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陳獨秀究竟是怎麼死的？

陳獨秀晚年生活相當貧困，其主要生活來源主要是靠朋友接濟。江津德感壩九中教務處主任潘贊化曾對何資深說：“陳獨秀不行了，沒有了英雄氣慨，兒女情長。”何資深也說：“嗯，

他現在講米價，過去是不講這些的。”其潦倒之狀，可見一斑。但在貧困潦倒之時卻有許多熱心人來幫助他，這說明陳獨秀先前的名望相當高，也說明他的人格是值得別人相信和尊重的，因而在其困難時也願意伸出援助之手。

曾參加辛亥革命並擔任過安徽省都督的柏文蔚，

與陳獨秀是同鄉，也曾在一起共過事。 1939年冬，他到重慶開會便順路來探望陳獨秀。當他看到陳獨秀在大冬天裡只穿著單薄的棉衣時，不禁泛起一陣酸楚，當即把身上的狐皮襖贈送給陳獨秀。但固執的陳獨秀堅決不收。柏文蔚說：“仲甫，你我辛亥革命時便是生死與共的老朋友了!當年你年輕有為，不怕殺頭坐牢，豪氣沖天。現在你窮困到這個地步，作為老朋友送你一點東西難道也不行麼?你再堅持，我就立即告辭!”見老朋友如此，陳獨秀只好收下。

對陳獨秀經濟上幫助最大的恐怕要算楊鵬升、鄧仲純等人和北大同學會了。陳獨秀曾寫信告知楊鵬升要去重慶治病。楊得知後即寄了300元給陳。此後楊鵬升又陸續給陳匯款達數千元之多。

不僅如此，楊鵬升還先後轉交了名為“晉公”的匿名人士送給陳獨秀的2200元。這些在當時確實給陳獨秀很大的幫助。除此之外，“北大同學會”也每月定期資助陳獨秀 300元，而且還委託羅漢具體照顧陳獨秀的生活。羅漢在1939年5月重慶大轟炸中遇難後，該會委託何資深照顧陳獨秀。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陳獨秀的晚年生活將是不可想像的。

不過，陳獨秀是個個性強烈的人，無論經濟上如何困苦，他都不會犧牲原則去接受別人的幫助。他曾致信楊鵬升說：“素無知交者，更不願無緣受賜。”對不留姓名的晉公，他多次表示一旦得知將全部奉還。另外他對於國民黨政府的官員(以“北大同學會”名義除外)或共產黨的叛徒，

不管是否出於何種動機，都一概拒絕。當時在國民黨政權中任職的羅家倫、傅斯年曾送一些錢給陳獨秀，但陳堅決不收。並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施捨，不要你們的救濟。”使得羅、傅二人相當尷尬。當時國民政府的教育部長朱家驊也曾給陳獨秀送過一張5000元的支票，但被陳拒絕了。後來，朱家驊又托張國燾轉交，又被陳拒絕了。張國燾又托鄧學稼寄贈，陳獨秀還是沒有收。對此，陳獨秀是有他的苦衷的。他曾對鄧仲純說：“這些人的錢是不能收的。我寧願餓死，餓死!收了他們的錢，是非多。王明、康生對我人身攻擊的那件事，弄得我夠苦的了。”為了避免捲入政治是非，陳獨秀才會表現得那樣近乎絕情。

1942年5月12日，陳獨秀聽信偏方，喝了發了黴的蠶豆花煮的湯，引起腹脹不適。13日，包惠僧來看他，他一高興，吃了許多四季豆燒肉，夜裡嘔吐不止。此後，病情一日重甚一日，不見好轉，最終在27日病逝。6月1日葬於鼎山山麓康莊，1947年由其子陳松年遷回安徽省安慶市重新安葬。

陳獨秀死後，《時事新報》《新民報》發表評論說：“年輕時代的陳獨秀，向偶像宣戰，一種淩厲之氣，不失為一個先驅者。”同時，文章也評價晚年的陳獨秀，說他“究竟是一個操守者，因為我們還得到了他身後蕭條的消息”。對於陳獨秀的個性，恐怕魯迅的概括更精煉：“假如把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樹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裡面有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這就形象地描繪出陳獨秀待人坦誠、耿介固執的鮮明個性。這種個性也是造就他成為一個“終身反對派”的悲劇人生的主要原因。

陳獨秀還是沒有收。對此，陳獨秀是有他的苦衷的。他曾對鄧仲純說：“這些人的錢是不能收的。我寧願餓死，餓死!收了他們的錢，是非多。王明、康生對我人身攻擊的那件事，弄得我夠苦的了。”為了避免捲入政治是非，陳獨秀才會表現得那樣近乎絕情。

1942年5月12日，陳獨秀聽信偏方，喝了發了黴的蠶豆花煮的湯，引起腹脹不適。13日，包惠僧來看他，他一高興，吃了許多四季豆燒肉，夜裡嘔吐不止。此後，病情一日重甚一日，不見好轉，最終在27日病逝。6月1日葬於鼎山山麓康莊，1947年由其子陳松年遷回安徽省安慶市重新安葬。

陳獨秀死後，《時事新報》《新民報》發表評論說：“年輕時代的陳獨秀，向偶像宣戰，一種淩厲之氣，不失為一個先驅者。”同時，文章也評價晚年的陳獨秀，說他“究竟是一個操守者，因為我們還得到了他身後蕭條的消息”。對於陳獨秀的個性，恐怕魯迅的概括更精煉：“假如把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樹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裡面有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這就形象地描繪出陳獨秀待人坦誠、耿介固執的鮮明個性。這種個性也是造就他成為一個“終身反對派”的悲劇人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