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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克花了大力氣想讓人在 2 小時裡跑完馬拉松,到底是為了什麼?(結果還差25秒【好奇心日報】

跑到第 30 公里,埃魯德·基普喬格(Eliud Kipchoge)的配速落後了 1 秒。

他的肌肉開始鬆弛,

雙腿能量輕微地流失,頭腦則能夠估算到,自己很可能已經和“打破 2 小時馬拉松”的目標失之交臂,但他臉上仍時不時露出微笑。

這位 32 歲的肯亞田徑名將是馬拉松世界紀錄第三名的保持者,2013 年開始便接連摘得七大馬拉松賽事中的六個冠軍。

基普喬格有一個習慣:喜歡在比賽的關鍵時刻笑,他說這是因為跑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這場由耐克組織的 “Breaking2” 馬拉松賽臨近尾聲。

和通常人們見到的那種“槍聲一響、人潮流動”的城市馬拉松不同,參加這場比賽的只有 3 名頂尖運動員:裡約奧運男子馬拉松冠軍基普喬格、半程馬拉松世界紀錄保持者勒利薩·德西薩(Lelisa Desisa)和三次波士頓馬拉松冠軍得主澤森內·塔德塞(Zersenay Tadese),他們的目標是為了突破馬拉松的 2 小時大關。

根據目前的世界紀錄,人類跑馬拉松最快的成績是肯亞運動員 Dennis Kimetto 2014 年在柏林馬拉松創下的 2 小時 2 分 57 秒。要縮短這三分鐘,意味著跑每公里的耗時需要減少約 4.2 秒,這差不多相當於在 Kimetto 離終點線還有一公里的時候就完成比賽。

而上一次馬拉松世界紀錄這麼被縮短 3 分鐘,花了大概 19 年時間。

義大利當地時間 5 月 6 日早上 5 點 45 分(北京時間中午 11 點 45 分),比賽正式開始。十五分鐘後,天色才剛剛開始發亮。

大部分馬拉松比賽都在上午 9 點或之後進行,但 Breaking2 提早了三個多小時,這某種程度上和通常認為的“晚上跑馬拉松更有效率”的理論相衝突。但“在我們的計畫裡,環境因素更加重要。”負責運動員生理健康及訓練體系的醫學博士 Philip Skiba 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這是為了獲得清晨時才有的溫度和濕度。

風速 0.0-0.4 千米每秒,溫度 11.3 攝氏度,空氣濕度 79%。用 Philip 的話說,“非常適合用來跑步。”

除了周全嚴謹的計畫,詩意而雄心勃勃的文本則出現在活動的各個角落。直播鏡頭偶爾切換到耐克準備好的視頻素材,

你會看到六十三年前的 5 月 6 日 Roger Bannister 挑戰 4 分鐘跑完 1 英里的畫面和 “Moonshot”(登月計畫)的字樣,耐克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Mark Parker 在賽前接受《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採訪時,將打破馬拉松 2 小時的目標形容為“許多個聖杯挑戰之一”。

事實上,Breaking2 的想法並非耐克首創,1991 年梅約診所(Mayo Clinic)的研究人員 Michael Joyner 就曾預測,人類有可能以 1 小時 57 分 58 秒完成全程馬拉松。這個想法真正變得誘人起來是在 2008 年,衣索比亞運動員 Haile Gebrselassie 成為第一個跑進 2 小時 4 分鐘的人;2011 年,《應用生理學》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兩小時馬拉松:何時?何人?》的文章;2014 年,Dennis Kimetto 創下新的世界紀錄後沒多久,英國布萊頓大學體育和運動科學教授雅尼斯·匹茲拉迪斯(Yannis Pitsiladis)向世人宣佈了他的 Sub2Hur 計畫,並聲稱將在 2019 年之前達成目標。

1991 年 Michael Joyner 預測的馬拉松紀錄下降曲線,圖片來自 Sub2

網站眾籌、招兵買馬。作為第一個真正公開嘗試打破這一極限的人,匹茲拉迪斯的計畫需要募集 3000 萬美元的資金,他曾試圖競標耐克等公司的資金贊助,但沒有成功。事實證明,耐克是想要自己幹。

2016 年 12 月,耐克宣佈了自己的 Breaking2 計畫,兩個月後,愛迪達名為 “Sub2” 的兩小時馬拉松項目“已籌備多年”的消息同樣不脛而走。

從執行的速度來看,耐克暫時成為這場“登月”競賽的領先者。

比賽前夜,耐克為 Breaking2 專門聘請的外部顧問、應用生理學教授 Andy Jones 在一張紙片上寫下他的預測:2:00:59。最終的結果(2:00:25)要更好一些,也比大多數體育科學家賽前預測的要好。

唯一的問題是,這場比賽的結果不會刷新現存的馬拉松世界紀錄。制定跑步世界遊戲規則的國際田聯(IAAF)認為,耐克幫基普喬格“作弊”了。

就像調試一輛賽車

耐克為 5 月 6 日早晨舉行的這場比賽限定了諸多條件,確保獲得一個令人滿意的成績。

首先是特殊的比賽場地,義大利蒙紮 F1 賽車道。坐落在米蘭東北部,可容納 115000 名觀眾的“速度之殿”自 1922 年建成以來就咆哮著引擎聲,臭名昭著的“死亡轉角”帕拉波里卡彎則是比賽的起跑點。

這條需要為近百名亡者負責的賽道此刻成了絕佳的馬拉松場地。幾乎沒有轉角的環形跑道省卻不必要的能量消耗,劃定的 2.4 公里長度能夠完美地控制節奏、補水、營養、以及支持團隊的移動。

“我們正在做一件很獨特的事,就是尋找一個時間段,讓我們能在這段時間內選擇濕度、溫度和環境等所有條件都最合適進行挑戰的一天。”經過對 6 年內歷史天氣的分析,並與史上最快的馬拉松氣候條件進行比較研究,蒙紮憑藉 12 ℃ 左右的氣溫和多雲為主的天氣(降低跑者的熱負荷),以及歸功於賽道與海岸間恰到好處的距離而穩定的氣流而勝出。更重要的是,一個遠離市中心的跑道擁有更強的可控性。

“最理想的跑道應該是平原。目前為止,最快的世界馬拉松紀錄產生在柏林,那裡被視作最為平坦的跑道之一。”耐克運動研究實驗室的首席生理學家 Brett Kirby 表示,他們在今年 1 月最後選定了“比柏林更平坦的”蒙紮,它涵蓋了所有必要的環境要素,有分析認為,蒙紮賽道和它帶來的環境優勢擁有 20 秒的價值。

柏林的勃蘭登堡門、波士頓的心碎坡、倫敦的泰晤士河景觀、紐約的維拉紮諾橋以及寬闊的密西根湖——用 Andy Jones 的話說,“任何主要城市的馬拉松跑道都並不完美。”

不尋常的賽道還不是國際田聯拒絕承認這場比賽的主要原因,他們更加不能接受的是圍繞著 3 名運動員的 30 個頂尖配速員和成堆出現的科研團隊,如同圍繞著 F1 賽車明星的機組人員。

而基普喬格、德西薩、塔德塞,則是精心挑選、擁有最大引擎(“最大攝氧量”)和功率(“跑步能效”)的超級跑車。

任何一個有海濱或者河濱跑步經驗的人都會告訴你,一公里在順風和逆風的情況下會相差幾秒。從 70 年代開始,一種名為“跟隨跑”的戰術就出現在馬拉松賽場上。這種跑法通常是在比賽前段跟隨他人的節奏,風阻更小,省出在後段衝刺的體力。

包括世界冠軍、美國中長跑名將 Bernard Lagat 在內的 30 名配速員將以 6 人一組,形成一道擋風的屏障,每人負責 2 圈,每圈進行 3 人規模的更換。

比賽前一天的新聞發佈會上,耐克 Breaking2 的科研團隊得意洋洋地公佈了他們的這一配速策略,當電子螢幕上的 GIF 圖解顯示配速員迅速將隊形調整為一個“箭頭”時,在場的媒體都倒吸了一口冷氣。

“我們還有過很多備選的配速策略,你可以瘋狂地想像一下。”耐克運動研究實驗室的副總裁 Matthew Nurse 說。

除此之外,一輛特斯拉 Model S 將全程行駛在跑者的正前方,即時顯示當前配速、當前耗時以及預計的完賽時間,並朝後方的地面射出指導隊形的鐳射。

“85% 的風阻遮罩效果必須要求你恰好躲在風幕之後。”《跑者世界》雜誌的專欄作家 Alex Hutchinson 解釋道,他也是此次比賽的解說員之一,“這在正常的配合當中幾乎不可能發生,直到上週五。”

補給策略是另一個重點。耐克在賽道中間設立了一個補給站,科學家們淩晨兩點就為每個運動員準備好了一整排含有不同比例碳水化合物、咖啡因、水的補給瓶,有的是液體,有的呈果凍狀。每跑一圈,摩托遞手就會將一瓶遞給運動員,能夠補充體能,緩解劇烈運動帶來的胃部不適。

“2300 卡路里。”賽後,Andy Jones 掏出手機算了一下運動員消耗掉的能量。“我們給他們提供了大概……每小時 15 克碳水化合物,那就是一共 500 卡路里。剩下的就靠喝香檳來補足吧!”

環境科學家、醫學博士、生物力學家、設計師、研發總監……根據耐克首席執行官 Mark Parker 的說法,如此規模跨學科人員的合作對耐克來說是一項新鮮的經驗。這個總計約 400 人的團隊(包括一些外部顧問)要做的,就是分析打破馬拉松 2 小時的需要,優化每一個可能價值幾秒鐘的因素。

“既然我們已經把每英里用時縮短了 6 秒鐘,從 2:00:25 到 1:59:59,我們只需要再找到那下一個 1 秒鐘。一定有什麼地方是我們能做的。”Andy 說。

雖然耐克支付給三位運動員的金額並不會公之於眾,但可供參考的是,為了 Breaking2,三位運動員放棄了不久前的倫敦和柏林馬拉松,分別前往肯亞、厄立特里亞、衣索比亞進行訓練。5000-8000 英尺海拔中的稀薄氧量讓運動員體內的紅細胞數量增加,血液從而能為肌肉攜帶更多氧氣,而這種較高的紅細胞濃度可以在離開高海拔地區後維持長達兩周之久。

“最後我們既沒有推、也沒有拉運動員,全部都是人的力量(Human Power)。”擁有生物力學和醫學博士學位的 Matthew Nurse 在採訪中說道,“你想聊科學就聊吧,但他們最終還是得跑步的。”

“一定是因為那雙鞋!”

即便如此,跑進兩小時仍然難上加難。這相當於將世界紀錄縮短 3%,而人類的任何田徑紀錄的刷新都沒有那麼快——女子馬拉松紀錄保持者 Paula Radcliffe 兩次刷新的紀錄提高了 1.4%,博爾特的 100 米世界紀錄縮短了不到 1.6%。

對一家賣運動鞋的公司來說,耐克給出的答案顯而易見,就像當年喬丹鞋的廣告語:“一定是因為那雙鞋!(It’s gonna be the shoes)”

2013 年 6 月,耐克內部啟動了一個新的秘密專案。特別項目副總裁 Sandy Bodecker 是這個計畫的靈魂人物,這位在耐克工作了 35 年的“問題解決者”跑到 CEO 辦公室,向 Mark Parker 說了自己想做什麼,兩人一致同意 Breaking2 是一個很棒的想法。“我的部分就是全程說 Yes,做啦啦隊長。”Mark Parker 說。

差不多是同一時間,在中國長大的羅耕博士作為生物力學方面的專家加入了耐克的運動研究實驗室,試圖將跑鞋的“跑步能效”(running economy)提高 3%,這正是 Breaking2 計畫中的一環。

最初的數百雙測試鞋都以同一種思路進行設計的:越輕越好。但問題也隨之而來。

基於“跑鞋每重 100 克,能量消耗就增加 1%”的理論,超輕量的跑鞋是大部分馬拉松鞋的設計方向,但當把跑步的目標設定為“兩小時馬拉松”,由於運動員需要維持非常快速的勻速跑,羅耕和他的團隊發現,薄如蟬翼的鞋底無法承受 Breaking2 超過 2 萬步相當於 3 倍體重的受力。

2015 年,他們做出了一雙因為其貌不揚,被團隊內部稱之為“灰姑娘鞋”的測試鞋,採用了兩層密度很低的吹泡橡膠(耐克命名為 Zoom X),擁有馬拉松鞋罕見的 21 毫米前掌厚度。羅耕把厚底橡膠帶來的能量回饋比喻為一塊大電池。

而在兩層橡膠中間,一塊勺形、重量不到 20 克、能減少小腿發力的碳纖維板成為了日後爭議的焦點。

今年 3 月,耐克公佈了這雙即將在 6 月正式發售的 Zoom Vaporfly 4% 跑鞋,零售價 250 美元。至於 Breaking2 計畫中將使用的則是定製版的 Zoom Vaporfly Elite。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這塊碳纖維板會根據運動員的腳掌和跑步習慣進行微調。

Sub2Hur 計畫的發起者雅尼斯·匹茲拉迪斯教授不知如何拿到了一雙 Zoom Vaporfly 4%,他用 CT 掃描器顯示出的跑鞋圖片由《紐約時報》在一篇題為《耐克加了碳纖維板的馬拉松跑鞋,會成為一種不公平競爭嗎?》的文章中刊登了出來,圖中的碳板看上去就像機場安檢的某個危險隱患。

文章將碳板的存在,和裝有 J 形碳纖維刀鋒假肢的田徑選手 Oscar Pistorius 相提並論。“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相當有趣的體育技術倫理領域。”南非運動生理學家 Ross Tucker 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

CT 掃描器顯示了耐克鞋鞋底夾層裡的碳纖維板。圖片版權:Yannis Pitsiladis

Ross Tucker 針對 Breaking2 計畫給出了許多最為尖銳的意見,同時他也是 Science of Sport 博客的作者,在 5 月 6 日的比賽結束後,即發文呼籲應該禁止任何帶有碳板的裝備進入賽場。

“穿這雙鞋的跑者已經贏得了倫敦、柏林、紐約、芝加哥馬拉松的冠軍;基普喬格倫敦馬拉松的 2 小時 3 分 05 秒、裡約奧運會男子馬拉松的金銀銅牌,都是穿著這雙鞋。”羅耕在他的介紹中難掩欣喜之情,在耐克公佈 Zoom Vaporfly 4% 之前,這些鞋子都偽裝成普通款式出現,並要求運動員和研究人員保密。

耐克為此專門發佈了一篇新聞稿,採訪了許多穿這雙鞋上賽場的運動員。他們紛紛報告說新鞋減少了長時間的疲勞、加速恢復、仿佛給小腿做了三道菜的大餐。

但很顯然,對 Kara Goucher 這樣只拿到第四名的選手來說,心情應該正好相反——她被兩名穿著 Zoom Vaporfly 4% 的對手刷去了參加裡約奧運的資格。

事實上,碳纖維板在運動鞋中的運用由來已久。早在千禧年初,愛迪達就曾在產品 Pro Plate 中使用過碳板,當時協助開發的 Darren Stefanyshyn 博士還是羅耕的博士生導師。

Zoom Vaporfly 4% 被耐克送往科羅拉多大學的實驗室進行測試,“4%” 的命名就來自測試結果中的一項參數:比耐克目前最好的一款馬拉松鞋節省了 4% 的能量。實驗室主任 Rodger Kram 在接受《跑者世界》的採訪時說:“其實幾乎所有現代跑步鞋都有彈簧。我們現在叫它泡沫中底。”

關於這些討論,耐克鞋類研發副總裁 Tony Bignell 則表示:

“首先我不認為它是非法的。這有點像打網球,當你擊球之後它彈得比自己的彈力還高,那才算作弊。而我們所做的只是最小化你踩一腳下去浪費的能量。”

下一個基普喬格是誰?

比起 Breaking2, Zoom Vaporfly 的銷售重點顯然是那些馬拉松需要跑 6 個小時以上的人。

就連受邀前往米蘭的 CCTV 也全程用手機用戶端直播了比賽。

品牌行銷公司 Red Peak 在一則採訪中說,Breaking2 將是未來幾年最傑出的行銷先例之一,“他們用一件新奇、難以捉摸的東西吸引了所有人的關注,然後利用社交媒體進一步推動它。”

“秘密籌備數年的馬拉松挑戰即將進行一次風險極高的直播”,儘管事件本身並不對公眾開放,但任何有手機和 Wi-Fi 的人都能全程觀看比賽。而所謂的風險其實也已經降到了最低,無論是全部破 2,一人或二人破 2,還是三人均告失敗,耐克都準備了相應的預案。

種種跡象表明,Breaking2 是一次籌備周全但必須儘快執行的專案。

運動品牌所在的行業過去兩年受到時尚潮流的深刻影響,最擅長打造精美電視廣告和大眾運動產品的耐克,在增長勢頭上屢屢敗給了對手愛迪達,後者則憑藉潮流明星在社交媒體上的影響力賣出了數字驚人的球鞋。

1972 年穿著耐克鞋打破美國紀錄的普雷方丹——那個運動員既是代言人,又是公共事務總監的年代已經過去,大部分人如今對於冠軍的敏感程度遠不及網紅的一張街拍。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那麼多運動員穿著這雙全新的馬拉松鞋奪冠的當口,耐克仍然要三緘其口,用 Tony Bignell 的話說,Breaking2 是“跑步品牌團隊、商務團隊、公關團隊、科研團隊和創新團隊共同協作”的結果。

國際田聯(IAAF)則發 Twitter 說:“Great run by Eliud Kipchoge in Monza. ”

“考慮到興奮劑陰雲籠罩的運動界正處於極力否認 2005 年之前所有世界紀錄的聲浪當中,為一場不被世界紀錄認可的比賽激動,多少顯得有些奇怪。 ”BBC 的體育評論員 Ed Harry 在賽後寫道。

體育自由撰稿人 Sarah Barker 評論稱:如果耐克的 Breaking2 是為了彰顯人類的潛力,我認為恰恰相反,它毫不含糊的表明了我們離打破 2 小時的障礙有多遠。

“即便這次比賽不被官方認可,它仍將被稱為有史以來最快的馬拉松。”De Montfort 大學的體育歷史文化國際中心主任 Martin Polley 教授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說,“真正的挑戰還在後面,如果耐克的跑者能在蒙扎實現一次破 2,接下來的東京奧運會他們還能再重複一次嗎?”

下一個 Kipchoge 會是誰?所有關注了這場比賽的人都在問這個問題,但有一個人或許很有發言權:基普喬格的體育經紀人 Jos Hermens。

這位頭髮花白的 67 歲前耐克員工代理了許多長跑界最著名的健將,同時還是匹茲拉迪斯 Sub2Hur 計畫的投資者之一。每年,他都會前往東非物色新的當地跑步人才。和許多參與這個項目的人一樣,Hermens 熱衷於討論基因、紅細胞和馬拉松世界紀錄的下降曲線。他曾說,“非洲跑步者不擅長在比賽中飲用(補充劑)。他們不明白補水的重要性,他們也疏於練習在跑步時喝水。”

然而就像基普喬格,許多來自肯亞和衣索比亞的運動員都仿佛憑空出現。16 歲在國際上嶄露頭角,2003 年贏得世界錦標賽 5000 米跑冠軍,從那時起,基普喬格一路從 1500 米贏到 42 公里。沒有按時補水、沒有心率監測器、定制鞋,沒有龐大的科學家團隊。

“如果不高興,我不會去跑。”他說。

題圖來自 N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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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生理學》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兩小時馬拉松:何時?何人?》的文章;2014 年,Dennis Kimetto 創下新的世界紀錄後沒多久,英國布萊頓大學體育和運動科學教授雅尼斯·匹茲拉迪斯(Yannis Pitsiladis)向世人宣佈了他的 Sub2Hur 計畫,並聲稱將在 2019 年之前達成目標。

1991 年 Michael Joyner 預測的馬拉松紀錄下降曲線,圖片來自 Sub2

網站眾籌、招兵買馬。作為第一個真正公開嘗試打破這一極限的人,匹茲拉迪斯的計畫需要募集 3000 萬美元的資金,他曾試圖競標耐克等公司的資金贊助,但沒有成功。事實證明,耐克是想要自己幹。

2016 年 12 月,耐克宣佈了自己的 Breaking2 計畫,兩個月後,愛迪達名為 “Sub2” 的兩小時馬拉松項目“已籌備多年”的消息同樣不脛而走。

從執行的速度來看,耐克暫時成為這場“登月”競賽的領先者。

比賽前夜,耐克為 Breaking2 專門聘請的外部顧問、應用生理學教授 Andy Jones 在一張紙片上寫下他的預測:2:00:59。最終的結果(2:00:25)要更好一些,也比大多數體育科學家賽前預測的要好。

唯一的問題是,這場比賽的結果不會刷新現存的馬拉松世界紀錄。制定跑步世界遊戲規則的國際田聯(IAAF)認為,耐克幫基普喬格“作弊”了。

就像調試一輛賽車

耐克為 5 月 6 日早晨舉行的這場比賽限定了諸多條件,確保獲得一個令人滿意的成績。

首先是特殊的比賽場地,義大利蒙紮 F1 賽車道。坐落在米蘭東北部,可容納 115000 名觀眾的“速度之殿”自 1922 年建成以來就咆哮著引擎聲,臭名昭著的“死亡轉角”帕拉波里卡彎則是比賽的起跑點。

這條需要為近百名亡者負責的賽道此刻成了絕佳的馬拉松場地。幾乎沒有轉角的環形跑道省卻不必要的能量消耗,劃定的 2.4 公里長度能夠完美地控制節奏、補水、營養、以及支持團隊的移動。

“我們正在做一件很獨特的事,就是尋找一個時間段,讓我們能在這段時間內選擇濕度、溫度和環境等所有條件都最合適進行挑戰的一天。”經過對 6 年內歷史天氣的分析,並與史上最快的馬拉松氣候條件進行比較研究,蒙紮憑藉 12 ℃ 左右的氣溫和多雲為主的天氣(降低跑者的熱負荷),以及歸功於賽道與海岸間恰到好處的距離而穩定的氣流而勝出。更重要的是,一個遠離市中心的跑道擁有更強的可控性。

“最理想的跑道應該是平原。目前為止,最快的世界馬拉松紀錄產生在柏林,那裡被視作最為平坦的跑道之一。”耐克運動研究實驗室的首席生理學家 Brett Kirby 表示,他們在今年 1 月最後選定了“比柏林更平坦的”蒙紮,它涵蓋了所有必要的環境要素,有分析認為,蒙紮賽道和它帶來的環境優勢擁有 20 秒的價值。

柏林的勃蘭登堡門、波士頓的心碎坡、倫敦的泰晤士河景觀、紐約的維拉紮諾橋以及寬闊的密西根湖——用 Andy Jones 的話說,“任何主要城市的馬拉松跑道都並不完美。”

不尋常的賽道還不是國際田聯拒絕承認這場比賽的主要原因,他們更加不能接受的是圍繞著 3 名運動員的 30 個頂尖配速員和成堆出現的科研團隊,如同圍繞著 F1 賽車明星的機組人員。

而基普喬格、德西薩、塔德塞,則是精心挑選、擁有最大引擎(“最大攝氧量”)和功率(“跑步能效”)的超級跑車。

任何一個有海濱或者河濱跑步經驗的人都會告訴你,一公里在順風和逆風的情況下會相差幾秒。從 70 年代開始,一種名為“跟隨跑”的戰術就出現在馬拉松賽場上。這種跑法通常是在比賽前段跟隨他人的節奏,風阻更小,省出在後段衝刺的體力。

包括世界冠軍、美國中長跑名將 Bernard Lagat 在內的 30 名配速員將以 6 人一組,形成一道擋風的屏障,每人負責 2 圈,每圈進行 3 人規模的更換。

比賽前一天的新聞發佈會上,耐克 Breaking2 的科研團隊得意洋洋地公佈了他們的這一配速策略,當電子螢幕上的 GIF 圖解顯示配速員迅速將隊形調整為一個“箭頭”時,在場的媒體都倒吸了一口冷氣。

“我們還有過很多備選的配速策略,你可以瘋狂地想像一下。”耐克運動研究實驗室的副總裁 Matthew Nurse 說。

除此之外,一輛特斯拉 Model S 將全程行駛在跑者的正前方,即時顯示當前配速、當前耗時以及預計的完賽時間,並朝後方的地面射出指導隊形的鐳射。

“85% 的風阻遮罩效果必須要求你恰好躲在風幕之後。”《跑者世界》雜誌的專欄作家 Alex Hutchinson 解釋道,他也是此次比賽的解說員之一,“這在正常的配合當中幾乎不可能發生,直到上週五。”

補給策略是另一個重點。耐克在賽道中間設立了一個補給站,科學家們淩晨兩點就為每個運動員準備好了一整排含有不同比例碳水化合物、咖啡因、水的補給瓶,有的是液體,有的呈果凍狀。每跑一圈,摩托遞手就會將一瓶遞給運動員,能夠補充體能,緩解劇烈運動帶來的胃部不適。

“2300 卡路里。”賽後,Andy Jones 掏出手機算了一下運動員消耗掉的能量。“我們給他們提供了大概……每小時 15 克碳水化合物,那就是一共 500 卡路里。剩下的就靠喝香檳來補足吧!”

環境科學家、醫學博士、生物力學家、設計師、研發總監……根據耐克首席執行官 Mark Parker 的說法,如此規模跨學科人員的合作對耐克來說是一項新鮮的經驗。這個總計約 400 人的團隊(包括一些外部顧問)要做的,就是分析打破馬拉松 2 小時的需要,優化每一個可能價值幾秒鐘的因素。

“既然我們已經把每英里用時縮短了 6 秒鐘,從 2:00:25 到 1:59:59,我們只需要再找到那下一個 1 秒鐘。一定有什麼地方是我們能做的。”Andy 說。

雖然耐克支付給三位運動員的金額並不會公之於眾,但可供參考的是,為了 Breaking2,三位運動員放棄了不久前的倫敦和柏林馬拉松,分別前往肯亞、厄立特里亞、衣索比亞進行訓練。5000-8000 英尺海拔中的稀薄氧量讓運動員體內的紅細胞數量增加,血液從而能為肌肉攜帶更多氧氣,而這種較高的紅細胞濃度可以在離開高海拔地區後維持長達兩周之久。

“最後我們既沒有推、也沒有拉運動員,全部都是人的力量(Human Power)。”擁有生物力學和醫學博士學位的 Matthew Nurse 在採訪中說道,“你想聊科學就聊吧,但他們最終還是得跑步的。”

“一定是因為那雙鞋!”

即便如此,跑進兩小時仍然難上加難。這相當於將世界紀錄縮短 3%,而人類的任何田徑紀錄的刷新都沒有那麼快——女子馬拉松紀錄保持者 Paula Radcliffe 兩次刷新的紀錄提高了 1.4%,博爾特的 100 米世界紀錄縮短了不到 1.6%。

對一家賣運動鞋的公司來說,耐克給出的答案顯而易見,就像當年喬丹鞋的廣告語:“一定是因為那雙鞋!(It’s gonna be the shoes)”

2013 年 6 月,耐克內部啟動了一個新的秘密專案。特別項目副總裁 Sandy Bodecker 是這個計畫的靈魂人物,這位在耐克工作了 35 年的“問題解決者”跑到 CEO 辦公室,向 Mark Parker 說了自己想做什麼,兩人一致同意 Breaking2 是一個很棒的想法。“我的部分就是全程說 Yes,做啦啦隊長。”Mark Parker 說。

差不多是同一時間,在中國長大的羅耕博士作為生物力學方面的專家加入了耐克的運動研究實驗室,試圖將跑鞋的“跑步能效”(running economy)提高 3%,這正是 Breaking2 計畫中的一環。

最初的數百雙測試鞋都以同一種思路進行設計的:越輕越好。但問題也隨之而來。

基於“跑鞋每重 100 克,能量消耗就增加 1%”的理論,超輕量的跑鞋是大部分馬拉松鞋的設計方向,但當把跑步的目標設定為“兩小時馬拉松”,由於運動員需要維持非常快速的勻速跑,羅耕和他的團隊發現,薄如蟬翼的鞋底無法承受 Breaking2 超過 2 萬步相當於 3 倍體重的受力。

2015 年,他們做出了一雙因為其貌不揚,被團隊內部稱之為“灰姑娘鞋”的測試鞋,採用了兩層密度很低的吹泡橡膠(耐克命名為 Zoom X),擁有馬拉松鞋罕見的 21 毫米前掌厚度。羅耕把厚底橡膠帶來的能量回饋比喻為一塊大電池。

而在兩層橡膠中間,一塊勺形、重量不到 20 克、能減少小腿發力的碳纖維板成為了日後爭議的焦點。

今年 3 月,耐克公佈了這雙即將在 6 月正式發售的 Zoom Vaporfly 4% 跑鞋,零售價 250 美元。至於 Breaking2 計畫中將使用的則是定製版的 Zoom Vaporfly Elite。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這塊碳纖維板會根據運動員的腳掌和跑步習慣進行微調。

Sub2Hur 計畫的發起者雅尼斯·匹茲拉迪斯教授不知如何拿到了一雙 Zoom Vaporfly 4%,他用 CT 掃描器顯示出的跑鞋圖片由《紐約時報》在一篇題為《耐克加了碳纖維板的馬拉松跑鞋,會成為一種不公平競爭嗎?》的文章中刊登了出來,圖中的碳板看上去就像機場安檢的某個危險隱患。

文章將碳板的存在,和裝有 J 形碳纖維刀鋒假肢的田徑選手 Oscar Pistorius 相提並論。“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相當有趣的體育技術倫理領域。”南非運動生理學家 Ross Tucker 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

CT 掃描器顯示了耐克鞋鞋底夾層裡的碳纖維板。圖片版權:Yannis Pitsiladis

Ross Tucker 針對 Breaking2 計畫給出了許多最為尖銳的意見,同時他也是 Science of Sport 博客的作者,在 5 月 6 日的比賽結束後,即發文呼籲應該禁止任何帶有碳板的裝備進入賽場。

“穿這雙鞋的跑者已經贏得了倫敦、柏林、紐約、芝加哥馬拉松的冠軍;基普喬格倫敦馬拉松的 2 小時 3 分 05 秒、裡約奧運會男子馬拉松的金銀銅牌,都是穿著這雙鞋。”羅耕在他的介紹中難掩欣喜之情,在耐克公佈 Zoom Vaporfly 4% 之前,這些鞋子都偽裝成普通款式出現,並要求運動員和研究人員保密。

耐克為此專門發佈了一篇新聞稿,採訪了許多穿這雙鞋上賽場的運動員。他們紛紛報告說新鞋減少了長時間的疲勞、加速恢復、仿佛給小腿做了三道菜的大餐。

但很顯然,對 Kara Goucher 這樣只拿到第四名的選手來說,心情應該正好相反——她被兩名穿著 Zoom Vaporfly 4% 的對手刷去了參加裡約奧運的資格。

事實上,碳纖維板在運動鞋中的運用由來已久。早在千禧年初,愛迪達就曾在產品 Pro Plate 中使用過碳板,當時協助開發的 Darren Stefanyshyn 博士還是羅耕的博士生導師。

Zoom Vaporfly 4% 被耐克送往科羅拉多大學的實驗室進行測試,“4%” 的命名就來自測試結果中的一項參數:比耐克目前最好的一款馬拉松鞋節省了 4% 的能量。實驗室主任 Rodger Kram 在接受《跑者世界》的採訪時說:“其實幾乎所有現代跑步鞋都有彈簧。我們現在叫它泡沫中底。”

關於這些討論,耐克鞋類研發副總裁 Tony Bignell 則表示:

“首先我不認為它是非法的。這有點像打網球,當你擊球之後它彈得比自己的彈力還高,那才算作弊。而我們所做的只是最小化你踩一腳下去浪費的能量。”

下一個基普喬格是誰?

比起 Breaking2, Zoom Vaporfly 的銷售重點顯然是那些馬拉松需要跑 6 個小時以上的人。

就連受邀前往米蘭的 CCTV 也全程用手機用戶端直播了比賽。

品牌行銷公司 Red Peak 在一則採訪中說,Breaking2 將是未來幾年最傑出的行銷先例之一,“他們用一件新奇、難以捉摸的東西吸引了所有人的關注,然後利用社交媒體進一步推動它。”

“秘密籌備數年的馬拉松挑戰即將進行一次風險極高的直播”,儘管事件本身並不對公眾開放,但任何有手機和 Wi-Fi 的人都能全程觀看比賽。而所謂的風險其實也已經降到了最低,無論是全部破 2,一人或二人破 2,還是三人均告失敗,耐克都準備了相應的預案。

種種跡象表明,Breaking2 是一次籌備周全但必須儘快執行的專案。

運動品牌所在的行業過去兩年受到時尚潮流的深刻影響,最擅長打造精美電視廣告和大眾運動產品的耐克,在增長勢頭上屢屢敗給了對手愛迪達,後者則憑藉潮流明星在社交媒體上的影響力賣出了數字驚人的球鞋。

1972 年穿著耐克鞋打破美國紀錄的普雷方丹——那個運動員既是代言人,又是公共事務總監的年代已經過去,大部分人如今對於冠軍的敏感程度遠不及網紅的一張街拍。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那麼多運動員穿著這雙全新的馬拉松鞋奪冠的當口,耐克仍然要三緘其口,用 Tony Bignell 的話說,Breaking2 是“跑步品牌團隊、商務團隊、公關團隊、科研團隊和創新團隊共同協作”的結果。

國際田聯(IAAF)則發 Twitter 說:“Great run by Eliud Kipchoge in Monza. ”

“考慮到興奮劑陰雲籠罩的運動界正處於極力否認 2005 年之前所有世界紀錄的聲浪當中,為一場不被世界紀錄認可的比賽激動,多少顯得有些奇怪。 ”BBC 的體育評論員 Ed Harry 在賽後寫道。

體育自由撰稿人 Sarah Barker 評論稱:如果耐克的 Breaking2 是為了彰顯人類的潛力,我認為恰恰相反,它毫不含糊的表明了我們離打破 2 小時的障礙有多遠。

“即便這次比賽不被官方認可,它仍將被稱為有史以來最快的馬拉松。”De Montfort 大學的體育歷史文化國際中心主任 Martin Polley 教授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說,“真正的挑戰還在後面,如果耐克的跑者能在蒙扎實現一次破 2,接下來的東京奧運會他們還能再重複一次嗎?”

下一個 Kipchoge 會是誰?所有關注了這場比賽的人都在問這個問題,但有一個人或許很有發言權:基普喬格的體育經紀人 Jos Hermens。

這位頭髮花白的 67 歲前耐克員工代理了許多長跑界最著名的健將,同時還是匹茲拉迪斯 Sub2Hur 計畫的投資者之一。每年,他都會前往東非物色新的當地跑步人才。和許多參與這個項目的人一樣,Hermens 熱衷於討論基因、紅細胞和馬拉松世界紀錄的下降曲線。他曾說,“非洲跑步者不擅長在比賽中飲用(補充劑)。他們不明白補水的重要性,他們也疏於練習在跑步時喝水。”

然而就像基普喬格,許多來自肯亞和衣索比亞的運動員都仿佛憑空出現。16 歲在國際上嶄露頭角,2003 年贏得世界錦標賽 5000 米跑冠軍,從那時起,基普喬格一路從 1500 米贏到 42 公里。沒有按時補水、沒有心率監測器、定制鞋,沒有龐大的科學家團隊。

“如果不高興,我不會去跑。”他說。

題圖來自 N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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