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隊介入順豐菜鳥握手言和，但掐架背後的法律問題值得大家關注
順豐和菜鳥的互懟終於在國家郵政局的介入下暫告一段落。
本次順豐和菜鳥之戰又有哪些法律解讀呢？
在雙方你來我往的爭奪中，“資訊安全”、“使用者隱私”、“無底線染指快遞公司核心資料”是其中涉及的關鍵字，順豐菜鳥之爭已經變成了一場資料資產爭奪戰。
“戰爭”爆發的時間點也非常巧合，
雙方口水戰互相喊話不斷，卻沒有人試圖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問題。
6月1日，業界期盼已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網路安全法》，未經同意，主動或者被迫提供給菜鳥的話，順豐就違反了刑法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菜鳥就違反了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三款。
但資料的獲取並不是完全沒有辦法。
陳凱撒認為，“用戶同意”、“劃在圈裡”是兩種可行的辦法：其中“使用者同意”是在使用者協議中增加條款，使客戶允許對自己的資訊加工利用。例如，蘋果公司在每次更新協定都會通知客戶，客戶同意才會進行下一步操作；對未簽新約的客戶資料無法使用。
“劃在圈裡”則是讓合作方的客戶使用自己的產品，
杭州盈科律師吳旭華點評順豐和菜鳥的事件認為，以保護使用者資料為由斷開資料通道，與共用、開放為原則的互聯網精神背道而馳。由此將可能導致每個企業各自為政，網路將被斷開成為一個個孤島，顯然也與《網路安全法》的立法宗旨相悖。
應該有理由相信一個市場主體在立法愈加完善的今天，會依法對個人資料採取保護措施，而不能因不放心就採取極端的手段阻斷分享，最終只能損害消費者的利益。
順豐菜鳥互拔網線，若暫且不去理會兩者之間複雜的商業利益糾葛，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聯合創始人麻策律師認為，原因可以歸結於一點——開放平臺資料共用合規問題在《網路安全法》之下愈顯重要。
資料本身是有巨大的商業價值，麻策律師認為，防止開放平臺用個人資訊進行買賣牟利，當然，如果是開放平臺形成的大資料，當然可以商業化利用。個人資訊在任何情況下，如果有“購買”的行為，一定要被歸於非法獲取情況。這就像“器官只能捐贈，而不能買賣”一樣。
如果要走法律途徑，需要當事人（順豐或者菜鳥）先向反壟斷部門、或者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小組投訴，投訴後，當事人需要提供證據，但資料資訊洩露案件取證極為困難。
資料安全取證的難點在於無法查明資料的來源、流轉的管道、侵權的後果等內容，也尚無一家權威的機構對資料分析加以背書和認定，目前的確存在難度。基於此，目前雙方都還沒有訴訟行為。
在趙佔領律師之前代理過的案件中，比較典型的是刑事訴訟案件。有關資訊洩露的民事訴訟案件中鮮有勝訴案例，難點主要有兩點：一是很難證明洩露管道是來自於哪裡，快遞公司、電商平臺、協力廠商服務商、賣家都有可能掌握資料，主體繁雜；二是，即使證明了洩露主體，也難界定使用者損失和資料洩露之間的直接因果關係。
在此次順豐和菜鳥的案件中，順豐並沒有明顯的違規行為。只是因為菜鳥和順豐資料不通，損害了一些商家的利益。順豐和菜鳥應該盡到提前的告知義務，不至於讓一些中小賣家措手不及。
吳旭華律師認為，如果此時訴訟，才是屬於“頭腦發熱”行為。“畢竟此次事件延續時間短，沒有造成嚴重後果，且也與《網路安全法》當天實施有關聯，屬於情有可原之特殊行為和手段，不應當以最後的救濟途徑司法訴訟來解決爭端。”吳旭華律師說。
在郵政總局的調停下，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曹磊主任認為，如此閃電“重婚”，屬於典型父母壓力下的拉郎配，撕破臉後從此面和心不和，時刻提防對方偷窺，還埋下“感情破裂”的種子。
吳旭華律師在接受介面新聞記者採訪時認為，如果大的企業，以資料安全為由要脅使用者，那麼一方面使用者可以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來主張權利，用戶作為消費者享有知情權；另一方面，其他企業，也可以因為大企業壟斷資料的行為，導致市場競爭無法正常進行，以違反《反壟斷法》作為依據，要求行政部門進行查處或者通過訴訟維護權益。
關於量刑，《解釋》中對“情節嚴重”的定義是，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蹤軌跡資訊、通信資訊、征信資訊、財產資訊五十條以上的，而“情節特別嚴重”的定義是以上數量的十倍以上。
以這個業務量級，如果進入法律範疇，應當屬於“情節特別嚴重”的，可以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定罪處罰”。
遼寧亞太律師事務所董毅智律師認為，本次事件，有郵政總局監管的強力介入，這是一種進步。但是其他監管部門、尤其是市場監管部門，反壟斷部門，是否更應該介入，同時雙方是否應在法律的框架下，通過訴訟來解決，而不是企業之間互相打口水仗。
可以看出互聯網“壟斷性企業”骨子裡透出一種對用戶的傲慢。何時中國的行業中，尤其是互聯網領域，真的讓巨頭們體會到反壟斷的威力與懲處，才是真的走向了國際化。
麻策律師認為，防止開放平臺用個人資訊進行買賣牟利，當然，如果是開放平臺形成的大資料，當然可以商業化利用。個人資訊在任何情況下，如果有“購買”的行為，一定要被歸於非法獲取情況。這就像“器官只能捐贈，而不能買賣”一樣。如果要走法律途徑，需要當事人（順豐或者菜鳥）先向反壟斷部門、或者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小組投訴，投訴後，當事人需要提供證據，但資料資訊洩露案件取證極為困難。
資料安全取證的難點在於無法查明資料的來源、流轉的管道、侵權的後果等內容，也尚無一家權威的機構對資料分析加以背書和認定，目前的確存在難度。基於此，目前雙方都還沒有訴訟行為。
在趙佔領律師之前代理過的案件中，比較典型的是刑事訴訟案件。有關資訊洩露的民事訴訟案件中鮮有勝訴案例，難點主要有兩點：一是很難證明洩露管道是來自於哪裡，快遞公司、電商平臺、協力廠商服務商、賣家都有可能掌握資料，主體繁雜；二是，即使證明了洩露主體，也難界定使用者損失和資料洩露之間的直接因果關係。
在此次順豐和菜鳥的案件中，順豐並沒有明顯的違規行為。只是因為菜鳥和順豐資料不通，損害了一些商家的利益。順豐和菜鳥應該盡到提前的告知義務，不至於讓一些中小賣家措手不及。
吳旭華律師認為，如果此時訴訟，才是屬於“頭腦發熱”行為。“畢竟此次事件延續時間短，沒有造成嚴重後果，且也與《網路安全法》當天實施有關聯，屬於情有可原之特殊行為和手段，不應當以最後的救濟途徑司法訴訟來解決爭端。”吳旭華律師說。
在郵政總局的調停下，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曹磊主任認為，如此閃電“重婚”，屬於典型父母壓力下的拉郎配，撕破臉後從此面和心不和，時刻提防對方偷窺，還埋下“感情破裂”的種子。
吳旭華律師在接受介面新聞記者採訪時認為，如果大的企業，以資料安全為由要脅使用者，那麼一方面使用者可以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來主張權利，用戶作為消費者享有知情權；另一方面，其他企業，也可以因為大企業壟斷資料的行為，導致市場競爭無法正常進行，以違反《反壟斷法》作為依據，要求行政部門進行查處或者通過訴訟維護權益。
關於量刑，《解釋》中對“情節嚴重”的定義是，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蹤軌跡資訊、通信資訊、征信資訊、財產資訊五十條以上的，而“情節特別嚴重”的定義是以上數量的十倍以上。
以這個業務量級，如果進入法律範疇，應當屬於“情節特別嚴重”的，可以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定罪處罰”。
遼寧亞太律師事務所董毅智律師認為，本次事件，有郵政總局監管的強力介入，這是一種進步。但是其他監管部門、尤其是市場監管部門，反壟斷部門，是否更應該介入，同時雙方是否應在法律的框架下，通過訴訟來解決，而不是企業之間互相打口水仗。
可以看出互聯網“壟斷性企業”骨子裡透出一種對用戶的傲慢。何時中國的行業中，尤其是互聯網領域，真的讓巨頭們體會到反壟斷的威力與懲處，才是真的走向了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