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革命最後攻擊的衝鋒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歐洲革命史經歷過三個里程碑：1789年、1848年和1905年。

法國大革命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裡稱：
強大而自信的法國資產階級在1789年領導了反專制主義的鬥爭。確實，雅各賓平民派不得不把革命推向前進。但這些人都是不像樣的烏合之眾，他們自己沒有一貫的綱領。他們只能偶爾對抗富有的資產階級，而資產階級在經過了羅伯斯庇爾的短暫專政之後又恢復了優勢。

1848年，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心轉移到德國和奧地利。但德國的中產階級既沒有法國中產階級那樣強大，也沒有那樣自信。反對專制主義所必需的勇氣又因為害怕新興的無產階級而變為氣餒。1848年的平民群眾不再是與憤怒和偏激的赤貧者混雜在一起的下層中產階級，而是工廠中的工人階級了。他們探索著走向政治獨立，不但反對君主，更直接反對雇主。工人階級雖然強大到已使資產階級感到害怕，但還是太軟弱、缺乏自信，不能領導全國。資產階級已經軟弱無力，而無產階級還不夠強，二者都無力承擔革命的領導，革命因此失敗。

最後，在1905年的俄國，革命的車輪轉了一整圈後回到原位。但革命再也不是沒有領導的革命了。俄國的資產階級既太軟弱無力，又太害怕無產階級，不能指揮對專制統治的鬥爭。這一歷史使命就落到產業工人的肩上。他們已經比1848年的德國工人強大得多，而且如饑似渴地吸收了歐洲社會主義的最先進的思想。

1905年的警告對沙皇政府沒有產生任何影響。不僅專制政府繼續存在,而且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也仍然沒有發生任何本質上的變革。

大約三萬名地主仍然擁有將近七千萬俄畝(1俄畝=2.7英畝)土地。另一方面，一千零五十萬名農民卻只佔有七千五百萬俄畝土地。三分之一的農民完全沒有土地。農業技術水準驚人地低下：據1910年的調查統計，全國正在使用的有一千萬木犁和“索哈”(一種極簡陋的犁)以及二千五百萬木耙，而鐵犁只有四百二十萬個，鐵耙則不到五十萬個。機械牽引幾乎沒有牲畜。因此，大戰前幾年，俄國穀物每英畝的平均產量僅僅達到德國農夫收穫量的三分之一和法國農夫收穫量的二分之一，也就不足為奇了。
貧困是壓在農民身上的沉重負擔，這種負擔由於他們每年要向地主繳納的價值約四億至五億金盧布的租賦而變得更難以忍受。抵押給貴族銀行的地產半數以上租給農民，向農民的徵收實物地租或其它封建形式的租稅。地租往往是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在解放農奴後的半個多世紀中，農奴制的殘餘還大量存在而且頗有勢力，在某些地區，例如高加索，直到1912年還公開存在著“短期農奴制”。要求降低租稅或減免“勞役”的呼聲愈來愈強烈，一直發展到大聲疾呼地要求完全沒收地主的財產並把土地分給農民。

這種情況使得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遲早不可避免地要發生。

托洛茨基用觀察俄國史上百年之久的各種趨勢之間相互關係的眼力回顧新近發生的危機事件，然後轉向國際舞臺，明確了俄國革命在歐洲現代史中的地位，還概略地預測俄國革命對世界的影響和世界對俄國革命的影響。
托洛茨基同意布爾什維克的觀點，認為俄國資產階級不能領導革命，應由產業工人承擔這個角色。他當時更深入地論證說：工人階級由於自己在革命中至高無上的政治地位，甚至在西方社會主義高☆禁☆潮開始之前就不得不把俄國革命從資產階級階段推向社會主義階段。

俄國是一個半亞洲式、半歐洲式的國家，是以發展緩慢、沒有分化的原始社會為基礎的。形成這樣的國家不是由於俄國社會的推動，而是由於佔優勢的歐洲列強的軍事壓力。從很早的年代起，俄國先是反對韃靼人統治的鬥爭，繼而反抗波蘭一立陶宛人和瑞典人的入侵，國家強迫俄羅斯人民盡了最大努力，耗費了社會生產的絕大部分財富，因此阻礙了本來就緩慢的特權階級的形成過程，也阻礙了生產力，使它的增長更加緩慢。

托洛茨基認為

“國家權力不能任意製造社會集團和階級”。然而，統治者的主動權大得這樣驚人，而俄羅斯社會又如此遲鈍和麻木，以至在俄國甚至連“資本主義都像是國家的產兒”。舊俄城鎮與歐洲的城鎮不同，它一直不是工商業中心，只是某一軍事行政單位或城堡（莫斯科是皇村）。俄國城鎮和亞洲城鎮一樣，不生產、只消費；既不積累財富，也沒有逐漸發展分工。
沙俄國家在經濟上的優勢，中產階級在數量上的弱勢，外國資本在俄國工業中占的支配地位，中產階級傳統的缺乏——所有這一切綜合起來，使俄國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成了死胎。然而，現代工業雖然沒有明顯加強中產階級的實力，卻把無產階級推上了顯著地位。

托洛茨基宣稱：革命如果成功，其結果必將是無產階級奪得政權，“每一個名副其實的政黨的目的都是奪取政權，使國家為它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利益服務。”

“在經濟上落後的國家的，無產階級能比先進資本主國家的無產階級更早奪取政權。……俄國革命造成了條件，在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政治家們有機會充分顯示他們的政治家才能之前，政權就可能轉到無產階級手中。”
按照托洛茨基的觀點，革命的國內方面和國際方面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
新政權儘管有其創始的力量，而一旦城市和農村的革命從資產階級階段推進到社會主義階段時，就會發現它的力量不夠強大。那時它不得不向世界革命尋求授助。
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全力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不能把它的暫時統治轉變成穩定而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

這樣，從一開始就使事件的發展具有國際性質，並展示了最廣闊的前景：俄國工人階級由於領導政治解放鬥爭而上升到歷史上空前的高度，手中積聚有巨大的力量和手段，成為全球範圍內的消滅資本主義的首創者……
俄國無產階級……將遭受到全世界反動勢力有組織的敵視，也會得到全世界無產階級給予革命的有組織的支援。

俄國無產階級將把巨大的國家政權投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階級鬥爭的天平上，這個巨大的國家政權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這一難得的機遇所給予它的。手中有國家政權，背後有反革命，面前有歐洲反動派，它將向全世界的兄弟們發出那個熟悉的號召，這一次卻是最後攻擊的衝鋒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在獄中度過的幾個月中，托洛茨基深入思考並領悟了新近的經驗，《不斷革命論》這本80頁的小冊子正是這個人的實質與精華。1906年這本書剛出版就被員警查扣沒收了，到讀者手中的寥寥幾本沒有引起注意。

1906年9月19日，托洛茨基走上被告席。
審判不像料想的那樣在軍事法庭上進行，因而被告席上並沒有籠罩著死刑的陰影。但是被告們都有長期服勞役的準備。大批哥薩克騎兵和步兵圍住法庭。在宣佈處於戒嚴狀態的區域內滿是手持出鞘軍刀的憲兵。准許旁聽的只有百把人，其中有托洛茨基的父母。辯護律師共40人。250名來自各行各業的證人對蘇維埃活動的每一細節提供了證詞。從第一天起，由幾萬名工人簽名反對這次審判的抗議書像潮水般湧到法庭。有一份典型的抗議書說：“我們，奧布霍夫工廠的工人，宣佈……蘇維埃絕不是由一小撮陰謀家組成的，而是彼得堡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如果我們尊敬的П.A．茲雷德涅夫同志有罪，那麼，我們大家都有罪，我們用簽名來證實這一點。”
一次，被告們起立為一個在審判前就被處決的人默哀。律師和聽眾都站了起來，尷尬的憲兵軍官和員警也都站了起來。革命的餘波仍在空中飄蕩。
托洛茨基稱：“罷工已使千千萬萬的工人從工廠中出來沖上街頭，已喚醒他們投身到公共政治生活中去。誰能接管對群眾的指導，誰能使群眾隊伍遵守紀律？舊政府的哪一個機關？員警嗎？憲兵嗎？我找到的答案只有一個：除工人代表蘇維埃外，誰也不能。”
“罷工既然已使現政府癱瘓，因而就需要有另一個政府取代它。類似雙重政權的情況已經成為現實。”“事實上己經存在兩個政府。兩個政府都堅持自己的權力，都竭力爭取軍隊支持自己。兩個政府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體現無政府狀態和嗜血的正是舊政府，並不是蘇維埃。要求秩序就得推翻舊政府；只有暴動才能推翻它。”
“這個政府早已和全國人民決裂了。……我們擁有的不是全國的行政權力，而是一架屠殺群眾的自動機器。對這架把我們人民肉體活生生地剁成碎塊的政府機器，我找不出任何別的名稱。要是你們告訴我殺人、放火、暴行，……要是你們告訴我在特維爾、羅斯托夫、庫爾斯克、謝德爾策發生的一切，……要是你們告訴我基什涅奧夫、奧德薩、比亞威斯托克（一直在進行大屠殺的地方）是俄羅斯帝國政體的代表，那麼——是的，那麼我就同檢察長一起承認：我們在10月和11月裡是在武裝自己，反對這個俄羅斯帝國的政體。”
1906年11月2日，在空無一人的法庭上宣讀了判決書。關於主要罪狀，即暴動，法庭宣告蘇維埃成員無罪。但是判處托洛茨基和其他14人終身流放西伯利亞，褫奪其全部公民權利。
1907年1月5日黎明，這些犯人身穿灰色囚服上了路。關於他們動身的日期及目的地，事前都不讓他們知道。他們“興致勃勃地下棋”下到後半夜，剛剛躺下睡著，就被叫醒上路。不過，他們在動身前還是設法私下送出一封給彼得堡工人的“告別書”，對工人群眾與蘇維埃的團結一致表示感謝，並重申了革命最終勝利的希望。
這批流放犯，有些帶著妻子和小孩，在大隊軍人押送下經過空無一人的黑暗的街道，走到火車站。俄羅斯帝國政府仍然害怕有人企圖劫救他們，因此預防措施十分嚴密，由於認為彼得堡衛戍部隊的士兵不可靠，押送的軍隊是從莫斯科調來的。沿途各站都有密密麻麻的憲兵警戒線包圍住犯人的車廂，直到押送行程快到終點的時候才告訴犯人流放的地方。儘管如此，犯人們仍受到尊重和照顧。押送士兵公開地表示同情。他們都讀了審判報導，當他們得知要押送工人代表到流放地而不是押赴刑場處決時，感到寬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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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蘇維埃的起源：1905年的列寧和托洛茨基》《紅色蘇維埃的起源2：1905年的蘇維埃瞬息間成為俄國革命焦點》限於篇幅，更多精彩內容請訂閱或進入本頭條號《一世明哥私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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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波戰爭系列點擊下方地租往往是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在解放農奴後的半個多世紀中，農奴制的殘餘還大量存在而且頗有勢力，在某些地區，例如高加索，直到1912年還公開存在著“短期農奴制”。要求降低租稅或減免“勞役”的呼聲愈來愈強烈，一直發展到大聲疾呼地要求完全沒收地主的財產並把土地分給農民。

這種情況使得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遲早不可避免地要發生。

托洛茨基用觀察俄國史上百年之久的各種趨勢之間相互關係的眼力回顧新近發生的危機事件，然後轉向國際舞臺，明確了俄國革命在歐洲現代史中的地位，還概略地預測俄國革命對世界的影響和世界對俄國革命的影響。
托洛茨基同意布爾什維克的觀點，認為俄國資產階級不能領導革命，應由產業工人承擔這個角色。他當時更深入地論證說：工人階級由於自己在革命中至高無上的政治地位，甚至在西方社會主義高☆禁☆潮開始之前就不得不把俄國革命從資產階級階段推向社會主義階段。

俄國是一個半亞洲式、半歐洲式的國家，是以發展緩慢、沒有分化的原始社會為基礎的。形成這樣的國家不是由於俄國社會的推動，而是由於佔優勢的歐洲列強的軍事壓力。從很早的年代起，俄國先是反對韃靼人統治的鬥爭，繼而反抗波蘭一立陶宛人和瑞典人的入侵，國家強迫俄羅斯人民盡了最大努力，耗費了社會生產的絕大部分財富，因此阻礙了本來就緩慢的特權階級的形成過程，也阻礙了生產力，使它的增長更加緩慢。

托洛茨基認為

“國家權力不能任意製造社會集團和階級”。然而，統治者的主動權大得這樣驚人，而俄羅斯社會又如此遲鈍和麻木，以至在俄國甚至連“資本主義都像是國家的產兒”。舊俄城鎮與歐洲的城鎮不同，它一直不是工商業中心，只是某一軍事行政單位或城堡（莫斯科是皇村）。俄國城鎮和亞洲城鎮一樣，不生產、只消費；既不積累財富，也沒有逐漸發展分工。
沙俄國家在經濟上的優勢，中產階級在數量上的弱勢，外國資本在俄國工業中占的支配地位，中產階級傳統的缺乏——所有這一切綜合起來，使俄國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成了死胎。然而，現代工業雖然沒有明顯加強中產階級的實力，卻把無產階級推上了顯著地位。

托洛茨基宣稱：革命如果成功，其結果必將是無產階級奪得政權，“每一個名副其實的政黨的目的都是奪取政權，使國家為它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利益服務。”

“在經濟上落後的國家的，無產階級能比先進資本主國家的無產階級更早奪取政權。……俄國革命造成了條件，在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政治家們有機會充分顯示他們的政治家才能之前，政權就可能轉到無產階級手中。”
按照托洛茨基的觀點，革命的國內方面和國際方面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
新政權儘管有其創始的力量，而一旦城市和農村的革命從資產階級階段推進到社會主義階段時，就會發現它的力量不夠強大。那時它不得不向世界革命尋求授助。
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全力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不能把它的暫時統治轉變成穩定而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

這樣，從一開始就使事件的發展具有國際性質，並展示了最廣闊的前景：俄國工人階級由於領導政治解放鬥爭而上升到歷史上空前的高度，手中積聚有巨大的力量和手段，成為全球範圍內的消滅資本主義的首創者……
俄國無產階級……將遭受到全世界反動勢力有組織的敵視，也會得到全世界無產階級給予革命的有組織的支援。

俄國無產階級將把巨大的國家政權投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階級鬥爭的天平上，這個巨大的國家政權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這一難得的機遇所給予它的。手中有國家政權，背後有反革命，面前有歐洲反動派，它將向全世界的兄弟們發出那個熟悉的號召，這一次卻是最後攻擊的衝鋒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在獄中度過的幾個月中，托洛茨基深入思考並領悟了新近的經驗，《不斷革命論》這本80頁的小冊子正是這個人的實質與精華。1906年這本書剛出版就被員警查扣沒收了，到讀者手中的寥寥幾本沒有引起注意。

1906年9月19日，托洛茨基走上被告席。
審判不像料想的那樣在軍事法庭上進行，因而被告席上並沒有籠罩著死刑的陰影。但是被告們都有長期服勞役的準備。大批哥薩克騎兵和步兵圍住法庭。在宣佈處於戒嚴狀態的區域內滿是手持出鞘軍刀的憲兵。准許旁聽的只有百把人，其中有托洛茨基的父母。辯護律師共40人。250名來自各行各業的證人對蘇維埃活動的每一細節提供了證詞。從第一天起，由幾萬名工人簽名反對這次審判的抗議書像潮水般湧到法庭。有一份典型的抗議書說：“我們，奧布霍夫工廠的工人，宣佈……蘇維埃絕不是由一小撮陰謀家組成的，而是彼得堡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如果我們尊敬的П.A．茲雷德涅夫同志有罪，那麼，我們大家都有罪，我們用簽名來證實這一點。”
一次，被告們起立為一個在審判前就被處決的人默哀。律師和聽眾都站了起來，尷尬的憲兵軍官和員警也都站了起來。革命的餘波仍在空中飄蕩。
托洛茨基稱：“罷工已使千千萬萬的工人從工廠中出來沖上街頭，已喚醒他們投身到公共政治生活中去。誰能接管對群眾的指導，誰能使群眾隊伍遵守紀律？舊政府的哪一個機關？員警嗎？憲兵嗎？我找到的答案只有一個：除工人代表蘇維埃外，誰也不能。”
“罷工既然已使現政府癱瘓，因而就需要有另一個政府取代它。類似雙重政權的情況已經成為現實。”“事實上己經存在兩個政府。兩個政府都堅持自己的權力，都竭力爭取軍隊支持自己。兩個政府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體現無政府狀態和嗜血的正是舊政府，並不是蘇維埃。要求秩序就得推翻舊政府；只有暴動才能推翻它。”
“這個政府早已和全國人民決裂了。……我們擁有的不是全國的行政權力，而是一架屠殺群眾的自動機器。對這架把我們人民肉體活生生地剁成碎塊的政府機器，我找不出任何別的名稱。要是你們告訴我殺人、放火、暴行，……要是你們告訴我在特維爾、羅斯托夫、庫爾斯克、謝德爾策發生的一切，……要是你們告訴我基什涅奧夫、奧德薩、比亞威斯托克（一直在進行大屠殺的地方）是俄羅斯帝國政體的代表，那麼——是的，那麼我就同檢察長一起承認：我們在10月和11月裡是在武裝自己，反對這個俄羅斯帝國的政體。”
1906年11月2日，在空無一人的法庭上宣讀了判決書。關於主要罪狀，即暴動，法庭宣告蘇維埃成員無罪。但是判處托洛茨基和其他14人終身流放西伯利亞，褫奪其全部公民權利。
1907年1月5日黎明，這些犯人身穿灰色囚服上了路。關於他們動身的日期及目的地，事前都不讓他們知道。他們“興致勃勃地下棋”下到後半夜，剛剛躺下睡著，就被叫醒上路。不過，他們在動身前還是設法私下送出一封給彼得堡工人的“告別書”，對工人群眾與蘇維埃的團結一致表示感謝，並重申了革命最終勝利的希望。
這批流放犯，有些帶著妻子和小孩，在大隊軍人押送下經過空無一人的黑暗的街道，走到火車站。俄羅斯帝國政府仍然害怕有人企圖劫救他們，因此預防措施十分嚴密，由於認為彼得堡衛戍部隊的士兵不可靠，押送的軍隊是從莫斯科調來的。沿途各站都有密密麻麻的憲兵警戒線包圍住犯人的車廂，直到押送行程快到終點的時候才告訴犯人流放的地方。儘管如此，犯人們仍受到尊重和照顧。押送士兵公開地表示同情。他們都讀了審判報導，當他們得知要押送工人代表到流放地而不是押赴刑場處決時，感到寬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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