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如今“兩個天堂”是否在拉開距離？小錢頻道
過蟈／文
外資退潮後的蘇州尷尬
表姐在蘇州工業園區中心地段的樓盤租不出去。
就在幾年前，這棟樓還是很耀眼的：地鐵口的地段，奢侈品集合的商場，名目繁多的高端餐飲，以及西裝革履經常出入的外籍高管。——在“樓王”難租的局面背後，是蘇州外資大幅撤退的事實：大量外籍高管回國，高端租賃需求遇冷。
2017年1月，全球硬碟市場最大製造商——希捷宣佈關閉蘇州工廠。這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除了希捷之外，近兩年選擇關閉蘇州工廠的有諾基亞、蘋果、小米代工廠、聯建科技等企業。
與GDP相應的還有人口增速的放緩：
在2010年前的十年裡，蘇州的人口增量甚至超越深圳，然後在2011年之後人口增量迅速放緩。人口增速與GDP增速密不可分。儘管速度放緩，但在經濟、人口總量上還是具有優勢，是中國城市萬億俱樂部的明星成員。由於很多土地都用作廠房，土地供應量小。蘇州在“低庫存”之下2015年開始暴漲。
但這個發展可持續嗎？
蘇州的租金行情一直溫吞水。即便行情最好的工業園區核心地段的租金也一直穩定在一房2500-3000元/月，
沒有強大的租賃後盾，資產只是紙上數字。少有人租，就少有人接盤。因為你房子的接盤俠都是從租客而來的。
為何租客不夠，為何租金難漲？——沒那麼多人，租房需求不旺盛；沒那麼多錢，租不起——蘇州人口已過千萬，GDP已逾萬億，那麼真實的情況是，需求還是有的，經濟也不錯，
租金不僅是租金，它反映了一座城市經濟最真實的面貌——幫我們衡量所投資城市、物業的真實水準，只有供不應求的租賃，才有供不應求的轉手。否則，就是泡沫追趕泡沫的遊戲。
兩個天堂的租金指標
2009年從蘇州剛到杭州，翻看杭州城市規劃，被“大躍進”蒙圈：十大新城，100個綜合體。不像蘇州有明確的城市發展軌跡。在過去的八年裡，杭州的城市發展軌跡總是飄忽不定，每年樓市風口都不一樣。2009年的下沙，2012年的橋西，2014年的申花，2015年的未來科技城……哪裡都在發展，但炒作成分很大。城市道路交通系統也很紊亂，市場商戶管理不善。那時的杭州，真像一座爛尾的城市。
樓市發展飄忽，房價起起伏伏，但租金卻一直水漲船高。有些熟稔的投資客，一到某個區域就知道未來租客是誰，以及誰會接盤：
濱江租給產業IT狗或者淘寶小網紅，月租5000左右；城西租給文創廣告人，月租4000左右；下沙租給剛畢業的小白領，1500-2000左右；未來科技城，阿裡巴巴和海歸創業……當然也有乏人問津的板塊，但房價也是長三角的窪地，買得起就得等得起。與蘇州工業園區可對標的濱江，在2016年租金行情就上漲了30%。這背後，不僅是資產價格上漲，更在於居民收入水準的增長。
由於供應不足，蘇州板塊價差也比較小——蘇州相城區高鐵北附近的住宅都幾近2萬，與工業園區的價差僅為2倍，普漲普跌。
杭州由於前些年土地供應量大，中心與近郊的板塊價差要在3-4倍左右：剛上班沒錢，那就買近郊，時間換空間；大面積改善的，有中心豪宅。不同的板塊段位，吸納了不同經濟結構的人群，你有你的豪車，我有我的地鐵，只要是理性購房，總有一款適合你。
可以說，過去蘇州政府靠“二產”有錢不必依賴土地財政，杭州政府熬“三產”“沒錢”過度依賴土地財政，造就了現在截然不同的樓市。但伴隨“退二進三”的轉型策略，蘇州會有越來越多的廠房搬遷，土地用作住宅。蘇州也將會走“結構性行情”：板塊分化、個案分化。沒有收入增長的支持，房價也後繼乏力。
蘇南模式PK新溫州模式
蘇州《政府工作報告》提到，2016年蘇州GDP仍保持7.5%的高增長。這個速度已被杭州以10%高歌猛進的速度一路拋下。《蘇州日報》更是以大幅報導，聚焦杭州經濟的迅速發展。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雖是句俗語，但事實上，這兩個城市是互相看不上。杭州保持著南宋遺都的風骨，蘇州則一直努力學習上海。雖然一個省會城市，一個地級市沒有可比性。可蘇州已是中國萬億俱樂部元老，而杭州則在2015年剛剛邁進。且在經濟總量、人口規模上，蘇州還是大於杭州。
這兩個都以文化山水、園林景觀著稱的城市，都愛品茶，尚風雅，好絲綢，重讀書。但並不手把手，也不一道走，而像兩個相輕的老派文人，相互客套，又互不關照。
在外資拉動的風口，蘇州的地理位置更具吸引力；而在當下消費升級的當口，杭州則更具潛力。這也是“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的交互更替、轉化。
蘇州掉隊的背後實則是“蘇南模式”的瓶頸：“蘇南模式”，是由費孝通在20世紀80年代初率先提出的，就是通過發展鄉鎮企業，走的是一條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而“先工業化，後市場化”則意味著背後需要一個強勢政府，通過資源協調、政策扶持等各方面，用“有形之手”來培育企業，培育市場。
2015年誠品書店在蘇州金雞湖畔開業。2010年，在和臺灣誠品的前期合作中，對方談到工業園區管委會的認真與堅持，從2005年開始每年必到臺灣誠品作簡報，邀請其在園區投資。而誠品也是基於感動與信任，最後在金雞湖邊打造了大陸第一家誠品。當年，誠品也是希望通過蘇州市場進軍大陸，包括杭州、上海、南京等多個城市。其中在和杭州的對接中，卻並不順利。給予的土地資源，要麼偏遠，要麼環境差。最終誠品在全國的矚目下，在金雞湖邊熱烈開業；而杭州，卻自發遍佈起了各類文藝的體驗書店。
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有形之手”的積極作為，為蘇州開啟了黃金二十年——也是工業園區為代表的二十年。但，這個模式在互聯網的時代裡，卻開始遇到天花板——強政府背後，必定是一個“小社會”：民間活力不足，創新機制不夠，限制了居民收入增長。這恰恰與互聯網精神背道而馳！
因為互聯網，就是重視分享、創新與平臺。這需要市場的 “無形”和“無為”。
杭州的“新溫州模式”似乎更適應這個時代。傳統的溫州模式是通過發展個體私營企業，通過市場化來促進工業化。“有形之手”相對弱勢，民間資本力量強大。
而“新溫州模式”，則是既有“無為”，也有干預。不會大包大攬幫外資拿資源，允許各類小而美的三產遍地開花，對高新企業鼎力扶持政策傾斜。2015年，杭州文創產業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22.2%。這也是多年三產孕育，一朝消費升級後的成果。
蘇州要學習的，就是——放開與開放。誰崛起誰凋敝，市場自會有選擇，沒有人是上帝。
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說，中國經濟奇跡的奧秘在於地區間的經濟競爭，而正是這些競爭造就了中國經濟的奇跡。在城市的運營上，當地政府的“作為”與“無為”至關重要，既要學儒家積極入市，又要學道家無為之治。儒道合一的城市，才是好城市。不是嗎？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每年樓市風口都不一樣。2009年的下沙，2012年的橋西，2014年的申花，2015年的未來科技城……哪裡都在發展，但炒作成分很大。城市道路交通系統也很紊亂，市場商戶管理不善。那時的杭州，真像一座爛尾的城市。
樓市發展飄忽，房價起起伏伏，但租金卻一直水漲船高。有些熟稔的投資客，一到某個區域就知道未來租客是誰，以及誰會接盤：
濱江租給產業IT狗或者淘寶小網紅，月租5000左右；城西租給文創廣告人，月租4000左右；下沙租給剛畢業的小白領，1500-2000左右；未來科技城，阿裡巴巴和海歸創業……當然也有乏人問津的板塊，但房價也是長三角的窪地，買得起就得等得起。與蘇州工業園區可對標的濱江，在2016年租金行情就上漲了30%。這背後，不僅是資產價格上漲，更在於居民收入水準的增長。
由於供應不足，蘇州板塊價差也比較小——蘇州相城區高鐵北附近的住宅都幾近2萬，與工業園區的價差僅為2倍，普漲普跌。
杭州由於前些年土地供應量大，中心與近郊的板塊價差要在3-4倍左右：剛上班沒錢，那就買近郊，時間換空間；大面積改善的，有中心豪宅。不同的板塊段位，吸納了不同經濟結構的人群，你有你的豪車，我有我的地鐵，只要是理性購房，總有一款適合你。
可以說，過去蘇州政府靠“二產”有錢不必依賴土地財政，杭州政府熬“三產”“沒錢”過度依賴土地財政，造就了現在截然不同的樓市。但伴隨“退二進三”的轉型策略，蘇州會有越來越多的廠房搬遷，土地用作住宅。蘇州也將會走“結構性行情”：板塊分化、個案分化。沒有收入增長的支持，房價也後繼乏力。
蘇南模式PK新溫州模式
蘇州《政府工作報告》提到，2016年蘇州GDP仍保持7.5%的高增長。這個速度已被杭州以10%高歌猛進的速度一路拋下。《蘇州日報》更是以大幅報導，聚焦杭州經濟的迅速發展。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雖是句俗語，但事實上，這兩個城市是互相看不上。杭州保持著南宋遺都的風骨，蘇州則一直努力學習上海。雖然一個省會城市，一個地級市沒有可比性。可蘇州已是中國萬億俱樂部元老，而杭州則在2015年剛剛邁進。且在經濟總量、人口規模上，蘇州還是大於杭州。
這兩個都以文化山水、園林景觀著稱的城市，都愛品茶，尚風雅，好絲綢，重讀書。但並不手把手，也不一道走，而像兩個相輕的老派文人，相互客套，又互不關照。
在外資拉動的風口，蘇州的地理位置更具吸引力；而在當下消費升級的當口，杭州則更具潛力。這也是“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的交互更替、轉化。
蘇州掉隊的背後實則是“蘇南模式”的瓶頸：“蘇南模式”，是由費孝通在20世紀80年代初率先提出的，就是通過發展鄉鎮企業，走的是一條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而“先工業化，後市場化”則意味著背後需要一個強勢政府，通過資源協調、政策扶持等各方面，用“有形之手”來培育企業，培育市場。
2015年誠品書店在蘇州金雞湖畔開業。2010年，在和臺灣誠品的前期合作中，對方談到工業園區管委會的認真與堅持，從2005年開始每年必到臺灣誠品作簡報，邀請其在園區投資。而誠品也是基於感動與信任，最後在金雞湖邊打造了大陸第一家誠品。當年，誠品也是希望通過蘇州市場進軍大陸，包括杭州、上海、南京等多個城市。其中在和杭州的對接中，卻並不順利。給予的土地資源，要麼偏遠，要麼環境差。最終誠品在全國的矚目下，在金雞湖邊熱烈開業；而杭州，卻自發遍佈起了各類文藝的體驗書店。
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有形之手”的積極作為，為蘇州開啟了黃金二十年——也是工業園區為代表的二十年。但，這個模式在互聯網的時代裡，卻開始遇到天花板——強政府背後，必定是一個“小社會”：民間活力不足，創新機制不夠，限制了居民收入增長。這恰恰與互聯網精神背道而馳！
因為互聯網，就是重視分享、創新與平臺。這需要市場的 “無形”和“無為”。
杭州的“新溫州模式”似乎更適應這個時代。傳統的溫州模式是通過發展個體私營企業，通過市場化來促進工業化。“有形之手”相對弱勢，民間資本力量強大。
而“新溫州模式”，則是既有“無為”，也有干預。不會大包大攬幫外資拿資源，允許各類小而美的三產遍地開花，對高新企業鼎力扶持政策傾斜。2015年，杭州文創產業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22.2%。這也是多年三產孕育，一朝消費升級後的成果。
蘇州要學習的，就是——放開與開放。誰崛起誰凋敝，市場自會有選擇，沒有人是上帝。
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說，中國經濟奇跡的奧秘在於地區間的經濟競爭，而正是這些競爭造就了中國經濟的奇跡。在城市的運營上，當地政府的“作為”與“無為”至關重要，既要學儒家積極入市，又要學道家無為之治。儒道合一的城市，才是好城市。不是嗎？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