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法官判的和普通人想的差那麼多？
作者 / 黃琳娜
來源 / 智合法律新媒體
資訊傳播如此發達的今天，
一襲法袍沒有魔法，不會將一個普通人變得鐵石心腸。把複雜現實歸因為簡單粗暴的結論，
從彭宇案（2007）、李昌奎案（2011）、藥家鑫案（2011）、東莞理工學院學生猥褻殺人案（2012）……直到於歡案，這個單子還可以列出很多，輿論潮起潮落，改變的是每一輪的議題，不變的是輿論對司法的猛烈抨擊。每一宗個案都帶來關於案情法理的激辯，但或許更需要反思的是深層的共通性，是哪些因素讓法院不受理解，令裁判置身風口浪尖？在改善輿論應對、贏得公眾信任上，
跳出個案之外，是因為引發民憤的案件不一定存在司法腐敗或是敷衍塞責的情形，一宗依法處理的案件也完全有可能成為眾矢之的。要避免司法一再捲入輿論漩渦，就需要系統地分析個案案情之外的深層原因。
1法院與公眾面對的是不同版本的故事
訴訟發生時，真相已成過去，需要通過講述和證據來重組。在這個過程中，法官和公眾獲得的是不同的原材料，又採取了不同的加工方式，往往組成了迥然相別的兩個故事版本。
從加工方式來說，法官將“客觀事實”與“法律事實”、“待證主張”與“已證事實”予以嚴格區分，按照證據規則逐一認定證據，將當事人的單方主張提煉為經過證明的“法律事實”從而作出裁判；普通民眾面對蕪雜資訊往往欠缺這種區分意識，
10萬+時代，反轉劇層出不窮，熱文當晚就可能被另一波刷屏打臉。我並非主張法官的觀點永遠是對的，而是法官通常比吃瓜群眾瞭解更全面、更確切、更具體的案情。但，發聲是公眾的權利，值得法院思考的，
2驚世駭俗的謠言比四平八穩的闢謠帖更受關注
枯燥的法律爭議並不容易吸引普通人注意，能夠成為輿論焦點的往往是具備戲劇化衝突、易於引發人們強烈情緒的案件。經過剪裁的事實敘述，未經查證的駭人細節，再加上一個聳動標題，就能屢試不爽地煽動一大群讀者。
有人評價於歡案說，如果法官輕判，會不會出現一波《老賴當眾砍人！致一死三傷竟逍遙法外》的刷屏？當“重磅！”、“震驚！不轉不是中國人”、“幾億人看完沉默了”、“心疼！真相原來是這樣……”的標題橫掃朋友圈時，法院受限於身份，解釋應對的態度語言都需保持嚴肅、克制、準確，只能擺出平板的事實及枯燥的法律，在吸引人點開、轉發上先輸一城。
法院的克制不僅僅表現在具體措辭上。對於沒有終審結果的案件，法院發聲通常很慎重，既不能點評原判結果，也不能許諾未來的處理，以免影響此後的訴訟。加之“判決之外，法官無言”的理念，在民眾普遍抱有立場明確的強烈情緒時，處於風口浪尖的法院卻往往失語，或是層層彙報後，發出一篇簡短的《關於XX一案的說明》。
對尚未終審完結的案件審慎發言是法院應有的操守，法院的官方發聲也理應保持莊重，不能像普通自媒體一樣跳出來嬉笑怒駡。但漩渦中心的法院是否就無計可施呢？與其指望通過宣傳扳回一城，也許更好的做法是公佈一篇有理有據的裁判全文，不同於判後發聲的瞻前顧後，裁判文書裡可以記錄詳盡的案件事實，闡述清晰的判決理據，文書說話，法官無言。
問題是，那份裁判文書能擔此重任嗎？
3加強裁判文書說理，艱難但必要的一步
辨法析理、定分止爭，這本不是宣傳的職責，而是裁判文書的義務。然而，或許只有當過法官，才知道那些寥寥數語的“本院認為”背後，可能是副卷裡長達幾十頁的審理報告，是合議庭、審委會討論時針鋒相對的多種觀點，但這些思考爭論未必化為裁判文書中的說理。你想過的，法官可能都掰開揉碎地思量過了，但裁判文書裡，不寫。
不知有多少中國法官，在剛學著寫判決書時曾聽過老法官類似的教誨：“能少寫就少寫，說多錯多。”在許多事實真相難以查明、法律規定語焉不詳的疑難案件裡，無論怎麼說理，都可能被敗訴方找到上訴、再審時抨擊原判的理由。還有，案件量大，沒時間字斟句酌；合議庭分歧嚴重，說理有難度；法官對案件形成了心證，卻缺乏直接證據的支持……基於種種原因，一個費心推敲的案件，下判時論述推理過程反而可能被一筆帶過。當過法官的人，都會理解此間的無奈。
我無意在這篇文章裡探索裁判文書改革，討論是否應當實行副卷公開、異議意見記入裁判文書等等宏大制度，它們需要更慎重的調研和考量，但是，當一個案件燒成輿論熱點，如果文書草草說理在先，官方應對失語在後，法院就會極為被動。法官在裁判文書中清晰闡釋作出判斷的依據和推理過程，這不僅僅是對當事人、律師和公眾的責任，也是對法官的保護。
當然我們記得，不高明的說理也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彭宇案便是例證。駕馭庭審與撰寫裁判文書是法官最重要的專業能力，希望司法改革能夠讓法官專注于司法技藝的打磨。在群情洶湧時，一份論述清晰有力的裁判文書，比任何聲明都更能力挽狂瀾。
4公眾對於個案有更激進的心理預期
公眾聚焦於單獨個案本身，面對極端案情，往往對裁判結果的心理預期也較為激進，希望法外開恩或辣手嚴懲；而法院是“長久生意”，案例是對特定行為的法律評價，有可能對之後類似行為形成鼓勵或抑制，出現示範效應。法官的視角更為宏觀，側重理性考量，會考慮在先的同類判例，以達到整體均衡統一，並顧及此類案件以後的處理，避免造成負面影響。這個因素在刑事案件量刑爭議上體現得尤其明顯。
東莞理工學院學生猥褻殺人一案判決被激烈批評，原因之一是法官的輕判，法官判後釋疑談及因自首情節從輕量刑時說：“如果司法機關每每下重手，對願意接受懲罰的人也是個打擊。”自首制度不僅減少刑偵成本，也鼓勵犯罪嫌疑人主動投案並坦白，減少其社會危險性，並提高案件成功定罪的可能，但輿論將此解讀為法院過分為被告人考慮，懷疑司法腐敗。
於歡案引發了對於正當防衛的討論，在普通民眾眼裡，基於人倫，反抗、毆打甚至殺傷侮辱母親的人都情有可原；但法官還必須考慮如何厘清正當防衛的界限，如何區分正當防衛與私力復仇。這條界限不僅適用於本案，還要能與之前、之後的案件互洽。
法官出於職業要求，在作出裁判時通常也會有意識地抑制情緒化的傾向，儘量理性思維，法院的決定因此常常顯得較為保守和中庸，與公眾基於極端案情產生的心理預期不相符，法院在應對類似案件時，需要把握這種落差。
5司法是專業的，但不是萬能的
也許與我國法制史上行政與司法不分的歷史傳統有關，普通民眾對司法功能的期待仍然是高大全式的，期許法官像縣太爺般一攬子解決問題。例如侵權案件中，公眾往往認為弱者遭受損失而法院判決賠償金額過低而抱不平，譴責司法不公，但是，部分賠償訴求在訴訟中並不具備相應事實或法律依據；執行案件也是如此，在被告不具備履行能力無法執行到位時，法院常常受到“空判”批評。
司法固然被稱為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卻不可能是正義的唯一防線，法院的功能定位是有限的，也應當是有限的。受害者的損失如經由司法管道無法獲得完全救濟，仍可以由行政救助、社會保障、商業保險、公益支援等等其他社會功能模組給予彌補，而司法不能偏離法律去“鋤強扶弱”。
司法應當保持應有的剛性，當然，這不意味著法院完全不考慮個案特殊情形，界限在於該特殊情形是否屬於法律上的因素。如果是，這就要求法官在個案中體現職業道德與司法智慧，避免機械司法；但如果不是法律因素，一時特例便是對原則的侵蝕，失去剛性的司法反而會為腐敗勾兌大開方便之門。
End結語
回看以上五點便會發現，在一樁樁對於裁判結果存在重大分歧的個案背後，本質的原因是司法系統還未能使公眾充分理解法院、司法、法治的專業性特點。將法律思維滲透到公眾的認知中，司法系統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否則，一旦裁判結果不符心意，公眾便會譴責法官違背了他們認為天經地義的常識。司法對外的宣傳不能一味渲染我們的法官多麼清貧、多麼辛苦，畢竟，裁判的正當性並不建立在這些因素上。
每一樁富有爭議的個案，原本都是法院引導公眾進一步瞭解司法過程與特點的契機，使人們瞭解法律知識，理解法治精神。在這個領域裡，討論方式比討論內容更重要，討論氛圍比討論結果更重要。願每一次全民激辯都能進一步啟蒙公眾，我們該如何討論司法案件。
經過剪裁的事實敘述，未經查證的駭人細節，再加上一個聳動標題，就能屢試不爽地煽動一大群讀者。有人評價於歡案說，如果法官輕判，會不會出現一波《老賴當眾砍人！致一死三傷竟逍遙法外》的刷屏？當“重磅！”、“震驚！不轉不是中國人”、“幾億人看完沉默了”、“心疼！真相原來是這樣……”的標題橫掃朋友圈時，法院受限於身份，解釋應對的態度語言都需保持嚴肅、克制、準確，只能擺出平板的事實及枯燥的法律，在吸引人點開、轉發上先輸一城。
法院的克制不僅僅表現在具體措辭上。對於沒有終審結果的案件，法院發聲通常很慎重，既不能點評原判結果，也不能許諾未來的處理，以免影響此後的訴訟。加之“判決之外，法官無言”的理念，在民眾普遍抱有立場明確的強烈情緒時，處於風口浪尖的法院卻往往失語，或是層層彙報後，發出一篇簡短的《關於XX一案的說明》。
對尚未終審完結的案件審慎發言是法院應有的操守，法院的官方發聲也理應保持莊重，不能像普通自媒體一樣跳出來嬉笑怒駡。但漩渦中心的法院是否就無計可施呢？與其指望通過宣傳扳回一城，也許更好的做法是公佈一篇有理有據的裁判全文，不同於判後發聲的瞻前顧後，裁判文書裡可以記錄詳盡的案件事實，闡述清晰的判決理據，文書說話，法官無言。
問題是，那份裁判文書能擔此重任嗎？
3加強裁判文書說理，艱難但必要的一步
辨法析理、定分止爭，這本不是宣傳的職責，而是裁判文書的義務。然而，或許只有當過法官，才知道那些寥寥數語的“本院認為”背後，可能是副卷裡長達幾十頁的審理報告，是合議庭、審委會討論時針鋒相對的多種觀點，但這些思考爭論未必化為裁判文書中的說理。你想過的，法官可能都掰開揉碎地思量過了，但裁判文書裡，不寫。
不知有多少中國法官，在剛學著寫判決書時曾聽過老法官類似的教誨：“能少寫就少寫，說多錯多。”在許多事實真相難以查明、法律規定語焉不詳的疑難案件裡，無論怎麼說理，都可能被敗訴方找到上訴、再審時抨擊原判的理由。還有，案件量大，沒時間字斟句酌；合議庭分歧嚴重，說理有難度；法官對案件形成了心證，卻缺乏直接證據的支持……基於種種原因，一個費心推敲的案件，下判時論述推理過程反而可能被一筆帶過。當過法官的人，都會理解此間的無奈。
我無意在這篇文章裡探索裁判文書改革，討論是否應當實行副卷公開、異議意見記入裁判文書等等宏大制度，它們需要更慎重的調研和考量，但是，當一個案件燒成輿論熱點，如果文書草草說理在先，官方應對失語在後，法院就會極為被動。法官在裁判文書中清晰闡釋作出判斷的依據和推理過程，這不僅僅是對當事人、律師和公眾的責任，也是對法官的保護。
當然我們記得，不高明的說理也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彭宇案便是例證。駕馭庭審與撰寫裁判文書是法官最重要的專業能力，希望司法改革能夠讓法官專注于司法技藝的打磨。在群情洶湧時，一份論述清晰有力的裁判文書，比任何聲明都更能力挽狂瀾。
4公眾對於個案有更激進的心理預期
公眾聚焦於單獨個案本身，面對極端案情，往往對裁判結果的心理預期也較為激進，希望法外開恩或辣手嚴懲；而法院是“長久生意”，案例是對特定行為的法律評價，有可能對之後類似行為形成鼓勵或抑制，出現示範效應。法官的視角更為宏觀，側重理性考量，會考慮在先的同類判例，以達到整體均衡統一，並顧及此類案件以後的處理，避免造成負面影響。這個因素在刑事案件量刑爭議上體現得尤其明顯。
東莞理工學院學生猥褻殺人一案判決被激烈批評，原因之一是法官的輕判，法官判後釋疑談及因自首情節從輕量刑時說：“如果司法機關每每下重手，對願意接受懲罰的人也是個打擊。”自首制度不僅減少刑偵成本，也鼓勵犯罪嫌疑人主動投案並坦白，減少其社會危險性，並提高案件成功定罪的可能，但輿論將此解讀為法院過分為被告人考慮，懷疑司法腐敗。
於歡案引發了對於正當防衛的討論，在普通民眾眼裡，基於人倫，反抗、毆打甚至殺傷侮辱母親的人都情有可原；但法官還必須考慮如何厘清正當防衛的界限，如何區分正當防衛與私力復仇。這條界限不僅適用於本案，還要能與之前、之後的案件互洽。
法官出於職業要求，在作出裁判時通常也會有意識地抑制情緒化的傾向，儘量理性思維，法院的決定因此常常顯得較為保守和中庸，與公眾基於極端案情產生的心理預期不相符，法院在應對類似案件時，需要把握這種落差。
5司法是專業的，但不是萬能的
也許與我國法制史上行政與司法不分的歷史傳統有關，普通民眾對司法功能的期待仍然是高大全式的，期許法官像縣太爺般一攬子解決問題。例如侵權案件中，公眾往往認為弱者遭受損失而法院判決賠償金額過低而抱不平，譴責司法不公，但是，部分賠償訴求在訴訟中並不具備相應事實或法律依據；執行案件也是如此，在被告不具備履行能力無法執行到位時，法院常常受到“空判”批評。
司法固然被稱為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卻不可能是正義的唯一防線，法院的功能定位是有限的，也應當是有限的。受害者的損失如經由司法管道無法獲得完全救濟，仍可以由行政救助、社會保障、商業保險、公益支援等等其他社會功能模組給予彌補，而司法不能偏離法律去“鋤強扶弱”。
司法應當保持應有的剛性，當然，這不意味著法院完全不考慮個案特殊情形，界限在於該特殊情形是否屬於法律上的因素。如果是，這就要求法官在個案中體現職業道德與司法智慧，避免機械司法；但如果不是法律因素，一時特例便是對原則的侵蝕，失去剛性的司法反而會為腐敗勾兌大開方便之門。
End結語
回看以上五點便會發現，在一樁樁對於裁判結果存在重大分歧的個案背後，本質的原因是司法系統還未能使公眾充分理解法院、司法、法治的專業性特點。將法律思維滲透到公眾的認知中，司法系統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否則，一旦裁判結果不符心意，公眾便會譴責法官違背了他們認為天經地義的常識。司法對外的宣傳不能一味渲染我們的法官多麼清貧、多麼辛苦，畢竟，裁判的正當性並不建立在這些因素上。
每一樁富有爭議的個案，原本都是法院引導公眾進一步瞭解司法過程與特點的契機，使人們瞭解法律知識，理解法治精神。在這個領域裡，討論方式比討論內容更重要，討論氛圍比討論結果更重要。願每一次全民激辯都能進一步啟蒙公眾，我們該如何討論司法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