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冤案讓李世民懊悔不堪，開創一個新制度，結果導致更多冤案

不管是在古代還是現代，制度改革要想成功，首先需要一套合理的改革方案，其次需要嚴格的執行過程，二者缺一不可，有時候後者甚至比前者還要重要。人常說，行勝於言，同樣的道理，

再合理的改革方案，如果不嚴格執行，也無濟於事。

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發生過一場因為執行過程不嚴謹而失敗的制度改革。

改革源於一起冤案。貞觀初年，有個叫李好德的人，因為在公共場合宣講妖惑之言而被抓了起來。大理丞張蘊古就此事向太宗求情，

說李好德有瘋癲病，按照法律，不應治罪。太宗私下裡同意寬大處理，張蘊古很高興，跑到牢獄裡和李好德下棋。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趁機彈劾張蘊古，認為張蘊古和李好德私下有交情，有意偏袒他，並指出張蘊古的家鄉在相州，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正是相州刺史。太宗聽了之後大怒，下令將張蘊古斬殺於東市。

《貞觀政要·刑法》中對此事有詳細記載，但最後一處確有不妥，

“蘊古為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張蘊古並不是無罪，只是罪不至死。張蘊古本就以直言規諫被提拔，他向太宗求情自然很正常，真正讓太宗生氣的是他洩露禁中宥赦的密語，又與囚犯一起下棋的行為。

但不管怎樣，太宗的確是冤殺了張蘊古。

事發後太宗很後悔，他反思了很多，在皇權超越法權的時候，竟然沒有大臣出來阻止，法律被無情踐踏，這怎麼能行？太宗想來想去，決定改革死刑覆核制度。

新制度很快公佈於世：以後在京城判死刑的，必須在兩日內進行五次複奏；地方判死刑的要複奏三次。此外，在複審時，對於本應處死，但情有可原的罪犯，應當錄狀上奏。

事情發展到這裡，本應是一個美滿的結局。歷史課本上提到此事，

盡是對太宗的溢美之詞，誇讚他知錯能改，健全制度，是一位仁政的統治者。

這些斷章取義之辭，實在是令人扼腕。很多人都沒有看到這些制度的後果是什麼，究竟運行得如何，只是一股腦地吹捧。

那麼後果究竟怎樣呢？

真相是這些制度並沒有起到作用。

來看一組數據：貞觀四年，死刑犯只有29人；貞觀六年，死刑犯有290人（或390人，此處有爭議）。為何短短兩年時間，死刑犯漲了十倍之多？這在貞觀初年那個政治清平、國泰民安的年代，如果單純理解成犯罪率上升，是不可能的。

真相就是，在張蘊古被冤殺之後，所有的官員都引以為戒，踐行“寧可錯殺也不錯放”的執法理念。對於他們來說，張蘊古為犯人求情被殺，是一個血淋淋的教訓。而所謂的“五複奏”制度，不過是一套程式罷了。

死刑犯數量急劇上升，太宗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向大理卿劉德威詢問原因，德威回答，以往官員輕罪重罰減三等，重罪輕罰減五等，如今輕罪重罰則無罪，重罪輕罰是大罪，這是死刑犯急劇增加的根源。太宗聽罷恍然大悟。

應該說，太宗用屠刀親手抹殺了自己的仁政理念。張蘊古獲死，真正的後果不是制度的完善，而是官員不敢再輕易出罪，使得很多不應入罪的入罪，增加了冤案。貞觀六年的幾百名死刑犯，中間有多少是被冤者，不得而知。這樣來看，貞觀六年唐太宗縱囚，或許是他為了挽回過失而上演的一場大戲。

為臣難，為君亦不易。其實太宗已經做到了所能做的一切，但無奈封建時代，縱有追悔，又無所及。縱觀整個古代，皇權永遠都淩駕於法權之上，這才是冤案屢屢發生的根本。所以，依法治國是好事，但治國者要先守法。

而所謂的“五複奏”制度，不過是一套程式罷了。

死刑犯數量急劇上升，太宗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向大理卿劉德威詢問原因，德威回答，以往官員輕罪重罰減三等，重罪輕罰減五等，如今輕罪重罰則無罪，重罪輕罰是大罪，這是死刑犯急劇增加的根源。太宗聽罷恍然大悟。

應該說，太宗用屠刀親手抹殺了自己的仁政理念。張蘊古獲死，真正的後果不是制度的完善，而是官員不敢再輕易出罪，使得很多不應入罪的入罪，增加了冤案。貞觀六年的幾百名死刑犯，中間有多少是被冤者，不得而知。這樣來看，貞觀六年唐太宗縱囚，或許是他為了挽回過失而上演的一場大戲。

為臣難，為君亦不易。其實太宗已經做到了所能做的一切，但無奈封建時代，縱有追悔，又無所及。縱觀整個古代，皇權永遠都淩駕於法權之上，這才是冤案屢屢發生的根本。所以，依法治國是好事，但治國者要先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