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將切忌說大話

宋濂在《龍門子寧道記·大學微》裡記載：昔李元平初從關播，喜為大言，常論兵，鄙天下無可者。一日，將兵汝州，李希烈一笑而縛之。

一個誇誇其談、鄙天下將領都無能的李元平，在駐守汝州的時候和叛軍首領李希烈一碰面，

就被其輕而易舉地生擒了。這說明，言過其實、徒有其名的為將者，雖能使上司輕信其大話，甚至被重用，但關鍵時候只會被對手“一笑而縛之”。這樣的結果既害人害己，又誤國誤軍。

宋濂還曾寫過一個“尊盧沙”的寓言，一位虛構人物尊盧沙，好誇談，竟然以他的誇談唬住了關吏、大夫、上卿。從而得見楚王，又以誇談謀得楚卿。但晉侯率諸侯之師打來時，

他卻變得瞠目結舌、束手無策了，最後只能說出割地求和的法子。楚王氣惱，便割其鼻子，將其逐出朝廷。

狂妄自大、吹牛浮誇，雖是大言者的本性，卻是領兵打仗的大忌。在歷史的長河裡，那些曾經高談闊論而無真招實策之人，又有幾人能夠逃脫失敗的命運呢？戰國時期的趙括、三國時期的馬謖，都是引用兵法的“高手”，卻慘敗長平、失守街亭，“紙上談兵”的雅號被人道說千年。

“兵，死地也”，不能“易言之”。但是歷史的教訓，總會有人重蹈覆轍。後蜀將領王昭遠好讀兵書卻大言不實，率軍隊從成都出征時，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之際，更是攘臂狂言：“吾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結果戰敗棄甲而逃，藏在老百姓的穀倉下面，悲痛嗟歎，眼睛哭腫，只是念誦羅隱詩“運去英雄不自由”，很快就被宋軍俘虜。

大話好說，

牛皮好吹，平時無事指點江山、傲視天下，關鍵時候卻是霜打的茄子——蔫了！哭有何用？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誇談足以賈禍。”說大話的為將者，永遠是說得驚天動地，就像扯把白雲擦擦汗，湊著太陽吸袋煙。但事實一再告誡人們：“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言不得過其實，實不得過其名。為將者不能做說大話的“癮君子”，不能插著浪漫的翅膀亂擺龍門陣。

即使能逞一時之能，得一時之位，卻是花邊的枕頭難見真章，落下“一笑而縛”之類的下場只是早晚的事。換個角度看，一些人之所以熱衷“大言”，誇誇其談，除了作風虛浮，恐怕還與“能力不足”有很大關係。胸無點墨，靠什麼博人眼球？胸無良策，憑什麼蓄積底氣？只能靠吹牛說大話嚇唬人。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力本事絕不是靠大話撐起的，而是靠艱辛努力換來的。左宗棠曾在家書中提到初到江西督戰的情況：“吾惜嘗以未臨前敵為恨。

自到江西，往往策馬督戰。初猶皇戚，久則膽氣愈壯，心志愈定，雖殺聲震耳，矢石當前，而毫無怯懼之色。以是知凡事之不可不歷練也，今而後可免紙上談兵之誚矣。”左宗棠這樣的人物臨戰時也有畏懼，也有“不能”，但他找出破解的方法就是多深入一線戰場，多練習膽氣血性。

“一步實際行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縮短“說”與“做”的距離，是為將之要。然而，一些同志卻喜歡這番景象：對上表態慷慨激昂，練兵備戰說得多、做得少；自我感覺常良好，“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蕩”……如此表現，照見的全是形式主義的虛火、高高在上的官氣，根本彰顯不了縱橫戰場的能力。

雷聲大，不代表下大雨；大言多，不代表會打仗。佯裝具有別人所不具有的智慧和能力，哪怕吹得再美、演得再巧，在“那一天真的來臨時”，都會嘗到苦果。魯迅先生說：事實是毫無情面的東西，它能將空言打得粉碎。以圖虛名始，必將以得實禍終。真正的將才，絕不會在誇誇其談上費思量，而是在練兵備戰上下實功。

“部隊還是要練，要隨時準備打仗，枕戈待旦不是唱歌唱出來的。”千軍萬馬看指揮。領導幹部只有勤於實踐、少說多做，不馳於空想、不騖於虛聲，才能臨戰有良謀，臨危而不懼，真正成為克敵制勝的戰將。

”縮短“說”與“做”的距離，是為將之要。然而，一些同志卻喜歡這番景象：對上表態慷慨激昂，練兵備戰說得多、做得少；自我感覺常良好，“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蕩”……如此表現，照見的全是形式主義的虛火、高高在上的官氣，根本彰顯不了縱橫戰場的能力。

雷聲大，不代表下大雨；大言多，不代表會打仗。佯裝具有別人所不具有的智慧和能力，哪怕吹得再美、演得再巧，在“那一天真的來臨時”，都會嘗到苦果。魯迅先生說：事實是毫無情面的東西，它能將空言打得粉碎。以圖虛名始，必將以得實禍終。真正的將才，絕不會在誇誇其談上費思量，而是在練兵備戰上下實功。

“部隊還是要練，要隨時準備打仗，枕戈待旦不是唱歌唱出來的。”千軍萬馬看指揮。領導幹部只有勤於實踐、少說多做，不馳於空想、不騖於虛聲，才能臨戰有良謀，臨危而不懼，真正成為克敵制勝的戰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