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vs胡適：賺錢、花錢、理財誰更厲害
已經有各種各樣的文章，做過魯迅和胡適之間的比較，但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角度卻少被提及，那就是從理財的角度來比較兩人，看看他們誰更能掙錢、誰更捨得花錢、誰更會理財。
誰更能掙錢？
要說起掙錢手段和收入，那魯迅和胡適比起來，肯定是甘拜下風。從1912年到1919年，在教育部當小科長的魯迅只有工資收入，每年大概3000元左右，還經常被欠薪。1920年開始，魯迅在北大和女高師兼職上課，總算有了“外快”。但“外快”收入很少，1921年，他的講課費只有88元，還不到一個月的工資。隨著名氣漸長，魯迅開始有稿費收入，1923年稿費收入達69元。隨後魯迅的稿費劇增，到1924年“外快”已超過工資，
而年少成名的胡適在抗戰前收入頗豐。1917年，還沒拿到博士學位的胡適就被邀請到北大任教，月薪280元，“此為教授最高級之薪俸”，可供當時北京五口之家的窮人開銷三年。此時，剛工作的胡適收入已高於比自己大十多歲的魯迅。而他的稿費收入也要比魯迅的高得多，報刊上發文稿費達千字六元（魯迅文章稿費一般為千字兩元），出書的版稅則為15%，這應該是民國知識份子的最高標準了。
學者余世存在《胡適：中產以上》一文中寫道：“20世紀30年代，胡適、魯迅都步入了收入的黃金期。但魯迅的收入月均六七百元，約今2萬人民幣，胡適的收入月均1500元，約今5萬人民幣。”總體上，胡適的收入要超過魯迅一倍多，
魯迅
誰更捨得花錢？
因為前期收入不高，魯迅原來生活得並不輕鬆。1925年，魯迅在他的名文《燈下漫筆》中記錄了他10年前的一次兌換錢的經歷：“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
而胡適因為收入豐厚，一開始就出手闊綽。27歲時，他請北大朋友吃飯，一頓飯就花掉了60元，相當於今天的3000元左右。他租住的鐘鼓寺14號四合院有17間房屋，雇有五六個傭人。雖然富裕，但胡適自己的生活也算不上奢華，日常用餐都是夫人江冬秀自己下廚，且胡適不吃零食，不常吃水果，平時穿的衣服大多是長衫。
那胡適的錢都哪裡去了？大多用在交際和助人上了。胡適之所以租那麼大的房子，就是因為朋友把他的家當成文化、學術交流中心了，林語堂曾說：“在北平，胡適家裡每星期六都高朋滿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販夫，都一律歡迎。”甚至徐悲鴻、徐志摩、丁文江等友人，石原皋、胡成之等親戚長期住在胡適家裡。
對於有經濟困難的人，胡適基本上都是毫不猶豫地出手相助。如汪靜之曾多次寫信向胡適求助，僅1922年一年就向胡適借了140元，相當於今天的五六千元。林語堂到哈佛讀書獲得的“北大獎學金”2000元，其實是胡適自己掏的腰包。哪怕是一些並不相熟的年輕人，胡適一般也都有求必應。有人問他為什麼這麼做，他回答說：“這是獲利最多的一種投資。你想，以有限的一點點的錢，幫個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國外進修，一旦所學有成，其貢獻無法計算，豈不是最劃得來的投資？”
胡適
誰更會理財？
原來，胡適把資助他人當成了投資。的確，這可能如胡適所言“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胡適資助的汪靜之、林語堂、顧頡剛、羅爾綱等人後來都成為大才，“我的朋友胡適之”更成為很光榮的流行語。但是，這種大手大腳的理財方式會讓自己發生“經濟危機”，胡適後來就常常窘得很。
隨著抗戰的爆發，教授們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胡適也逐漸走向拮据。胡適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時，月薪五百四十美元，在消費水準較高的美國算不上高收入。剛到美國，胡適大病一場，花費了將近四千美元，更讓胡適的手頭緊了很多。抗戰勝利後，他任北大校長，“但是我所拿的薪津，和一個銀行練習生差不多。” 胡適有次請前來拜訪的學生吃便飯，“圓桌上一小砂鍋湯菜，一小碗白飯，二個饅頭”而已。1949年到美國後，胡適有段時間主要收入是講演，因此也賺不了多少錢。後來當了兩年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胡適年薪也僅五千多美元，當時常“以芽菜豆腐款客”。1958年開始，胡適任臺灣“中研院”院長，每月收入也就兩千多一點，胡適想替夫人在臺北市租一所小房子，卻連押金都付不起，每次生病住院醫藥費都告急，乃至總是堅持提前出院。
晚年，胡適曾多次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這的確是胡適理財上很大的教訓，有錢就花，沒有遠慮，不重積蓄，必有“近憂”。相對而言，魯迅則是理財高手。1928年，他對一位朋友說：“處在這個時代，人與人的相擠這麼凶，每個月的收入應該儲蓄一半，以備不虞。”幾天後，魯迅又說：“說什麼都是假的，積蓄點錢要緊！”雖然魯迅也經常出錢資助學生、友人、年輕人，但魯迅對錢還是很看重、在乎的，每筆收入、支出都會在日記中記錄，甚至為此和學生李小峰對簿公堂而要回了2萬元版稅，還當了國民政府“大學院”特約撰述員而每月白拿300元。早年嘗過貧窮滋味的魯迅對自己的生計有著務實的考慮，使得他的收入越來越多。由此，學者陳明遠說道：“魯迅能夠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堅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獨立人格”。
“金錢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撐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學識，便是很富有的人了”，胡適的這句話當然正確，但魯迅所言的“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也很正確。像魯迅一樣多些賺錢的途徑、多些積蓄，進而物質、精神雙豐收，或許更可取些吧。
27歲時，他請北大朋友吃飯，一頓飯就花掉了60元，相當於今天的3000元左右。他租住的鐘鼓寺14號四合院有17間房屋，雇有五六個傭人。雖然富裕，但胡適自己的生活也算不上奢華，日常用餐都是夫人江冬秀自己下廚，且胡適不吃零食，不常吃水果，平時穿的衣服大多是長衫。那胡適的錢都哪裡去了？大多用在交際和助人上了。胡適之所以租那麼大的房子，就是因為朋友把他的家當成文化、學術交流中心了，林語堂曾說：“在北平，胡適家裡每星期六都高朋滿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販夫，都一律歡迎。”甚至徐悲鴻、徐志摩、丁文江等友人，石原皋、胡成之等親戚長期住在胡適家裡。
對於有經濟困難的人，胡適基本上都是毫不猶豫地出手相助。如汪靜之曾多次寫信向胡適求助，僅1922年一年就向胡適借了140元，相當於今天的五六千元。林語堂到哈佛讀書獲得的“北大獎學金”2000元，其實是胡適自己掏的腰包。哪怕是一些並不相熟的年輕人，胡適一般也都有求必應。有人問他為什麼這麼做，他回答說：“這是獲利最多的一種投資。你想，以有限的一點點的錢，幫個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國外進修，一旦所學有成，其貢獻無法計算，豈不是最劃得來的投資？”
胡適
誰更會理財？
原來，胡適把資助他人當成了投資。的確，這可能如胡適所言“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胡適資助的汪靜之、林語堂、顧頡剛、羅爾綱等人後來都成為大才，“我的朋友胡適之”更成為很光榮的流行語。但是，這種大手大腳的理財方式會讓自己發生“經濟危機”，胡適後來就常常窘得很。
隨著抗戰的爆發，教授們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胡適也逐漸走向拮据。胡適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時，月薪五百四十美元，在消費水準較高的美國算不上高收入。剛到美國，胡適大病一場，花費了將近四千美元，更讓胡適的手頭緊了很多。抗戰勝利後，他任北大校長，“但是我所拿的薪津，和一個銀行練習生差不多。” 胡適有次請前來拜訪的學生吃便飯，“圓桌上一小砂鍋湯菜，一小碗白飯，二個饅頭”而已。1949年到美國後，胡適有段時間主要收入是講演，因此也賺不了多少錢。後來當了兩年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胡適年薪也僅五千多美元，當時常“以芽菜豆腐款客”。1958年開始，胡適任臺灣“中研院”院長，每月收入也就兩千多一點，胡適想替夫人在臺北市租一所小房子，卻連押金都付不起，每次生病住院醫藥費都告急，乃至總是堅持提前出院。
晚年，胡適曾多次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這的確是胡適理財上很大的教訓，有錢就花，沒有遠慮，不重積蓄，必有“近憂”。相對而言，魯迅則是理財高手。1928年，他對一位朋友說：“處在這個時代，人與人的相擠這麼凶，每個月的收入應該儲蓄一半，以備不虞。”幾天後，魯迅又說：“說什麼都是假的，積蓄點錢要緊！”雖然魯迅也經常出錢資助學生、友人、年輕人，但魯迅對錢還是很看重、在乎的，每筆收入、支出都會在日記中記錄，甚至為此和學生李小峰對簿公堂而要回了2萬元版稅，還當了國民政府“大學院”特約撰述員而每月白拿300元。早年嘗過貧窮滋味的魯迅對自己的生計有著務實的考慮，使得他的收入越來越多。由此，學者陳明遠說道：“魯迅能夠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堅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獨立人格”。
“金錢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撐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學識，便是很富有的人了”，胡適的這句話當然正確，但魯迅所言的“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也很正確。像魯迅一樣多些賺錢的途徑、多些積蓄，進而物質、精神雙豐收，或許更可取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