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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級基因檢測是“餡餅”還是“陷阱”?

“消費級基因檢測給用戶提供的是對自身基因的認知結果,

而不能包治百病。”在23魔方創始人、CEO周坤看來,目前受眾對於消費級基因檢測的認知度很低,“這有兩個極端,一方面是不相信基因檢測的作用,另一方面是誇大基因檢測的作用。”

這種受眾認知層面的缺失是整個消費級基因檢測市場不成熟的直接表現。而市場不成熟帶來的直接效果就是監管層面以及支付方的缺位。

在美國,支付方和監管層都在對消費級基因檢測亮出橄欖枝。

而在我國,對於仍處於初始階段的消費級基因檢測而言,無論是在政策監管層面還是支付方的參與層面,都需要逐步完善。

過度行銷、用戶認知局限

基因檢測目前主要應用於兩大方向,一是科研和醫療相關的專業級基因檢測;另一大方向則是面向消費者的檢測,比如易感疾病風險預估、無創產前基因檢測、天賦基因等產品。

福州軍區總醫院資訊中心主任陳金雄在《互聯網+基因空間:邁向精准醫療時代》一書中提到:基因科學的力量將顯現在整個健康事業的方方面面,

面向大眾的基因檢測以疾病風險評估為目的,並依據檢測結果為個人提出個性化的預防性措施。當足夠多的人接觸到基因檢測產品,並依其指導意見改變日常行為(更多健康的運動)或消費習慣(更健康的飲食)時,勢必對相關行業產生巨大的影響。

然而,

本該以醫療健康為主的消費級基因檢測卻在日漸跑偏。檢測情商、檢測二胎智商、檢測抗霧霾指數、檢測早戀、檢測網癮,搜集市面上針對消費者的基因檢測產品,你會產生這樣的懷疑:基因檢測究竟靠譜嗎?

目前,消費級基因檢測行業內的企業一般可分為兩類:技術驅動型與行銷驅動型。

這些“跑偏”的基因檢測專案大多是行銷驅動型企業的“傑作”。

GeneKang基雲惠康創始人、CEO郝向穩告訴健康點,技術驅動型的企業是從技術的角度出發的,他們希望可以為大眾提供對自身基因的科學認知。而行銷驅動型企業則以市場行銷的方式進行基因檢測的推廣。“這些企業擅長的是針對消費者的心理訴求,做一些非常接地氣的行銷手段和服務。

“在行銷驅動型企業的銷售過程中,基因檢測是一種產品載體,在整個交易過程中,基因檢測本身價值發揮有限。”郝向穩表示,行銷驅動型企業的銷售過程中還會存在誇大產品的作用和價值,價格虛高的情況。

行銷驅動型企業的種種做法導致了受眾對於消費級基因檢測的錯誤認知。“但行銷驅動型企業的存在也有一定價值,他們更接底氣的行銷方式也讓受眾更快地知道了基因檢測行業的存在。”郝向穩強調。

“如何提高用戶的認知程度、改變使用者的錯誤認知是目前我國消費級基因檢測市場上最亟待解決的問題。”壹基因創始人王軍一博士說到。

對此,周坤表示,“作為服務提供方,消費級基因檢測公司要做到行業自律,一些特別誇大的宣傳要避免。”他提到,2016年有一些基因檢測公司甚至淪為傳銷的道具,這對行業產生了很大的傷害。

在奇雲科技創始人羅奇斌看來,認知程度的提升除了市場參與者的努力,也需要一定的時間沉澱。“每一種科技產品的市場普及率達到25%都需要一定時間,從手機、電視、互聯網等產品來看,他們被公眾接受的時間長度都不一樣。但這個過程需要的時間會越來越短。”

羅奇斌列舉了這樣一組資料,按照我國市場14億人口的容量來計算,產品使用普及率達到25%意味著有3.5億人使用過這個產品。然而目前我國消費級基因檢測產品的使用情況仍不足1000萬人次。“以無創產前檢測來說,美國的產品使用普及率達到25%用了4年時間,但中國已經使用8年了,還沒有普及。”

政策監管落後於市場發展

政策的支援與規範是促進使用者認知水準提高的重要因素。

在美國,FDA認為,面向個人的疾病基因檢測服務至少應該滿足以下兩點:

第一,所有面向家庭檢測的產品都需要詳細的使用說明,證明使用者在從未瞭解其產品的情況下可以看懂並正確操作。

第二,檢測結果清晰且適合普通用戶閱讀理解,告訴他們何種結果與用戶何種期待相匹配。只有這樣,基因檢測產品才能抓住使用者的心,並將它們轉化為基因檢測的傳播者。

美國的這種規定更有利於受眾認識產品。但目前我國對於消費級基因檢測並沒有任何明文規定,無論是做什麼樣的檢測,還是檢測要遵守怎樣的標準,從業者都沒有可參考的物件。周坤表示,目前行業內的企業大多希望未來出臺的政策能夠以促進行業發展為主,“行業目前不適合單純粗暴的一刀切監管,但合理規範的監管可以促進行業發展。”

“在我國,政策的監管是落後於市場發展的。”王軍一說到,但是2017年初,國務院發佈的《中國防治慢性病中長期規劃(2017——2025年)》中提到,支持基因檢測等新技術、新產品在慢性病防治領域推廣應用。這是推動消費級基因檢測產業發展的一個積極信號。

羅奇斌則表示,在一個行業還是非常早期的時候,其發展會不斷受到監管方的制約作用,在過去5年,基因檢測市場還是政策導向的市場,當政策對於某一類基因檢測產品的應用有積極導向的時候,資本就會開始推動相關領域的發展,近兩年來基因檢測技術在腫瘤領域的應用就是一個例子。包括解碼DNA、吉凱基因、易活生物、海普洛斯、可幫基因、世和基因等多家提供腫瘤基因檢測服務的公司均獲得了金額可觀的融資。

在希望政策能夠推動產業發展的同時,其變化所帶來的風險成本也值得關注。2013年年末,美國消費級基因檢測的明星公司23andMe曾被FDA要求暫停為新用戶提供健康方面的基因檢測服務。2014年2月,我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與國家衛計委辦公廳也曾在官方網站上發佈通知,緊急叫停基因測序相關產品和技術在臨床醫學上的使用。這些事件都是擺在消費級基因檢測創業者面前的警鐘。

支付方尚未真正參與

“監管方決定了行業如何能夠健康持續的發展,支付方則決定了行業的市場容量和發展速度。”水母基因聯合創始人、CTO趙南博士告訴健康點,目前的基因檢測更多像一種促銷保險的手段,還沒有充分發揮出基因和生命資料解析對於保險業的真正價值,包括對保險公司業務增長的價值和對保險客戶的預防疾病的價值。

“產業前期監管方會產生一個積極作用,這個階段過去後,發生作用的才是支付方。”羅奇斌提到,目前,很多消費級基因檢測公司希望繞開監管方,直接接入支付方,借助支付方的力量來促進產業發展。然而,目前尚未有證據表明這條路的可行性。

羅奇斌認為,在監管方還沒有成熟、監管體系沒有完善的時候,支付方的推動會導致市場的混亂。“現在的基因檢測產業中,支付方對基因產品的選擇是不明確的,不公開的,也是混亂的。這導致很多基因產品會被人誤用到妖魔鬼怪的方向去。基因檢測真正的作用並沒有被體現出來。”

基因檢測真正參與到保險中,一方面做的是購買保險前期的檢測,可以針對檢測出的大病風險購買相應的保險。另一方面做的是購買保險後的服務,針對性地預防大病發生。從2015年開始,平安壽險、中國人壽集團、中國人保集團、太平人壽、富德生命人壽等不少保險機構相繼與基因檢測機構進行了接觸,部分機構已達成了合作。

王軍一表示,作為促銷保險的手段,為了節省成本,目前保險方購買的基因檢測產品大多是檢測位元點相對較少,準確率較低的產品。郝向穩也提到,“保險公司在採購產品的過程中優先追求性價比,往往採購只檢測幾個基因位元點的產品,而在實際的基因資訊價值發揮中需要基因比較全面的資訊,比如乳腺癌相關的基因資訊,市場上常見的是檢測BRCA1和BRCA2的部分基因位元點,其實應該檢測這兩個基因全部的基因序列資訊,同時還有其他與乳腺癌有關的基因也應該被檢測。”

在與保險公司接觸的過程中,趙南認為,目前市場的空白點在於保險公司需要個性化檢測內容,但現有的檢測無論在位點、報告還是價格上均高度同質化、簡單化。

-end-

”郝向穩強調。

“如何提高用戶的認知程度、改變使用者的錯誤認知是目前我國消費級基因檢測市場上最亟待解決的問題。”壹基因創始人王軍一博士說到。

對此,周坤表示,“作為服務提供方,消費級基因檢測公司要做到行業自律,一些特別誇大的宣傳要避免。”他提到,2016年有一些基因檢測公司甚至淪為傳銷的道具,這對行業產生了很大的傷害。

在奇雲科技創始人羅奇斌看來,認知程度的提升除了市場參與者的努力,也需要一定的時間沉澱。“每一種科技產品的市場普及率達到25%都需要一定時間,從手機、電視、互聯網等產品來看,他們被公眾接受的時間長度都不一樣。但這個過程需要的時間會越來越短。”

羅奇斌列舉了這樣一組資料,按照我國市場14億人口的容量來計算,產品使用普及率達到25%意味著有3.5億人使用過這個產品。然而目前我國消費級基因檢測產品的使用情況仍不足1000萬人次。“以無創產前檢測來說,美國的產品使用普及率達到25%用了4年時間,但中國已經使用8年了,還沒有普及。”

政策監管落後於市場發展

政策的支援與規範是促進使用者認知水準提高的重要因素。

在美國,FDA認為,面向個人的疾病基因檢測服務至少應該滿足以下兩點:

第一,所有面向家庭檢測的產品都需要詳細的使用說明,證明使用者在從未瞭解其產品的情況下可以看懂並正確操作。

第二,檢測結果清晰且適合普通用戶閱讀理解,告訴他們何種結果與用戶何種期待相匹配。只有這樣,基因檢測產品才能抓住使用者的心,並將它們轉化為基因檢測的傳播者。

美國的這種規定更有利於受眾認識產品。但目前我國對於消費級基因檢測並沒有任何明文規定,無論是做什麼樣的檢測,還是檢測要遵守怎樣的標準,從業者都沒有可參考的物件。周坤表示,目前行業內的企業大多希望未來出臺的政策能夠以促進行業發展為主,“行業目前不適合單純粗暴的一刀切監管,但合理規範的監管可以促進行業發展。”

“在我國,政策的監管是落後於市場發展的。”王軍一說到,但是2017年初,國務院發佈的《中國防治慢性病中長期規劃(2017——2025年)》中提到,支持基因檢測等新技術、新產品在慢性病防治領域推廣應用。這是推動消費級基因檢測產業發展的一個積極信號。

羅奇斌則表示,在一個行業還是非常早期的時候,其發展會不斷受到監管方的制約作用,在過去5年,基因檢測市場還是政策導向的市場,當政策對於某一類基因檢測產品的應用有積極導向的時候,資本就會開始推動相關領域的發展,近兩年來基因檢測技術在腫瘤領域的應用就是一個例子。包括解碼DNA、吉凱基因、易活生物、海普洛斯、可幫基因、世和基因等多家提供腫瘤基因檢測服務的公司均獲得了金額可觀的融資。

在希望政策能夠推動產業發展的同時,其變化所帶來的風險成本也值得關注。2013年年末,美國消費級基因檢測的明星公司23andMe曾被FDA要求暫停為新用戶提供健康方面的基因檢測服務。2014年2月,我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與國家衛計委辦公廳也曾在官方網站上發佈通知,緊急叫停基因測序相關產品和技術在臨床醫學上的使用。這些事件都是擺在消費級基因檢測創業者面前的警鐘。

支付方尚未真正參與

“監管方決定了行業如何能夠健康持續的發展,支付方則決定了行業的市場容量和發展速度。”水母基因聯合創始人、CTO趙南博士告訴健康點,目前的基因檢測更多像一種促銷保險的手段,還沒有充分發揮出基因和生命資料解析對於保險業的真正價值,包括對保險公司業務增長的價值和對保險客戶的預防疾病的價值。

“產業前期監管方會產生一個積極作用,這個階段過去後,發生作用的才是支付方。”羅奇斌提到,目前,很多消費級基因檢測公司希望繞開監管方,直接接入支付方,借助支付方的力量來促進產業發展。然而,目前尚未有證據表明這條路的可行性。

羅奇斌認為,在監管方還沒有成熟、監管體系沒有完善的時候,支付方的推動會導致市場的混亂。“現在的基因檢測產業中,支付方對基因產品的選擇是不明確的,不公開的,也是混亂的。這導致很多基因產品會被人誤用到妖魔鬼怪的方向去。基因檢測真正的作用並沒有被體現出來。”

基因檢測真正參與到保險中,一方面做的是購買保險前期的檢測,可以針對檢測出的大病風險購買相應的保險。另一方面做的是購買保險後的服務,針對性地預防大病發生。從2015年開始,平安壽險、中國人壽集團、中國人保集團、太平人壽、富德生命人壽等不少保險機構相繼與基因檢測機構進行了接觸,部分機構已達成了合作。

王軍一表示,作為促銷保險的手段,為了節省成本,目前保險方購買的基因檢測產品大多是檢測位元點相對較少,準確率較低的產品。郝向穩也提到,“保險公司在採購產品的過程中優先追求性價比,往往採購只檢測幾個基因位元點的產品,而在實際的基因資訊價值發揮中需要基因比較全面的資訊,比如乳腺癌相關的基因資訊,市場上常見的是檢測BRCA1和BRCA2的部分基因位元點,其實應該檢測這兩個基因全部的基因序列資訊,同時還有其他與乳腺癌有關的基因也應該被檢測。”

在與保險公司接觸的過程中,趙南認為,目前市場的空白點在於保險公司需要個性化檢測內容,但現有的檢測無論在位點、報告還是價格上均高度同質化、簡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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