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行事件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杜月笙去了香港，租住在堅尼地台18號底層，
國共雙方開始爭取杜月笙。中共安排喬冠華、潘漢年一直與杜月笙保持聯繫，並派金山、章士釗等人赴港，勸說他返回上海。杜月笙的一個兒子，也留在上海做聯絡員，時常往返滬港兩地，傳遞資訊。對於共產黨的邀請，杜月笙表示，因身體欠佳暫不能回大陸，但是當遵照潘漢年“盡可能範圍內多為人民服務”的指示精神辦事。國名黨也不斷派人赴港,拉攏杜月笙去台,均被杜月笙婉言拒絕，
國名党讓杜月笙在港為臺灣方面做事也遭杜月笙婉拒。
1950年清明過後，北京中國銀行準備在京召開董事會議。杜月笙、陳光甫和在香港的其他幾個金融界鉅子，如張公權、宋漢章、李銘等，原都是中國銀行的商股董事，此番中國銀行改組，銀行家們拿不定主意，問計于杜月笙。杜月笙說：“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要採取一致立場。目前縱不可能去北京，
但我們可出具委託書，委派代表去北京參加會議。”杜月笙這一兩全其美的妙計,確有高人一籌之處,為今後的進退,留下了很大的餘地。這個建議被一致通過。平地起風波,已經定了的派代表赴北京參加中行開會之事,因錢新之的出現,又差點翻船,全靠杜月笙竭力擺平。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體略有好轉,甚至還扔掉了輪椅、拐杖和氧氣瓶。一次,杜月笙路過錢新之家門口,登門拜訪了他,並共進午餐,使這位老友不勝詫異。
聽說杜月笙他們在商議赴京開會之事,便亦趕來加入,但一問明情況,竟又猶豫起來,不肯簽委託書。錢新之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他說:“這一簽字,我算是完了,只好在家種花,陪杜先生聊天了。”杜月笙為了諸老的安全,此事暫時保密。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過了不幾天,這個消息已傳得紛紛揚揚。消息傳出後，震驚中外，後來史稱“中行事件”。
特別是臺灣方面如遭雷擊，對杜月笙極為不滿，蔣介石更是震怒，將在臺灣的杜之老友，如張群、王寵惠、嚴家淦、洪蘭友等人，召到草山別墅大加訓斥，罵得狗血噴頭。後來杜月笙病逝香港，蔣介石遲遲不做表態，也與此事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