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年間日本在華留學生的讀書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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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20年代直至九一八事變前，日本文部省對華派遣留學生，這一舉動對戰後中日兩國的接觸、彼此情感的重建及兩國關係的發展都有著深遠的影響，折射出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光與影。

倉石武四郎於1928年獲得文部省資助，以在外研究員的身份在華留學兩年。據《在外研究始末書》所載，他于同年3月18日從日本出發， 3月23日到達北京。兩年期滿後，又以私費留學生身份在華四個多月，最終於1930年8月3日回國。在華留學期間，他先後親歷了濟南事變、東北軍撤出北京、北伐軍接管北京、中原大戰、井岡山根據地建立等一系列歷史事件，

他的留學經歷也成為同時期日本留華學生留學生活的縮影。

《在外研究始末書》書影

跟隨私教

在1929年5月前，倉石一直通過聘請私人教師學習。在抵京六天后，倉石便開始了學業。據《始末書》載，從1928年3月28日至1929年2月28日的11個月間，

倉石一直在京跟隨旗人奚待園學習《紅樓夢》和《滿州四禮集》。對於這段學習《紅樓夢》的經歷，倉石後來回憶說：“說起來也是剛剛開始講，吉川君很快也參加進來。漸漸地，聽講的時間越來越長，每天一上午的時間，我們都在正中間的屋子裡聽講。北京的夏天來得很早，我們緊閉了門窗來抵禦暑氣，終於聽完了一百二十回，大家戲稱我們倆成了‘紅迷’。而錢韜孫先生他們卻誇我們，通過《紅樓夢》來學北京話是個絕妙的辦法。 ”這段學習對倉石幫助很大。其實倉石在留學前就曾讀過一遍《紅樓夢》，而這次跟隨老師半讀半講地第二遍閱讀，使他發現漸已能全部聽懂老師的話。此外，由於《紅樓夢》的背景就是北京，所以這也使他學到很多北京的風土人情。

倉石研習《紅樓夢》等文學作品，與其說是為研究中國文學，倒不如說是為學習漢語發音。他之所以用《紅樓夢》做課本，並非僅出於對該書著迷，而是因熟悉內容，便於學習語言，迅速適應發音。這一點還可以從其同期選學課程中一窺究竟。

在跟隨奚待園學習的同時，倉石還先後於1928年4月25日至7月31日聘請王孟嘉講授“北京話發音之異同”和翻譯課，于1928年8月1日至1929年2月28日聘請于闊田講授小說《兒女英雄傳》和俚語，於1928年9月16日至11月5日間聘請國立師範大學教授孫蜀丞講授聲韻學，並於1928年10月24日至1929年9月14日間聘請曾隱畊講授《四書》及《詩經》讀法。可見，倉石更側重於學習漢語的發音而非文學、典籍本身。換言之，倉石自留華初期便將真正學會漢語這門語言作為留學目的，研習文學不過是達成目的的途徑。這或是倉石日後雖已在中國文學研究上著作等身，但卻以漢語教育家身份蜚聲中日的原因。

大學旁聽

在跟隨私人教師慢慢適應了中國的學習後，

倉石便開始以旁聽生身份到北京的一些大學聽課。當時一些大學設有旁聽生制度，如北京大學即要求“各學系有缺額時，均得收旁聽生”，允許有意求學的校外人士選修一些科目，相應收取一定費用（按小時計費）。倉石不為學費所困，所以在北大和私立中國大學都辦理了旁聽手續，如日記2月18日載“到中國大學註冊”正是此事。《始末書》的記錄更為詳盡。

據載， 1929年5月9日至1930年5月31日于國立北京大學國文系獲許旁聽學科如下（括弧中為倉石所記授課教師姓名）：經學史、文字聲韻學綱要、古書讀校法、清儒韻學書研究（以上馬幼漁），中國史學史（朱逖先），近代散文（周啟明），作曲法（徐之衡），版本源流（倫哲如），詞史（趙斐雲）。 1929年9月30日至1930年5月13日於北京私立中國大學國文系獲許旁聽以下學科：三禮名物（吳檢齋），詞學（孫蜀丞），文選（高閬仙），文詞舉例（楊遇夫），古曆法（範文瀾）。由上可知，倉石在北大旁聽了一整年的課程，而在中國大學的旁聽也跨越了兩個學期。

拜會學者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對於倉石、吉川等留華學生來說是難得的和平時期。儘管前有濟南事件，後有九一八事變，日本侵華步伐逐步加快，中國國內局勢也紛繁複雜，但日本留華學生大體仍未受到太大影響。特別是，雖然很多中國學者持反日態度，但在面對以研修學問為目的來華的日本學生時，仍能區別對待，予以坦誠交流。

在倉石拜訪的學者中，不乏近現代史上的著名人物。1929年5月31日，倉石專程拜訪了魯迅。對此，魯迅在當天日記中記道：“三十一日晴。午後金九經偕塚本善隆、水野清一、倉石武四郎來觀造象拓本。”不僅如此，魯迅還將一些拓本送給他們每人一個。倉石後來甚是懊悔當時沒有請魯迅題字，錯過這極有意義的時刻。

除魯迅外，倉石留華期間還拜訪過多位民國時期的學術大師。由日記可知，除了曾經直接受教過的馬裕藻（幼漁）、朱希祖（逖先）、周啟明、許守白（之衡）、倫明（哲如）、趙萬里（斐雲）、吳承仕（檢齋）、孫人和（蜀丞）、高閬仙、楊樹達（遇夫）、範文瀾、錢玄同、沈兼士、黃晦聞、楊鐘羲（雪橋、子勤）、王孟嘉、于闊田、曾隱畊、徐森玉（鴻寶）外，倉石還利用在京及南下的機會，專程拜會了冼玉清、馬隅卿、尹奭公、陳垣、陳寅恪、胡適、董大理、章太炎、黃侃（季剛）等多位學者。

如果說隨私人教師及在大學學習使倉石的漢語大有進步的話，那麼與學者的廣泛交往則不但開闊了其視野，更使其建立起超越政治與時代的友誼。

本文摘自

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1871~1931）

譚皓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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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學（孫蜀丞），文選（高閬仙），文詞舉例（楊遇夫），古曆法（範文瀾）。由上可知，倉石在北大旁聽了一整年的課程，而在中國大學的旁聽也跨越了兩個學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