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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金融“貓鼠遊戲”背後:要強化監管,更要回歸金融本源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當前系統性風險總體可控,但對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累積風險要高度警惕。穩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

有序化解處置突出風險點,整頓規範金融秩序,築牢金融風險‘防火牆’”。這再次表明防範金融系統性風險依然是政府經濟工作的重點,而且份量比往年更重。

就在“兩會”前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上,最高決策層已經明確提出了金融領域的工作重點——“防控金融風險,要加快建立監管協調機制,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強化統籌協調能力,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風險。

要及時彌補監管短板,做好制度監管漏洞排查工作,參照國際標準,提出明確要求。要堅決治理市場亂象,堅決打擊違法行為。要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創新,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水準。”

這段話基本可以歸納為12個字——“防風險、補短板、堵漏洞、治亂象”,從“防補堵治”的措辭已經十分明確的表明,未來一段時期金融監管只會是不斷加強,由此帶來的必然結果貨幣金融環境一定逐漸趨緊的,

這是第一個判斷。

貨幣金融環境趨緊變化之後,對於實體經濟而言,融資貴、融資難的問題可能再次升溫,這是第二個判斷。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十分明確提出“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為此對於金融領域而言,就需要在加強監管緩解金融風險的同時,還要盡力保證經濟運行的穩定,由此,第三個判斷是實現此兼顧目標很難。

正是在這種矛盾下,

我們看到的實際情況是,伴隨金融監管的不斷加強,金融領域的風險卻有增無減,打個不恰當的比喻,近幾年監管機構和監管物件間的關係,像極了迪士尼經典動畫“貓和老鼠”中的Tom和Jerry,幾乎Tom所有的捕鼠技能都是Jerry教的,那麼結局可想而知了——“摁下葫蘆起了瓢”的局面愈演愈烈。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監管機構在博弈中始終處於下風呢?

首先,觀察一下危機以來,中國金融的變化。

為觀察方便,我將選取的各項指標2004年底資料設定為基數100,其中有兩處資料變化格外明顯。

1.2012年之前,GDP、央行資產、商業銀行資產以及外匯占款和金融同業規模的增長軌跡基本是一致的;2012年之後,逐漸出現了分離,增速進一步加快的是金融同業規模和商業銀行資產規模,但GDP增長曲線逐漸被拉開了差距。

2.商業銀行資產與央行資產比值呈現加速上升態勢,即便是2015年央行資產規模淨減少2萬億元,

2016年開始實施MPA(宏觀審慎評估體系)之後,到目前為止,商業銀行的快速擴表行為並沒有出現實質性改變。

這兩個變化綜合起來,就是近年來監管層急於要扭轉的金融空轉、脫實向虛及金融高杠杆等問題,從2013年至今,監管機構依次針對理財、影子銀行、同業及資管等業務,持續密集出臺監管政策的初衷所在。客觀地講,監管效果是不佳的,不然在最高層的最新措辭中,就不會出現“防補堵治”這樣嚴厲的字眼。而去年房地產市場的井噴讓問題更加複雜化,例如2016年新增的12.7萬億元貸款中,超過四成是房地產貸款(5.67萬億元),其中個人購房貸款新增4.96萬億元,這組金融資料背後,映射出房子的金融屬性確實是被過度放大了。

歸納起來就是中國當前金融活動的頻繁和擴容,已經超出了經濟運行本身之所需,但僅僅靠監管機構在監管指標和手段的技術性修復,可能很難糾正過來,甚至不斷加碼的監管,本身就是金融異化的促成因數(監管套利層出不窮,愈演愈烈)——就像Tom針對Jerry的每一次新抓捕策略後,隨後的劇情總是Tom被這些新策略困擾。

究竟該如何解釋此種困擾呢?

我的看法是:如果可以向前追溯的話,當前金融亂象的根本原因,首先是全球金融危機為了配合4萬億政府投資計畫,實現率先復蘇,中央把金融資源配置權下放給了地方,後遺症就是當經濟刺激計畫結束後,經濟運行已經越來越依靠金融活動的增加。如果金融的增加能夠滲透到分配領域、生產和消費領域,促成經濟新增長點的快速形成,那麼經濟是會逐漸復蘇起來的。但我們的實情,至今還是更多停留在金融領域,所以結果只能是宏觀資料好看,經濟實情難受,復蘇進程起伏。

我想如果不把這個癥結捏住,儘量少做不必要的動作(日後的負擔),最好是能夠會診出一個治療方案,那麼中國金融Tom和Jerry的故事還會繼續的。

要是開藥方的話,我覺得起碼得有兩個層次的內容亟需納入政策考慮:

第一個層次,還貨幣政策是總量調控政策的本源。實際上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在兼顧保證經濟運行穩定和推進結構調整的宏觀目標下,近年來,貨幣政策工具有了很多創新,但在利率市場化未完成、信貸額度管控仍存、視窗指導高頻等調控環境下,一些定向的創新工具無法透過市場傳遞出清晰的意圖,反而或多或少增添了很多噪音,逆向增加了不確定性,這些扭曲應該說基礎原因在讓總量調控工具行使結構性工具的職能,多多少少有些“趕鴨子上架”的味道,應該儘快扭轉。

第二層次,還金融融資本源。現代金融的核心功能應該是通過融資實現資金配置效率的優化,換句話說就是金融始終視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由此帶來的“金融脫媒”、“金融深化”、“金融市場化”等等也均應圍繞此展開。那麼邏輯上,如果實體經濟處於收縮階段(經濟下行期),商業金融體系理應同步收縮,此無可厚非;但若無論是出於何種原因,硬要商業金融逆週期的話,“金融空轉”不可避免,同時是不是一味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就是金融改革不能變的方向,也需要進一步討論,其中是否存在時空和程度問題呢?

近年來,在金融領域頻繁出現的“摁下葫蘆起了瓢”,在宏觀經濟運行中始終難以克服的“脫實向虛”的問題,均將箭頭指向了上述兩個層次的內容,是時候反思和改進的時候了。

持續密集出臺監管政策的初衷所在。客觀地講,監管效果是不佳的,不然在最高層的最新措辭中,就不會出現“防補堵治”這樣嚴厲的字眼。而去年房地產市場的井噴讓問題更加複雜化,例如2016年新增的12.7萬億元貸款中,超過四成是房地產貸款(5.67萬億元),其中個人購房貸款新增4.96萬億元,這組金融資料背後,映射出房子的金融屬性確實是被過度放大了。

歸納起來就是中國當前金融活動的頻繁和擴容,已經超出了經濟運行本身之所需,但僅僅靠監管機構在監管指標和手段的技術性修復,可能很難糾正過來,甚至不斷加碼的監管,本身就是金融異化的促成因數(監管套利層出不窮,愈演愈烈)——就像Tom針對Jerry的每一次新抓捕策略後,隨後的劇情總是Tom被這些新策略困擾。

究竟該如何解釋此種困擾呢?

我的看法是:如果可以向前追溯的話,當前金融亂象的根本原因,首先是全球金融危機為了配合4萬億政府投資計畫,實現率先復蘇,中央把金融資源配置權下放給了地方,後遺症就是當經濟刺激計畫結束後,經濟運行已經越來越依靠金融活動的增加。如果金融的增加能夠滲透到分配領域、生產和消費領域,促成經濟新增長點的快速形成,那麼經濟是會逐漸復蘇起來的。但我們的實情,至今還是更多停留在金融領域,所以結果只能是宏觀資料好看,經濟實情難受,復蘇進程起伏。

我想如果不把這個癥結捏住,儘量少做不必要的動作(日後的負擔),最好是能夠會診出一個治療方案,那麼中國金融Tom和Jerry的故事還會繼續的。

要是開藥方的話,我覺得起碼得有兩個層次的內容亟需納入政策考慮:

第一個層次,還貨幣政策是總量調控政策的本源。實際上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在兼顧保證經濟運行穩定和推進結構調整的宏觀目標下,近年來,貨幣政策工具有了很多創新,但在利率市場化未完成、信貸額度管控仍存、視窗指導高頻等調控環境下,一些定向的創新工具無法透過市場傳遞出清晰的意圖,反而或多或少增添了很多噪音,逆向增加了不確定性,這些扭曲應該說基礎原因在讓總量調控工具行使結構性工具的職能,多多少少有些“趕鴨子上架”的味道,應該儘快扭轉。

第二層次,還金融融資本源。現代金融的核心功能應該是通過融資實現資金配置效率的優化,換句話說就是金融始終視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由此帶來的“金融脫媒”、“金融深化”、“金融市場化”等等也均應圍繞此展開。那麼邏輯上,如果實體經濟處於收縮階段(經濟下行期),商業金融體系理應同步收縮,此無可厚非;但若無論是出於何種原因,硬要商業金融逆週期的話,“金融空轉”不可避免,同時是不是一味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就是金融改革不能變的方向,也需要進一步討論,其中是否存在時空和程度問題呢?

近年來,在金融領域頻繁出現的“摁下葫蘆起了瓢”,在宏觀經濟運行中始終難以克服的“脫實向虛”的問題,均將箭頭指向了上述兩個層次的內容,是時候反思和改進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