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衡水中學進浙江： “衡中模式”是窮人最後的幻想嗎？
衡水中學在浙江嘉興平湖市開辦分校的新聞，再次引發了社會輿論對“衡中模式”的大討論，浙江省教育界甚至在4月11日組織了研討會，集體聲討這一模式。而這些對應試教育口誅筆伐、聲稱“浙江不需要衡中模式”重點中學校長們，
美聯航暴力驅逐乘客事件引發了全美各個族裔、各個黨派的集體聲討，網友紛紛曬出自己乘坐美聯航被粗魯對待的不愉快經歷，因特朗普而撕裂的美國又因美聯航事件而恢復了短暫的團結。圍繞事件的幾個焦點——超售、“加機組”、“隨機”抽籤和暴力執法，法律專家和航空業內人士也給出了不同觀點。值得注意的是，國內輿論的主要關注點聚焦在乘客的亞裔身份上，
1、衡水中學在浙遭“抵制”：“衡中模式”是窮人最後的幻想嗎？
有“超級中學”、“高考工廠”之稱的河北衡水中學在浙江嘉興平湖市開辦的分校於日前正式揭牌，
圍繞衡水中學的諸多爭議不僅涉及教育理念、管理方式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教育資源分佈如此不公的今天，衡水中學是否成為了已經輸在起跑線上的窮人最後的“夢工廠”？騰訊大家作者張豐在《圍剿衡水中學，毀掉窮人最後一個幻想》一文中指出，杭州長河高級中學校長何東濤在談到“衡中模式”時特別強調，“衡量一種教育模式的是非與對來自貧寒家庭孩子發自心底的同情，不能捆綁在一起”，這句話在不經意間透露了某種事實，即富人家的孩子，已經開始“享受”素質教育，而窮人家的兒女，還在“迷戀”應試教育。
在張豐看來，衡水中學這樣的“超級中學”的崛起，與90年代以來的高校擴招分不開，考上一所普通大學已經不足以改變命運，只有考上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才行，所以衡水中學才會執念于每年考上清華北大的學生人數，甚至不惜重金激勵。這的確是中國教育的一個真相，但它已經是一個過時的真相了。新的轉折發生在最近三五年，一線城市房價飆升，把過去二十年積累的階層分化固定下來，即便考上名校，也不足以改寫命運了，向上流動難上加難，而向下墜落卻是自由落體，幾乎沒有保護屏障。只有窮人家的孩子們，還在頑固地相信“知識改變命運”，但衡水中學的神話，在當下就只剩下一個姿態而已，它是窮人的一面旗幟，你可以諷刺它是一場無望的戰鬥，但對那些孩子而言，這就是他們夢想的全部寄託。
土豆公社的評論《浙江名校炮轟衡水中學，誰讓窮人買不起素質教育？》指出，河北作為一個一個高考大省，人口多、名額少，本省唯二的兩所211大學，一所落戶天津，一所被北京分走一半。在這樣嚴峻的高考形勢下，衡水中學卻創造了耀眼的資料，以2014年高考為例，衡水中學的一本上線率為86.6%，二本為99.3%，包攬河北省的文科、理科狀元，被北大清華錄取的總人數高達104人。這樣的成績背後，當然是“唯分數論”的歇斯底里。在向素質教育轉型的大背景下，對於衡中“洗腦”、“軍事化管理”、“題海戰術”等批評近年來不絕於耳，河北省也曾經試圖擺脫“衡中模式”，涿鹿縣就曾嘗試“三疑三探”模式，鼓勵學生自主、合作、探究性☆禁☆學習，然而在嚴峻的升學壓力下，學生家長並不買帳，改革隨後被叫停。
浙江雖然沒有達到京津滬這樣“躺著高考”的輕鬆模式，但相對于河北也算得上從容，浙江幾所超級中學升學率並不比衡水中學差。更重要的是，對於浙江的孩子而言，高考並不是唯一出路，在個別學校甚至已經不是主流的選擇。在2016年高考之前，杭州外國語學校就已經有167名學生被國內外名校錄取，占畢業生總人數的79%。對於這些忙碌於社團活動、國際交流，甚至兩會提案的學生而言，回到衡水中學的“應試模式”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然而對於衡中分校落戶的嘉興平湖市而言，形勢卻沒有這麼樂觀。
教育資源短缺，生源大量流失是衡中落戶平湖的一大動因。平湖衡中首屆計畫招生90人，目前已經吸引400多名學生報名，這本身就能說明一定問題。如此看來，那些聲稱“浙江不需要衡中模式”、對應試教育口誅筆伐的重點中學校長們，恐怕不足以代表平湖市及周邊農村地區的本地人以及拖家帶口的外來務工人員，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這條線不能劃在河北和浙江之間，也不能劃在衡水中學和杭州二中之間，而是劃在了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美國“底層應試教育、中產素質教育、頂層精英教育”的現狀，會不會成為中國的未來？
然而新京報的社論《衡水中學只會讓窮孩子上名校更難，而不是更容易》卻提出了不同觀點。文章指出，在當前的升學評價體系下，單純去批評某所中學搞應試教育沒有太大意義，因為事實上，我國絕大多數高中都在實行應試教育，只有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多元的評價體系，才能把學校、老師和學生從應試教育中解放出來。而需要澄清的是，衡中模式不單純等於應試教育模式，而是指一省（市）的資源集中到一所或幾所超級中學，打造“升學神話”的辦學模式。這一模式的核心在於，通過極端的手段將全省的優質生源聚集到一所學校，進行強度更高、競爭更激烈的應試教育。
因此，評判衡水中學是否給了窮人家的孩子更多機會，應該看“超級中學”模式對他們的升學是否更有利，而不能把問題偷換為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哪個對他們更有利。從基本的教育常識分析，一個省如果只有少數幾所高中獨大，必然令那些縣鎮中學的優質生源和優質師資流失。縣中凋敝，直接的受害者就是農村學生，而他們之中能擠進“超級中學”的少之又少。衡中模式引以為傲的高升學率，其實就是通過跨地區搶生源得來的，它不但無法促進教育公平，反而會製造更大的不公。
2、美聯航暴力逐客：“隨機抽籤”歧視的，是亞裔還是窮人？
當地時間4月9日，在美聯航3411次航班上，全體乘客被告知，由於該航班需要送四名美聯航員工前往目的地路易斯維爾，因此有四名乘客不得不下飛機。在提出了800美元的代金券補償無人自願下機的情況下，機組人員決定通過隨機抽籤的方式選出四位元乘客。一位姓杜的越南裔醫生被選出，但他以第二天要到路易斯維爾見病人為由拒絕讓出自己的座位，隨後被地面安保警員強行拖下飛機，乘客滿面流血，機上其他乘客也受到了驚嚇。
這次暴力驅逐事件在全美引起了軒然大波，它揭開了美國航空業弊端的冰山一角，僅在2016年，被美聯航強制下機的乘客就有3700逾人，而美聯航的惡劣服務黑歷史也被紛紛扒出。其中最有名的一起，是2008年加拿大歌手Dave Carroll在乘坐美聯航時，價值1800英鎊的吉他被美聯航的行李員摔壞，Carroll要求美聯航賠償約1000英鎊的吉他維修費用，多次交涉未果之後，他創作了一首名為《美聯航摔壞吉他》（United Breaks Guitars），並將MV上傳到網上，迅速成為當時點擊量最高的視頻，美聯航因此股價下跌10%，市值縮水1.8億美元。
《三聯生活週刊》的評論指出，這次事件是美聯航近年來嚴格削減支出的具體表現。從行業大背景看，美國航空業自1970年以來就一直處於不景氣的狀態，為了重新獲得盈利，削減支出成為了最重要的手段，其副作用就是對待乘客的態度和服務品質急劇下降。而對於普通的美國人而言，機票支出占個人消費支出的比例呈上升趨勢，因此當他們選擇航空公司時，價格就成為了主導因素。
關於此次事件是否涉及超售、航空公司是否有權動用警力執法、乘客遇到類似情況應該如何應對等問題，《三聯生活週刊》採訪了著名航空律師張起淮。在張律師看來，這次美聯航事件並不存在超售行為，座位不足是因為有四名機組人員臨時提出登機要求，這在業內被稱作“加機組”，是正常現象，但加機組的前提是充分考慮到購票旅客的需求。航空公司可以通過溝通協商，徵集願意更改行程的志願者，並給予周到的安排和豐厚的補償，而這些處理流程需要在旅客登記之前完成，而不應該在全體旅客登記完畢後在要求部分旅客下飛機。
此外，航空公司本身並沒有執法權，但飛機作為高空運輸工具，具有高度敏感的安全性問題，為了應對航空器內發生的緊急情況，世界各國的民航法及《東京公約》都賦予機長最高決定權。而在本次事件中，美聯航的當班劇組人員很可能在通報情況時誇大或歪曲了這位越南裔旅客的言行，使得地面安保警員誤認為機上存在嚴重危及民航安全的行為，並最終導致其對旅客採取強制措施。美聯航所採取的暴力驅逐做法激化了矛盾，導致衝突升級，當班機長沒有充分履行職責，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而這次美聯航事件的另一個焦點是受害乘客的膚色，在國內一些網路平臺上，這一事件甚至被上升為種族歧視事件。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白彤東在《美聯航暴力趕客，並非種族事件》一文中指出，所謂的“隨機抽籤”確實很可能不是完全隨機的，但其中起作用的並不是種族，而是商業利益，是經濟上的等級。在美國幾十年平權運動的努力下，純粹的種族歧視雖然仍然存在，但是已經越來越邊緣化；現在所謂的種族問題，更多地表現為經濟問題，僅僅聚焦於種族，對解決問題沒有太大的正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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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種教育模式的是非與對來自貧寒家庭孩子發自心底的同情，不能捆綁在一起”，這句話在不經意間透露了某種事實，即富人家的孩子，已經開始“享受”素質教育，而窮人家的兒女，還在“迷戀”應試教育。在張豐看來，衡水中學這樣的“超級中學”的崛起，與90年代以來的高校擴招分不開，考上一所普通大學已經不足以改變命運，只有考上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才行，所以衡水中學才會執念于每年考上清華北大的學生人數，甚至不惜重金激勵。這的確是中國教育的一個真相，但它已經是一個過時的真相了。新的轉折發生在最近三五年，一線城市房價飆升，把過去二十年積累的階層分化固定下來，即便考上名校，也不足以改寫命運了，向上流動難上加難，而向下墜落卻是自由落體，幾乎沒有保護屏障。只有窮人家的孩子們，還在頑固地相信“知識改變命運”，但衡水中學的神話，在當下就只剩下一個姿態而已，它是窮人的一面旗幟，你可以諷刺它是一場無望的戰鬥，但對那些孩子而言，這就是他們夢想的全部寄託。
土豆公社的評論《浙江名校炮轟衡水中學，誰讓窮人買不起素質教育？》指出，河北作為一個一個高考大省，人口多、名額少，本省唯二的兩所211大學，一所落戶天津，一所被北京分走一半。在這樣嚴峻的高考形勢下，衡水中學卻創造了耀眼的資料，以2014年高考為例，衡水中學的一本上線率為86.6%，二本為99.3%，包攬河北省的文科、理科狀元，被北大清華錄取的總人數高達104人。這樣的成績背後，當然是“唯分數論”的歇斯底里。在向素質教育轉型的大背景下，對於衡中“洗腦”、“軍事化管理”、“題海戰術”等批評近年來不絕於耳，河北省也曾經試圖擺脫“衡中模式”，涿鹿縣就曾嘗試“三疑三探”模式，鼓勵學生自主、合作、探究性☆禁☆學習，然而在嚴峻的升學壓力下，學生家長並不買帳，改革隨後被叫停。
浙江雖然沒有達到京津滬這樣“躺著高考”的輕鬆模式，但相對于河北也算得上從容，浙江幾所超級中學升學率並不比衡水中學差。更重要的是，對於浙江的孩子而言，高考並不是唯一出路，在個別學校甚至已經不是主流的選擇。在2016年高考之前，杭州外國語學校就已經有167名學生被國內外名校錄取，占畢業生總人數的79%。對於這些忙碌於社團活動、國際交流，甚至兩會提案的學生而言，回到衡水中學的“應試模式”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然而對於衡中分校落戶的嘉興平湖市而言，形勢卻沒有這麼樂觀。
教育資源短缺，生源大量流失是衡中落戶平湖的一大動因。平湖衡中首屆計畫招生90人，目前已經吸引400多名學生報名，這本身就能說明一定問題。如此看來，那些聲稱“浙江不需要衡中模式”、對應試教育口誅筆伐的重點中學校長們，恐怕不足以代表平湖市及周邊農村地區的本地人以及拖家帶口的外來務工人員，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這條線不能劃在河北和浙江之間，也不能劃在衡水中學和杭州二中之間，而是劃在了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美國“底層應試教育、中產素質教育、頂層精英教育”的現狀，會不會成為中國的未來？
然而新京報的社論《衡水中學只會讓窮孩子上名校更難，而不是更容易》卻提出了不同觀點。文章指出，在當前的升學評價體系下，單純去批評某所中學搞應試教育沒有太大意義，因為事實上，我國絕大多數高中都在實行應試教育，只有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多元的評價體系，才能把學校、老師和學生從應試教育中解放出來。而需要澄清的是，衡中模式不單純等於應試教育模式，而是指一省（市）的資源集中到一所或幾所超級中學，打造“升學神話”的辦學模式。這一模式的核心在於，通過極端的手段將全省的優質生源聚集到一所學校，進行強度更高、競爭更激烈的應試教育。
因此，評判衡水中學是否給了窮人家的孩子更多機會，應該看“超級中學”模式對他們的升學是否更有利，而不能把問題偷換為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哪個對他們更有利。從基本的教育常識分析，一個省如果只有少數幾所高中獨大，必然令那些縣鎮中學的優質生源和優質師資流失。縣中凋敝，直接的受害者就是農村學生，而他們之中能擠進“超級中學”的少之又少。衡中模式引以為傲的高升學率，其實就是通過跨地區搶生源得來的，它不但無法促進教育公平，反而會製造更大的不公。
2、美聯航暴力逐客：“隨機抽籤”歧視的，是亞裔還是窮人？
當地時間4月9日，在美聯航3411次航班上，全體乘客被告知，由於該航班需要送四名美聯航員工前往目的地路易斯維爾，因此有四名乘客不得不下飛機。在提出了800美元的代金券補償無人自願下機的情況下，機組人員決定通過隨機抽籤的方式選出四位元乘客。一位姓杜的越南裔醫生被選出，但他以第二天要到路易斯維爾見病人為由拒絕讓出自己的座位，隨後被地面安保警員強行拖下飛機，乘客滿面流血，機上其他乘客也受到了驚嚇。
這次暴力驅逐事件在全美引起了軒然大波，它揭開了美國航空業弊端的冰山一角，僅在2016年，被美聯航強制下機的乘客就有3700逾人，而美聯航的惡劣服務黑歷史也被紛紛扒出。其中最有名的一起，是2008年加拿大歌手Dave Carroll在乘坐美聯航時，價值1800英鎊的吉他被美聯航的行李員摔壞，Carroll要求美聯航賠償約1000英鎊的吉他維修費用，多次交涉未果之後，他創作了一首名為《美聯航摔壞吉他》（United Breaks Guitars），並將MV上傳到網上，迅速成為當時點擊量最高的視頻，美聯航因此股價下跌10%，市值縮水1.8億美元。
《三聯生活週刊》的評論指出，這次事件是美聯航近年來嚴格削減支出的具體表現。從行業大背景看，美國航空業自1970年以來就一直處於不景氣的狀態，為了重新獲得盈利，削減支出成為了最重要的手段，其副作用就是對待乘客的態度和服務品質急劇下降。而對於普通的美國人而言，機票支出占個人消費支出的比例呈上升趨勢，因此當他們選擇航空公司時，價格就成為了主導因素。
關於此次事件是否涉及超售、航空公司是否有權動用警力執法、乘客遇到類似情況應該如何應對等問題，《三聯生活週刊》採訪了著名航空律師張起淮。在張律師看來，這次美聯航事件並不存在超售行為，座位不足是因為有四名機組人員臨時提出登機要求，這在業內被稱作“加機組”，是正常現象，但加機組的前提是充分考慮到購票旅客的需求。航空公司可以通過溝通協商，徵集願意更改行程的志願者，並給予周到的安排和豐厚的補償，而這些處理流程需要在旅客登記之前完成，而不應該在全體旅客登記完畢後在要求部分旅客下飛機。
此外，航空公司本身並沒有執法權，但飛機作為高空運輸工具，具有高度敏感的安全性問題，為了應對航空器內發生的緊急情況，世界各國的民航法及《東京公約》都賦予機長最高決定權。而在本次事件中，美聯航的當班劇組人員很可能在通報情況時誇大或歪曲了這位越南裔旅客的言行，使得地面安保警員誤認為機上存在嚴重危及民航安全的行為，並最終導致其對旅客採取強制措施。美聯航所採取的暴力驅逐做法激化了矛盾，導致衝突升級，當班機長沒有充分履行職責，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而這次美聯航事件的另一個焦點是受害乘客的膚色，在國內一些網路平臺上，這一事件甚至被上升為種族歧視事件。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白彤東在《美聯航暴力趕客，並非種族事件》一文中指出，所謂的“隨機抽籤”確實很可能不是完全隨機的，但其中起作用的並不是種族，而是商業利益，是經濟上的等級。在美國幾十年平權運動的努力下，純粹的種族歧視雖然仍然存在，但是已經越來越邊緣化；現在所謂的種族問題，更多地表現為經濟問題，僅僅聚焦於種族，對解決問題沒有太大的正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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