊樹達(遇夫)、範文瀾、錢玄同、沈兼士、黃晦聞、楊鐘羲(雪橋、子勤)、王孟嘉、于闊田、曾隱畊、徐森玉(鴻寶)外,倉石還利用在京及南下的機會,專程拜會了冼玉清、馬隅卿、尹奭公、陳垣、陳寅恪、胡適、董大理、章太炎、黃侃(季剛)等多位學者。
如果說隨私人教師及在大學學習使倉石的漢語大有進步的話,那麼與學者的廣泛交往則不但開闊了其視野,更使其建立起超越政治與時代的友誼。
本文摘自
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1871~1931)
譚皓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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