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關古驛道（資料圖）
◆李曉君
贛州大庾梅關古道， 是北客去往嶺南的必經之路。 舊時的官樓、斑駁的石道， 在恣肆盛開的梅花映襯下，
自古以來， “庾嶺寒梅”， 讓多少文人墨客留下詠梅詩篇。
翻越大庾嶺， 文天祥以亡國丞相的身份， 渡船北上。 放眼望去， 蒼茫的贛江如滾滾的淚水， 席捲嗚咽， 莽莽青山披著素服， 如喪考妣。 文天祥寫下這首《南安軍》：
梅花南北路， 風雨濕征衣。
有一天， 我辦公室來了一位五十多歲的農民， 自稱在一所幼稚園做保安， 說是王炎午後裔。 他粗黑皸裂的手捧著一份複印的《吾汶稿》， 希望我能助他出版。 王炎午的《吾汶稿》， 當年即已刊刻。 對於其祖上事蹟， 他略知一二。 他急切地翻到《生祭文丞相》一文給我看。 顯然， 他為祖上的事蹟感到驕傲， 並想努力表達一種對文丞相和先祖王炎午的崇敬之情。 這位農民因為女兒嫁到南昌， 前來投親， 兼職做保安。 他的身上有著一種與時下格格不入的讓我熟悉又陌生的東西。 他的竭力表達， 似乎不會獲得人們的正視。 我想他是被多次“哦哦哦”之類的推諉之後，
王炎午是誰？當年追隨文天祥勤王的吉安義士。 當丞相被俘， 坐船北上， 他急切地寫下這篇曠古難見的奇文， 並用大字抄寫數十份， 張貼在驛站、碼頭、山牆， 催這位同志速死：
“嗚呼， 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 科第郊祁， 斯文不朽， 可死。 喪父受公卿， 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 迎養之樂， 為子孝， 可死。 二十而巍科， 四十而將相， 功名事業， 可死。 仗義勤王， 使用權命， 不辱不負所學， 可死。 華元踉， 子胥脫走， 可死……嗚呼！四忠一節， 待公而六。 為位其間， 訃則哭。 ”
祭文最後意思說我們就等你成為廬陵第六位忠烈之士了。
文天祥就義後， 他又作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 “名相烈士， 合為一傳；三千年間， 人不兩見。 ”
其實文天祥何曾想苟活？他從南安軍（今大餘縣）開始絕食， 預計船到故鄉廬陵， 正好盡節殉國， 以效法夷齊狐死首丘。
也許死神的推遲到來， 是為了讓這位烈士積蓄更多的光亮， 來盛放更奪目的光輝。 他又居然不死。 當船來到南昌———我現在居住的城市時， 出現了滿城圍睹的場面。 亡國的子民爭相目睹這位狀元宰相、救國英雄。 經過戰爭的洗禮， 這座城市狼煙遍地， 滿目蒼夷。 文天祥深陷囚籠， 衣衫襤褸， 鬚髮淩亂， 因而顯得更悲壯、更堅毅， 就連押解他的元兵也禁不住讚歎：“諸葛軍師也！”
十月金秋的一個早晨，
文天祥在大都牢獄裡被囚禁了三年零九天。
有時誘降比死亡更具有考驗性。 而這些只能用來墊高一個偉大的心靈。 卑污、黑暗、窄小的囚室， 也只不過是試金石， 它使一個痛苦但澄淨的靈魂更具有金子的屬性。 漫漫長夜， 足夠用來回憶。 仿佛死寂的日子不能遮掩讓人心跳的往昔。 這些， 在堆積， 在充盈， 在衝撞， 直到有一天， 如壺口瀑布沖決而下， 帶來驚世的絕響———他在風雷交加、大雨磅礴中突然坐起， 抓筆舔墨———他的書法也是了得的，草字流利有張旭遺風，行書骨力彌滿，毫無媚色，正如其人。他寫下這首《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與其說是寫出來的，毋寧說是從生命的至高處流淌而出的。假如處在一個安逸的年代，歷史上的他也許是另外一個樣子。以他的才華，他依然可以寫出許多閒情逸致的詩歌，其中不乏精美養眼之作———就像他年輕時幹的那樣。但恐怕在中國詩史的地位要降很多。與他的鄉賢歐陽修相比，他的文學影響也許不及；與一個個從吉安走出去的宰相相比，他的政治才能也沒有充分施展。苦難的時局，造就了一個官場上的失意者，短暫的救亡英雄，一個深刻的痛苦者、悔恨者，和一個宿命的囚徒。但他依然是吉安人的驕傲。哪怕吉安只出這樣一個人物，這個地方依然值得人們滿懷敬意！
鄧光薦《文丞相傳》記載，忽必烈見他時，他“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撾摘其膝傷”，他仍挺立不動。這份傲岸，使柔軟的南方增色。
對於勸降，他說，“君降臣不降，社稷為重君為輕。”他將自己的身軀和信念融入到國家和民族的一體裡去。他不是愚忠於某個人。因而他的精神超越了時代，成為民族的驕傲和脊樑，這種人格又可以感染任何一個民族的人民。
“天荒地老英雄散，國破家亡事業休。惟有一靈忠烈氣，碧雲長共暮雲愁。”這是文天祥寫於刑場的最後一首詩篇。柴市行刑，他的頭顱落地，但他的鮮血流淌至今。那天，他應是從容甚至期待的。他窮極了一個烈士和忠臣的極限，沒有遺恨，也沒有後悔。
他早在衣袋裡縫好了一篇絕筆書。擲地有聲的呐喊來自赤子心靈。書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淚水襲擊了這最初的讀者，直到和後世的讀者連成一片淚海……
抓筆舔墨———他的書法也是了得的，草字流利有張旭遺風，行書骨力彌滿，毫無媚色，正如其人。他寫下這首《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與其說是寫出來的，毋寧說是從生命的至高處流淌而出的。假如處在一個安逸的年代，歷史上的他也許是另外一個樣子。以他的才華，他依然可以寫出許多閒情逸致的詩歌，其中不乏精美養眼之作———就像他年輕時幹的那樣。但恐怕在中國詩史的地位要降很多。與他的鄉賢歐陽修相比，他的文學影響也許不及；與一個個從吉安走出去的宰相相比，他的政治才能也沒有充分施展。苦難的時局，造就了一個官場上的失意者，短暫的救亡英雄，一個深刻的痛苦者、悔恨者，和一個宿命的囚徒。但他依然是吉安人的驕傲。哪怕吉安只出這樣一個人物，這個地方依然值得人們滿懷敬意！
鄧光薦《文丞相傳》記載，忽必烈見他時，他“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撾摘其膝傷”，他仍挺立不動。這份傲岸，使柔軟的南方增色。
對於勸降，他說，“君降臣不降，社稷為重君為輕。”他將自己的身軀和信念融入到國家和民族的一體裡去。他不是愚忠於某個人。因而他的精神超越了時代，成為民族的驕傲和脊樑，這種人格又可以感染任何一個民族的人民。
“天荒地老英雄散，國破家亡事業休。惟有一靈忠烈氣，碧雲長共暮雲愁。”這是文天祥寫於刑場的最後一首詩篇。柴市行刑，他的頭顱落地，但他的鮮血流淌至今。那天，他應是從容甚至期待的。他窮極了一個烈士和忠臣的極限，沒有遺恨，也沒有後悔。
他早在衣袋裡縫好了一篇絕筆書。擲地有聲的呐喊來自赤子心靈。書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淚水襲擊了這最初的讀者，直到和後世的讀者連成一片淚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