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小知識：中國古代的姓和氏

文化史知識

中國古代的姓和氏 李解民

今天我們一說到姓和氏，

大家都覺得是一回事。確實，很久以來，一個人的姓就是氏。所謂“張氏”、“劉氏”，換言之即“姓張的”、“姓劉的”。但是，在中國上古時期——先秦時代，姓和氏是被嚴格地加以區別的。弄清這一點．對於認識、研究當對的社會歷史有著重要的意義。

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種族的稱號，氏則為由姓衍生的分支。姓的起源比較古老，形成以後非常穩定。氏卻不然，相對姓。來說，它是後起的，

隨著各種歷史條件的影響出現不斷的變更。《左傳·隱公八年》中有一段話，清楚地揭示了姓和氏的關係：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姓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意思是說：天子建立有德之人為諸侯，根據他的出生賜姓，分封土地而又根據封地命名氏。諸侯對於卿大夫，以其字作為溢號，後人便當作族號；世代擔任某一官職而有功者，

就以官名為族號；也有以封邑作為族號的。先來談淡姓。

有人根據《春秋》，考得秦漢以前的二十二個姓(見頤炎武《日知錄》卷二三)。例如周王室和魯、晉、鄭、衛、燕、虞、虢、吳、隨、巴等封國都是姬姓，齊、申、呂、許等國是姜姓，秦、徐等國是贏姓，楚國是羋姓，殷人後裔的宋國是子姓，夏人後裔的越國是姒姓，傳說中虞舜後裔的陳國是媯姓，等等。這大致可以反映西周至春秋時代姓的情況。這些姓究竟如何發生，

當時的人已不能詳考，只有一些零碎的歷史傳說。譬如《國語·晉語》載“黃帝以姬

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薑”。《周語》載“我姬氏出白天黿”。至於秦漢以後，對於姓的發生，說法雖多，也更為精緻詳密，但往往出於後人的自我作古，可信程度還趕不上先秦的傳說。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透過一些有關姓的記載、傳說，從中窺得上古和遠古時期社會的某些重要側面。

許多古姓都從女旁，連“姓”這個字本身也從女旁，這是我們祖先曾經歷過母系氏族社會的痕跡。有的古老姓氏與動物有關，則暗示了我們祖先曾有過原始氏族的“圖騰”崇拜現象。

周代的姓和氏，有一套相當嚴密的制度。它是當時盛行的封建宗法制度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①每個人一生下來，姓是早就確定好了的。但氏只有貴族才有，因為氏是辨別貴賤而為貴族獨有的標誌。

在以男子為中心的周代，男子作為氏族的主體和當然代表，只稱氏而不稱姓。至於女子則稱姓。貴族女子在婚前婚後、生前死後，有種種不同稱呼的方法，但無論怎麼稱呼，必須帶上姓。舉例來說，一個出生于齊國公族的女子，一般就叫做“齊薑”；若是嫁給魯國國君，就可以叫做“魯薑”；死後又可以用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諡號來稱呼，魯桓公的妻子死後叫“文姜”，“文”是她本人的諡號。同姓之間不許通婚，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規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著”(《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同姓不婚，惡不殖也”(《國語·晉語》)，古人很早就懂得近親婚配會產生不良後代的道理。為了辨別男女姓的異同從而決定嫁娶與否，在女子稱謂中標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貴族甚至對買來的姬妾侍女也要進行辨姓，如果無法知道，就用占卜來確定(參見《左傳·昭西元年》)。周及魯、晉等姬娃封國同姜姓齊國有世代通婚的傳統，無疑是維繫周王朝與異姓封國之間政治聯繫的一條重要紐帶。姓與貴族婚姻之間的種種規定，乃是周代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集中代表——禮的一項重要內容。

再來談談氏。

氏的情況比姓要複雜得多。前面已談到，氏是標明一個人身分貴賤的。貴族男子通常稱氏。關於氏的具體命名方法，開頭所引《左傳·隱公八年》那段話可以說是一個綱。

諸侯以受封的國名為氏，如；陳氏、宋氏。

諸侯的子孫在稱謂上有一套規定：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其祖父的字為氏。

卿大夫有的以職官為氏，如：師氏、史氏、卜氏、祝氏、巫氏、士氏、司馬氏、司空氏、中行氏、陶氏、籍氐；有的以所受封邑當為氏，如晉國的韓氏、魏氏、趙氏、範氏，知氏。這最常見。

另外，還有以居處為氏的，如；東郭氏、南宮氏、百里氏，柳下氏；還有以父親的字為氏的，等等。

這裡有兩點需要注意。一，婦女的稱呼可於姓下加“氏”字，如：姜氏，姬氏、媯氏、嬴氏。這種情況下，“氏”之前的稱呼代表姓，應與一般“×氏”的“×”表示氏相區別。“氏”的這種用法，與先秦古書常見的“母氏”、“舅氏”、“伯氏”中“氏”的用法相當。二、通常情況下氏和族有別，但有時又可相通。《戰國策·秦策》“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這裡的“族”即指氏。

氏的情況較姓複雜，還表現在姓是穩定不變的，而氏卻是可變的，有時還變化相當頻繁。尤其是諸侯公室和卿大夫，有的不僅上一代和下一代不同氏，而且一個人前後可以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氏。氏的這種變化更替，往往反映了貴族內部各派力量在政治鬥爭中的此起彼落。一個貴族男于一生中可以有幾個氏，因而在稱謂上呈現出複雜多變的情形。春秋中期，晉國有位大夫僅見于《左傳》的稱謂就有九種之多。九種稱謂分別是：會、季氏、武子、士會，士季、隨會、隨武子、范會、范武子。如果不明白這位大夫前後曾有過三個氏，便很不容易弄清這麼多不同的稱謂指的都是一個人。士、隨，範是氏。士，出自其祖先曾擔任過士的職務，是以官名為氏。隨、範分別是這位大夫先後受封的兩個采邑，是以封邑為氏。其餘，會為名，季為排行，武為諡號。懂得這些，就不難理解那九種稱謂只不過是一個人的不同叫法而已。又如戰國中期的著名法家商鞅，又叫做衛鞅、公孫鞅，那是由於商鞅原系衛國公室的子孫。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氏族作為周王朝最基本的政治組織形式，其存在、發展乃至衰落的狀況極大地左右著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氏族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乃是研究先秦史的一把鑰匙。

談到這裡，姓和氏的區別已是顯而易見的了。但正如任何互相聯繫著的事物一樣，它們之間的區別還具有相對的一面。《國語·晉語》上說；“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這個古老的傳說曲折地反映出：西周時代的一些異姓往遠古追溯的話，很可能出於同一個源。如此說來。這些異姓在形成之初，完全相當於日後由一個姓派生出來的不同氏。所以，我們又說姓和氏的區別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總是聯繫著一定歷史條件而言的。

隨著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潰，氏族貴族日趨瓦解，它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戰國時期姓氏制度發生混亂。秦的統一，基本結束了西周封建宗法制度，舊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盡，姓和氏開始合二為一。經過秦末大亂，社會進入西漢，姓氏就完全融為一體。正因為這樣，西漢中期的司馬遷寫《史記》時便已不那麼注意先秦時代姓和氏的區剮了。他在《孔子世家》裡說孔子“字仲尼，姓孔氏”。其實孔子祖先是宋國人，姓子，孔只是氏。這是司馬遷同於當時習慣造成的一個疏忽。他在《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就將屈原的姓和氏分得清清楚楚。

今天，離開司馬遷那個時代兩千多年了。許多人不知道上古時期姓氏相分，自屬情理之中的事。但如果我們想學習、研究祖國的歷史，那末，弄清中國古代的姓和氏還是必要的一課。

“文”是她本人的諡號。同姓之間不許通婚，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規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著”(《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同姓不婚，惡不殖也”(《國語·晉語》)，古人很早就懂得近親婚配會產生不良後代的道理。為了辨別男女姓的異同從而決定嫁娶與否，在女子稱謂中標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貴族甚至對買來的姬妾侍女也要進行辨姓，如果無法知道，就用占卜來確定(參見《左傳·昭西元年》)。周及魯、晉等姬娃封國同姜姓齊國有世代通婚的傳統，無疑是維繫周王朝與異姓封國之間政治聯繫的一條重要紐帶。姓與貴族婚姻之間的種種規定，乃是周代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集中代表——禮的一項重要內容。

再來談談氏。

氏的情況比姓要複雜得多。前面已談到，氏是標明一個人身分貴賤的。貴族男子通常稱氏。關於氏的具體命名方法，開頭所引《左傳·隱公八年》那段話可以說是一個綱。

諸侯以受封的國名為氏，如；陳氏、宋氏。

諸侯的子孫在稱謂上有一套規定：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其祖父的字為氏。

卿大夫有的以職官為氏，如：師氏、史氏、卜氏、祝氏、巫氏、士氏、司馬氏、司空氏、中行氏、陶氏、籍氐；有的以所受封邑當為氏，如晉國的韓氏、魏氏、趙氏、範氏，知氏。這最常見。

另外，還有以居處為氏的，如；東郭氏、南宮氏、百里氏，柳下氏；還有以父親的字為氏的，等等。

這裡有兩點需要注意。一，婦女的稱呼可於姓下加“氏”字，如：姜氏，姬氏、媯氏、嬴氏。這種情況下，“氏”之前的稱呼代表姓，應與一般“×氏”的“×”表示氏相區別。“氏”的這種用法，與先秦古書常見的“母氏”、“舅氏”、“伯氏”中“氏”的用法相當。二、通常情況下氏和族有別，但有時又可相通。《戰國策·秦策》“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這裡的“族”即指氏。

氏的情況較姓複雜，還表現在姓是穩定不變的，而氏卻是可變的，有時還變化相當頻繁。尤其是諸侯公室和卿大夫，有的不僅上一代和下一代不同氏，而且一個人前後可以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氏。氏的這種變化更替，往往反映了貴族內部各派力量在政治鬥爭中的此起彼落。一個貴族男于一生中可以有幾個氏，因而在稱謂上呈現出複雜多變的情形。春秋中期，晉國有位大夫僅見于《左傳》的稱謂就有九種之多。九種稱謂分別是：會、季氏、武子、士會，士季、隨會、隨武子、范會、范武子。如果不明白這位大夫前後曾有過三個氏，便很不容易弄清這麼多不同的稱謂指的都是一個人。士、隨，範是氏。士，出自其祖先曾擔任過士的職務，是以官名為氏。隨、範分別是這位大夫先後受封的兩個采邑，是以封邑為氏。其餘，會為名，季為排行，武為諡號。懂得這些，就不難理解那九種稱謂只不過是一個人的不同叫法而已。又如戰國中期的著名法家商鞅，又叫做衛鞅、公孫鞅，那是由於商鞅原系衛國公室的子孫。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氏族作為周王朝最基本的政治組織形式，其存在、發展乃至衰落的狀況極大地左右著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氏族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乃是研究先秦史的一把鑰匙。

談到這裡，姓和氏的區別已是顯而易見的了。但正如任何互相聯繫著的事物一樣，它們之間的區別還具有相對的一面。《國語·晉語》上說；“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這個古老的傳說曲折地反映出：西周時代的一些異姓往遠古追溯的話，很可能出於同一個源。如此說來。這些異姓在形成之初，完全相當於日後由一個姓派生出來的不同氏。所以，我們又說姓和氏的區別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總是聯繫著一定歷史條件而言的。

隨著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潰，氏族貴族日趨瓦解，它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戰國時期姓氏制度發生混亂。秦的統一，基本結束了西周封建宗法制度，舊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盡，姓和氏開始合二為一。經過秦末大亂，社會進入西漢，姓氏就完全融為一體。正因為這樣，西漢中期的司馬遷寫《史記》時便已不那麼注意先秦時代姓和氏的區剮了。他在《孔子世家》裡說孔子“字仲尼，姓孔氏”。其實孔子祖先是宋國人，姓子，孔只是氏。這是司馬遷同於當時習慣造成的一個疏忽。他在《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就將屈原的姓和氏分得清清楚楚。

今天，離開司馬遷那個時代兩千多年了。許多人不知道上古時期姓氏相分，自屬情理之中的事。但如果我們想學習、研究祖國的歷史，那末，弄清中國古代的姓和氏還是必要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