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大事，先得解決小目標，不然就會面對嘉慶一樣的尷尬

我們在以前幾篇文章中曾講過，乾隆末年，清王朝開始走向統治危機，

其中一個重要的矛盾點就是惡劣的財政問題。當時由於吏治的腐敗，各地虧空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軍機大臣王傑曾經焦慮地啟奏到，財政虧空“一縣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於是大縣有虧空十余萬者……”

因此，嘉慶皇帝一上臺，面臨的就是入不敷出的局面。不僅國庫儲備不足，各地財政也虧空嚴重。於是嘉慶決定整頓錢糧問題。

既然是整頓一個全國性質的問題，

那照常理來說，自然應該對局面有一個通盤考慮，研究出系統性的步驟，逐步實施才是正途。但是嘉慶皇帝的問題在於，眼裡只有大目標，而對具體怎麼樣實現大目標，如何做好每一步的小事，缺乏思考。

比如，嘉慶四年三月，山東巡撫岳起奏報，稱山東各州縣虧空約為七十萬兩，建議趕緊整頓。嘉慶皇帝卻認為，如果嚴厲整肅，則各州縣官員勢必大肆搜刮百姓，

因此命令嶽起“徐徐辦理，自有成效”。他希望不要因為整頓措施，激起民變，到時候又要花更大的成本去收場，“若勒限催追，施之於一二貪吏尚可，通省如此，是令加派小民，徒飽私秦耳，再者激成別事，所費益大矣。”

嘉慶皇帝這麼想，其實也沒錯，甚至可以說是有遠見的。但是問題就在於，嘉慶光看到了長遠的負面影響，可眼前最棘手的財政虧空，到底怎麼解決呢？他卻沒有什麼好的辦法。

因此，面對各省財政危機此起彼伏，嘉慶在數年時間裡一直堅持用“徐徐辦理”的方針來辦，結果，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雪上加霜。

幾年時間下來，各地虧空可以說是舊的沒去，新的又來。嘉慶十年五月，直隸布政使裘行簡奏稱“直隸初次清查各屬，虧短二十七萬有奇，二次清查則一百五十二萬餘兩，三次清查已有二百六十四萬餘兩，此後虧欠又不知凡幾”。嘉慶這才急了，

於是，他一改之前“徐徐辦理”的態度，決定嚴厲整頓各地錢糧虧空。

嘉慶下令，凡是嘉慶九年以前各州縣的虧空額，限令各該管上司分攤賠補虧缺，在某些地區比如直隸、山東等，力度非常大，比如在山東，嘉慶要求“一萬兩以上者斬監候,兩萬兩以上者問擬斬決”,而在安徽、江蘇、湖北、甘肅等地的力度相對就輕，有的省份勒令四年補清，卻被延期到了八年。

然而，這依然是無濟於事。首先，嘉慶皇帝先是要求緩辦，後來又改成急辦，沒有一個通盤的計畫，在各省實行的標準也不一樣，這一切都使得整頓工作充滿了隨意性，沒有全國一盤棋，小問題都解決不好，怎麼可能實現大目標呢？況且，嘉慶讓地方官員去補虧空，本來就是“賊喊捉賊”，釀成虧空的原因就在他們，查出來虧得越多，他們的責任也就越大，怎麼可能真的賣力去查？很多官員在整頓過程中，也確實如同嘉慶當初擔心的那樣，把虧空轉嫁給老百姓，肆意搜刮，造成了新的社會問題。

因此，嘉慶為財政危機折騰了二十年，最後以毫無成效收場。就如同山東省官員奏稱的那樣“嘉慶十四年清查，原奏虧銀179萬有奇。今查十四年以前實虧341萬有奇，十四年以後又續虧334萬有奇”。

嘉慶對此也只能一聲長歎了。

釀成虧空的原因就在他們，查出來虧得越多，他們的責任也就越大，怎麼可能真的賣力去查？很多官員在整頓過程中，也確實如同嘉慶當初擔心的那樣，把虧空轉嫁給老百姓，肆意搜刮，造成了新的社會問題。

因此，嘉慶為財政危機折騰了二十年，最後以毫無成效收場。就如同山東省官員奏稱的那樣“嘉慶十四年清查，原奏虧銀179萬有奇。今查十四年以前實虧341萬有奇，十四年以後又續虧334萬有奇”。

嘉慶對此也只能一聲長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