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在古代還是現代， 制度改革要想成功， 首先需要一套合理的改革方案， 其次需要嚴格的執行過程， 二者缺一不可， 有時候後者甚至比前者還要重要。 人常說， 行勝於言， 同樣的道理， 再合理的改革方案， 如果不嚴格執行， 也無濟於事。
一千多年前的唐代， 就發生過一場因為執行過程不嚴謹而失敗的制度改革。
改革源於一起冤案。 貞觀初年， 有個叫李好德的人， 因為在公共場合宣講妖惑之言而被抓了起來。 大理丞張蘊古就此事向太宗求情， 說李好德有瘋癲病， 按照法律， 不應治罪。 太宗私下裡同意寬大處理， 張蘊古很高興， 跑到牢獄裡和李好德下棋。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趁機彈劾張蘊古， 認為張蘊古和李好德私下有交情， 有意偏袒他， 並指出張蘊古的家鄉在相州， 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正是相州刺史。 太宗聽了之後大怒， 下令將張蘊古斬殺於東市。
《貞觀政要·刑法》中對此事有詳細記載， 但最後一處確有不妥， “蘊古為丞四年， 以無罪受戮”， 張蘊古並不是無罪， 只是罪不至死。 張蘊古本就以直言規諫被提拔， 他向太宗求情自然很正常， 真正讓太宗生氣的是他洩露禁中宥赦的密語， 又與囚犯一起下棋的行為。
但不管怎樣， 太宗的確是冤殺了張蘊古。 事發後太宗很後悔， 他反思了很多， 在皇權超越法權的時候， 竟然沒有大臣出來阻止， 法律被無情踐踏， 這怎麼能行？太宗想來想去， 決定改革死刑覆核制度。
新制度很快公佈於世：以後在京城判死刑的， 必須在兩日內進行五次複奏；地方判死刑的要複奏三次。 此外， 在複審時， 對於本應處死， 但情有可原的罪犯， 應當錄狀上奏。
事情發展到這裡， 本應是一個美滿的結局。 歷史課本上提到此事， 盡是對太宗的溢美之詞， 誇讚他知錯能改， 健全制度， 是一位仁政的統治者。
這些斷章取義之辭， 實在是令人扼腕。 很多人都沒有看到這些制度的後果是什麼， 究竟運行得如何， 只是一股腦地吹捧。
那麼後果究竟怎樣呢？
真相是這些制度並沒有起到作用。 來看一組數據：貞觀四年， 死刑犯只有29人；貞觀六年， 死刑犯有290人（或390人， 此處有爭議）。 為何短短兩年時間， 死刑犯漲了十倍之多？這在貞觀初年那個政治清平、國泰民安的年代， 如果單純理解成犯罪率上升，
真相就是， 在張蘊古被冤殺之後， 所有的官員都引以為戒， 踐行“寧可錯殺也不錯放”的執法理念。 對於他們來說， 張蘊古為犯人求情被殺， 是一個血淋淋的教訓。 而所謂的“五複奏”制度， 不過是一套程式罷了。
死刑犯數量急劇上升， 太宗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他向大理卿劉德威詢問原因， 德威回答， 以往官員輕罪重罰減三等， 重罪輕罰減五等， 如今輕罪重罰則無罪， 重罪輕罰是大罪， 這是死刑犯急劇增加的根源。 太宗聽罷恍然大悟。
應該說，太宗用屠刀親手抹殺了自己的仁政理念。張蘊古獲死，真正的後果不是制度的完善，而是官員不敢再輕易出罪，使得很多不應入罪的入罪，增加了冤案。貞觀六年的幾百名死刑犯，中間有多少是被冤者，不得而知。這樣來看，貞觀六年唐太宗縱囚，或許是他為了挽回過失而上演的一場大戲。
為臣難，為君亦不易。其實太宗已經做到了所能做的一切，但無奈封建時代，縱有追悔，又無所及。縱觀整個古代，皇權永遠都淩駕於法權之上，這才是冤案屢屢發生的根本。所以，依法治國是好事，但治國者要先守法。
應該說，太宗用屠刀親手抹殺了自己的仁政理念。張蘊古獲死，真正的後果不是制度的完善，而是官員不敢再輕易出罪，使得很多不應入罪的入罪，增加了冤案。貞觀六年的幾百名死刑犯，中間有多少是被冤者，不得而知。這樣來看，貞觀六年唐太宗縱囚，或許是他為了挽回過失而上演的一場大戲。
為臣難，為君亦不易。其實太宗已經做到了所能做的一切，但無奈封建時代，縱有追悔，又無所及。縱觀整個古代，皇權永遠都淩駕於法權之上，這才是冤案屢屢發生的根本。所以，依法治國是好事，但治國者要先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