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思路與要領
供給側改革及相關的基本認識框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思路與要領——舍瓦讀書會演講（下）2016.11
另外一個更全域的考慮，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作為研究者，比較早的時候，在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之後的反思中就意識到了學術研究的創新方向一定要抓住供給側。做出努力之後，這些年還繼續在這方面按照基礎理論層面的新供給經濟學框架，做進一步的研討。近年看到決策層有了明確的關於供給側改革的表述，
供給側改革提出的背景，總體來說—是在中央十八大以後的大政方針逐步清晰化，二是我們的經濟運行出現了階段轉換，必須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
大政方針的一步步清晰化，有三中、四中、五中全會推進“四個全面”過程中我認為最關鍵的幾個基本概念、關鍵字的連結：從三中全會所要求的“現代國家治理”，“現代市場體系”，
這樣一套大政方針之下，我們要認識、適應還要引領新常態，要完成中國於2010年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後合乎邏輯必然要處理的增長速度下臺階、而增長品質必須上臺階這樣一個挑戰性的、帶有歷史性轉換意義的任務。
在這個兩條線索的背景之下，我覺得可以進而領會五中全會之後，
第一句話，“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
為什麼現在把三個詞合在一起表述？有人說有點文縐縐的，老百姓念起來也拗口。我的體會就是，顯然這體現著最高決策層特別強調的我們現在的科學決策、政策優化一定要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理支撐。講改革，現在說全了便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這個新意表現在供給側，就是認定要在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來解決有效制度供給的問題——講改革必然要講到的是制度供給，完全是順理成章的表述。同時，又帶出另外一個特徵，即結構性，因為從制度供給來看，首先涉及的就是制度結構、利益格局，隱含著總書記說了多次的要“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這個啃硬骨頭的改革任務。“供給側”和“結構性”合在一起，落到改革上，三個要素的組合，學理上是非常嚴謹的，而且也意味著我們的決策層現在充分注重以政治經濟學學理基礎與科技決策、政策優化密切結合在一起，推進我們的現代化過程。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有時候被簡稱為“供給側改革”，總書記說這樣也是可以的，中文的表達習慣是可以簡稱，供給側改革講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有了表達的簡化，只是不要忘了結構性的含義是內在的。
有的學者，比如前一段時間北大原來經濟學院的老院長晏智傑教授，不知道怎麼會冒出這樣的觀點，說供給側改革是“淡化”、“排斥”了體制改革和深化改革，我怎麼想也想不出他這個邏輯是怎麼來的。另外，他後面又有一個意思，屬於他自己跟自己打架的一個意思，他又說承認有供給側改革的必要，但是供給側改革要“從屬”於體制改革。我們是不同意他這種混亂看法的。現在我們從學理上來做的這個分析，就是改革即是作為解放生產力的“生產關係的自我革命”，這個改革發生在供給側，解決的正是有效制度供給問題，也就是一定要解決制度結構優化的問題、衝破利益固化藩籬的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渾然一體的一個概念。
接著要說，改革這個概念只是講了供給側的一個制度要素，還要把供給側其他要素合在一起成為一個體系，就是第三句話，要“著力提高供給體系的品質和效率”。關於這個供給體系後面還會專門作簡要分析，我們已經給出了一個理論模型。千差萬別的供給側各種要素，實際生活中指標不可通約的這些要素，可以抽象為五大要素，就是勞動力、土地和由其代表的自然資源、資本、技術創新，以及制度與管理，尋求供給側整個體系品質和效率的提高，我們就需要強調，在不同發展階段上，五大要素各領風騷，各有貢獻，但是在新的階段轉換之後，它們之間的組合卻必須推陳出新，必須實現動力體系的轉型和升級。前面二、三句話所說的著力來加強的改革和整個供給體系的問題，顯然是個系統工程，這也就表明，並不是像有人簡單地所說的中國人搬用了美國雷根經濟學和供給學派減稅為主的主張——對以往那些有益的東西我們當然要借鑒吸收，但是美國的供給學派還是只有一個較窄的視界，過去學術界的評價就是供給學派的體系性不足，它強調了減稅，裡面有值得我們看重的思想與啟發，但它哪裡能像中國現在這樣以供給側改革處理的是全域和長遠的一個系統工程，所以跟它“不是一回事兒”——這是總書記原話。我理解不能說不是一回事兒就完全否定那個東西，完全不借鑒了，但我們並不簡單認同它裡面隱含的新自由主義的邏輯，我們是要把政府的作用和市場的作用達到一個合理的結合，我自己願意表述為有效市場加上有為、有限的政府，顯然跟美國供給學派他們的哲理是有明顯區別的。
第四句話“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句話表達的含義，首先是供給側改革所要形成的效益和結果，是要解決經濟社會發展可持續性的問題，這也不是橫空出世全新的命題，是在胡錦濤任總書記期間，我們已經把鄧小平簡潔而正確表述的“發展是硬道理”昇華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是硬道理”的科學發展觀，而現在是在科學發展觀這個思路之下，把可持續性問題的解決直接結合到動力體系的轉型和升級上。所以，新意是直接把動力問題標示上去了，這個動力體系是要改造原來已顯得很有局限性的需求側三駕馬車的動力認知，而要把三駕馬車的結構化邏輯進一步推到供給側，形成對整個動力體系的完整認知和把握（這當然也值得再做展開分析）。把動力的轉型升級這個問題處理好，是在這第十一次會議之前，劉鶴主任于長三角、珠三角調研時已經說出的話，這個表述我認為它內在體現了我們現在所抓的解決可持續性問題，是把其聚焦點更清晰地放在對沖下行因素必須找到新的動力源，必須有動力體系轉型升級這個基本認識上。
最後一句話，總結了供給側改革追求的是什麼——是促進我們國家“社會生產力水準實現整體躍升”。整體躍升我理解在學術上表現的就是發展曲線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上揚曲線，它是一個“階躍式”上升的曲線，波動中一個一個臺階往上，整體躍升式的發展，實際上就是追求一種超常規發展。鄧小平說的現代化“三步走”，以及他南巡說的發展是在波動中一個一個階段抓住機遇往上提升，每一波中總要爭取再上一個臺階，這是符合客觀規律的。整體躍升式的發展，內含的其實也就是咱們這些年中國政府中各級體系都認同的、到了地方發展戰略設計中是直截了當寫上去的“超常規發展”、“跨越式發展”、“彎道超車式”的發展。關於這種發展訴求體現為超常規發展戰略，也有不同的認識，比如林毅夫教授所強調的新結構經濟學裡面蘊含的基本原理，是要把握好資源稟賦，然後用比較優勢這個原理來解釋整個發展，以及新結構經濟學的思路，我們認為他的局限性也就在這個地方：光講資源稟賦基礎上的比較優勢，並不解決超常規發展的問題。中國以常規發展不會連通中國夢，因為我們是在工業革命之後落伍了，必須通過追趕完成趕超，後來居上，才能完成偉大民族復興。這樣一種願景並不是憑空而來的，世界各個經濟體的發展規律這方面早有豐富的實證案例，表明不會是齊頭並進的發展，必然是你追我趕的發展，過去英國在發展中趕超了荷蘭，後來美國在發展中趕超了英國。為什麼現在不能設想中國在發展中趕超美國代表的發達經濟體第一陣營呢？這個方面學理上的分析我們也援引了西方學者的一些成果，比如“蛙跳模型”等等，不是憑空想像。當然，這裡面也有一種危險性：處理不好它會落入“大躍進”式的背離經濟規律的誤區。
這就像產業政策的情況。產業政策在“林張爭議”裡，張是特別走極端，但社會上很多人聽得特別痛快，實際上他那個認識框架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完全否定產業政策，在實際生活中得不到任何國家案例上的回應，只是學者的一種推到極端的說法。當然，他的說法雖極端，對於政府可能走偏的分析認識確實是很有啟發性的。林的說法強調了產業政策有必要性，講了怎麼樣設計產業政策的問題，但我們認為除了怎麼設計之外，最關鍵的是產業政策怎麼貫徹執行的機制問題，光講“有為政府”不夠，還得講“有限政府”，還得把這個政策傾斜機制通盤合理化，避免在供給側結構管理的方面出現非常容易發生的政府失誤，這些也都還需要展開來說和做深入的探討。
回到這個躍升發展命題上，我們要追求超常規發展，必須堅定不移。鄧小平設計的三步走，前兩步已經提前實現，是超常規的，最後這一步橫跨50年，我們又規劃了一個中間節點目標，是2020年全面小康。實現全面小康，現看只要在“十三五”托住6.52%以上的年均增長速度，再加上社會政策托底，比如七千萬人脫貧等等，就能夠交代出來，但最大的考驗是2020年改革是否能取得中央要求的決定性成果。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在改革的關鍵時期攻堅克難，以求能夠繼續實現整體躍升式的超常規發展。這樣的一個超常規現代化發展戰略，我們認為是中國必須把握好的、在學理層面繼續對它深化認識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維線索，我們特別強調的就是不能只停留於比較優勢戰略——比較優勢戰略在它的天花板上，就是走在前面的經濟體必然由於利益考量，使你花多少錢也買不來你認為他應該給你的那個他手上以比較優勢表現的高科技產品的核心技術。在比較優勢戰略旁邊，還必須匹配上我們要盡可能控制風險而力求出奇制勝的趕超戰略。
很顯然，這5句話包括了非常豐富的內容。接著，我們可從學理上簡要勾畫一下往下要做的基礎性認識層面的相關基本概念和關於動力體系的分析。
在基本概念上，我們承認，供需是經濟生活中一對相反相成的概念，需求是原生動力，供給對需求的回應構成經濟迴圈與經濟生活，而政府需要介入其中時，過去首先認識到要從總量上去促進總供需的動態平衡，技術路線上其實概念也有一對，就是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但過去比較成套路的、經驗豐富、認識成熟的是需求管理，即反週期的宏觀調控，但是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之後，發現它的局限性非常明顯，成熟程度是不高的。從經濟學的成果評價來說，就必須承認我們過去主流經濟學總體成果的不對稱性必須得到校正，必須把供給管理的認識加以深化。我們在這方面的探討，就是在承認需求是經濟生活中的原生動力之後，要特別強調供給側對於需求側的回應機制和它的特徵，才是劃分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和不同時代最關鍵的因素。
我們如果把人類發展過程簡單列一個表，第一列是各個時代大家都可以認定的質的變化，勾畫一個一個臺階往上發展的特徵，從舊石器時代開始一直到現在的資訊時代。第二列是在供給側觀察的生產力（人和物關係）這方面它一個一個臺階往上的發展。再有第三列是生產關係（人和人的關係）方面，標明社會形態、制度特徵方面一個一個臺階向上的發展。這三者之間有它的對應性。最粗線條地說，人類社會最開始脫離動物界，是以社會成員從事分工與合作中的採集和狩獵這種供給機制，來滿足社會成員最基本的活下來的生存需求，這便是當時對於原生動力需求的供給側回應機制。生產力發展過程中，後來推進到出現農耕文明、農業革命，這就上了一個大臺階。農業革命帶來的是社會成員可以相對穩定地在預期中和結果上,經過季節的更迭，取得不僅滿足他們生存需求的有效供給，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人還可以得到他們滿足發展需求和享受需求層面的有效供給，按照歷史唯物論來解釋，到了這個階段上，剩餘產品的形成有這樣的可能性以後，使供給側有這樣上了臺階的新支撐力以後，人類社會就必然擺脫、告別原始共產主義的氏族部落與公社的社會形態，而轉入階級國家的社會形態。再往後，生產力這一列它的變化推進到又一重大事件，即終於走到了工業革命，而且是在地理大發現之後伴隨著全球化展開的。工業革命時代，又具體可以區分為蒸汽時代、電氣時代、自動化機械時代和我們現在面臨的資訊時代。一個一個臺階往上走，現在生產力可以支撐的我們經濟生活中最前沿的新概念是什麼呢？就是從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大家知道有半導體以後，已延伸到現在的資訊技術革命，這個資訊技術突破性的標誌是互聯網，迅速發展到現在的移動互聯網，移動互聯又匹配上大資料、雲計算等等科技的創新，進而推進到現在的智慧化概念，在匹配上所有這些技術創新條件的情況下，我們現在遇上的最前沿的概念就是“共用經濟”，原也有人表述為“分享經濟”，一個意思。原來認為是排它性的經濟資源配置，現在可以共用了。比如前些年大家知道的分時度假酒店，那是資訊可以充分溝通的情況下已能夠便利實現的。到了現在，出行的網約車、順風車，資訊已可以便捷處理和解決它的銜接與支付問題。再推進是什麼？大家都知道的電動汽車，往前看，若干年內就可能出現這樣一些最前沿的新狀態：就是電動私家車晚上停在停車位，接上充電樁，這時候給它充的電是電網裡最便宜的電力供應，因為夜間整個社會用電量降下來了，此時電最便宜。充電後到了白天，你不用車的時候，隨身攜帶的智慧手機上會跳出一個提示：你可以賣出多少電，而且賣一個好價錢。這樣，過去純粹是一個消費單位、利益排它的這樣一部私家車，現在變成了一個生產單位，整個社會可以共用這些生產的能力，這裡面全是贏家，沒有輸家——這種共用的能力就是依靠資訊網路、移動互聯、大資料、雲計算、智慧化電網等等這些供給側創新形成的，最便捷地使整個資源配置效率空前地提高了。
這種共用經濟在生產力支撐之下對應而提供出的社會形態方面最前沿的概念是什麼？就是包容性發展，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治理”概念之下政府和非政府的多元主體充分互動而調動一切潛力和活力的發展，就是現在習近平總書記說了多次的中國的發展是在和平發展中和其他經濟體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式的發展。這絕對不是空話，如果展開做分析還可以說很多，在這裡稍微展開一些相關看法：我覺得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顯然是在全世界範圍之內支撐中國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基本哲理概念，它前面的邏輯源頭在哪裡？當年鄧小平得到歷史機遇可以對全域提出他的指導意見之後，80年代在宦鄉等學者研究基礎之上，他的確提出我們時代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當時這個話說出來似乎並沒有太大的衝擊力，但是我作為研究者，幾十年間反復回想，鄧小平這樣一個判斷它的意義非同小可，是最基礎的戰略判斷。你如果認為時代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那麼它否定的是什麼？否定的是前面那個毛澤東時代的戰略判斷——毛主席認定我們的時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兩個戰略判斷所引出的後面的整個發展思路是極為不同的：你既然認為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要解決的是“誰戰勝誰”的問題，那就必須按照毛主席當年的要求，要立足於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要立足於早打、大打、全面地打，解決了誰戰勝誰之後再搞建設，以深挖洞、廣積糧來對接解放全人類，那就必須抓住階級鬥爭為綱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就必須以他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別無出路。他的戰略判斷後面的推理，每一個環節都是邏輯自洽的。而到了鄧小平這裡，是和平與發展作為時代基本特徵與主題，自然就引出他所說的再也不可錯失戰略機遇的戰略思維，就一定要強調抓住經濟建設為中心，扭住這個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通過三步走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這個戰略目標是在前面的這個戰略判斷基點上，自然地一步一步推出來的，它也是充分地邏輯內洽的。前面這兩個不同的戰略判斷基點，只能是按照實踐檢驗真理來做評價，實踐證明哪個戰略判斷更符合現在人類發展的現實呢？顯然是鄧小平的戰略判斷。學者的分析就是說，到了供給側的供給能力所推進到的核威懾時代，簡而言之，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可能性成為極小概率事件（這就是鄧小平說的歷史機遇），雖然局部的摩擦和局部戰爭還不可避免，但是國際上綜合評價的核毀滅威脅的烈度是降低的，世界上每年發生的戰爭的綜合烈度也是可以得到總體大趨勢而言的逐漸降低的。現在當然還有很多的不確定因素，我們也不敢說“黑天鵝”事件就不再出現，但是人類社會希望之所在，就是依靠現在供給側的核威懾，倒逼和推進到在一起尋求命運共同體式發展。宏大的命題其實回到我們學理上的分析，就是一句話：生產力的特徵和根本上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係的特徵，都是發生在供給側，這是我們所特別強調的基本原理。
需求側它也在變化，但是需求側的變化我們稱為“永新而無新”——人的需求如果從廣義來說，它永遠不會得到滿足，人性如此。人性說得難聽一點，貶義的說法叫“貪得無厭”，大家都知道漁夫與金魚的寓言。你設想一下，把一個乞丐一路抬高到國王的高位，他還想再多活500年呢，這種漫無邊際的無限需求，經濟學無法討論，經濟學討論中必須給它一個定義，就是有貨幣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這就好討論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社會公眾收入在提高，錢包鼓起來以後他們擁有消費者主權來決定這個錢怎麼用，有效需求的實現必須得到供給側的回應與引領。需求者的變化特點，是總要不斷提升他的用戶體驗，使自己的滿意度不斷往上走，但他自己並說不清楚什麼東西能使這個滿意度真正得到。一定是供給側成功的創新，讓處於需求方的社會公眾眼前一亮，欣然把自己錢包裡的錢拿出來去參與交易，這就是供需互動中有效供給所引領形成的經濟迴圈。這個迴圈做得順暢，就是經濟生活中間發展的動力強勁，具有繁榮的特徵，而且使我們能追求可持續的繁榮；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很好的供給側動力即有效供給不斷創新的支撐，發展動力就不足，會使我們感覺到經濟低迷，升級換代遇阻，甚至是落入危機境況。這就是一個經濟動力體系的簡要原理。
所以，從蘋果產品案例來看，我們要承認約伯斯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實現了一個智慧手機時代代表性的供給側成功創新，而引領全球消費潮流。這樣一個成功的供給創新——蘋果智慧手機，當然不能說它以後就長盛不衰，但至少從約伯斯那時候開始，iPhone4開始，曾經在引領全球發展過程中風靡天下，不是一呼百應了，是一呼萬應、一呼億應的效果，很清晰的體現了以成功的創新引領和創造需求，釋放市場潛力，提升景氣水準，促進經濟繁榮和人民福祉這樣的貢獻。
另外一個案例，我們可以分析它裡面的問題之所在。同樣是“用戶體驗”的升級換代中，中國老百姓已經進入了家庭衛生潔具要按坐便器來升級的發展階段。這種社會生活中需求的升級，理應得到供給的回應，但在中國本土市場上沒有形成一個良性迴圈，中國本土有坐便器賣，就是沒有看到大家一起出手去熱購它。然而中日關係有所和緩以後，大量的中國旅遊者跑到日本去，不約而同一起買“馬桶蓋”回國。這種熱購怎麼解釋？一開始認為中國本土上我們的技術水準和製造工藝不過關，有這種供給能力的落差。後來發現不對，買回來的馬桶蓋是咱們中國杭州附近本土廠家按照那邊的訂單生產的，說明我們的供給側在本土上不缺少這種技術和工藝的供給能力。那麼缺的是什麼呢？缺的是我們國內市場制度環境的有效供給。我們國內的家電市場，我說“魚龍混雜”，董明珠說“大家都在處關係”，處關係的結果就是魚龍混雜，應該被淘汰出局的遲遲不出去，優勝劣汰機制無法形成大家認為可以形成穩定預期的那個有公信力的購買目標，對於假冒偽劣心有餘悸的情況下，誰都不敢出手去買。而到了日本，一下情況變了，口口相傳的公信力就是有全套的品質保證，有全套的政府監管，你買了放心，回來使用不會有任何煩惱。就是這個區別。而這個區別告訴我們，現在我們要解決的供給側的這個動力體系的問題，往往是應首先看到以中國轉軌過程中制度供給為龍頭才能解決的問題。供給側的要素裡，西方在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情況下往往不強調制度，但還是合乎邏輯地形成了制度經濟學這樣一個新興學科框架，中國人更要看重這個事情。
從這些角度看下來，可以簡要勾畫一下我們所認知的動力體系。這個動力體系原來所講的，是在需求管理視野之下的“三駕馬車”，即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淨出口需求——這樣一個認識，有它的進步意義，是對過去作為一個總量的需求概念，不得已要做出結構性的處理，分成三塊。但是這個結構化的邏輯它並沒有走完，應把這個邏輯傳導、轉移到供給側，進一步展開其結構狀況，才能形成對整個動力體系的完整認知與把握。到了供給側，一個重要的認識提升是要把原來的完全競爭假設替代為不完全競爭假設。原來學者們不是不知道還有供給側分析，但是供給側的分析面對結構問題太複雜，學者難以建模和量化分析，很難發表出論文，令人望而生畏，同時又有可以一句話打發掉的認識：即到了供給側，複雜的結構問題可以通過各個廠商在競爭中間實現要素自主流動的配置，達到市場出清狀態，所有該賣的全賣出去了，那時候的結構就是個合理結構。所以，學者一方面意識到供給側這方面太複雜，建模建不起來，另外一方面似乎可以無需建模，自然地以“完全競爭中達到市場出清”一句話就打發掉了結構問題。現在不行，我們所說的經濟學創新突破，就是必須在看到很有啟發意義的完全競爭假設這個前提之下，認識到這個假設的不足，必須把這個假設提升到2.0版的非完全競爭，因為這不論在中國，還是美國，都是現實世界中的真實圖景。到了非完全競爭假設下，政府的調控就不應僅僅是需求管理的反週期了，一定還要有政府作為主體促進優化結構的政策供給，比如產業政策（當然它是“雙刃劍”，政府處理不好它會弄出新的失誤）；另外，政府必須做好制度供給，即致力於使市場形成有效的制度環境來優勝劣汰。這就是關於動力體系要說清楚的：需把“三駕馬車”結構特徵傳遞、轉移到供給側，把所有供給側的要素的結構問題及其機制放在不完全競爭假設條件之下，來形成一個完整的認識和把握。
按這樣的理解，就需要再進一步展開分析一下供給側的五大要素。千差萬別的各種要素，可提煉為勞動力、土地及其代表的自然資源、資本、科技成果應用以及制度和管理五項。我前面所講已內含的認識是講到供給側，首先強調制度供給是龍頭，是中國轉軌過程中要抓的一個綱舉目張的關鍵，但是後面跟著的所有相關方面也都要討論。我們如果按照供給側五大要素這個理論模型來看，可以首先引出一個基本認識，就是各個經濟體在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之前的那個階段上，前面三個要素對於增長的貢獻比較容易被人們所認知，會比較清晰地體現出來。這時候後兩個要素也在發揮作用，但是相比之下前面三個是一望而知的，相當直觀。
比如，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大家都注意到勞動力一旦可以流動——所謂“農民工”流動起來不叫“盲流”了，所帶來的中國農村區域幾乎無限供給的低廉勞動力這個比較優勢，就形成中國在國際合作與競爭環境裡超常規發展的支撐力，低廉勞動成本的比較優勢支援著我們一路走到“世界工廠”，總量走到全球老二。土地和自然資源方面，改革開放之後從深圳開始要靠競爭取得土地使用權、資源開發權，跟在後面的是市場經濟物質利益驅動之下多元主體競爭中間一波一波生龍活虎的超常規發展。資本方面，我們一開始本土資本匱乏，但是只要有開放，外商都非常清晰地知道中國有利可圖，所以外資迅速流入，跟著的不僅帶來了資金，而且帶來了技術和管理，實際上就催生、培育、也在競爭中倒逼了中國本土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走到現在已經可以說中國本土上的民間資本、社會資金已經相 當雄厚。但這三樣在這些年恰恰是在支撐力上滑坡：我們2010年以後，整個經濟一路下滑，與此是直接相關的。勞動力方面，首先從珠三角開始，現在變成全國性的招工難、用工貴、民工荒，說“招工難”，反過來說就是“就業容易”。所以，這些年就業的情況還相當不錯，而且就業裡低端勞動力，粗工、壯工、農民工，包括家政服務的保姆，他們的工資增長超過平均增長水準，使我們0.49高位的基尼係數（這是官方資料），現在已經逐年緩慢回升到0.46。正面講這是到了一定發展階段，到了這個火候，勞動者共用改革發展成果，特別低端勞動者受益，薪酬要價能力上升；負面講這就是“無可奈何花落去”，我們原來一個很有支撐力的比較優勢現在正在迅速撤空，於是從珠三角開始必須“騰籠換鳥”，原來的傳統產業要往外重到越南、柬埔寨、老撾、孟加拉、緬甸等等地方去，跟當年這些產能往我們這裡流動，是一個道理。到了這個階段，騰了籠換不來鳥，怎麼辦？怎麼才能換來？這就是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升級換代，不能成功的實現“換鳥”，那就像溫州案例，痛失好局，表面上開始是跑路事件暴露它資金鏈的嚴重問題，然後是實質性的產業空心化表現出來了。那麼多的民間資本，可以去炒樓、炒大蒜、炒綠豆，就是不能支援實體經濟升級換代，這就把進一步的發展憋住了。如果溫州這樣的不良案例又發生在東莞，更多地發生在兩個三角，那中國（我這裡只是假設）的前途一定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就是一個從勞動力這方面我們已可看到的新挑戰。合乎發展一般規律的是，原作為比較優勢的低廉勞動成本的支撐力滑坡，勞動力本身解決不了這個問題，要找到其他能對沖這一下行因素的新發展動力源。
土地和自然資源方面的潛力仍然在，中國的真實城鎮化水準才40%。一路走到70%左右的高位，才會轉入低平發展階段，這是國際經驗可佐證的。現在戶籍人口城鎮化率40%後面的這三十個點的發展空間，一年上一個點也要走三十年，本來是我們的“引擎和動力源”，彌合二元經濟過程中會不斷釋放出巨量需求，伴隨一輪一輪基礎設施升級換代和建成區擴大，一輪一輪產業互動，一輪一輪人力資本培育——吸引各種要素投入的時候，是可以得到全球有效供給對我們的支持的，這就是和平發展和平崛起，跟全球做生意就解決了問題。但是現在如果不在機制上另闢蹊徑，我們就會被憋住，因為現在城鄉結合部一輪一輪擴大建成區的征地拆遷補償，每一輪釘子戶都可把綜合成本迅速抬高，而且不斷生出一些極端的惡性案件。比如大家知道的這幾天在網上還餘波未平的案件，都是征地拆遷補償問題上出人命，社會上種種的不滿，都可能被這個作為導火索一下子點燃。必須另闢蹊徑，特別要像重慶地票制度、土地收儲制度那樣，有效市場+有為有限政府，一定要找到新的機制。
還有資本，現在一邊是大量手上有錢的主體找不到合適的投資對象，另一邊是三農、小微苦苦得不到應有的融資支持，大家都在大聲疾呼普惠金融、草根金融、綠色金融，說了這麼多為何總是兩頭對不上？這就是表明我們現在常規投資邊際收益遞減在中國市場上已經大量普遍發生，破解之道就是要創新，另闢蹊徑，守正出奇——這就延伸到我們討論多年的如下認識框架：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必須與商業性金融在較中國長期地雙軌運行，這裡面的風險是非常明顯的，處理不好雙軌運行就是涉租尋租，烏煙瘴氣，處理得好就是出奇制勝，就是超常規發展、階躍式發展去趕超，這都是我們現在面臨的考驗。
總體來說，在前三項要素支撐力下滑的同時，後兩項要素便必須更多地加以注重。後兩項一個是科技，稱為第一生產力，一個是制度和管理，叫做最大紅利——領導人所說的改革是現代化關鍵一招，不就是這個意思嗎？“第一”和“關鍵”這兩者的關係怎麼理解？我認為吳敬璉老師的一句話很重要，在中國轉軌過程中一定意義上講，“制度高於技術”。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鄧小平已說得非常簡潔、非常正確，這個第一生產力不是在生產力傳統要素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工具上做加法，而是做乘法，不是多出個第四要素，是在前面三個要素上來個乘數和放大，所以，它是第一。馬克思、恩格斯他們的認識，是科技在人類歷史上表現為一種革命性的力量，形成了“顛覆性創新”的推動力，但這個第一生產力要真正能夠形成，必須遵循科技規律，必須對不確定性極大的科技創新給出所需的相關制度環境，特別是其內含的人文關懷，要有法治與制度保證。大量的科研創新活動裡，產學研結合的一線人員，所面臨的是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怎麼能讓他們專心致志，心無旁鶩的去做這種事情，沒有人文關懷的制度環境是不可能在這方面真正一路往前推進創新的。
這個制度環境在中國就是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問題，前面大半年，中國的高校、科研機構出了什麼問題？創新環境嚴重扭曲。克強總理多次批評繁文縟節，國辦專門發出優化學術環境的文件卻不管用，誰都不動，“政令不出中南海”，後來總書記也發了話，要給這些知識份子創新人才獲得感和幸福感，再往後中辦、國辦聯合發文，直接指向怎麼樣改科研經費管理制度，現在社科基金等等開始動了，有關部門要求年底之前實施細則要提出來。這個糾偏針對著什麼？中國實際生活裡動不動煞有介事來執行的一套東西，冠冕堂皇、振振有詞是加強管理，但完全是依照官本位行政化加強管理的邏輯，違背科研規律，打擊科研人員積極性。“第一生產力”按照這樣的一個邏輯，是不可能順利發揮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觀察，如果對照矽谷，很能說明問題，矽谷看起來政府很開明，也並沒有什麼特別多的支持，但是它確實是有政策的：園區這方面得到政府開明的待遇，包括一些稅收的優惠等等，更關鍵的是在矽谷，沒有人能夠想像到政府公權在手的環節上的人員，會以官本位行政化的方式去約束這些科研人員怎麼用他的科研經費，包括自願參加、承包性質的橫向課題經費——對這些科研經費還要往前倒算，就是中國現在有多少學者要追溯算前幾年（哪怕自願參加的橫向課題）經費裡，即使是白髮蒼蒼的科學家，如果沒有行政司局級待遇只能坐高鐵的二等座，你坐了一等座，坐了商務座，對不起，那個錢你要退賠，吐出來。高校系主任以上的人擔任獨立董事拿的獨董薪酬那為數不少，統統吐出來。這種科研人員所受到的打擊，在矽谷能想像嗎？根本不要想，這就是區別。
所以，我們特別強調現在中央所說的全要素生產率，聚焦的就是後面兩項，而且我們首先要講的是有效制度供給。由制度和科技形成的全要素生產率，是我們在西方學者提出的“索洛餘值”基礎上須作更清晰刻劃的升級版：索洛強調的是科技，我們則要把制度和科技放在一起，而且實際上在轉軌過程中，要把中國的制度變革擺在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聚焦於此，我們才有出路，才能對沖下行壓力，打造升級版。對策思路上，主題就是完善供給側環境和機制，激發微觀主體潛力和活力，在引領新常態過程中打造新的動力體系去追求長遠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此不展開說了。
以上看法彙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特別強調，長期的發展中國的產業，能夠持續一百年，兩百年的產業我沒看到，當然可能也有，像五大國企這一類的，但是怎麼能把供給側改革真正讓老百姓受益，真正把中產階級搞起來，真正讓大家人人都能覺得有幸福感，我覺得現在包括四大剛畢業的學生十年之內都不會有幸福感，因為買房子買不了，這個我不知道怎麼改？
賈康：這個綜合性的問題我試著簡單說一下。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以後，不光中國，各個經濟體都有這個特徵，從指標來看，全社會的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收入是上升的，應該說生活水準提高，大多數人境況是好轉的，但是感受卻跟不上。這是普遍的社會氛圍，老百姓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不只中國如此，各個經濟體大同小異。這方面怎麼樣讓人們滿足？當然在判斷上我是覺得您提到的很多社會焦慮是實實在在的，特別是在座的一般都是比較年輕的白領，或者說體制內現在已經進入中青年骨幹行列的典型的社會成員，會有很多矛盾擺在眼前。到了這個階段上，上有老，下有小或者馬上要有小，涉及您提到的住房，大家都在關心。但是中國如果在住房方面要跟國際對接的話，人家的中心城市最典型的情況，是這些人不是靠買房子解決問題，而是靠租房解決問題，就這麼簡單，但很多中國人不接受。所以，我們說中國的守正出奇要學學重慶，重慶通過保障房建設，使社會成員中間的1/3到40%，不用買商品房，得到的是保障房供給。保障軌上“住有所居”的條件，對於年輕白領，最有對應性的是所謂“共有產權房”，這種共有產權房你拿到手時是有產權證的，很體面的。年輕小夥子大學畢業了，工作兩年，跟心儀的女朋友談婚論嫁，過去往往遇到麻煩，丈母娘說你要是沒有一個一百多平米的像樣的商品房，休想把我家閨女娶走，而現在你出不太多的錢，不用到處東挪西借（老人願意支持一點可以，不用那麼拼命的啃老），你就可以把共有產權房先拿到手，很體面的就結了婚，住在裡面可以裝修，可以帶小孩，住得滿意，過幾年你收入也上升了，你再出一筆錢把這個房子買成完全產權，這多好？
中國特色之下解決上述社會焦慮我覺得這是可行之策。這些就是靠制度供給，靠制度上守正出奇的創新，這是從一個角度觀察怎麼緩解社會焦慮的一個例子。不能設想把中國中心區域的房價真的往下壓，但是要解決它現在打擺子似的一會兒熱起來限購限價、大家都覺得不滿意，低迷起來又是方方面面的惶恐、焦慮，撤銷限購限價甚至不惜給補貼。前面十年出頭時間有人計算過大概以15個月為一個階段來回打擺子，來回過山車式的折騰。近年間分化了，冰火兩重天，兩個極端同時存在，火的一邊難受，冰的一邊也難受；打擺子打到這頭也難受，打到那頭也難受。所以，真正出路在哪兒？在治標的政策調節旁邊，一定要有治本的制度建設，從土地制度到住房制度，到投融資制度，再到稅收制度——這就是在座的各位聽起來可能要罵我的房地產稅。這些事情是中國攻堅克難的理性供給解決方案的組合。
問：賈老師好，剛才您的演講裡把財稅改革的願景講了，我想問一個具體的，怎麼實現它？誰來主導？路徑是什麼？從一個學者的角度想請教您。
賈康：我覺得比較直截了當地講，實際上就是要靠中國特色之下由最高領導人下決心，我們現在寄希望於十九大。我特別希望是不是可以看到我們在新莫干山會上已經說到的要下決心做大部制和扁平化的改革，把我們的整個行政架構來個消腫，理順它基本的架構。現在轉變政府職能，中央政府已經收縮到四百多項審批事項了，再往下減怎麼減？都是命根子式的審批權。如把整個架構優化改變以後，是重新整合了各個廟宇，瘦身精簡以後留下的廟裡，怎麼配和尚，和尚怎麼念經，怎麼審批，那就可得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框架依託。這樣一來才能真正在大部制和扁平化的基礎上，解決政府職能轉換的問題，以及從各級政府事權開始理順整個財政分配體系的配套改革的問題，這就是攻堅克難了。橫跨兩屆政府，大部制改革始終是基本原則和方向，但很遺憾只走了一點小碎步出來。在前一段時間聽到說法，國稅、地稅之間要調整關係，以為要合併了，哪裡是？走走形式，沒有什麼特別實質性的事情。我覺得這方面困難，可想而知，但是總是不甘心，十九大是不是有可能的機會？待十九大新的人事安排到位以後，改革一定要再做一輪動態優化設計，如何設想？大部制、扁平化合在一起設計，把整個政府機構消腫精簡之後，應該順理成章地給咱們體制內的人員提高工資。
很明顯，八項規定以後灰色收入沒有了，這些人怎麼過日子呢？在京城各位一個月工資有上一萬元的嗎？體制內的人，據我瞭解財政部的司局長工資條上還沒有上萬的，拿著這幾千塊錢，上有老，下有小，週末敢上街嗎？帶著老人、孩子上兩趟街這工資基本就出去了，還怎麼過體面生活？很顯然整個體系的正常運行，必須對接到整體改造政府架構、消腫精簡，然後陽光化地提高體制內人員的工資，並且讓這些公職人員以後預期匹配的社保、養老等等，對他有持續的吸引力，同時對他也有嚴格約束，無非就是香港的經驗，一旦發現這方面有廉政公署抓著的事情，你所有這些預期的東西都喪失了。這些經驗合在一起，大部制、扁平化，提高公職人員的待遇，使之至少達到比社會的中等收入再偏高一些的水準，而且配上對他們有吸引力的未來的養老，等等，我覺得這才是正道。
具體可對比一下，在這個大部制改革方面，我們上世紀90年代初去韓國，那時候韓國社會正在急劇變化，GDP迅速提升，經濟起飛之勢出來了，但是它那裡群體事件不斷，即不斷出現學生鬧學潮，工人鬧罷工，都上街。但那個時候我們注意到，韓國的大部制改革已經基本走完，我們去見的財政部不叫財政部，是規劃與財政部，是人家把規劃院（相當於我國計委）與財政部合在一起了。後來到法國去，聽說法國在市場經濟體裡是以集中、中央集權為特色，但是它的財政部叫做什麼？經濟、產業與財政部，人家也是大部。但你能設想在中國把發改委與財政部並在一起嗎？連國稅、地稅合在一起都這麼困難，更不要說把其他的按大部制來走。如果發改委和財政部合在一起，克強總理已經幾十次督辦的PPP，能像現在這樣如此糾結嗎？兩個主管部門到底怎麼協調，這些事情是很現實的問題。咱們說得直率一點，這就是一種中國特色，關鍵是怎麼解決問題？
問：非常感謝賈老師，我是第三次來聽賈老師的課，但是一直沒機會提問題，這次提個問題。賈老師說到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說到稅法面前一律平等，這樣就打破了行政區劃和行政隸屬（賈康：條塊分割。）條塊分割這樣一個藩籬，感覺重構了政企關係，為後續市場經濟的推進奠定一個基礎和作用。前不久，習總書記在國有企業党的建設工作會議上有這麼一套表述，他說要把党的領導投入到公司治理各環節，把黨組織要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那麼想請教一下賈老師怎麼去理解這樣一個表述？
賈康：怎麼內嵌？
問：對。這樣一個表述跟之前的政企分開或者重構新型的政企關係是不是有一些衝突和矛盾？
賈康：咱們內部探討。肯定是帶來了一些理解上大家覺得迷茫之處。原來講的是要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現在變成了黨政之間實際上是要一體化，而且黨對公司、企業要內嵌。怎麼掌握這個事兒，我也問過企業家，比如任志強。他所在的企業屬於國資，層級並不高，歸北京西城區國資委管，叫“華遠”，這個企業比較早地走出去在香港上市，他說党的領導我們在那邊是“地下黨”，這就是他的內嵌方式。只要是走出去參加國際競爭，那邊的規則是不允許你在公開信息披露裡說你這個企業裡還有党的領導，只能是“地下黨”。那麼另外一些國內企業怎麼內嵌呢？如果是國有獨資那很簡單，如果是國有控股現在也好辦，最麻煩的是國有參股，參股對應對的“相對控股”是漂移的，在比較踏實的相對控股的時候也容易做成內嵌，但是你要發展混合所有制，一旦到了真正順應現代企業制度的規範，有可能在股權規則旁又形成另外出現的主導意見，那時候就非常尷尬了。
咱們打個比喻，比如萬科，它在沒有想到的情況下，按照股權規則把原來的內部實際控制人閃在一邊，這種情況下如果閃的不是王石而是党的領導者怎麼辦？這些事情只能進一步探討。我確實覺得這是現在引起很多人感覺迷惑、迷茫的視角，只能在改革實踐中再去進一步探索。混合所有制我認為它是對應國家治理現代化在市場經濟產權基石層面最清晰的一種微觀治理創新。一個一個企業內部，公的股，非公的股，國的股，非國的股，產權都是非常清晰一望而知的，一股一股是最標準的產權單位，然後充分混在一起，尋求包容性發展。這是共贏多贏，這就是“命運共同體”在宏觀視野之下落到一個一個微觀企業時的縮影，這麼多微觀的主體能混在一起，形成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一個發展的潮流。PPP做起來它有一個好處，PPP裡的SPV（特殊項目公司），天然的就是一個混合所有制，而且政府方面天然地不想一股獨大，政府要努力把這件事做成盡可能少花錢，少持股，多辦事，這是做事做得漂亮，這叫四兩撥千斤，這是它的政績之所在。所以，原則上是一個表述，具體可做的事如果能抓住大家最容易接受的那個最大公約數，比如像PPP的機制，不停留於概念，而推動做實事，還是有一定空間的。
賈 康 介 紹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朱鎔基、溫家寶、胡錦濤和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專案，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2016年出版《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供給側改革十講》、《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就是要解決供給側的“有效制度供給”的問題，即通過這樣的改革，以有效制度供給來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為什麼現在把三個詞合在一起表述？有人說有點文縐縐的，老百姓念起來也拗口。我的體會就是，顯然這體現著最高決策層特別強調的我們現在的科學決策、政策優化一定要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理支撐。講改革，現在說全了便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這個新意表現在供給側，就是認定要在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來解決有效制度供給的問題——講改革必然要講到的是制度供給，完全是順理成章的表述。同時，又帶出另外一個特徵，即結構性，因為從制度供給來看，首先涉及的就是制度結構、利益格局，隱含著總書記說了多次的要“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這個啃硬骨頭的改革任務。“供給側”和“結構性”合在一起，落到改革上，三個要素的組合，學理上是非常嚴謹的，而且也意味著我們的決策層現在充分注重以政治經濟學學理基礎與科技決策、政策優化密切結合在一起，推進我們的現代化過程。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有時候被簡稱為“供給側改革”，總書記說這樣也是可以的，中文的表達習慣是可以簡稱，供給側改革講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有了表達的簡化，只是不要忘了結構性的含義是內在的。
有的學者，比如前一段時間北大原來經濟學院的老院長晏智傑教授，不知道怎麼會冒出這樣的觀點，說供給側改革是“淡化”、“排斥”了體制改革和深化改革，我怎麼想也想不出他這個邏輯是怎麼來的。另外，他後面又有一個意思，屬於他自己跟自己打架的一個意思，他又說承認有供給側改革的必要，但是供給側改革要“從屬”於體制改革。我們是不同意他這種混亂看法的。現在我們從學理上來做的這個分析，就是改革即是作為解放生產力的“生產關係的自我革命”，這個改革發生在供給側，解決的正是有效制度供給問題，也就是一定要解決制度結構優化的問題、衝破利益固化藩籬的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渾然一體的一個概念。
接著要說，改革這個概念只是講了供給側的一個制度要素，還要把供給側其他要素合在一起成為一個體系，就是第三句話，要“著力提高供給體系的品質和效率”。關於這個供給體系後面還會專門作簡要分析，我們已經給出了一個理論模型。千差萬別的供給側各種要素，實際生活中指標不可通約的這些要素，可以抽象為五大要素，就是勞動力、土地和由其代表的自然資源、資本、技術創新，以及制度與管理，尋求供給側整個體系品質和效率的提高，我們就需要強調，在不同發展階段上，五大要素各領風騷，各有貢獻，但是在新的階段轉換之後，它們之間的組合卻必須推陳出新，必須實現動力體系的轉型和升級。前面二、三句話所說的著力來加強的改革和整個供給體系的問題，顯然是個系統工程，這也就表明，並不是像有人簡單地所說的中國人搬用了美國雷根經濟學和供給學派減稅為主的主張——對以往那些有益的東西我們當然要借鑒吸收，但是美國的供給學派還是只有一個較窄的視界，過去學術界的評價就是供給學派的體系性不足，它強調了減稅，裡面有值得我們看重的思想與啟發，但它哪裡能像中國現在這樣以供給側改革處理的是全域和長遠的一個系統工程，所以跟它“不是一回事兒”——這是總書記原話。我理解不能說不是一回事兒就完全否定那個東西，完全不借鑒了，但我們並不簡單認同它裡面隱含的新自由主義的邏輯，我們是要把政府的作用和市場的作用達到一個合理的結合，我自己願意表述為有效市場加上有為、有限的政府，顯然跟美國供給學派他們的哲理是有明顯區別的。
第四句話“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句話表達的含義，首先是供給側改革所要形成的效益和結果，是要解決經濟社會發展可持續性的問題，這也不是橫空出世全新的命題，是在胡錦濤任總書記期間，我們已經把鄧小平簡潔而正確表述的“發展是硬道理”昇華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是硬道理”的科學發展觀，而現在是在科學發展觀這個思路之下，把可持續性問題的解決直接結合到動力體系的轉型和升級上。所以，新意是直接把動力問題標示上去了，這個動力體系是要改造原來已顯得很有局限性的需求側三駕馬車的動力認知，而要把三駕馬車的結構化邏輯進一步推到供給側，形成對整個動力體系的完整認知和把握（這當然也值得再做展開分析）。把動力的轉型升級這個問題處理好，是在這第十一次會議之前，劉鶴主任于長三角、珠三角調研時已經說出的話，這個表述我認為它內在體現了我們現在所抓的解決可持續性問題，是把其聚焦點更清晰地放在對沖下行因素必須找到新的動力源，必須有動力體系轉型升級這個基本認識上。
最後一句話，總結了供給側改革追求的是什麼——是促進我們國家“社會生產力水準實現整體躍升”。整體躍升我理解在學術上表現的就是發展曲線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上揚曲線，它是一個“階躍式”上升的曲線，波動中一個一個臺階往上，整體躍升式的發展，實際上就是追求一種超常規發展。鄧小平說的現代化“三步走”，以及他南巡說的發展是在波動中一個一個階段抓住機遇往上提升，每一波中總要爭取再上一個臺階，這是符合客觀規律的。整體躍升式的發展，內含的其實也就是咱們這些年中國政府中各級體系都認同的、到了地方發展戰略設計中是直截了當寫上去的“超常規發展”、“跨越式發展”、“彎道超車式”的發展。關於這種發展訴求體現為超常規發展戰略，也有不同的認識，比如林毅夫教授所強調的新結構經濟學裡面蘊含的基本原理，是要把握好資源稟賦，然後用比較優勢這個原理來解釋整個發展，以及新結構經濟學的思路，我們認為他的局限性也就在這個地方：光講資源稟賦基礎上的比較優勢，並不解決超常規發展的問題。中國以常規發展不會連通中國夢，因為我們是在工業革命之後落伍了，必須通過追趕完成趕超，後來居上，才能完成偉大民族復興。這樣一種願景並不是憑空而來的，世界各個經濟體的發展規律這方面早有豐富的實證案例，表明不會是齊頭並進的發展，必然是你追我趕的發展，過去英國在發展中趕超了荷蘭，後來美國在發展中趕超了英國。為什麼現在不能設想中國在發展中趕超美國代表的發達經濟體第一陣營呢？這個方面學理上的分析我們也援引了西方學者的一些成果，比如“蛙跳模型”等等，不是憑空想像。當然，這裡面也有一種危險性：處理不好它會落入“大躍進”式的背離經濟規律的誤區。
這就像產業政策的情況。產業政策在“林張爭議”裡，張是特別走極端，但社會上很多人聽得特別痛快，實際上他那個認識框架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完全否定產業政策，在實際生活中得不到任何國家案例上的回應，只是學者的一種推到極端的說法。當然，他的說法雖極端，對於政府可能走偏的分析認識確實是很有啟發性的。林的說法強調了產業政策有必要性，講了怎麼樣設計產業政策的問題，但我們認為除了怎麼設計之外，最關鍵的是產業政策怎麼貫徹執行的機制問題，光講“有為政府”不夠，還得講“有限政府”，還得把這個政策傾斜機制通盤合理化，避免在供給側結構管理的方面出現非常容易發生的政府失誤，這些也都還需要展開來說和做深入的探討。
回到這個躍升發展命題上，我們要追求超常規發展，必須堅定不移。鄧小平設計的三步走，前兩步已經提前實現，是超常規的，最後這一步橫跨50年，我們又規劃了一個中間節點目標，是2020年全面小康。實現全面小康，現看只要在“十三五”托住6.52%以上的年均增長速度，再加上社會政策托底，比如七千萬人脫貧等等，就能夠交代出來，但最大的考驗是2020年改革是否能取得中央要求的決定性成果。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在改革的關鍵時期攻堅克難，以求能夠繼續實現整體躍升式的超常規發展。這樣的一個超常規現代化發展戰略，我們認為是中國必須把握好的、在學理層面繼續對它深化認識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維線索，我們特別強調的就是不能只停留於比較優勢戰略——比較優勢戰略在它的天花板上，就是走在前面的經濟體必然由於利益考量，使你花多少錢也買不來你認為他應該給你的那個他手上以比較優勢表現的高科技產品的核心技術。在比較優勢戰略旁邊，還必須匹配上我們要盡可能控制風險而力求出奇制勝的趕超戰略。
很顯然，這5句話包括了非常豐富的內容。接著，我們可從學理上簡要勾畫一下往下要做的基礎性認識層面的相關基本概念和關於動力體系的分析。
在基本概念上，我們承認，供需是經濟生活中一對相反相成的概念，需求是原生動力，供給對需求的回應構成經濟迴圈與經濟生活，而政府需要介入其中時，過去首先認識到要從總量上去促進總供需的動態平衡，技術路線上其實概念也有一對，就是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但過去比較成套路的、經驗豐富、認識成熟的是需求管理，即反週期的宏觀調控，但是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之後，發現它的局限性非常明顯，成熟程度是不高的。從經濟學的成果評價來說，就必須承認我們過去主流經濟學總體成果的不對稱性必須得到校正，必須把供給管理的認識加以深化。我們在這方面的探討，就是在承認需求是經濟生活中的原生動力之後，要特別強調供給側對於需求側的回應機制和它的特徵，才是劃分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和不同時代最關鍵的因素。
我們如果把人類發展過程簡單列一個表，第一列是各個時代大家都可以認定的質的變化，勾畫一個一個臺階往上發展的特徵，從舊石器時代開始一直到現在的資訊時代。第二列是在供給側觀察的生產力（人和物關係）這方面它一個一個臺階往上的發展。再有第三列是生產關係（人和人的關係）方面，標明社會形態、制度特徵方面一個一個臺階向上的發展。這三者之間有它的對應性。最粗線條地說，人類社會最開始脫離動物界，是以社會成員從事分工與合作中的採集和狩獵這種供給機制，來滿足社會成員最基本的活下來的生存需求，這便是當時對於原生動力需求的供給側回應機制。生產力發展過程中，後來推進到出現農耕文明、農業革命，這就上了一個大臺階。農業革命帶來的是社會成員可以相對穩定地在預期中和結果上,經過季節的更迭，取得不僅滿足他們生存需求的有效供給，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人還可以得到他們滿足發展需求和享受需求層面的有效供給，按照歷史唯物論來解釋，到了這個階段上，剩餘產品的形成有這樣的可能性以後，使供給側有這樣上了臺階的新支撐力以後，人類社會就必然擺脫、告別原始共產主義的氏族部落與公社的社會形態，而轉入階級國家的社會形態。再往後，生產力這一列它的變化推進到又一重大事件，即終於走到了工業革命，而且是在地理大發現之後伴隨著全球化展開的。工業革命時代，又具體可以區分為蒸汽時代、電氣時代、自動化機械時代和我們現在面臨的資訊時代。一個一個臺階往上走，現在生產力可以支撐的我們經濟生活中最前沿的新概念是什麼呢？就是從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大家知道有半導體以後，已延伸到現在的資訊技術革命，這個資訊技術突破性的標誌是互聯網，迅速發展到現在的移動互聯網，移動互聯又匹配上大資料、雲計算等等科技的創新，進而推進到現在的智慧化概念，在匹配上所有這些技術創新條件的情況下，我們現在遇上的最前沿的概念就是“共用經濟”，原也有人表述為“分享經濟”，一個意思。原來認為是排它性的經濟資源配置，現在可以共用了。比如前些年大家知道的分時度假酒店，那是資訊可以充分溝通的情況下已能夠便利實現的。到了現在，出行的網約車、順風車，資訊已可以便捷處理和解決它的銜接與支付問題。再推進是什麼？大家都知道的電動汽車，往前看，若干年內就可能出現這樣一些最前沿的新狀態：就是電動私家車晚上停在停車位，接上充電樁，這時候給它充的電是電網裡最便宜的電力供應，因為夜間整個社會用電量降下來了，此時電最便宜。充電後到了白天，你不用車的時候，隨身攜帶的智慧手機上會跳出一個提示：你可以賣出多少電，而且賣一個好價錢。這樣，過去純粹是一個消費單位、利益排它的這樣一部私家車，現在變成了一個生產單位，整個社會可以共用這些生產的能力，這裡面全是贏家，沒有輸家——這種共用的能力就是依靠資訊網路、移動互聯、大資料、雲計算、智慧化電網等等這些供給側創新形成的，最便捷地使整個資源配置效率空前地提高了。
這種共用經濟在生產力支撐之下對應而提供出的社會形態方面最前沿的概念是什麼？就是包容性發展，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治理”概念之下政府和非政府的多元主體充分互動而調動一切潛力和活力的發展，就是現在習近平總書記說了多次的中國的發展是在和平發展中和其他經濟體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式的發展。這絕對不是空話，如果展開做分析還可以說很多，在這裡稍微展開一些相關看法：我覺得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顯然是在全世界範圍之內支撐中國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基本哲理概念，它前面的邏輯源頭在哪裡？當年鄧小平得到歷史機遇可以對全域提出他的指導意見之後，80年代在宦鄉等學者研究基礎之上，他的確提出我們時代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當時這個話說出來似乎並沒有太大的衝擊力，但是我作為研究者，幾十年間反復回想，鄧小平這樣一個判斷它的意義非同小可，是最基礎的戰略判斷。你如果認為時代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那麼它否定的是什麼？否定的是前面那個毛澤東時代的戰略判斷——毛主席認定我們的時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兩個戰略判斷所引出的後面的整個發展思路是極為不同的：你既然認為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要解決的是“誰戰勝誰”的問題，那就必須按照毛主席當年的要求，要立足於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要立足於早打、大打、全面地打，解決了誰戰勝誰之後再搞建設，以深挖洞、廣積糧來對接解放全人類，那就必須抓住階級鬥爭為綱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就必須以他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別無出路。他的戰略判斷後面的推理，每一個環節都是邏輯自洽的。而到了鄧小平這裡，是和平與發展作為時代基本特徵與主題，自然就引出他所說的再也不可錯失戰略機遇的戰略思維，就一定要強調抓住經濟建設為中心，扭住這個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通過三步走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這個戰略目標是在前面的這個戰略判斷基點上，自然地一步一步推出來的，它也是充分地邏輯內洽的。前面這兩個不同的戰略判斷基點，只能是按照實踐檢驗真理來做評價，實踐證明哪個戰略判斷更符合現在人類發展的現實呢？顯然是鄧小平的戰略判斷。學者的分析就是說，到了供給側的供給能力所推進到的核威懾時代，簡而言之，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可能性成為極小概率事件（這就是鄧小平說的歷史機遇），雖然局部的摩擦和局部戰爭還不可避免，但是國際上綜合評價的核毀滅威脅的烈度是降低的，世界上每年發生的戰爭的綜合烈度也是可以得到總體大趨勢而言的逐漸降低的。現在當然還有很多的不確定因素，我們也不敢說“黑天鵝”事件就不再出現，但是人類社會希望之所在，就是依靠現在供給側的核威懾，倒逼和推進到在一起尋求命運共同體式發展。宏大的命題其實回到我們學理上的分析，就是一句話：生產力的特徵和根本上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係的特徵，都是發生在供給側，這是我們所特別強調的基本原理。
需求側它也在變化，但是需求側的變化我們稱為“永新而無新”——人的需求如果從廣義來說，它永遠不會得到滿足，人性如此。人性說得難聽一點，貶義的說法叫“貪得無厭”，大家都知道漁夫與金魚的寓言。你設想一下，把一個乞丐一路抬高到國王的高位，他還想再多活500年呢，這種漫無邊際的無限需求，經濟學無法討論，經濟學討論中必須給它一個定義，就是有貨幣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這就好討論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社會公眾收入在提高，錢包鼓起來以後他們擁有消費者主權來決定這個錢怎麼用，有效需求的實現必須得到供給側的回應與引領。需求者的變化特點，是總要不斷提升他的用戶體驗，使自己的滿意度不斷往上走，但他自己並說不清楚什麼東西能使這個滿意度真正得到。一定是供給側成功的創新，讓處於需求方的社會公眾眼前一亮，欣然把自己錢包裡的錢拿出來去參與交易，這就是供需互動中有效供給所引領形成的經濟迴圈。這個迴圈做得順暢，就是經濟生活中間發展的動力強勁，具有繁榮的特徵，而且使我們能追求可持續的繁榮；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很好的供給側動力即有效供給不斷創新的支撐，發展動力就不足，會使我們感覺到經濟低迷，升級換代遇阻，甚至是落入危機境況。這就是一個經濟動力體系的簡要原理。
所以，從蘋果產品案例來看，我們要承認約伯斯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實現了一個智慧手機時代代表性的供給側成功創新，而引領全球消費潮流。這樣一個成功的供給創新——蘋果智慧手機，當然不能說它以後就長盛不衰，但至少從約伯斯那時候開始，iPhone4開始，曾經在引領全球發展過程中風靡天下，不是一呼百應了，是一呼萬應、一呼億應的效果，很清晰的體現了以成功的創新引領和創造需求，釋放市場潛力，提升景氣水準，促進經濟繁榮和人民福祉這樣的貢獻。
另外一個案例，我們可以分析它裡面的問題之所在。同樣是“用戶體驗”的升級換代中，中國老百姓已經進入了家庭衛生潔具要按坐便器來升級的發展階段。這種社會生活中需求的升級，理應得到供給的回應，但在中國本土市場上沒有形成一個良性迴圈，中國本土有坐便器賣，就是沒有看到大家一起出手去熱購它。然而中日關係有所和緩以後，大量的中國旅遊者跑到日本去，不約而同一起買“馬桶蓋”回國。這種熱購怎麼解釋？一開始認為中國本土上我們的技術水準和製造工藝不過關，有這種供給能力的落差。後來發現不對，買回來的馬桶蓋是咱們中國杭州附近本土廠家按照那邊的訂單生產的，說明我們的供給側在本土上不缺少這種技術和工藝的供給能力。那麼缺的是什麼呢？缺的是我們國內市場制度環境的有效供給。我們國內的家電市場，我說“魚龍混雜”，董明珠說“大家都在處關係”，處關係的結果就是魚龍混雜，應該被淘汰出局的遲遲不出去，優勝劣汰機制無法形成大家認為可以形成穩定預期的那個有公信力的購買目標，對於假冒偽劣心有餘悸的情況下，誰都不敢出手去買。而到了日本，一下情況變了，口口相傳的公信力就是有全套的品質保證，有全套的政府監管，你買了放心，回來使用不會有任何煩惱。就是這個區別。而這個區別告訴我們，現在我們要解決的供給側的這個動力體系的問題，往往是應首先看到以中國轉軌過程中制度供給為龍頭才能解決的問題。供給側的要素裡，西方在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情況下往往不強調制度，但還是合乎邏輯地形成了制度經濟學這樣一個新興學科框架，中國人更要看重這個事情。
從這些角度看下來，可以簡要勾畫一下我們所認知的動力體系。這個動力體系原來所講的，是在需求管理視野之下的“三駕馬車”，即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淨出口需求——這樣一個認識，有它的進步意義，是對過去作為一個總量的需求概念，不得已要做出結構性的處理，分成三塊。但是這個結構化的邏輯它並沒有走完，應把這個邏輯傳導、轉移到供給側，進一步展開其結構狀況，才能形成對整個動力體系的完整認知與把握。到了供給側，一個重要的認識提升是要把原來的完全競爭假設替代為不完全競爭假設。原來學者們不是不知道還有供給側分析，但是供給側的分析面對結構問題太複雜，學者難以建模和量化分析，很難發表出論文，令人望而生畏，同時又有可以一句話打發掉的認識：即到了供給側，複雜的結構問題可以通過各個廠商在競爭中間實現要素自主流動的配置，達到市場出清狀態，所有該賣的全賣出去了，那時候的結構就是個合理結構。所以，學者一方面意識到供給側這方面太複雜，建模建不起來，另外一方面似乎可以無需建模，自然地以“完全競爭中達到市場出清”一句話就打發掉了結構問題。現在不行，我們所說的經濟學創新突破，就是必須在看到很有啟發意義的完全競爭假設這個前提之下，認識到這個假設的不足，必須把這個假設提升到2.0版的非完全競爭，因為這不論在中國，還是美國，都是現實世界中的真實圖景。到了非完全競爭假設下，政府的調控就不應僅僅是需求管理的反週期了，一定還要有政府作為主體促進優化結構的政策供給，比如產業政策（當然它是“雙刃劍”，政府處理不好它會弄出新的失誤）；另外，政府必須做好制度供給，即致力於使市場形成有效的制度環境來優勝劣汰。這就是關於動力體系要說清楚的：需把“三駕馬車”結構特徵傳遞、轉移到供給側，把所有供給側的要素的結構問題及其機制放在不完全競爭假設條件之下，來形成一個完整的認識和把握。
按這樣的理解，就需要再進一步展開分析一下供給側的五大要素。千差萬別的各種要素，可提煉為勞動力、土地及其代表的自然資源、資本、科技成果應用以及制度和管理五項。我前面所講已內含的認識是講到供給側，首先強調制度供給是龍頭，是中國轉軌過程中要抓的一個綱舉目張的關鍵，但是後面跟著的所有相關方面也都要討論。我們如果按照供給側五大要素這個理論模型來看，可以首先引出一個基本認識，就是各個經濟體在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之前的那個階段上，前面三個要素對於增長的貢獻比較容易被人們所認知，會比較清晰地體現出來。這時候後兩個要素也在發揮作用，但是相比之下前面三個是一望而知的，相當直觀。
比如，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大家都注意到勞動力一旦可以流動——所謂“農民工”流動起來不叫“盲流”了，所帶來的中國農村區域幾乎無限供給的低廉勞動力這個比較優勢，就形成中國在國際合作與競爭環境裡超常規發展的支撐力，低廉勞動成本的比較優勢支援著我們一路走到“世界工廠”，總量走到全球老二。土地和自然資源方面，改革開放之後從深圳開始要靠競爭取得土地使用權、資源開發權，跟在後面的是市場經濟物質利益驅動之下多元主體競爭中間一波一波生龍活虎的超常規發展。資本方面，我們一開始本土資本匱乏，但是只要有開放，外商都非常清晰地知道中國有利可圖，所以外資迅速流入，跟著的不僅帶來了資金，而且帶來了技術和管理，實際上就催生、培育、也在競爭中倒逼了中國本土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走到現在已經可以說中國本土上的民間資本、社會資金已經相 當雄厚。但這三樣在這些年恰恰是在支撐力上滑坡：我們2010年以後，整個經濟一路下滑，與此是直接相關的。勞動力方面，首先從珠三角開始，現在變成全國性的招工難、用工貴、民工荒，說“招工難”，反過來說就是“就業容易”。所以，這些年就業的情況還相當不錯，而且就業裡低端勞動力，粗工、壯工、農民工，包括家政服務的保姆，他們的工資增長超過平均增長水準，使我們0.49高位的基尼係數（這是官方資料），現在已經逐年緩慢回升到0.46。正面講這是到了一定發展階段，到了這個火候，勞動者共用改革發展成果，特別低端勞動者受益，薪酬要價能力上升；負面講這就是“無可奈何花落去”，我們原來一個很有支撐力的比較優勢現在正在迅速撤空，於是從珠三角開始必須“騰籠換鳥”，原來的傳統產業要往外重到越南、柬埔寨、老撾、孟加拉、緬甸等等地方去，跟當年這些產能往我們這裡流動，是一個道理。到了這個階段，騰了籠換不來鳥，怎麼辦？怎麼才能換來？這就是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升級換代，不能成功的實現“換鳥”，那就像溫州案例，痛失好局，表面上開始是跑路事件暴露它資金鏈的嚴重問題，然後是實質性的產業空心化表現出來了。那麼多的民間資本，可以去炒樓、炒大蒜、炒綠豆，就是不能支援實體經濟升級換代，這就把進一步的發展憋住了。如果溫州這樣的不良案例又發生在東莞，更多地發生在兩個三角，那中國（我這裡只是假設）的前途一定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就是一個從勞動力這方面我們已可看到的新挑戰。合乎發展一般規律的是，原作為比較優勢的低廉勞動成本的支撐力滑坡，勞動力本身解決不了這個問題，要找到其他能對沖這一下行因素的新發展動力源。
土地和自然資源方面的潛力仍然在，中國的真實城鎮化水準才40%。一路走到70%左右的高位，才會轉入低平發展階段，這是國際經驗可佐證的。現在戶籍人口城鎮化率40%後面的這三十個點的發展空間，一年上一個點也要走三十年，本來是我們的“引擎和動力源”，彌合二元經濟過程中會不斷釋放出巨量需求，伴隨一輪一輪基礎設施升級換代和建成區擴大，一輪一輪產業互動，一輪一輪人力資本培育——吸引各種要素投入的時候，是可以得到全球有效供給對我們的支持的，這就是和平發展和平崛起，跟全球做生意就解決了問題。但是現在如果不在機制上另闢蹊徑，我們就會被憋住，因為現在城鄉結合部一輪一輪擴大建成區的征地拆遷補償，每一輪釘子戶都可把綜合成本迅速抬高，而且不斷生出一些極端的惡性案件。比如大家知道的這幾天在網上還餘波未平的案件，都是征地拆遷補償問題上出人命，社會上種種的不滿，都可能被這個作為導火索一下子點燃。必須另闢蹊徑，特別要像重慶地票制度、土地收儲制度那樣，有效市場+有為有限政府，一定要找到新的機制。
還有資本，現在一邊是大量手上有錢的主體找不到合適的投資對象，另一邊是三農、小微苦苦得不到應有的融資支持，大家都在大聲疾呼普惠金融、草根金融、綠色金融，說了這麼多為何總是兩頭對不上？這就是表明我們現在常規投資邊際收益遞減在中國市場上已經大量普遍發生，破解之道就是要創新，另闢蹊徑，守正出奇——這就延伸到我們討論多年的如下認識框架：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必須與商業性金融在較中國長期地雙軌運行，這裡面的風險是非常明顯的，處理不好雙軌運行就是涉租尋租，烏煙瘴氣，處理得好就是出奇制勝，就是超常規發展、階躍式發展去趕超，這都是我們現在面臨的考驗。
總體來說，在前三項要素支撐力下滑的同時，後兩項要素便必須更多地加以注重。後兩項一個是科技，稱為第一生產力，一個是制度和管理，叫做最大紅利——領導人所說的改革是現代化關鍵一招，不就是這個意思嗎？“第一”和“關鍵”這兩者的關係怎麼理解？我認為吳敬璉老師的一句話很重要，在中國轉軌過程中一定意義上講，“制度高於技術”。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鄧小平已說得非常簡潔、非常正確，這個第一生產力不是在生產力傳統要素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工具上做加法，而是做乘法，不是多出個第四要素，是在前面三個要素上來個乘數和放大，所以，它是第一。馬克思、恩格斯他們的認識，是科技在人類歷史上表現為一種革命性的力量，形成了“顛覆性創新”的推動力，但這個第一生產力要真正能夠形成，必須遵循科技規律，必須對不確定性極大的科技創新給出所需的相關制度環境，特別是其內含的人文關懷，要有法治與制度保證。大量的科研創新活動裡，產學研結合的一線人員，所面臨的是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怎麼能讓他們專心致志，心無旁鶩的去做這種事情，沒有人文關懷的制度環境是不可能在這方面真正一路往前推進創新的。
這個制度環境在中國就是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問題，前面大半年，中國的高校、科研機構出了什麼問題？創新環境嚴重扭曲。克強總理多次批評繁文縟節，國辦專門發出優化學術環境的文件卻不管用，誰都不動，“政令不出中南海”，後來總書記也發了話，要給這些知識份子創新人才獲得感和幸福感，再往後中辦、國辦聯合發文，直接指向怎麼樣改科研經費管理制度，現在社科基金等等開始動了，有關部門要求年底之前實施細則要提出來。這個糾偏針對著什麼？中國實際生活裡動不動煞有介事來執行的一套東西，冠冕堂皇、振振有詞是加強管理，但完全是依照官本位行政化加強管理的邏輯，違背科研規律，打擊科研人員積極性。“第一生產力”按照這樣的一個邏輯，是不可能順利發揮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觀察，如果對照矽谷，很能說明問題，矽谷看起來政府很開明，也並沒有什麼特別多的支持，但是它確實是有政策的：園區這方面得到政府開明的待遇，包括一些稅收的優惠等等，更關鍵的是在矽谷，沒有人能夠想像到政府公權在手的環節上的人員，會以官本位行政化的方式去約束這些科研人員怎麼用他的科研經費，包括自願參加、承包性質的橫向課題經費——對這些科研經費還要往前倒算，就是中國現在有多少學者要追溯算前幾年（哪怕自願參加的橫向課題）經費裡，即使是白髮蒼蒼的科學家，如果沒有行政司局級待遇只能坐高鐵的二等座，你坐了一等座，坐了商務座，對不起，那個錢你要退賠，吐出來。高校系主任以上的人擔任獨立董事拿的獨董薪酬那為數不少，統統吐出來。這種科研人員所受到的打擊，在矽谷能想像嗎？根本不要想，這就是區別。
所以，我們特別強調現在中央所說的全要素生產率，聚焦的就是後面兩項，而且我們首先要講的是有效制度供給。由制度和科技形成的全要素生產率，是我們在西方學者提出的“索洛餘值”基礎上須作更清晰刻劃的升級版：索洛強調的是科技，我們則要把制度和科技放在一起，而且實際上在轉軌過程中，要把中國的制度變革擺在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聚焦於此，我們才有出路，才能對沖下行壓力，打造升級版。對策思路上，主題就是完善供給側環境和機制，激發微觀主體潛力和活力，在引領新常態過程中打造新的動力體系去追求長遠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此不展開說了。
以上看法彙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特別強調，長期的發展中國的產業，能夠持續一百年，兩百年的產業我沒看到，當然可能也有，像五大國企這一類的，但是怎麼能把供給側改革真正讓老百姓受益，真正把中產階級搞起來，真正讓大家人人都能覺得有幸福感，我覺得現在包括四大剛畢業的學生十年之內都不會有幸福感，因為買房子買不了，這個我不知道怎麼改？
賈康：這個綜合性的問題我試著簡單說一下。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以後，不光中國，各個經濟體都有這個特徵，從指標來看，全社會的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收入是上升的，應該說生活水準提高，大多數人境況是好轉的，但是感受卻跟不上。這是普遍的社會氛圍，老百姓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不只中國如此，各個經濟體大同小異。這方面怎麼樣讓人們滿足？當然在判斷上我是覺得您提到的很多社會焦慮是實實在在的，特別是在座的一般都是比較年輕的白領，或者說體制內現在已經進入中青年骨幹行列的典型的社會成員，會有很多矛盾擺在眼前。到了這個階段上，上有老，下有小或者馬上要有小，涉及您提到的住房，大家都在關心。但是中國如果在住房方面要跟國際對接的話，人家的中心城市最典型的情況，是這些人不是靠買房子解決問題，而是靠租房解決問題，就這麼簡單，但很多中國人不接受。所以，我們說中國的守正出奇要學學重慶，重慶通過保障房建設，使社會成員中間的1/3到40%，不用買商品房，得到的是保障房供給。保障軌上“住有所居”的條件，對於年輕白領，最有對應性的是所謂“共有產權房”，這種共有產權房你拿到手時是有產權證的，很體面的。年輕小夥子大學畢業了，工作兩年，跟心儀的女朋友談婚論嫁，過去往往遇到麻煩，丈母娘說你要是沒有一個一百多平米的像樣的商品房，休想把我家閨女娶走，而現在你出不太多的錢，不用到處東挪西借（老人願意支持一點可以，不用那麼拼命的啃老），你就可以把共有產權房先拿到手，很體面的就結了婚，住在裡面可以裝修，可以帶小孩，住得滿意，過幾年你收入也上升了，你再出一筆錢把這個房子買成完全產權，這多好？
中國特色之下解決上述社會焦慮我覺得這是可行之策。這些就是靠制度供給，靠制度上守正出奇的創新，這是從一個角度觀察怎麼緩解社會焦慮的一個例子。不能設想把中國中心區域的房價真的往下壓，但是要解決它現在打擺子似的一會兒熱起來限購限價、大家都覺得不滿意，低迷起來又是方方面面的惶恐、焦慮，撤銷限購限價甚至不惜給補貼。前面十年出頭時間有人計算過大概以15個月為一個階段來回打擺子，來回過山車式的折騰。近年間分化了，冰火兩重天，兩個極端同時存在，火的一邊難受，冰的一邊也難受；打擺子打到這頭也難受，打到那頭也難受。所以，真正出路在哪兒？在治標的政策調節旁邊，一定要有治本的制度建設，從土地制度到住房制度，到投融資制度，再到稅收制度——這就是在座的各位聽起來可能要罵我的房地產稅。這些事情是中國攻堅克難的理性供給解決方案的組合。
問：賈老師好，剛才您的演講裡把財稅改革的願景講了，我想問一個具體的，怎麼實現它？誰來主導？路徑是什麼？從一個學者的角度想請教您。
賈康：我覺得比較直截了當地講，實際上就是要靠中國特色之下由最高領導人下決心，我們現在寄希望於十九大。我特別希望是不是可以看到我們在新莫干山會上已經說到的要下決心做大部制和扁平化的改革，把我們的整個行政架構來個消腫，理順它基本的架構。現在轉變政府職能，中央政府已經收縮到四百多項審批事項了，再往下減怎麼減？都是命根子式的審批權。如把整個架構優化改變以後，是重新整合了各個廟宇，瘦身精簡以後留下的廟裡，怎麼配和尚，和尚怎麼念經，怎麼審批，那就可得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框架依託。這樣一來才能真正在大部制和扁平化的基礎上，解決政府職能轉換的問題，以及從各級政府事權開始理順整個財政分配體系的配套改革的問題，這就是攻堅克難了。橫跨兩屆政府，大部制改革始終是基本原則和方向，但很遺憾只走了一點小碎步出來。在前一段時間聽到說法，國稅、地稅之間要調整關係，以為要合併了，哪裡是？走走形式，沒有什麼特別實質性的事情。我覺得這方面困難，可想而知，但是總是不甘心，十九大是不是有可能的機會？待十九大新的人事安排到位以後，改革一定要再做一輪動態優化設計，如何設想？大部制、扁平化合在一起設計，把整個政府機構消腫精簡之後，應該順理成章地給咱們體制內的人員提高工資。
很明顯，八項規定以後灰色收入沒有了，這些人怎麼過日子呢？在京城各位一個月工資有上一萬元的嗎？體制內的人，據我瞭解財政部的司局長工資條上還沒有上萬的，拿著這幾千塊錢，上有老，下有小，週末敢上街嗎？帶著老人、孩子上兩趟街這工資基本就出去了，還怎麼過體面生活？很顯然整個體系的正常運行，必須對接到整體改造政府架構、消腫精簡，然後陽光化地提高體制內人員的工資，並且讓這些公職人員以後預期匹配的社保、養老等等，對他有持續的吸引力，同時對他也有嚴格約束，無非就是香港的經驗，一旦發現這方面有廉政公署抓著的事情，你所有這些預期的東西都喪失了。這些經驗合在一起，大部制、扁平化，提高公職人員的待遇，使之至少達到比社會的中等收入再偏高一些的水準，而且配上對他們有吸引力的未來的養老，等等，我覺得這才是正道。
具體可對比一下，在這個大部制改革方面，我們上世紀90年代初去韓國，那時候韓國社會正在急劇變化，GDP迅速提升，經濟起飛之勢出來了，但是它那裡群體事件不斷，即不斷出現學生鬧學潮，工人鬧罷工，都上街。但那個時候我們注意到，韓國的大部制改革已經基本走完，我們去見的財政部不叫財政部，是規劃與財政部，是人家把規劃院（相當於我國計委）與財政部合在一起了。後來到法國去，聽說法國在市場經濟體裡是以集中、中央集權為特色，但是它的財政部叫做什麼？經濟、產業與財政部，人家也是大部。但你能設想在中國把發改委與財政部並在一起嗎？連國稅、地稅合在一起都這麼困難，更不要說把其他的按大部制來走。如果發改委和財政部合在一起，克強總理已經幾十次督辦的PPP，能像現在這樣如此糾結嗎？兩個主管部門到底怎麼協調，這些事情是很現實的問題。咱們說得直率一點，這就是一種中國特色，關鍵是怎麼解決問題？
問：非常感謝賈老師，我是第三次來聽賈老師的課，但是一直沒機會提問題，這次提個問題。賈老師說到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說到稅法面前一律平等，這樣就打破了行政區劃和行政隸屬（賈康：條塊分割。）條塊分割這樣一個藩籬，感覺重構了政企關係，為後續市場經濟的推進奠定一個基礎和作用。前不久，習總書記在國有企業党的建設工作會議上有這麼一套表述，他說要把党的領導投入到公司治理各環節，把黨組織要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那麼想請教一下賈老師怎麼去理解這樣一個表述？
賈康：怎麼內嵌？
問：對。這樣一個表述跟之前的政企分開或者重構新型的政企關係是不是有一些衝突和矛盾？
賈康：咱們內部探討。肯定是帶來了一些理解上大家覺得迷茫之處。原來講的是要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現在變成了黨政之間實際上是要一體化，而且黨對公司、企業要內嵌。怎麼掌握這個事兒，我也問過企業家，比如任志強。他所在的企業屬於國資，層級並不高，歸北京西城區國資委管，叫“華遠”，這個企業比較早地走出去在香港上市，他說党的領導我們在那邊是“地下黨”，這就是他的內嵌方式。只要是走出去參加國際競爭，那邊的規則是不允許你在公開信息披露裡說你這個企業裡還有党的領導，只能是“地下黨”。那麼另外一些國內企業怎麼內嵌呢？如果是國有獨資那很簡單，如果是國有控股現在也好辦，最麻煩的是國有參股，參股對應對的“相對控股”是漂移的，在比較踏實的相對控股的時候也容易做成內嵌，但是你要發展混合所有制，一旦到了真正順應現代企業制度的規範，有可能在股權規則旁又形成另外出現的主導意見，那時候就非常尷尬了。
咱們打個比喻，比如萬科，它在沒有想到的情況下，按照股權規則把原來的內部實際控制人閃在一邊，這種情況下如果閃的不是王石而是党的領導者怎麼辦？這些事情只能進一步探討。我確實覺得這是現在引起很多人感覺迷惑、迷茫的視角，只能在改革實踐中再去進一步探索。混合所有制我認為它是對應國家治理現代化在市場經濟產權基石層面最清晰的一種微觀治理創新。一個一個企業內部，公的股，非公的股，國的股，非國的股，產權都是非常清晰一望而知的，一股一股是最標準的產權單位，然後充分混在一起，尋求包容性發展。這是共贏多贏，這就是“命運共同體”在宏觀視野之下落到一個一個微觀企業時的縮影，這麼多微觀的主體能混在一起，形成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一個發展的潮流。PPP做起來它有一個好處，PPP裡的SPV（特殊項目公司），天然的就是一個混合所有制，而且政府方面天然地不想一股獨大，政府要努力把這件事做成盡可能少花錢，少持股，多辦事，這是做事做得漂亮，這叫四兩撥千斤，這是它的政績之所在。所以，原則上是一個表述，具體可做的事如果能抓住大家最容易接受的那個最大公約數，比如像PPP的機制，不停留於概念，而推動做實事，還是有一定空間的。
賈 康 介 紹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朱鎔基、溫家寶、胡錦濤和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專案，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2016年出版《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供給側改革十講》、《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