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梅花南北路
梅關古驛道（資料圖）
◆李曉君
贛州大庾梅關古道，是北客去往嶺南的必經之路。
自古以來，“庾嶺寒梅”，讓多少文人墨客留下詠梅詩篇。
翻越大庾嶺，文天祥以亡國丞相的身份，渡船北上。放眼望去，蒼茫的贛江如滾滾的淚水，席捲嗚咽，莽莽青山披著素服，如喪考妣。文天祥寫下這首《南安軍》：
梅花南北路，風雨濕征衣。出嶺誰同出，歸鄉如不歸。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時非。
有一天，我辦公室來了一位五十多歲的農民，自稱在一所幼稚園做保安，說是王炎午後裔。他粗黑皸裂的手捧著一份複印的《吾汶稿》，希望我能助他出版。王炎午的《吾汶稿》，當年即已刊刻。對於其祖上事蹟，他略知一二。他急切地翻到《生祭文丞相》一文給我看。顯然，他為祖上的事蹟感到驕傲，並想努力表達一種對文丞相和先祖王炎午的崇敬之情。這位農民因為女兒嫁到南昌，
王炎午是誰？當年追隨文天祥勤王的吉安義士。當丞相被俘，坐船北上，他急切地寫下這篇曠古難見的奇文，並用大字抄寫數十份，張貼在驛站、碼頭、山牆，催這位同志速死：
“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用權命，不辱不負所學，
祭文最後意思說我們就等你成為廬陵第六位忠烈之士了。
文天祥就義後，他又作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
其實文天祥何曾想苟活？他從南安軍（今大餘縣）開始絕食，預計船到故鄉廬陵，正好盡節殉國，以效法夷齊狐死首丘。
也許死神的推遲到來，是為了讓這位烈士積蓄更多的光亮，來盛放更奪目的光輝。他又居然不死。當船來到南昌———我現在居住的城市時，出現了滿城圍睹的場面。亡國的子民爭相目睹這位狀元宰相、救國英雄。經過戰爭的洗禮，這座城市狼煙遍地，滿目蒼夷。文天祥深陷囚籠，衣衫襤褸，鬚髮淩亂，因而顯得更悲壯、更堅毅，就連押解他的元兵也禁不住讚歎：“諸葛軍師也！”
十月金秋的一個早晨，文天祥來到了大都北京。這是他第一次踏上這片燕山之地。和吉安不同，北京的秋天秋意甚濃，色彩繽紛，夕照金光透明，如澆鑄的銅汁一般。而吉安的秋天仿佛夏日，色彩仍是單調的綠色，氣溫高居不下，要遲至立冬後才陡然地冷起來，似乎省略了秋天這個環節。
文天祥在大都牢獄裡被囚禁了三年零九天。
有時誘降比死亡更具有考驗性。而這些只能用來墊高一個偉大的心靈。卑污、黑暗、窄小的囚室，也只不過是試金石，它使一個痛苦但澄淨的靈魂更具有金子的屬性。漫漫長夜，足夠用來回憶。仿佛死寂的日子不能遮掩讓人心跳的往昔。這些，在堆積，在充盈，在衝撞，直到有一天，如壺口瀑布沖決而下，帶來驚世的絕響———他在風雷交加、大雨磅礴中突然坐起，抓筆舔墨———他的書法也是了得的，草字流利有張旭遺風，行書骨力彌滿，毫無媚色，正如其人。他寫下這首《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與其說是寫出來的，毋寧說是從生命的至高處流淌而出的。假如處在一個安逸的年代，歷史上的他也許是另外一個樣子。以他的才華，他依然可以寫出許多閒情逸致的詩歌，其中不乏精美養眼之作———就像他年輕時幹的那樣。但恐怕在中國詩史的地位要降很多。與他的鄉賢歐陽修相比，他的文學影響也許不及；與一個個從吉安走出去的宰相相比，他的政治才能也沒有充分施展。苦難的時局，造就了一個官場上的失意者，短暫的救亡英雄，一個深刻的痛苦者、悔恨者，和一個宿命的囚徒。但他依然是吉安人的驕傲。哪怕吉安只出這樣一個人物，這個地方依然值得人們滿懷敬意！
鄧光薦《文丞相傳》記載，忽必烈見他時，他“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撾摘其膝傷”，他仍挺立不動。這份傲岸，使柔軟的南方增色。
對於勸降，他說，“君降臣不降，社稷為重君為輕。”他將自己的身軀和信念融入到國家和民族的一體裡去。他不是愚忠於某個人。因而他的精神超越了時代，成為民族的驕傲和脊樑，這種人格又可以感染任何一個民族的人民。
“天荒地老英雄散，國破家亡事業休。惟有一靈忠烈氣，碧雲長共暮雲愁。”這是文天祥寫於刑場的最後一首詩篇。柴市行刑，他的頭顱落地，但他的鮮血流淌至今。那天，他應是從容甚至期待的。他窮極了一個烈士和忠臣的極限，沒有遺恨，也沒有後悔。
他早在衣袋裡縫好了一篇絕筆書。擲地有聲的呐喊來自赤子心靈。書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淚水襲擊了這最初的讀者，直到和後世的讀者連成一片淚海……
來盛放更奪目的光輝。他又居然不死。當船來到南昌———我現在居住的城市時，出現了滿城圍睹的場面。亡國的子民爭相目睹這位狀元宰相、救國英雄。經過戰爭的洗禮，這座城市狼煙遍地，滿目蒼夷。文天祥深陷囚籠，衣衫襤褸，鬚髮淩亂，因而顯得更悲壯、更堅毅，就連押解他的元兵也禁不住讚歎：“諸葛軍師也！”十月金秋的一個早晨，文天祥來到了大都北京。這是他第一次踏上這片燕山之地。和吉安不同，北京的秋天秋意甚濃，色彩繽紛，夕照金光透明，如澆鑄的銅汁一般。而吉安的秋天仿佛夏日，色彩仍是單調的綠色，氣溫高居不下，要遲至立冬後才陡然地冷起來，似乎省略了秋天這個環節。
文天祥在大都牢獄裡被囚禁了三年零九天。
有時誘降比死亡更具有考驗性。而這些只能用來墊高一個偉大的心靈。卑污、黑暗、窄小的囚室，也只不過是試金石，它使一個痛苦但澄淨的靈魂更具有金子的屬性。漫漫長夜，足夠用來回憶。仿佛死寂的日子不能遮掩讓人心跳的往昔。這些，在堆積，在充盈，在衝撞，直到有一天，如壺口瀑布沖決而下，帶來驚世的絕響———他在風雷交加、大雨磅礴中突然坐起，抓筆舔墨———他的書法也是了得的，草字流利有張旭遺風，行書骨力彌滿，毫無媚色，正如其人。他寫下這首《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與其說是寫出來的，毋寧說是從生命的至高處流淌而出的。假如處在一個安逸的年代，歷史上的他也許是另外一個樣子。以他的才華，他依然可以寫出許多閒情逸致的詩歌，其中不乏精美養眼之作———就像他年輕時幹的那樣。但恐怕在中國詩史的地位要降很多。與他的鄉賢歐陽修相比，他的文學影響也許不及；與一個個從吉安走出去的宰相相比，他的政治才能也沒有充分施展。苦難的時局，造就了一個官場上的失意者，短暫的救亡英雄，一個深刻的痛苦者、悔恨者，和一個宿命的囚徒。但他依然是吉安人的驕傲。哪怕吉安只出這樣一個人物，這個地方依然值得人們滿懷敬意！
鄧光薦《文丞相傳》記載，忽必烈見他時，他“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撾摘其膝傷”，他仍挺立不動。這份傲岸，使柔軟的南方增色。
對於勸降，他說，“君降臣不降，社稷為重君為輕。”他將自己的身軀和信念融入到國家和民族的一體裡去。他不是愚忠於某個人。因而他的精神超越了時代，成為民族的驕傲和脊樑，這種人格又可以感染任何一個民族的人民。
“天荒地老英雄散，國破家亡事業休。惟有一靈忠烈氣，碧雲長共暮雲愁。”這是文天祥寫於刑場的最後一首詩篇。柴市行刑，他的頭顱落地，但他的鮮血流淌至今。那天，他應是從容甚至期待的。他窮極了一個烈士和忠臣的極限，沒有遺恨，也沒有後悔。
他早在衣袋裡縫好了一篇絕筆書。擲地有聲的呐喊來自赤子心靈。書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淚水襲擊了這最初的讀者，直到和後世的讀者連成一片淚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