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詩的承上啟下階段——不容小覷的魏晉南北朝

秦漢之前，漢語詩的逐步發展，奠定了它最基本的二或三字斷句、雙音節以及四字結構，後來的種種轉變，都是萬變不離其宗，在基本結構上的傳承和演變。

一個有歷史的民族，

必然會注重文化的傳承。秦漢時期，樂府五言詩的出現，就是對“前輩”《詩經》的二字斷句和《楚辭》三字單元的最好繼承和發展。詩歌文學傳統裡，悄無聲息地發生著慢慢的、不知不覺的變化。

秦漢以後，中國進入“軍閥割據”狀態。魏晉南北朝、三國時期，華夏語言和政治統治一樣，

受到很大衝擊，原因在於外族對中原的不斷外侵，還有佛教傳入中土的宗教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在漢語詩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屬於一個過度時代，充滿實驗、調整。文人騷客們，不斷嘗試新的語言和句法，試圖為漢語詩找到新的出路。雖然有人認為這段時期漢語言文學裹足不前，但細細品來，卻是後世蓬勃發展的七言體詩的重要奠基階段。

除了政治浸染外，

還有文化上的轉變。三國時期著名的古詩十九首，從文體上來看依然屬於傳統的五言結構，但字裡行間已經流露出一點點氣質的變化。之前無論是《詩經》、《楚辭》、《樂府詩》，都來自於民間歌謠，思想健康、活潑、飽滿，如樂府詩中著名的《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

照我秦氏樓。

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

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

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

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

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

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

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

全詩具有典型的民歌個性。那時的普通百姓，不管生活多麼窮苦，依然保有樂天之性，很少以悲哀和絕望為詩歌立意。漢朝以前，中國是以農民階級為主的農耕國家，

東漢以後，社會中逐漸出現了世家文化，世家子弟開始專心讀書，從田地中脫身出來成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作詩成為他們特有的表達方式，然而這部分人在社會中所占比例很低，和主流社會風氣格格不入。

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

[ 漢·佚名 ]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文學不應該抱有任何的偏見。一個成熟的社會，存在很多獨立的個體，有的人對生命比較敏感，懷有另外一種不同的心境。與農民實在的生活不同，文人在意的不是生活而是生命。他們的藝術氣息，憂傷、孤獨、悲觀；他們的心思所在，是虛無哀傷的生命文體。《古詩十九首》，應該是中國文學歷史上最早流露出文人創作特質的作品。從那時起，社會主流文學形式開始從大眾化的民歌轉變到個人創作。

說到三國鼎立，自然避不開曹操父子。曹操不僅是軍事家、是政治家，更是位詩人。雖然他在東漢末年“挾天子以令諸侯”時霸氣側漏，但反觀曹操詩作，很多都流露出憂鬱的情愫。《短歌行》中柔軟、感傷的情懷，與曹操政治上的強勢南轅北轍。大概曹操本人就是這樣一個個性複雜、甚至分裂的人。“上馬橫槊下馬詩”，政治文學的兩面性塑造了曹操，也分別造就了他兩個截然不同愛好和秉性的親生兒子——兄長曹丕愛權術，弟弟曹植好文學。

（圖中上為《短歌行》,右下為《洛神賦》節選）

曹操用《詩經》四言體寫詩，他的兒子用新的五言樂府體寫詩，並且繼續向前推進，開創了七言體詩，相比五言，七言體更佳委婉。七言體在魏晉時初現，至初唐成熟盛行，這期間五言詩仍掌握著漢語詩統治地位。

正如本文開頭所說，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多種文學形式並存時期，甚至還出現了四六結構的“駢體文”，因此這一時期的鮑照和山水詩人謝靈運等人，未受到後人的足夠重視。但田園詩人陶淵明殺出重圍，抓到詩文句的本體——心靈和技巧，用最簡單樸素、貼近生活的語言寫詩，帶動了魏晉南北朝的主體詩風。此時仍然有好的文學作品，有正面的文化貢獻。三國、魏晉、南北朝的幾百年間，在漢語詩進程中，一如它在中國統一政治歷史中處於轉折階段一樣，起到了不容小覷的承上啟下作用。

（以上內容，來自蔣勳先生系列微課《聽蔣勳講中國文學》第七課：五言詩到七言詩的轉變，內容摘要和總結）

本文原創，禁止轉載，授權請聯繫作者“六個牛牛”

本文作者犇犇媽，北京土著，畢業于浙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碩士研究生。曾經的工程師，現在的全職媽。持有幼教資格證，國家二級公共營養師，美國雙向養育踐行導師。愛好多，不閑著，人在廚房，心在江湖，願和你共用生活每一面。

是虛無哀傷的生命文體。《古詩十九首》，應該是中國文學歷史上最早流露出文人創作特質的作品。從那時起，社會主流文學形式開始從大眾化的民歌轉變到個人創作。

說到三國鼎立，自然避不開曹操父子。曹操不僅是軍事家、是政治家，更是位詩人。雖然他在東漢末年“挾天子以令諸侯”時霸氣側漏，但反觀曹操詩作，很多都流露出憂鬱的情愫。《短歌行》中柔軟、感傷的情懷，與曹操政治上的強勢南轅北轍。大概曹操本人就是這樣一個個性複雜、甚至分裂的人。“上馬橫槊下馬詩”，政治文學的兩面性塑造了曹操，也分別造就了他兩個截然不同愛好和秉性的親生兒子——兄長曹丕愛權術，弟弟曹植好文學。

（圖中上為《短歌行》,右下為《洛神賦》節選）

曹操用《詩經》四言體寫詩，他的兒子用新的五言樂府體寫詩，並且繼續向前推進，開創了七言體詩，相比五言，七言體更佳委婉。七言體在魏晉時初現，至初唐成熟盛行，這期間五言詩仍掌握著漢語詩統治地位。

正如本文開頭所說，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多種文學形式並存時期，甚至還出現了四六結構的“駢體文”，因此這一時期的鮑照和山水詩人謝靈運等人，未受到後人的足夠重視。但田園詩人陶淵明殺出重圍，抓到詩文句的本體——心靈和技巧，用最簡單樸素、貼近生活的語言寫詩，帶動了魏晉南北朝的主體詩風。此時仍然有好的文學作品，有正面的文化貢獻。三國、魏晉、南北朝的幾百年間，在漢語詩進程中，一如它在中國統一政治歷史中處於轉折階段一樣，起到了不容小覷的承上啟下作用。

（以上內容，來自蔣勳先生系列微課《聽蔣勳講中國文學》第七課：五言詩到七言詩的轉變，內容摘要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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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犇犇媽，北京土著，畢業于浙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碩士研究生。曾經的工程師，現在的全職媽。持有幼教資格證，國家二級公共營養師，美國雙向養育踐行導師。愛好多，不閑著，人在廚房，心在江湖，願和你共用生活每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