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之東方文藝復興
提到文藝復興，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但21世紀的今天，新的歷史使命賦予了文藝復興新的文化內涵。尤其是在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後，
文——本刊記者 蔣振鳳
《收藏投資導刊》：東方文藝復興產生的歷史背景？
丁方：東方文藝復興是基於中國社會的巨變與轉型引發了文化藝術領域的激烈震盪，全球化的背景，加劇了不同文化觀念之間的相互碰撞。中國當代藝術也隨之顯示出異常的活力，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我們發起成立了“東方文藝復興“學派和畫派，既縱覽東西方文明，又紮根民族母土。我們所踐行的“東方文藝復興”理論，是沿著軸心時代的精神文化、東方神學美學以及近現代哲學的思維脈絡，
《收藏投資導刊》：“中國文藝復興”與“中國文化復興”的區別是什麼？
丁方：“中國文藝復興”與“中國文化復興”雖一字之別，但其內涵卻相差甚遠。清末民初，中國開始變法維新，一批憂國憂民的人士積極推進中國文化復興，其中以胡適與陳獨秀為代表。他們觀點基本一致，均把“文藝復興”看成是“革故更新”，不僅僅是文學藝術，還有政治、宗教和倫理道德等全面革命。而在胡適之前，很多中國學者把“文藝復興”看成是“古學復興”，這是晚清民初的一種流行的普遍看法。
對上述各種思潮湧動、不斷推陳出新的時局，學者湯一介有一句非常敏銳而精准的概括語，他說：“當前中國是文藝復興的前夜”。
1966年中國大陸文革風雲驟起，對文革破壞傳統文化痛心疾首的臺灣各界人士，於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日，由孫科、王雲五、陳立夫、孔德成等1500人聯名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雖有政治色彩，但畢竟是現代漢語文化域中最有影響力的文化運動，產生了錢穆、徐複觀、牟宗三等國學大師。
古人雲：“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換言之“四維既張、國乃復興”。這說明了中華人格精神與人性普遍價值的融匯貫通，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由之道。
中國的文化復興，當然是指傳統文化的振興，即儒、釋、道傳統文化，而且一定要追本溯源。儒--應該是原儒及儒學原典，道--應該是原道及儒學原典，釋--當然也應該是原初佛教及佛學原典。應把眼界開闊至人類文明整體景觀的全視野，來比照出中國文明的價值地位。
上述話題使我們自然聯想到德國思想家卡爾·希歐多爾·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的理論，他舉出的人類精神文化五大高峰，恰好包含中國先秦諸子百家，印度、波斯，以及希臘、希伯萊（兩希文明）即西方文藝復興的源頭。追溯上述源頭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深入人類精神之本，方能獲得創新動力，同時也是為了與後來的文化扭曲劃清界限。這是一項純粹學理的探究，雖較少有助於現實功利但卻具有重大的歷史文化意義。
參照人類文明發展衍變的通常經驗，中國的文藝復興是指在人類偉大精神思想引導下的文化形態復興，概指文學、建築、雕刻、繪畫、書法、音樂、舞蹈、器物造型、禮儀服飾、工藝技術等，大致與西方文藝復興同理。
《收藏投資導刊》：中國文藝復興與西方文藝復興的關係？
丁方：我們通常所說的文藝復興是一場發生在14世紀中期至16世紀末的文化運動，在中世紀晚期發源於佛羅倫斯，後擴展至歐洲各國。這場文化運動囊括了對古典文獻的重新學習。傳統觀點認為，這種知識上的轉變讓文藝復興發揮了銜接中世紀和近代的作用。儘管文藝復興在知識、社會和政治各個方面都引發了革命，但令其聞名於世的或許還在於這一時期的藝術成就，以及達·芬奇、米開朗琪羅·博那羅蒂等博學家做出的貢獻。但實際上，西方世界自九世紀的“加洛林文藝復興”便開始了漫長的理論構建，一方面是從教父神學向經院神學轉化，另一方面是新柏拉圖主義--神學美學的不斷成長，其間與詩學、文學密切交融。至西元13世紀，理論豐滿的西方世界率先從建築發韌，然後帶動起雕刻、繪畫、音樂、聖器、禮儀服飾、工藝美術……，逐步構建起文藝復興宏偉殿堂，其頂峰標誌便是義大利的精神文化綜合體，如羅馬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這裡有一點值得注意，西方文藝復興雖是稟承兩希文明，但實際上卻囊括了整個人類文明，憑藉地利而將地中海古代文明精萃——埃及、兩河流域、巴勒斯坦、小亞細亞的愛琴海，以及安納托利亞和伊朗高原以東的裡海、中亞、南亞等古代文明，連同拜占庭與伊斯蘭文明域包容在內,一併吸收，最終形成了一個以“世界主義”思想為標誌的新型文明。由此我們推導出，中國文藝復興應該追本尋源，其“本應”是東方大地之本，其“源”應是中華民族遷徙之源，換句話說，應該立足中國所獨具的世界絕對地理高度、俯瞰一帶一路、把握人類文明，其復興的結果必須等同于世界文明，如此方能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與文藝領域的全面復興高度整合起來。
《收藏投資導刊》：中國古代文明對“東方文藝復興”理論提出的影響？
丁方：在世界文明的歷史格局中，中國曾經是一個相對封閉的文化形態，除了在西元最初的幾個世紀受到佛教東漸的巨大衝擊外，較少與世界其他主要文明形態發生碰撞與交流，其先秦人文精神與“天下大同”理想，基本未曾走出過國門；中國的文藝復興將復興什麼，走怎樣的復興之路，似乎成為一個學理難題。
我個人的觀點是，在儒、釋、道傳統文化的影響下，與其說孔子的思想與情懷是一個偉大時代的開始，倒不如說是對一個偉大時代的回望更為確切，那是一個與中華民族遷徙史密切相關的時代，先民們從大山大水中一路走來，錘煉出“山海經”、“昆侖神話”經典。孔子正是通過對古典山水和人文精神的領悟，而轉換為對上古時代“禮”、“樂”精神的讚美與弘揚，並開闢孔子世界的“理想”。孔子所崇尚的是堯、舜、禹時代，那個時代提倡天下為公、任人唯賢，哲賢們用“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來比喻之，山、水從此與人格品質密切相關。上述情懷與老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精神彙聚為一個焦點，還原出以對山、水的崇敬為起點，溯源祖先遷徙印跡與生命記憶的圖景。我們在“高山仰止”，“高山流水”，“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等言簡意賅的古成語中，能還原出當初的完美形廓。
總體來看，中國人對於宇宙天地萬物的看法，體現一種強大的整體把握能力與解釋能力，他們支撐中國文明安然度過各種危機而至今仍存。但也有一個深刻的潛在危機：先秦諸子百家的各種學術思想，均缺乏個人生命對垂直向度的祈盼與超越，這種抹平的特徵雖然成就了大一統中原王道歷史偉業，但卻閒置中國自然地理最高海拔存在的價值。
縱觀古今，從整個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來看，中國文藝復興之路，首先應該將自身主動納入東方古代文明的序列，在仔細比較出相同點與差異點的基礎上，找到準確的歷史文化定位，其目標是構建一個更加整體的概念。由此我們推出“東方文藝復興”概念，它成為將“中國文藝復興”包涵在內的一個更為完整的理念，它一方面與西方文藝復興對應，另一方面又成為中國文藝復興的願景；既與一帶一路相吻合，同時又貼切闡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
《收藏投資導刊》：東方文藝復興的歷史意義？
丁方：在此有必要在學理層面上深入探討一下“東方文藝復興”，這就必須追溯到先前提到的德國思想家卡爾·希歐多爾·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五大思想文化高峰，由此方能全面瞭解到東方古代世界的文明成就，從而甄別酌定先秦諸子百家在其中的價值地位。
從軸心時代（西元前5世紀）到文藝復興（16世紀）為期二千年，始終是東方古代文明對西方的貫注，而這二千年書寫了東西方文明交流衍變的核心部分，它構成了思考當今人類文明未來發展前景的基礎。正如卡爾·希歐多爾·雅斯貝爾斯所說：“如今人類文明的任何發展，都必須要回顧這一歷史”。二十一世紀使我們得以立足嶄新高度去整體審視人類文明，中國作為世界山結之地，擁有絕對的地理高度，從精神地理學角度來看，更是橫亙於帕米爾高原、青藏高原上的宏偉山脈，是上天的精心設計，用新柏拉圖美學思想來詮釋，它們是“對神聖原型的模仿”，上帝藉此來向世人彰顯神意天國；這正是“神聖山水”的形上根源。
作為當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認為人類的希望在東方，而中國文明將為未來世界轉型和21世紀人類社會提供無盡的文化寶藏和思想資源。湯因比也直言不諱地預言：未來最有資格和最有可能為人類社會開創新文明的是中國，中國文明將一統世界。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對亞洲高原的獨特理解，對於那些具備浪漫情懷的思想家們有著強烈吸引力，在他看來，高原、雪山、荒漠、曠野……是成就偉業的聖人們隱退與複出的地方，這些聖人（或賢哲）對人類精神的興衰負有責任，在關鍵時刻，他們以自身的踐行而起到扭轉歷史進程的作用。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文藝復興”、“東方文藝復興”，實際上是同樣事物在學理層面上的三種不同表述方式，它標誌著中國從一個地域文明走出，參與世界文明構建進程的決定性轉變，其深遠的歷史意義有待於我們在踐行的全過程中去逐步體認。
全國統一雜誌郵發代號：2-158
從而使歐洲走出中世紀。對上述各種思潮湧動、不斷推陳出新的時局，學者湯一介有一句非常敏銳而精准的概括語，他說：“當前中國是文藝復興的前夜”。
1966年中國大陸文革風雲驟起，對文革破壞傳統文化痛心疾首的臺灣各界人士，於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日，由孫科、王雲五、陳立夫、孔德成等1500人聯名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雖有政治色彩，但畢竟是現代漢語文化域中最有影響力的文化運動，產生了錢穆、徐複觀、牟宗三等國學大師。
古人雲：“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換言之“四維既張、國乃復興”。這說明了中華人格精神與人性普遍價值的融匯貫通，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由之道。
中國的文化復興，當然是指傳統文化的振興，即儒、釋、道傳統文化，而且一定要追本溯源。儒--應該是原儒及儒學原典，道--應該是原道及儒學原典，釋--當然也應該是原初佛教及佛學原典。應把眼界開闊至人類文明整體景觀的全視野，來比照出中國文明的價值地位。
上述話題使我們自然聯想到德國思想家卡爾·希歐多爾·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的理論，他舉出的人類精神文化五大高峰，恰好包含中國先秦諸子百家，印度、波斯，以及希臘、希伯萊（兩希文明）即西方文藝復興的源頭。追溯上述源頭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深入人類精神之本，方能獲得創新動力，同時也是為了與後來的文化扭曲劃清界限。這是一項純粹學理的探究，雖較少有助於現實功利但卻具有重大的歷史文化意義。
參照人類文明發展衍變的通常經驗，中國的文藝復興是指在人類偉大精神思想引導下的文化形態復興，概指文學、建築、雕刻、繪畫、書法、音樂、舞蹈、器物造型、禮儀服飾、工藝技術等，大致與西方文藝復興同理。
《收藏投資導刊》：中國文藝復興與西方文藝復興的關係？
丁方：我們通常所說的文藝復興是一場發生在14世紀中期至16世紀末的文化運動，在中世紀晚期發源於佛羅倫斯，後擴展至歐洲各國。這場文化運動囊括了對古典文獻的重新學習。傳統觀點認為，這種知識上的轉變讓文藝復興發揮了銜接中世紀和近代的作用。儘管文藝復興在知識、社會和政治各個方面都引發了革命，但令其聞名於世的或許還在於這一時期的藝術成就，以及達·芬奇、米開朗琪羅·博那羅蒂等博學家做出的貢獻。但實際上，西方世界自九世紀的“加洛林文藝復興”便開始了漫長的理論構建，一方面是從教父神學向經院神學轉化，另一方面是新柏拉圖主義--神學美學的不斷成長，其間與詩學、文學密切交融。至西元13世紀，理論豐滿的西方世界率先從建築發韌，然後帶動起雕刻、繪畫、音樂、聖器、禮儀服飾、工藝美術……，逐步構建起文藝復興宏偉殿堂，其頂峰標誌便是義大利的精神文化綜合體，如羅馬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這裡有一點值得注意，西方文藝復興雖是稟承兩希文明，但實際上卻囊括了整個人類文明，憑藉地利而將地中海古代文明精萃——埃及、兩河流域、巴勒斯坦、小亞細亞的愛琴海，以及安納托利亞和伊朗高原以東的裡海、中亞、南亞等古代文明，連同拜占庭與伊斯蘭文明域包容在內,一併吸收，最終形成了一個以“世界主義”思想為標誌的新型文明。由此我們推導出，中國文藝復興應該追本尋源，其“本應”是東方大地之本，其“源”應是中華民族遷徙之源，換句話說，應該立足中國所獨具的世界絕對地理高度、俯瞰一帶一路、把握人類文明，其復興的結果必須等同于世界文明，如此方能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與文藝領域的全面復興高度整合起來。
《收藏投資導刊》：中國古代文明對“東方文藝復興”理論提出的影響？
丁方：在世界文明的歷史格局中，中國曾經是一個相對封閉的文化形態，除了在西元最初的幾個世紀受到佛教東漸的巨大衝擊外，較少與世界其他主要文明形態發生碰撞與交流，其先秦人文精神與“天下大同”理想，基本未曾走出過國門；中國的文藝復興將復興什麼，走怎樣的復興之路，似乎成為一個學理難題。
我個人的觀點是，在儒、釋、道傳統文化的影響下，與其說孔子的思想與情懷是一個偉大時代的開始，倒不如說是對一個偉大時代的回望更為確切，那是一個與中華民族遷徙史密切相關的時代，先民們從大山大水中一路走來，錘煉出“山海經”、“昆侖神話”經典。孔子正是通過對古典山水和人文精神的領悟，而轉換為對上古時代“禮”、“樂”精神的讚美與弘揚，並開闢孔子世界的“理想”。孔子所崇尚的是堯、舜、禹時代，那個時代提倡天下為公、任人唯賢，哲賢們用“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來比喻之，山、水從此與人格品質密切相關。上述情懷與老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精神彙聚為一個焦點，還原出以對山、水的崇敬為起點，溯源祖先遷徙印跡與生命記憶的圖景。我們在“高山仰止”，“高山流水”，“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等言簡意賅的古成語中，能還原出當初的完美形廓。
總體來看，中國人對於宇宙天地萬物的看法，體現一種強大的整體把握能力與解釋能力，他們支撐中國文明安然度過各種危機而至今仍存。但也有一個深刻的潛在危機：先秦諸子百家的各種學術思想，均缺乏個人生命對垂直向度的祈盼與超越，這種抹平的特徵雖然成就了大一統中原王道歷史偉業，但卻閒置中國自然地理最高海拔存在的價值。
縱觀古今，從整個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來看，中國文藝復興之路，首先應該將自身主動納入東方古代文明的序列，在仔細比較出相同點與差異點的基礎上，找到準確的歷史文化定位，其目標是構建一個更加整體的概念。由此我們推出“東方文藝復興”概念，它成為將“中國文藝復興”包涵在內的一個更為完整的理念，它一方面與西方文藝復興對應，另一方面又成為中國文藝復興的願景；既與一帶一路相吻合，同時又貼切闡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
《收藏投資導刊》：東方文藝復興的歷史意義？
丁方：在此有必要在學理層面上深入探討一下“東方文藝復興”，這就必須追溯到先前提到的德國思想家卡爾·希歐多爾·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五大思想文化高峰，由此方能全面瞭解到東方古代世界的文明成就，從而甄別酌定先秦諸子百家在其中的價值地位。
從軸心時代（西元前5世紀）到文藝復興（16世紀）為期二千年，始終是東方古代文明對西方的貫注，而這二千年書寫了東西方文明交流衍變的核心部分，它構成了思考當今人類文明未來發展前景的基礎。正如卡爾·希歐多爾·雅斯貝爾斯所說：“如今人類文明的任何發展，都必須要回顧這一歷史”。二十一世紀使我們得以立足嶄新高度去整體審視人類文明，中國作為世界山結之地，擁有絕對的地理高度，從精神地理學角度來看，更是橫亙於帕米爾高原、青藏高原上的宏偉山脈，是上天的精心設計，用新柏拉圖美學思想來詮釋，它們是“對神聖原型的模仿”，上帝藉此來向世人彰顯神意天國；這正是“神聖山水”的形上根源。
作為當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認為人類的希望在東方，而中國文明將為未來世界轉型和21世紀人類社會提供無盡的文化寶藏和思想資源。湯因比也直言不諱地預言：未來最有資格和最有可能為人類社會開創新文明的是中國，中國文明將一統世界。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對亞洲高原的獨特理解，對於那些具備浪漫情懷的思想家們有著強烈吸引力，在他看來，高原、雪山、荒漠、曠野……是成就偉業的聖人們隱退與複出的地方，這些聖人（或賢哲）對人類精神的興衰負有責任，在關鍵時刻，他們以自身的踐行而起到扭轉歷史進程的作用。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文藝復興”、“東方文藝復興”，實際上是同樣事物在學理層面上的三種不同表述方式，它標誌著中國從一個地域文明走出，參與世界文明構建進程的決定性轉變，其深遠的歷史意義有待於我們在踐行的全過程中去逐步體認。
全國統一雜誌郵發代號：2-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