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教授：城市街道築牆還是開店，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問題
百家說城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前身清華大學建築系由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先生于1946年10月創辦。前三十年以建築學院的創辦者梁思成先生提倡的建築體形環境論為特色，
賈珺，工學博士，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最近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一些城市開始大規模整治街道，
我長期在校園中生活，除非有特別的事，平時一般足不出院，從來不逛街，對於封牆關店這事感覺麻木，也無法判斷誰對誰錯。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東京街市
高牆意味著封閉和隔離，商店則是開放和交流的場所。築牆與開店，前者如舉盾，後者如挺矛，早已糾纏爭鬥了千百年，並非始於今日。
中國古代的牆不但是與屋頂、樑柱、門窗共同依附於建築物的局部構件，也是一種可以與廳堂亭樓並列的建築類型，很多時候以獨立的城牆、院牆形式出現。不論是平民的宅院、官僚的府邸還是帝王的宮室、壇廟、陵寢，或者是官府的衙署、僧道的寺觀、文人的園林，全部都掩映在封閉的圍牆之中。幾乎所有的中國古城都修築了高高的城牆，甚至一些集鎮和山寨也擁有自己的鎮牆和寨牆。
城市是人類生活最重要的聚落空間。大家不難發現，中文“城市”是一個典型的聯合片語，由“城”、“市”兩字並列而成。“市”指商業集市，“城”的原始涵義特指城牆，強調防禦性，如《墨子·七患》中稱：“城者，所以自守也。”中國古代營造城市，源自由上至下的行政主導，通常都是根據其級別高低，確定城址規模，先圍一圈城牆，然後在圈裡勾畫道路，劃定包括市場在內的各種區域。更重要的是，宋代之前的城市長期實行“裡坊制”，不但宮殿區、居民區有牆圍合，所有市場也都集中設置在封閉的高牆之中。
先秦時期齊國官書《考工記》描述國都規劃，有一句說“面朝後市”，意思是應該在宮殿的南面設朝會區，北面設市場區。這種市場四面築牆，邊牆上各辟一座市門，裡面分設店鋪和攤位，平時由市令管理，早晨開門，晚上關閉。《周禮·地官》專門有一章“司市”，規定市場中包含朝市、夕市和大市三種交易場所：朝市居東，清晨營業，主要是商人之間的大額貿易；夕市居西，傍晚營業，開展大商人對小店主的批發業務；大市居中，正午營業，屬於面向市民的零售集市。
這套分時分區的市場管理制度看上去挺完善，但實際上無論對於商戶還是居民來說，都很不方便。中國古代長期實施“重農抑商”的政策，商業地位不高，所占經濟比重有限。“四民”的排列次序是士、農、工、商，商人居於末尾（白居易《琵琶行》中描寫的那位樂女 “老大嫁作商人婦”，可見她青春貌美的時候是不會選擇商人的，與今天的姑娘個個想嫁老闆的擇偶標準迥異）。在此背景下，市場也受到極其嚴格的管理，一切商業活動都屈從於高牆的約束。
而西方的情形與中國大不相同。歐洲歷來重視商業，商人的社會地位較高，城市往往因為商貿活動而興起，逐步發展而成，並非完全行政主導的結果，“市”的意義遠遠高於“城”的概念。市場和商鋪通常佔據城市最核心的地段，面朝廣場或街道開門，具有開放的空間特徵。城市週邊有時也會修築城牆，但輪廓都比較曲折，不如中國古城那樣規整。
唐代長安城東西市分佈示意圖
唐朝是中國裡坊制最成熟的時期。首都長安城擁有百萬人口，是古代全世界範圍內規模最大的超級都市，卻只有兩個封閉集中的市場——東市和西市。兩市占地面積都有九十多萬平方米，設有各式商鋪，囊括“二百二十行”，貨物琳琅滿目。東市相對靠近東內大明宮和南內興慶宮，周圍裡坊分佈著很多高官顯貴的府邸，因此以經營高級商品、服務上層為主。西市主要面向廣大平民，另有許多來自西域、波斯、阿拉伯、日本、朝鮮半島的客商在此交易，比東市更熱鬧。傳說我們今天之所以把購物稱作“買東西”而不叫“買南北”，就源自大唐長安的東西兩市格局。除了這種封閉的市場而外，唐朝人沒有其他街可逛，因為所有城市街道的兩側都是牆，一片蕭殺，夜間還實行“宵禁”制度，連門都出不去。
這種情形在北宋時期終於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
經過唐末五代的戰亂之後，中國各地城市都淪於殘破，原有的坊牆和市牆大都遭到破壞，在城市重建過程中也沒有全部恢復。另一方面，北宋經濟極為繁榮，裡坊制已經無法適應新的商業活動需求，一番變革勢在必行。
以首都東京汴梁為例，從後周時期開始，就有人打破坊牆和市牆的限制，臨街開店，到了北宋初年愈演愈烈，漸漸形成繁榮的街市。朝廷認為這種局面不符合千年以來的古制，而且會帶來侵佔路面、影響交通的後果，遂屢次下達嚴禁“侵街設店”的法令。但是這些沿街的店鋪如荒草一般，“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被封閉後，一旦禁令稍有鬆弛，立刻重新出現。於是朝廷再封，過一段時間店家再開，來來回回，循環往復。
到了後來，朝廷覺得不勝其煩，管理日漸鬆懈。同時，一些高官權貴也紛紛沿街開設邸店，出租牟利，他們帶頭反對朝廷禁令，主張徹底放開。最終市場派大獲全勝，裡坊制被廢止，往日的高牆紛紛消失，“市”在空間和時間上都得到極大的拓展，東京的大街小巷、橋頭路口紛紛沿街開店，各種早市、夜市以及廟會集市和節日集市層出不窮，應有盡有，繁華程度不在今天的上海、深圳之下，其盛況可以通過張擇端所繪《清明上河圖》和孟元老所著《東京夢華錄》得到佐證。
如此景象，不但蘊含巨大的商業利益，也給市民帶來極為豐富的日常生活，相比唐長安城而言，無疑是一種歷史的進步。究其根源，不得不感謝坊牆和市牆的拆除。
從此之後，中國的城市翻開了全新的一頁，由裡坊制轉化為街巷制。蘇州、揚州、湖州、明州（今寧波）、泉州等南方城市比北方城市的商業更為發達，甚至出現“臨水而楹，跨衢而宇”的店鋪格局。
當然，歷史也會出現新的反復。清朝入關之後，曾經在首都北京實行滿漢分治制度，將內城定為八旗駐地，把漢族居民和大多數店鋪、酒樓、茶舍、戲園、妓院等商業設施遷到外城。到了清代中葉，這種格局逐漸被打破，很多漢人在內城定居，也有很多店鋪在內城重新開張，但直到清末民初，北京外城的商業都遠比內城繁榮得多，著名的前門大街、天橋、大柵欄、琉璃廠、八大胡同以及許多老字型大小都在外城。外城街道偏窄，建築品質普遍不及內城的高牆大院，很多地方顯得擁擠而雜亂，可是鱗次櫛比的臨街店鋪卻帶來更為濃郁的生活氣息，利弊得失，倒也難說。
清代徐揚 《京師生春詩意圖》中的北京外城商業街
中國古代牆最多的地方就是宮廷，無論是宮殿還是皇家園林，都以重重宮牆封禁，不但帶來巨大的安全感，同時也象徵著皇權的高不可攀、遠離凡塵，因此宮廷是距離商業市井最遠的場所，皇帝和後妃們也是最不可能逛街的特殊人群。
可是吊詭的是，歷代宮廷偏偏對民間的市肆非常嚮往，熱衷於在高牆之內仿建各種店鋪。這種風氣從漢靈帝開始，一直延續到清朝，絡繹不絕。以清朝為例，北京西北郊的暢春園、圓明園、靜宜園和清漪園（頤和園）森嚴的圍牆中都設有所謂的“買賣街”，吃喝玩樂各式鋪面一應俱全，實際上完全是一種佈景擺設，一般在元宵節或其他一些特殊節日開放，以太監冒充店員，讓皇帝和後妃們臨時感受一下逛街購物的樂趣。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的實例，是頤和園北宮門內重建的一條蘇州街。
臺灣著名作家李敖先生在小說《北京法源寺》中曾經對宮廷中的買賣街做過一番評論：“這是中國式的化裝舞會，遠從紀元前二世紀便流行在中國皇宮裡，有時候皇帝也親自加入，扮演成商人等等，與左右同樂，學做老百姓開心。他們整個是另一個階級——把老百姓關在十八道金碧輝煌的宮門外面，然後在裡面裝做老百姓的階級。”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矯飾的買賣街也是對宮禁高牆的一種逆反。
新中國建立之後的很長時間裡，物資匱乏，商店偏少，很多城市街道兩側都是高牆，顯得冷漠而封閉。20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常常把“破牆開店”看做是突破僵化模式、促進市場繁榮的重要舉措，受到全民熱烈擁護。
時至今日，絕大多數城市的臨街商鋪已形成燎原之勢，以致出現大量違章建築和占道經營現象，隱患重重，給城市帶來許多新的問題，確實需要市政管理者認真予以應對。解決之道是否只有砌牆封店一種選擇也值得思索。
在更遠一些的將來，隨著城市格局的不斷更新和商業形態的劇烈變革，牆與店的形式也許會出現更為驚人的異化，甚至遠遠超出我們今天的想像，但這對冤家糾纏千年的歷史，只怕未必就會終結。
然後在圈裡勾畫道路，劃定包括市場在內的各種區域。更重要的是，宋代之前的城市長期實行“裡坊制”，不但宮殿區、居民區有牆圍合，所有市場也都集中設置在封閉的高牆之中。先秦時期齊國官書《考工記》描述國都規劃，有一句說“面朝後市”，意思是應該在宮殿的南面設朝會區，北面設市場區。這種市場四面築牆，邊牆上各辟一座市門，裡面分設店鋪和攤位，平時由市令管理，早晨開門，晚上關閉。《周禮·地官》專門有一章“司市”，規定市場中包含朝市、夕市和大市三種交易場所：朝市居東，清晨營業，主要是商人之間的大額貿易；夕市居西，傍晚營業，開展大商人對小店主的批發業務；大市居中，正午營業，屬於面向市民的零售集市。
這套分時分區的市場管理制度看上去挺完善，但實際上無論對於商戶還是居民來說，都很不方便。中國古代長期實施“重農抑商”的政策，商業地位不高，所占經濟比重有限。“四民”的排列次序是士、農、工、商，商人居於末尾（白居易《琵琶行》中描寫的那位樂女 “老大嫁作商人婦”，可見她青春貌美的時候是不會選擇商人的，與今天的姑娘個個想嫁老闆的擇偶標準迥異）。在此背景下，市場也受到極其嚴格的管理，一切商業活動都屈從於高牆的約束。
而西方的情形與中國大不相同。歐洲歷來重視商業，商人的社會地位較高，城市往往因為商貿活動而興起，逐步發展而成，並非完全行政主導的結果，“市”的意義遠遠高於“城”的概念。市場和商鋪通常佔據城市最核心的地段，面朝廣場或街道開門，具有開放的空間特徵。城市週邊有時也會修築城牆，但輪廓都比較曲折，不如中國古城那樣規整。
唐代長安城東西市分佈示意圖
唐朝是中國裡坊制最成熟的時期。首都長安城擁有百萬人口，是古代全世界範圍內規模最大的超級都市，卻只有兩個封閉集中的市場——東市和西市。兩市占地面積都有九十多萬平方米，設有各式商鋪，囊括“二百二十行”，貨物琳琅滿目。東市相對靠近東內大明宮和南內興慶宮，周圍裡坊分佈著很多高官顯貴的府邸，因此以經營高級商品、服務上層為主。西市主要面向廣大平民，另有許多來自西域、波斯、阿拉伯、日本、朝鮮半島的客商在此交易，比東市更熱鬧。傳說我們今天之所以把購物稱作“買東西”而不叫“買南北”，就源自大唐長安的東西兩市格局。除了這種封閉的市場而外，唐朝人沒有其他街可逛，因為所有城市街道的兩側都是牆，一片蕭殺，夜間還實行“宵禁”制度，連門都出不去。
這種情形在北宋時期終於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
經過唐末五代的戰亂之後，中國各地城市都淪於殘破，原有的坊牆和市牆大都遭到破壞，在城市重建過程中也沒有全部恢復。另一方面，北宋經濟極為繁榮，裡坊制已經無法適應新的商業活動需求，一番變革勢在必行。
以首都東京汴梁為例，從後周時期開始，就有人打破坊牆和市牆的限制，臨街開店，到了北宋初年愈演愈烈，漸漸形成繁榮的街市。朝廷認為這種局面不符合千年以來的古制，而且會帶來侵佔路面、影響交通的後果，遂屢次下達嚴禁“侵街設店”的法令。但是這些沿街的店鋪如荒草一般，“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被封閉後，一旦禁令稍有鬆弛，立刻重新出現。於是朝廷再封，過一段時間店家再開，來來回回，循環往復。
到了後來，朝廷覺得不勝其煩，管理日漸鬆懈。同時，一些高官權貴也紛紛沿街開設邸店，出租牟利，他們帶頭反對朝廷禁令，主張徹底放開。最終市場派大獲全勝，裡坊制被廢止，往日的高牆紛紛消失，“市”在空間和時間上都得到極大的拓展，東京的大街小巷、橋頭路口紛紛沿街開店，各種早市、夜市以及廟會集市和節日集市層出不窮，應有盡有，繁華程度不在今天的上海、深圳之下，其盛況可以通過張擇端所繪《清明上河圖》和孟元老所著《東京夢華錄》得到佐證。
如此景象，不但蘊含巨大的商業利益，也給市民帶來極為豐富的日常生活，相比唐長安城而言，無疑是一種歷史的進步。究其根源，不得不感謝坊牆和市牆的拆除。
從此之後，中國的城市翻開了全新的一頁，由裡坊制轉化為街巷制。蘇州、揚州、湖州、明州（今寧波）、泉州等南方城市比北方城市的商業更為發達，甚至出現“臨水而楹，跨衢而宇”的店鋪格局。
當然，歷史也會出現新的反復。清朝入關之後，曾經在首都北京實行滿漢分治制度，將內城定為八旗駐地，把漢族居民和大多數店鋪、酒樓、茶舍、戲園、妓院等商業設施遷到外城。到了清代中葉，這種格局逐漸被打破，很多漢人在內城定居，也有很多店鋪在內城重新開張，但直到清末民初，北京外城的商業都遠比內城繁榮得多，著名的前門大街、天橋、大柵欄、琉璃廠、八大胡同以及許多老字型大小都在外城。外城街道偏窄，建築品質普遍不及內城的高牆大院，很多地方顯得擁擠而雜亂，可是鱗次櫛比的臨街店鋪卻帶來更為濃郁的生活氣息，利弊得失，倒也難說。
清代徐揚 《京師生春詩意圖》中的北京外城商業街
中國古代牆最多的地方就是宮廷，無論是宮殿還是皇家園林，都以重重宮牆封禁，不但帶來巨大的安全感，同時也象徵著皇權的高不可攀、遠離凡塵，因此宮廷是距離商業市井最遠的場所，皇帝和後妃們也是最不可能逛街的特殊人群。
可是吊詭的是，歷代宮廷偏偏對民間的市肆非常嚮往，熱衷於在高牆之內仿建各種店鋪。這種風氣從漢靈帝開始，一直延續到清朝，絡繹不絕。以清朝為例，北京西北郊的暢春園、圓明園、靜宜園和清漪園（頤和園）森嚴的圍牆中都設有所謂的“買賣街”，吃喝玩樂各式鋪面一應俱全，實際上完全是一種佈景擺設，一般在元宵節或其他一些特殊節日開放，以太監冒充店員，讓皇帝和後妃們臨時感受一下逛街購物的樂趣。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的實例，是頤和園北宮門內重建的一條蘇州街。
臺灣著名作家李敖先生在小說《北京法源寺》中曾經對宮廷中的買賣街做過一番評論：“這是中國式的化裝舞會，遠從紀元前二世紀便流行在中國皇宮裡，有時候皇帝也親自加入，扮演成商人等等，與左右同樂，學做老百姓開心。他們整個是另一個階級——把老百姓關在十八道金碧輝煌的宮門外面，然後在裡面裝做老百姓的階級。”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矯飾的買賣街也是對宮禁高牆的一種逆反。
新中國建立之後的很長時間裡，物資匱乏，商店偏少，很多城市街道兩側都是高牆，顯得冷漠而封閉。20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常常把“破牆開店”看做是突破僵化模式、促進市場繁榮的重要舉措，受到全民熱烈擁護。
時至今日，絕大多數城市的臨街商鋪已形成燎原之勢，以致出現大量違章建築和占道經營現象，隱患重重，給城市帶來許多新的問題，確實需要市政管理者認真予以應對。解決之道是否只有砌牆封店一種選擇也值得思索。
在更遠一些的將來，隨著城市格局的不斷更新和商業形態的劇烈變革，牆與店的形式也許會出現更為驚人的異化，甚至遠遠超出我們今天的想像，但這對冤家糾纏千年的歷史，只怕未必就會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