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張仃何以晚年常喃喃自語：還是魯迅的好

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巨人，他是一個博大精深的矛盾體，冷峻與灼熱，感性與理性，進取與虛無，希望與絕望，在他身上同時並存，崇拜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吸收；而張仃，

是一位樸素的藝術家，與魯迅有著不同的知識背景、人生經歷和性格，那麼，他是以什麼方式與魯迅發生精神聯繫的？

“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thepaper.cn)刊發的李兆忠先生此文對此進行了深度鉤沉，這也是此文第一次全本刊發。

張仃晚年自畫像

生命的最後歲月，

藝術家張仃隱居在京郊門頭溝自己設計的石頭房子裡。此時，他已不再作畫，也不再過問畫壇的人事是非。凡是去拜訪過的人，一定能看到這樣的景象：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靜靜地坐在臨窗的籐椅上，抽著大煙斗，沉思冥想，案幾上放著的，是《魯迅全集》。據夫人灰娃介紹，張仃經常喃喃自語這樣一句話：“還是魯迅的好”。

《焚書坑儒圖》：回到歷史原點

魯迅的形象第一次出現在張仃的筆下，

是1933年，其時張仃年方十六，是北平私立美專國畫系的一名學生。

這是一幅名叫《焚書坑儒圖》的漫畫。晚年張仃時常提起這幅畫，興奮之情溢於言表。1998年4月張仃接受鳳凰衛視採訪，老人再次回憶起這幅畫：“我用水陸畫的形式畫的漫畫《地獄變相》張仃的朋友圈裡，沒有一個高官，有的都是畫家、作家、詩人、學者，藝術愛好者，而且黨外人士居多。於是，在一些思想正統的黨員心目中，

張仃被視為“黨內民主派”。

W是張仃魯藝時代的同事，著名的革命美術家兼文藝理論家，1957年中央美院“反右”運動中，曾借白酒壯膽，上臺揭發自己的老上級江豐，被人發現，指斥為革命立場不堅定。經過三十多年持續不斷的改造，此時已成為一位刀槍不入、絕對忠於黨性的中共黨員。而張仃，卻是本性難改，做了一件有違黨性的事，而且毫無後悔之意。此段心路歷程，

一個月後張仃藝術地宣洩在巨幅焦墨山水《昆侖頌》中。

晚年的張仃變得沉默寡言，與青壯時代判若兩人，一種淡淡的憂鬱在他臉上揮之不去，故有人把他比作“一座沉默的大山”。作為張仃先生二十余載的忘年交，筆者一直好奇，這位飽經風霜的老人心裡究竟在想些什麼？後來，在清華大學“張仃先生百年誕生學術論壇”上，聽到畫家袁運生的發言，始恍然大悟。據袁運生講述：文革後張先生見到他，

低頭沉默，樣子很痛苦，抱著頭蹲在地上不肯起來。他知道其中原委：1957年，他以“反動學生”的莫須有罪名被打成右派時，張仃是反右領導小組的組長。這種狀況持續很長時間，張先生一直不能為這件事釋懷，最後弄得他心裡很不安，反過來勸張先生：這不是他的錯，不是他的責任，然而張仃終難原諒自己。抱頭蹲地不起，是張仃特有的一個習慣性動作，每當絕望、痛苦或者無奈的情緒達到極點時，就會有這個動作出現。據丁紹光回憶：文革初，他偷偷跑到白家莊探望受衝擊迫害的老師，張仃也是這個動作。

筆者以為：張仃的沉默寡言，原因不止以上這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烏托邦的破滅，恐怕是更主要的。青年時代的張仃有兩個夢想，一個是驅逐日寇，一個是創建新中國，兩個夢想後來都變成實現。與那個時代的許多革命者一樣，張仃堅信這是毛澤東領導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浴血奮戰，創下的豐功偉績。因此他對毛澤東無比崇敬，這種崇敬與強烈的民族情感、深沉的家國情懷聯繫在一起。唯其如此，新中國成立後，面對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批判運動，尤其是“反右”運動，即使感到困惑不滿，最後也總是從積極的角度去理解，以為這是歷史偉人出於某種宏偉的計畫，為達到理想的目標採取的手段，是一個必要的過程。

歷史的詭吊，或許不是張仃那樣純樸的藝術家能參透，精神導師魯迅，則早經看破了歷史的把戲。由於歷史的原因，其深邃而超前的思想被貌似革命的激進主義所閹割、扭曲。時過境遷，不可遏制地再次放出光芒。這，應當是晚年張仃終日陪伴《魯迅全集》的理由。張仃常常告誡來訪的學生，要警惕魯迅當年指出的中國知識份子容易掉入的三個陷阱：一是給“官”幫忙幫閒；二是給“商”幫忙幫閒；三是給“大眾”幫忙幫閒。2006年，八十九高齡的張仃接受媒體採訪，就“軟實力”問題發表如下感言——

不固步自封，不全盤西化。東洋西洋，好的全部借鑒。這其實就是軟實力的最好標誌。一個缺乏軟實力的民族是不可能被別人看重的。打個比方：一個人發了財之後，是以暴發戶、經濟動物的面目沾沾自喜呢？還是加強自身修養，以優秀體面、高度的精神文化自強自信、自尊自愛的氣度出現呢？毫無疑問，後者讓人尊重，前者只能被人可憐，更被人鄙夷。

晚年張仃

此時的張仃，似已與魯迅融為一體。

（注：本文原題為《張仃眼中的魯迅》）

就會有這個動作出現。據丁紹光回憶：文革初，他偷偷跑到白家莊探望受衝擊迫害的老師，張仃也是這個動作。

筆者以為：張仃的沉默寡言，原因不止以上這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烏托邦的破滅，恐怕是更主要的。青年時代的張仃有兩個夢想，一個是驅逐日寇，一個是創建新中國，兩個夢想後來都變成實現。與那個時代的許多革命者一樣，張仃堅信這是毛澤東領導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浴血奮戰，創下的豐功偉績。因此他對毛澤東無比崇敬，這種崇敬與強烈的民族情感、深沉的家國情懷聯繫在一起。唯其如此，新中國成立後，面對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批判運動，尤其是“反右”運動，即使感到困惑不滿，最後也總是從積極的角度去理解，以為這是歷史偉人出於某種宏偉的計畫，為達到理想的目標採取的手段，是一個必要的過程。

歷史的詭吊，或許不是張仃那樣純樸的藝術家能參透，精神導師魯迅，則早經看破了歷史的把戲。由於歷史的原因，其深邃而超前的思想被貌似革命的激進主義所閹割、扭曲。時過境遷，不可遏制地再次放出光芒。這，應當是晚年張仃終日陪伴《魯迅全集》的理由。張仃常常告誡來訪的學生，要警惕魯迅當年指出的中國知識份子容易掉入的三個陷阱：一是給“官”幫忙幫閒；二是給“商”幫忙幫閒；三是給“大眾”幫忙幫閒。2006年，八十九高齡的張仃接受媒體採訪，就“軟實力”問題發表如下感言——

不固步自封，不全盤西化。東洋西洋，好的全部借鑒。這其實就是軟實力的最好標誌。一個缺乏軟實力的民族是不可能被別人看重的。打個比方：一個人發了財之後，是以暴發戶、經濟動物的面目沾沾自喜呢？還是加強自身修養，以優秀體面、高度的精神文化自強自信、自尊自愛的氣度出現呢？毫無疑問，後者讓人尊重，前者只能被人可憐，更被人鄙夷。

晚年張仃

此時的張仃，似已與魯迅融為一體。

（注：本文原題為《張仃眼中的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