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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詩的承上啟下階段——不容小覷的魏晉南北朝

秦漢之前, 漢語詩的逐步發展, 奠定了它最基本的二或三字斷句、雙音節以及四字結構, 後來的種種轉變, 都是萬變不離其宗, 在基本結構上的傳承和演變。

一個有歷史的民族, 必然會注重文化的傳承。 秦漢時期, 樂府五言詩的出現, 就是對“前輩”《詩經》的二字斷句和《楚辭》三字單元的最好繼承和發展。 詩歌文學傳統裡, 悄無聲息地發生著慢慢的、不知不覺的變化。

秦漢以後, 中國進入“軍閥割據”狀態。 魏晉南北朝、三國時期, 華夏語言和政治統治一樣, 受到很大衝擊, 原因在於外族對中原的不斷外侵, 還有佛教傳入中土的宗教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 在漢語詩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屬於一個過度時代, 充滿實驗、調整。 文人騷客們, 不斷嘗試新的語言和句法, 試圖為漢語詩找到新的出路。 雖然有人認為這段時期漢語言文學裹足不前, 但細細品來, 卻是後世蓬勃發展的七言體詩的重要奠基階段。

除了政治浸染外, 還有文化上的轉變。 三國時期著名的古詩十九首, 從文體上來看依然屬於傳統的五言結構, 但字裡行間已經流露出一點點氣質的變化。 之前無論是《詩經》、《楚辭》、《樂府詩》, 都來自於民間歌謠, 思想健康、活潑、飽滿, 如樂府詩中著名的《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 照我秦氏樓。

秦氏有好女, 自名為羅敷。

羅敷喜蠶桑, 採桑城南隅。

青絲為籠系, 桂枝為籠鉤。

頭上倭墮髻, 耳中明月珠。

緗綺為下裙, 紫綺為上襦。

行者見羅敷, 下擔捋髭須。

少年見羅敷, 脫帽著帩頭。

耕者忘其犁, 鋤者忘其鋤。

來歸相怨怒, 但坐觀羅敷。

......”

全詩具有典型的民歌個性。 那時的普通百姓, 不管生活多麼窮苦, 依然保有樂天之性, 很少以悲哀和絕望為詩歌立意。 漢朝以前, 中國是以農民階級為主的農耕國家, 東漢以後, 社會中逐漸出現了世家文化, 世家子弟開始專心讀書, 從田地中脫身出來成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 作詩成為他們特有的表達方式, 然而這部分人在社會中所占比例很低,

和主流社會風氣格格不入。

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

[ 漢·佚名 ]

生年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 何不秉燭遊!

為樂當及時, 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 但為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 難可與等期。

文學不應該抱有任何的偏見。 一個成熟的社會, 存在很多獨立的個體,

有的人對生命比較敏感, 懷有另外一種不同的心境。 與農民實在的生活不同, 文人在意的不是生活而是生命。 他們的藝術氣息, 憂傷、孤獨、悲觀;他們的心思所在, 是虛無哀傷的生命文體。 《古詩十九首》, 應該是中國文學歷史上最早流露出文人創作特質的作品。 從那時起, 社會主流文學形式開始從大眾化的民歌轉變到個人創作。

說到三國鼎立, 自然避不開曹操父子。 曹操不僅是軍事家、是政治家, 更是位詩人。 雖然他在東漢末年“挾天子以令諸侯”時霸氣側漏, 但反觀曹操詩作, 很多都流露出憂鬱的情愫。 《短歌行》中柔軟、感傷的情懷, 與曹操政治上的強勢南轅北轍。 大概曹操本人就是這樣一個個性複雜、甚至分裂的人。 “上馬橫槊下馬詩”,政治文學的兩面性塑造了曹操,也分別造就了他兩個截然不同愛好和秉性的親生兒子——兄長曹丕愛權術,弟弟曹植好文學。

(圖中上為《短歌行》,右下為《洛神賦》節選)

曹操用《詩經》四言體寫詩,他的兒子用新的五言樂府體寫詩,並且繼續向前推進,開創了七言體詩,相比五言,七言體更佳委婉。七言體在魏晉時初現,至初唐成熟盛行,這期間五言詩仍掌握著漢語詩統治地位。

正如本文開頭所說,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多種文學形式並存時期,甚至還出現了四六結構的“駢體文”,因此這一時期的鮑照和山水詩人謝靈運等人,未受到後人的足夠重視。但田園詩人陶淵明殺出重圍,抓到詩文句的本體——心靈和技巧,用最簡單樸素、貼近生活的語言寫詩,帶動了魏晉南北朝的主體詩風。此時仍然有好的文學作品,有正面的文化貢獻。三國、魏晉、南北朝的幾百年間,在漢語詩進程中,一如它在中國統一政治歷史中處於轉折階段一樣,起到了不容小覷的承上啟下作用。

(以上內容,來自蔣勳先生系列微課《聽蔣勳講中國文學》第七課:五言詩到七言詩的轉變,內容摘要和總結)

本文原創,禁止轉載,授權請聯繫作者“六個牛牛”

本文作者犇犇媽,北京土著,畢業于浙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碩士研究生。曾經的工程師,現在的全職媽。持有幼教資格證,國家二級公共營養師,美國雙向養育踐行導師。愛好多,不閑著,人在廚房,心在江湖,願和你共用生活每一面。

“上馬橫槊下馬詩”,政治文學的兩面性塑造了曹操,也分別造就了他兩個截然不同愛好和秉性的親生兒子——兄長曹丕愛權術,弟弟曹植好文學。

(圖中上為《短歌行》,右下為《洛神賦》節選)

曹操用《詩經》四言體寫詩,他的兒子用新的五言樂府體寫詩,並且繼續向前推進,開創了七言體詩,相比五言,七言體更佳委婉。七言體在魏晉時初現,至初唐成熟盛行,這期間五言詩仍掌握著漢語詩統治地位。

正如本文開頭所說,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多種文學形式並存時期,甚至還出現了四六結構的“駢體文”,因此這一時期的鮑照和山水詩人謝靈運等人,未受到後人的足夠重視。但田園詩人陶淵明殺出重圍,抓到詩文句的本體——心靈和技巧,用最簡單樸素、貼近生活的語言寫詩,帶動了魏晉南北朝的主體詩風。此時仍然有好的文學作品,有正面的文化貢獻。三國、魏晉、南北朝的幾百年間,在漢語詩進程中,一如它在中國統一政治歷史中處於轉折階段一樣,起到了不容小覷的承上啟下作用。

(以上內容,來自蔣勳先生系列微課《聽蔣勳講中國文學》第七課:五言詩到七言詩的轉變,內容摘要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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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犇犇媽,北京土著,畢業于浙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碩士研究生。曾經的工程師,現在的全職媽。持有幼教資格證,國家二級公共營養師,美國雙向養育踐行導師。愛好多,不閑著,人在廚房,心在江湖,願和你共用生活每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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