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雪烹茶，剪一段春色作畫
昆曲起于顧堅，興于魏良輔。魏良輔，世稱其“曲聖”，因致仕而流寓於江南，居住在太倉南碼頭一帶。魏良輔熟悉音律，偏愛昆山腔，又在當地駐軍中結識了許多同道，一起搜集、整理各地民歌、小調。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極具感染力和影響力的表演藝術，典型的如：希臘人在祭祀酒神的慶典中發現了悲劇，義大利人在文藝復興的潮流下創造了歌劇，俄羅斯人在浪漫主義的軌道上發展了芭蕾。600多年前的中國人，在如詩如畫的煙雨小巷，度出一曲昆山腔……
青春版《牡丹亭》劇照本 配圖來自網路
水墨的江南，水磨的調
元末明初，姑蘇城內的千燈古鎮。戲曲家顧堅，自號風月散人，即生於此。據《南詞引正》載，其“善發南曲之奧，故國初有昆山腔之稱”，顧堅遂被稱為“昆曲鼻祖”。如今的千燈古鎮，有一座三進兩樓的古宅院坐落於棋盤街之上，樓上為昆曲物品展覽，樓下廳堂有小舞臺，可一邊喝茶，一邊聽曲，是為顧堅紀念館。
昆曲起于顧堅，興于魏良輔。魏良輔，號此齋，新建（今江西南昌）人，世稱其“曲聖”，因致仕而流寓於江南，居住在太倉南碼頭一帶。魏良輔熟悉音律，偏愛昆山腔，又在當地駐軍中結識了許多同道，一起搜集、整理各地民歌、小調。有明一代，歷經金、元，很多少數民族的音樂元素也得以融入進來。在此基礎上，魏良輔等人吸收了當時流行的聲腔以及各地民歌的某些特點，對昆山腔進行了改革，
自此以後，昆曲便成為江南一帶百姓生活中極為流行的戲曲唱腔。顯貴之家若有喜事，便請堂名班（即淸音班）來家中唱堂會。
如花的美眷，如水的閑
“吳閶白麵冶游兒，爭唱梁郎雪豔詞。”梁郎，即梁辰魚，江蘇昆山人，昆曲發展史上又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梁辰魚善唱，曾經得到過魏良輔的傳授，但他最大的功績還是寫出了傳奇劇本《浣紗記》。
西元16世紀後期是世界戲劇史上極為重要的一段時間，此時的英國誕生了偉大的戲劇家莎士比亞，而在中國，湯顯祖也將昆曲推向了高☆禁☆潮。湯顯祖，號清遠道人，滿腹經綸卻失意仕途，49歲辭官歸鄉，傾一腔熱情于曲詞之中，寫出了至情至美的《牡丹亭》。杜麗娘與柳夢梅的愛情一往而深，生可以死、死可以生，喊出了個性解放、愛情自由的時代呼聲。這恰恰也是《羅密歐與茱麗葉》的主題之一。遠方不遠，天下大同。
明代萬曆年間，昆曲開始以蘇州為中心逐漸擴展到長江以南和錢塘江以北各地。隨後，昆曲進入宮廷，成為御用劇種之一。清代康熙年間，昆曲發展達到鼎盛時期。洪昇、孔尚任相繼寫就《長生殿》和《桃花扇》，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使得昆曲成為士大夫內心深處對於社會人生感悟的真實寫照。
在浮雲般的功名之外，文人在昆曲裡展示了自己的才學，也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閒適。所以，昆曲不僅僅是一個地方劇種，也不僅僅是一種娛樂方式，它和唐詩宋詞一樣，成為文人審美的品格。明清文人如流水朝宗般地投入到昆曲的創作中，將自我的審美投注於日常生活之上，用煙波畫船、舞榭歌台、羌笛弦管、衣香鬢影構築起藝術的烏托邦。
深耽的士紳，深院的伶
在人們對昆曲近乎癡狂的時光裡，一些家境富庶的士紳商賈紛紛蓄養家班，以至成了上流社會的一種風氣。清康熙四十三年，江甯織造曹寅集南北名流為盛會，由家班演出全本《長生殿》，讓已然遭受仕途變故的洪昇居上座。洪昇看完演出之後行舟返家，經烏鎮酒後墮水而死。若干年後，曹寅之孫曹雪芹寫成《紅樓夢》，其中賈府梨香院裡又豢養了12位蘇州女伶，排演昆曲。
家班之外，民間也有職業昆班，分“坐城班”和“江湖班”。“坐城班”在城裡演出，有比較固定的表演場所，觀眾需買票進場。“江湖班”則沒有固定的表演場所，主要面向鄉鎮的百姓，戲路較廣。
清雍正年間，為了匡正吏治，開始禁止官員蓄養優伶，於是民間職業戲班更為興盛，戲館和戲園也逐漸增多。與普通市民生活的貼近和對消費需求的適應，促使昆曲表演出現了新的形式——折子戲。折子戲一般是一場或幾場組成的、別具特色的、有完整故事情節的小戲。折子戲的出現，是在傳奇劇本創作的頹跡之下，昆曲向著表演藝術深化發展的結果。也正是在這種形勢之下，昆曲的行當逐漸發展成為在“生、旦、淨、末、醜”五大行當之下又細分的二十小行，稱作“二十家門”。
然而，昆曲表演藝術的改變未能幫助其擺脫一個藝術形式發展到鼎盛之後的頹敗之勢。恰逢此時，戰爭的硝煙又起，文化的爭執也至。在一個時局和思想都極為動盪的年代裡，人們再也不易靜心去品磨一段時光。
園裡的幽蘭，園外的天
宋代，在蘇州桃花塢的東北角，有一片桑樹林，據說是西漢時張姓長史“植桑之地”。北宋熙寧年間，有人在此構築了一座園林，借《孟子》裡“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的意思，取名“五畝園”。明代中後期，名士唐寅曾在桃花塢置園。清代光緒年間，蘇州第一個民間燈謎社團也在五畝園舉辦活動。在這片本就詩情畫意的土地上，代表江南詩性文化的昆曲得以口傳心授、血脈相承。
20世紀初，在昆曲已然沒入深谷的境地，蘇州人又擔當起傳承的重任。對於昆曲有著一腔熱情的張紫東、貝晉眉和徐鏡清3人在實業家穆藕初的資助之下，於五畝園成立昆劇傳習所。傳習所聘請清末蘇州四大坐城班之一“全福班”的名角為師，招收數十名優童，以“傳”字取藝名，寄予薪火相傳的厚望，通稱傳字輩。傳字輩藝人要學習文化、樂器和表演，初不分行當，過後再由師父根據各自特點確定。就這樣，當後起的戲曲藝術在江南叱吒風雲之時，源出於此、被譽為百戲之祖的昆曲只留下了不到百位的師徒藝人，在白牆黑瓦的園中，繼續以口傳心授的古老方式沿襲著一脈香火。
20世紀50年代，以傳字輩藝人挑梁的浙江昆劇團編排演出《十五貫》，成就了“一齣戲救活一個劇種”的神話。然而，一絲微芒未經放光便又在動盪中暗淡了方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流行文化開始衝擊內陸，昆曲表演的舞臺愈發狹窄，黯然的藝人紛紛轉行。有堅守者，憑著骨子裡承繼于昆曲原初的清冷與傲然，在一方小天地裡或是孤芳自賞，或是三五作伴。之於這些人，昆曲更像是一種信仰。
園內開花，園外飄香。在昆曲又逢困頓的年代，它卻在海外吸引了眾多的目光。20世紀末，美國林肯藝術中心在《牡丹亭》誕生400年的日子裡邀約上海昆劇團進行排演。雖然這次實驗性的改革演出引起了不同的聲音，但是昆曲又開始為人所重視。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宣佈第一批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單，我國申報的昆曲全票通過。這是一份榮耀，也是一份責任，成為受世界矚目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僅意味著它的古老與經典，也暗示著適於它存活的土壤已然改變，它極有可能就此枯萎與凋零。於是，政府、民間等多種力量更加積極行動，搶救傳統劇碼、建構傳承機制、培養受眾隊伍等一系列措施開始有條不紊地施行。
同時，視昆曲為信仰的人也再次站了出來，這其中便包括青春版《牡丹亭》的製作人白先勇。白先勇，自詡為昆曲義工，他接受採訪時曾說：“我是昆曲的傳教人，一直要說到你相信、你喜歡為止。”青春版《牡丹亭》由白先勇參與劇本修改，蘇州昆劇院青年演員俞玖林和沈豐英分飾柳夢梅及杜麗娘，邀請傳字輩老師傅親手調教的“巾生魁首”汪世瑜和“旦角祭酒”張繼青親自指導，將傳統戲曲與現代舞台相結合，得到了青年觀眾的廣泛熱愛，走出了一條昆曲創新的實踐之路。
滿腹經綸卻失意仕途，49歲辭官歸鄉，傾一腔熱情于曲詞之中，寫出了至情至美的《牡丹亭》。杜麗娘與柳夢梅的愛情一往而深，生可以死、死可以生，喊出了個性解放、愛情自由的時代呼聲。這恰恰也是《羅密歐與茱麗葉》的主題之一。遠方不遠，天下大同。明代萬曆年間，昆曲開始以蘇州為中心逐漸擴展到長江以南和錢塘江以北各地。隨後，昆曲進入宮廷，成為御用劇種之一。清代康熙年間，昆曲發展達到鼎盛時期。洪昇、孔尚任相繼寫就《長生殿》和《桃花扇》，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使得昆曲成為士大夫內心深處對於社會人生感悟的真實寫照。
在浮雲般的功名之外，文人在昆曲裡展示了自己的才學，也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閒適。所以，昆曲不僅僅是一個地方劇種，也不僅僅是一種娛樂方式，它和唐詩宋詞一樣，成為文人審美的品格。明清文人如流水朝宗般地投入到昆曲的創作中，將自我的審美投注於日常生活之上，用煙波畫船、舞榭歌台、羌笛弦管、衣香鬢影構築起藝術的烏托邦。
深耽的士紳，深院的伶
在人們對昆曲近乎癡狂的時光裡，一些家境富庶的士紳商賈紛紛蓄養家班，以至成了上流社會的一種風氣。清康熙四十三年，江甯織造曹寅集南北名流為盛會，由家班演出全本《長生殿》，讓已然遭受仕途變故的洪昇居上座。洪昇看完演出之後行舟返家，經烏鎮酒後墮水而死。若干年後，曹寅之孫曹雪芹寫成《紅樓夢》，其中賈府梨香院裡又豢養了12位蘇州女伶，排演昆曲。
家班之外，民間也有職業昆班，分“坐城班”和“江湖班”。“坐城班”在城裡演出，有比較固定的表演場所，觀眾需買票進場。“江湖班”則沒有固定的表演場所，主要面向鄉鎮的百姓，戲路較廣。
清雍正年間，為了匡正吏治，開始禁止官員蓄養優伶，於是民間職業戲班更為興盛，戲館和戲園也逐漸增多。與普通市民生活的貼近和對消費需求的適應，促使昆曲表演出現了新的形式——折子戲。折子戲一般是一場或幾場組成的、別具特色的、有完整故事情節的小戲。折子戲的出現，是在傳奇劇本創作的頹跡之下，昆曲向著表演藝術深化發展的結果。也正是在這種形勢之下，昆曲的行當逐漸發展成為在“生、旦、淨、末、醜”五大行當之下又細分的二十小行，稱作“二十家門”。
然而，昆曲表演藝術的改變未能幫助其擺脫一個藝術形式發展到鼎盛之後的頹敗之勢。恰逢此時，戰爭的硝煙又起，文化的爭執也至。在一個時局和思想都極為動盪的年代裡，人們再也不易靜心去品磨一段時光。
園裡的幽蘭，園外的天
宋代，在蘇州桃花塢的東北角，有一片桑樹林，據說是西漢時張姓長史“植桑之地”。北宋熙寧年間，有人在此構築了一座園林，借《孟子》裡“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的意思，取名“五畝園”。明代中後期，名士唐寅曾在桃花塢置園。清代光緒年間，蘇州第一個民間燈謎社團也在五畝園舉辦活動。在這片本就詩情畫意的土地上，代表江南詩性文化的昆曲得以口傳心授、血脈相承。
20世紀初，在昆曲已然沒入深谷的境地，蘇州人又擔當起傳承的重任。對於昆曲有著一腔熱情的張紫東、貝晉眉和徐鏡清3人在實業家穆藕初的資助之下，於五畝園成立昆劇傳習所。傳習所聘請清末蘇州四大坐城班之一“全福班”的名角為師，招收數十名優童，以“傳”字取藝名，寄予薪火相傳的厚望，通稱傳字輩。傳字輩藝人要學習文化、樂器和表演，初不分行當，過後再由師父根據各自特點確定。就這樣，當後起的戲曲藝術在江南叱吒風雲之時，源出於此、被譽為百戲之祖的昆曲只留下了不到百位的師徒藝人，在白牆黑瓦的園中，繼續以口傳心授的古老方式沿襲著一脈香火。
20世紀50年代，以傳字輩藝人挑梁的浙江昆劇團編排演出《十五貫》，成就了“一齣戲救活一個劇種”的神話。然而，一絲微芒未經放光便又在動盪中暗淡了方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流行文化開始衝擊內陸，昆曲表演的舞臺愈發狹窄，黯然的藝人紛紛轉行。有堅守者，憑著骨子裡承繼于昆曲原初的清冷與傲然，在一方小天地裡或是孤芳自賞，或是三五作伴。之於這些人，昆曲更像是一種信仰。
園內開花，園外飄香。在昆曲又逢困頓的年代，它卻在海外吸引了眾多的目光。20世紀末，美國林肯藝術中心在《牡丹亭》誕生400年的日子裡邀約上海昆劇團進行排演。雖然這次實驗性的改革演出引起了不同的聲音，但是昆曲又開始為人所重視。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宣佈第一批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單，我國申報的昆曲全票通過。這是一份榮耀，也是一份責任，成為受世界矚目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僅意味著它的古老與經典，也暗示著適於它存活的土壤已然改變，它極有可能就此枯萎與凋零。於是，政府、民間等多種力量更加積極行動，搶救傳統劇碼、建構傳承機制、培養受眾隊伍等一系列措施開始有條不紊地施行。
同時，視昆曲為信仰的人也再次站了出來，這其中便包括青春版《牡丹亭》的製作人白先勇。白先勇，自詡為昆曲義工，他接受採訪時曾說：“我是昆曲的傳教人，一直要說到你相信、你喜歡為止。”青春版《牡丹亭》由白先勇參與劇本修改，蘇州昆劇院青年演員俞玖林和沈豐英分飾柳夢梅及杜麗娘，邀請傳字輩老師傅親手調教的“巾生魁首”汪世瑜和“旦角祭酒”張繼青親自指導，將傳統戲曲與現代舞台相結合，得到了青年觀眾的廣泛熱愛，走出了一條昆曲創新的實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