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於辛勤耕知海，甘以淡泊寫人生，一個農民的愛國熱情
一個農民，卻擁有一顆文人的心，將為國、為民辦書屋當作一生的事業，有人笑他，有人敬他。或許我們做不到老孫那樣，但可以在觀念上去理解他，而他需要的也僅僅是理解而已。
孫衍吾是見過世面的人。他獲得過很多榮譽,幾乎每年都去領獎,還作為全國學雷鋒先進代表進過中南海。
但站在記者面前,老孫皮膚黝黑、鬚髮花白,穿著洗得發黃的白襯衫、紅色人字拖,看上去像是洗腳上田埂的老農。
37年前,孫衍吾在自家8平方米的土坯房裡辦起了一個小小的農家“知海書屋”。起初,很多人都說他不過因為高考落榜一時意氣,搞一兩年自然就會出去掙錢。37年時光荏苒,小孫變老孫,“知海書屋”卻被老孫攢出70多種報紙的合訂本兩萬本、書籍十余萬冊,書屋獲評“全國最美基層圖書館”(2015年中國圖書館年會組委會評)。
58歲的孫衍吾,一個農民,卻擁有一顆文人的心,將為國、為民辦書屋當作一生的事業在做,有人笑他,有人敬他,至今仍充滿爭議。
成人成己的“初心”
“將做有益於他人的事，當作個人修煉。我自己沒考上大學終生不甘 。我辦書屋，除了自學，
老孫出生于海南定安縣多校村,家境貧寒、父母年衰,家中三兄弟排行老三。1977年國家放開限制,不分年齡、結婚與否、家庭成分如何都可參加高考,老孫同萬千寒門子弟一樣,渴望通過高考來改變命運。
“當時很興奮,一晚上睡不著,終於等到這個機會,報名很積極。到處搜集學習資料,有用沒用都收來,見到一本書,趕緊借來抄。
老孫考了三次,結果都一樣——落榜,因為“人笨、基礎差”。
他想再試,他的叔叔說:“整天看書,誰有錢給你買書?”叔叔的話像一盆冷水潑滅了老孫內心的“火”。1980年的老孫22歲,在農村已經是大齡青年,有人說他一輩子結不了婚。母親王妚次說:“老三,看不到你成家,我死不瞑目。
不過,老孫對於知識,“有一種饑渴感”。此後他開始了人生的“自我修煉”——幹農活之餘,他讀書、自學書法、水墨畫和寫作。沒有電就點油燈來學,有人說他這是“燈如紅豆照蝸居”。老孫每天站著練書法3個小時,練得一手好書法,即使是行家也贊“入紙,耐看”。1984年老孫被評為“廣東省自學成材積極分子”。
改革開放初期,老孫注意到很多同村人也像自己一樣追求學習,如饑似渴,一本書借來借去。他決定在自家8平方米的土坯房裡把自己的學習資料“貢獻”出來,辦起了最初的“知海書屋”。
起初,老孫的書很少,他就跟別人借,跟定安縣圖書館借,一次借十本過來,過一個星期就還回去。為買書,他也出門打一些零工攢些錢。父母賣豬賺了些錢,老孫就跟父母商量,說要去買衣服,實際全買書了。“我的父母理解我,他們對我的支援很重要。”
老孫用牙縫中擠出的錢買了多少書?他保留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郵局訂報單據和購書單能鋪滿10平方米水泥地。
“我親愛的父母說,一粒糧食一滴汗,那麼“知海書屋”的每本書、每一份報刊,都凝結著一家人的心血。”在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採訪完回海口後,孫衍吾在紙上寫下這句話,拍照發給記者。
“將做有益於他人的事,當作我的個人修煉。我自己沒考上大學,終生不甘心。我辦書屋,除了自學,就想讓更多農村孩子能讀書、能考大學,不讓他們的人生留遺憾。”這是老孫辦“知海書屋”的“初心”。
截至2016年,他所在的村莊考上130多名大學生,他們無一例外都在“知海書屋”裡度過了童年、少年時代,在這裡讀書、看報、瞭解國內外大事。口口相傳之下,附近村莊和縣城中小學的學生也成為這裡的常客。此外,孫衍吾還踩著一輛“永久”牌帶大樑的破自行車,後座上綁著一個流動書箱,走村串戶到田間地頭給人送書,至今依舊。
記者五一採訪時,偶遇來書屋看望老孫的胡詩澤和陸善山。兩人都是高中就讀定安中學時慕名而來,在這裡度過無數個週末時光。如今大學畢業多年的二人,一個在海南某縣檢察院任職,一個成為返鄉創業優秀青年,每逢節假日都會抽時間過來看望老孫。“真的很感謝孫叔,他這樣的人真是找不到了。”陸善山說。
藏書不舍有字紙
別人覺得沒用的，丟掉的，他撿回來，捋平抹直，擦拭乾淨。如今，老孫的“知海書屋”有70多種報紙的合訂本兩萬本、書籍10余萬冊
很多人只知道“知海書屋”是個圖書館,但只有走進書屋的人、走近老孫的人才能夠明白,掛在書屋二樓的匾額“藏書樓”才真正道出其真義所在。這個藏,既是收藏,更是珍藏。
老孫的藏報架是特意找人用鐵皮定做的,每個書架下面都墊著一塊磚,為了防止海南濕氣重、地面潮而損壞報紙。為節省空間,書架“頂天立地”與樓層齊高,上面擺滿了裝訂好的舊報紙。報紙是用特地買的牛皮紙和麻繩,由老孫和他的兒子孫春源在最近6年間夜以繼日,一張張、一本本手工裝訂的。
在“知海書屋”,不僅能看到時下的報紙雜誌,你還能找到“文化大革命”以後的所有報紙,整整齊齊、裝訂成冊,甚至還有民國的課本。老孫抽出一本封面已經缺了一角的書卷,像個孩子獻寶一樣拿給記者看。“1959年的《星火燎原》,毛主席給這本書親筆題字的嘞。”
一本本發黃的冊頁,透著一股時間的厚重,還有老孫不足為外人道的自得。
愛書如命的老孫,只要是有字的紙都不捨得扔掉,對於這一點老孫念念不忘其父母的優良家風,“我父母掃地的時候,掉下來有字的紙,給我看過才丟掉。”
老孫說,他的“知海書屋”靠的就是收集舊書舊報一點點攢起來的。別人覺得沒用的、丟掉的,他撿回來,捋平抹直,擦拭乾淨。如今,老孫的“知海書屋”有70多種報紙的合訂本兩萬本、書籍10余萬冊。
很多讀書人來到這裡,感慨老孫的書屋是“定安藏書第一家”,也有人評說,“孫衍吾沒有洗衣機、沒有空調、沒有衣櫃,什麼傢俱都沒有,書報卻像山一樣堆起來”。
老孫不僅藏書,還注意收藏一些民間老物件。老米桶、舊盤子、算盤、小人書、煤油燈……隨著時代的變遷,別人當垃圾扔掉的,他卻當寶貝拿回家,一放就是幾十年。甚至還挨家挨戶上門,求取一些老鄉賢的手稿存在他的書屋。“現在他們的一些子女、孫子都感謝我,說以前長輩的作品都找不到了,沒想到你這裡有。”
書住高樓,人睡長椅
孫衍吾房子很多卻沒有床睡，被子白天塞在藏報架的角落裡，晚上把兩張讀者用的長椅一拼，拿出來蓋著就睡。女兒因為家裡沒有床睡，索性去當兩年兵
藏書要有基本條件——房子。書與人爭空間的結果是——書住高樓,人睡長椅、打地鋪,老孫一家四口,就這樣過了幾十年。
外人都說,孫衍吾房子很多,都是國家給蓋的。仔細算來,老孫的房子真不少,最早有8平方米的土坯房,後來倒塌了；接著有父母曾住過的老瓦房,老人家走後,老孫住了進去,抬頭可從屋頂的窟窿中望月；還有上世紀80年代兄弟三人合蓋的三層小樓,老孫要了一樓；以及2008年國家出資興建,現在“知海書屋”掛牌所在的兩層小樓。
但記者在採訪時看到的都是書,只發現一張舊木床擺在老屋的小房間內,床上放的不是被子,而是堆滿的書和報紙。床頭的牆上貼著“安貧樂道”四個字。同樣堆滿書的還有走道、客廳以及所有能用的空間。老孫家是沒有臥室和廚房的。睡覺的被子白天塞在藏報架的角落裡,做飯的液化氣灶擺放在門口的木頭圓桌上,晚上把兩張讀者用的長椅一拼,拿出來蓋著就睡。
“在我們海南,晚上七八點鐘,蚊子成群地圍著人轉,但都不咬我,我一生不掛蚊帳,睡覺很甜的。”老孫認定這是天賜的福分,是老天理解他,不讓蚊子干擾他,讓他能夠好好做一點事情。
為什麼不買張床呢?因為沒有地方放。老孫的母親上世紀80年代就說過,“站沒地方站,坐沒地方坐,到處都是書。”
老孫的閨女孫春瑜今年23歲,正值青春的姑娘誰不想有個自己的閨房?哪怕是一處小小的私密空間。記者採訪期間,孫春瑜被老孫叫了回來,飯後閒聊中問起中午在哪裡休息時,姑娘臉色突然一變哭起來了:“我之前當過兩年兵,你知道我為什麼當兵嗎?沒有床睡,不想在家。去當兩年兵,能得六七萬塊錢回來,然後拿來蓋房子嘛,當時是這樣想的。每個家庭都有房子睡,我只是想有個小房子、有床睡就行了。每次回來都睡報紙旁,還要收拾一下才能睡,所以我幾乎不想回來,因為太苦了。”
旁邊的老孫聞聲,再也把持不住,抱頭痛哭。“我是個很笨的父親”,老孫不停重複著這句話,充滿著對女兒的愧疚。女兒曾在海南衛生第二學校(中專,在瓊海)學習藥劑學,因為家裡沒地方睡,從小就是跟同齡的朋友一起睡。
“老爸覺得我看見他騎破單車送書是嫌棄他,其實不是,我只是要一個好的家庭,想讓他們過得更好。他們辦這些東西,不捨得吃不捨得穿。雖然他們支持我讀最好的學校,但是我讀不進去,就想著怎麼賺錢。”
女兒孫春瑜的這些心裡話,老孫是頭一回聽到。
外地開會淘舊書
老孫把省下來的錢都買了書、訂了報紙。1990年去北京中南海參加全國學雷鋒先進代表座談會，沒有過冬的衣服，到處找親戚借，勉強湊了一身，鞋卻借不到合腳的。就穿著拖鞋隻身北上，剛下飛機，刺骨的涼氣打腳底直冒，為了見中央領導不丟醜，老孫咬咬牙，買了人生中第一雙皮鞋
老婆孩子跟著他,確實過了不少苦日子。不僅住不好,吃穿也沒條件講究。
老孫自己,衣服幾年才買一件新的,襪子必須要破了洞才買,買街邊最便宜的10塊錢3雙；皮鞋是30塊錢1雙的,平時都不捨得穿,而是在有領導來或者辦活動的時候才穿。“噠噠噠”的人字拖,才是他的標配。他的一雙兒女,穿著街邊攤的衣服長大,從不捨得進專賣店買一件。
老孫不抽煙、不喝酒、不喝老爸茶、不打牌、不到外面買早餐。“早餐煮一點稀飯,用細鹽來伴著吃,吃飽就行”,甚至跟記者進路邊小飯館吃一頓飯,對老孫來說,都是件很陌生的事。當地人都說孫衍吾“茶館找不到他,飯店找不到他,書店就能找到他”。
老孫家中一畝五分田的薄地,一畝拿來種水稻、五分田拿來種蔬菜,這保證了一家人基本的生活所需。“我們農村不比城裡,不好意思,沒什麼好招待你的。”記者厚著臉皮跟老孫一家吃了頓晚飯。一鋁鍋剛從地裡摘回來的地瓜葉,還有一盤烤鴨,一看就是為了招待我特意買回來的。實際上,平日裡這一家人半個月不捨得買一次肉菜。
軍坡節是海南的傳統節日,對海南人來說重要性不亞於春節。“我這個人40年不搞軍坡節。到這個時期,殺雞買菜請親戚朋友一起來吃吃喝喝,有錢的人一家花5000元左右,窮的也要花500多,我不搞,講出去人家都笑我的。”也因此,老孫父母總結老孫“你這個人沒有親戚”。
老孫把省下來的錢都買了書、訂了報紙。
1990年3月作為海南唯一一位參加全國學習雷鋒先進代表座談會的人,老孫第一次進了北京中南海接受表彰。臨走前,老孫沒有過冬的衣服,就到處找親戚借,勉強湊了一身,鞋卻借不到合腳的。老孫穿著拖鞋隻身北上,剛下飛機,刺骨的涼氣打腳底直冒,為了見中央領導不丟醜,老孫咬咬牙,買了人生中第一雙皮鞋。
很多親戚朋友想著,老孫難得去趟北京,怎麼著也會帶些特產回來。老孫帶回來的卻是在王府井淘的一捆舊書。而這,也成了老孫此後多年去外地學習開會的“老規矩”。
曬報紙的“傻子”
“說我窮嗎，有萬本書，說我富嗎，就沒有什麼錢，甘苦自得。做點事，就要準備好吃苦的嘞，做人也是這樣”
老孫的“傻”是出了名的。他做得最“傻”的事是曬了37年的報紙。
海南多雨,每年都會刮幾次颱風,而老孫用來藏書的兩處老房子,每到夜晚,屋頂的漏瓦處能冒出一束束燈光,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
“報紙和書怎樣保護”,這對老孫來說是最操心的事情。
雨停放晴,老孫就把淋濕的報紙和書拿出來曬,一張一張地曬,每天曬兩個小時。他的愛人、孩子一起幫著曬,烈日下,滿頭大汗。
“別人都笑我,過期的報紙還不拿來賣?”但他就不!他守著古訓“貧不賣書”。
為支持老孫辦書屋,當時的公社、現在的定城鎮從農村青年裡選拔人才,聘請老孫為宣傳幹事,5年簽一次合同。很多跟老孫一樣的人進了機關,丟了書屋,現在當局長的也不在少數。老孫志不在此,還是守著倒貼錢的書屋不撒手,“有一份工幹就是很樂意的事了,其他的不管。”
“老實說,上世紀80年代我要是去開書店,要發大財咯,當時一本《電影故事》兩毛錢進價,可以賣兩三塊錢。”但是老孫最終沒有這樣做,看著別人掙來的票子、蓋起的房子,忍住了誘惑。
“誰都想吃好、穿好、住好,我老孫為什麼要找苦來吃?我的家訓裡面有四個字——‘甘苦自得’,這四個字概括了我走過來的路。做點事,就要準備好吃苦的嘞,做人也是這樣。”
苦中有樂。1984年,“知海書屋”經媒體關注漸有名氣,全國幾百個人寫信給他,其中八成是高考落榜生寫來的,這些信老孫保存至今。一封信上說:“我以為自己考不上是天底下最沒用的人,一度想尋短見,在報紙上看到你的事蹟,給了我活下去的希望。”
他人的受益給了青年孫衍吾莫大的鼓舞和堅持下去的動力。在如今的“知海書屋”裡面,掛滿了別人送給老孫的對聯,他指著“欲想豐收果,何不耕作勤”跟記者說,“我是很小的人,他人尊重我,多好啊。”
“我們本地人看不起我,說老孫淨做這些沒用的事。外地‘候鳥族’就支持我,說我是實實在在的文化人。”老孫前幾天去定安縣城的銀行轉帳,一個銀行櫃員一下子認出了他,說小時候在“知海書屋”看過書。“聽到這我很高興,很多人做一點事,過幾年就沒人記得了。”
回顧近40年的風風雨雨,老孫歎了句——做人難、做事難。“說我窮嗎,有萬本書,說我富嗎,就沒有什麼錢,甘苦自得。”
甘作文化“愚公”
做文化事業是個長久的事，跟搬一座山一樣，想一點做一點，我這代人搞不完，下代人接著搞，子子孫孫傳承下去
很多人跟老孫說,現在網上什麼書和報紙都有了,你藏這些沒用。“我是聾人,我是啞人,他說就說吧,不管他,這是我和家人幾十年的心血,我要用命來保護它。”嘴上說著不管,老孫心裡還是難免有壓力。況且他也注意到現在來這裡讀書的人越來越少了。
“我是這樣想的,你不看、別人要看,這代人不看、下代人要看,文化是永存的。泱泱中華,不能沒有人讀書,一定要有人管書屋。”
跟一般的農村書屋管理人員開門關門、例行公事不同,老孫密切關注國情省情,總在思考如何結合最新形勢盤活、用足書屋的資源。直觀易懂的主題活動、展覽成了老孫找回讀者、傳播知識的創意。七五普法展、中國傳統家訓家規剪輯資料展、黨的歷次代表大會檔彙編資料陳列展覽……
“今年我要做的一個很重要的事,是紀念恢復高考40周年,高考對沒有背景的農村孩子來說是歷史性的轉折；我還要紀念海南建省30周年,我辦‘知海書屋’的時候,海南還沒有建省。我存了很多建省時期的報紙,很多現在都停刊了,很多大圖書館都沒有……”
27年前,當老孫還是“小孫”的時候,就是全國學習雷鋒先進代表,至今雷鋒的畫像仍掛在“知海書屋”一樓上二樓拐角牆壁的醒目位置,畫像兩邊是老孫用以明志的一副對聯,“樂於辛勤耕知海,甘以淡泊寫人生”。
但年歲越大,老孫說得更多的,還是愚公精神。“我是個笨人,別人走一步,我要走十步才能趕上,做文化事業是個長久的事,跟搬一座山一樣,想一點做一點,我這代人搞不完,下代人接著搞,子子孫孫傳承下去。”
他的兒子孫春源,子承父志,2010年瓊台師專畢業後,放棄了在外地找工作的打算,回來幫助父親管理書屋。書屋現存的兩萬本報紙合訂本大半仰賴他之功,“做這個要有心,很枯燥無聊的,講錢,什麼事都丟了。”孫春源說。
這對上陣父子兵,用實際行動堅守著。
定安縣黨史研究室主任岑運雄說,老孫是共產黨人的榜樣,有共產黨人堅定的信念,認定一個目標,不斷堅持。我搞群眾路線教育和“兩學一做”都會用孫衍吾的例子,“我跟老孫是同齡人,有幸考上大學有一份正式工作,老孫雖落榜卻選擇了一條更有意義、更難走的路,我們雖然做不到孫衍吾那樣,但可以在觀念上去理解他。”
老孫需要的也僅僅是理解而已。
孫衍吾一個普通共產黨員正默默地走著自己所選擇的路，為鄉村的文明進步無私地奉獻自己的青春。他的先進事蹟，先後在《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24家報刊，中央電視臺和中央電臺等6家曾作了專題報導，海南電視臺錄製《特區先鋒》和《青春追蹤》等電視教育專題片，他本人二次受到党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然而，他在榮譽面前，不驕傲、不自滿，更沒有向黨和人民有過任何要求與索取，29年如一日，甘當“傻子”默默地為黨和人民奉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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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初期,老孫注意到很多同村人也像自己一樣追求學習,如饑似渴,一本書借來借去。他決定在自家8平方米的土坯房裡把自己的學習資料“貢獻”出來,辦起了最初的“知海書屋”。
起初,老孫的書很少,他就跟別人借,跟定安縣圖書館借,一次借十本過來,過一個星期就還回去。為買書,他也出門打一些零工攢些錢。父母賣豬賺了些錢,老孫就跟父母商量,說要去買衣服,實際全買書了。“我的父母理解我,他們對我的支援很重要。”
老孫用牙縫中擠出的錢買了多少書?他保留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郵局訂報單據和購書單能鋪滿10平方米水泥地。
“我親愛的父母說,一粒糧食一滴汗,那麼“知海書屋”的每本書、每一份報刊,都凝結著一家人的心血。”在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採訪完回海口後,孫衍吾在紙上寫下這句話,拍照發給記者。
“將做有益於他人的事,當作我的個人修煉。我自己沒考上大學,終生不甘心。我辦書屋,除了自學,就想讓更多農村孩子能讀書、能考大學,不讓他們的人生留遺憾。”這是老孫辦“知海書屋”的“初心”。
截至2016年,他所在的村莊考上130多名大學生,他們無一例外都在“知海書屋”裡度過了童年、少年時代,在這裡讀書、看報、瞭解國內外大事。口口相傳之下,附近村莊和縣城中小學的學生也成為這裡的常客。此外,孫衍吾還踩著一輛“永久”牌帶大樑的破自行車,後座上綁著一個流動書箱,走村串戶到田間地頭給人送書,至今依舊。
記者五一採訪時,偶遇來書屋看望老孫的胡詩澤和陸善山。兩人都是高中就讀定安中學時慕名而來,在這裡度過無數個週末時光。如今大學畢業多年的二人,一個在海南某縣檢察院任職,一個成為返鄉創業優秀青年,每逢節假日都會抽時間過來看望老孫。“真的很感謝孫叔,他這樣的人真是找不到了。”陸善山說。
藏書不舍有字紙
別人覺得沒用的，丟掉的，他撿回來，捋平抹直，擦拭乾淨。如今，老孫的“知海書屋”有70多種報紙的合訂本兩萬本、書籍10余萬冊
很多人只知道“知海書屋”是個圖書館,但只有走進書屋的人、走近老孫的人才能夠明白,掛在書屋二樓的匾額“藏書樓”才真正道出其真義所在。這個藏,既是收藏,更是珍藏。
老孫的藏報架是特意找人用鐵皮定做的,每個書架下面都墊著一塊磚,為了防止海南濕氣重、地面潮而損壞報紙。為節省空間,書架“頂天立地”與樓層齊高,上面擺滿了裝訂好的舊報紙。報紙是用特地買的牛皮紙和麻繩,由老孫和他的兒子孫春源在最近6年間夜以繼日,一張張、一本本手工裝訂的。
在“知海書屋”,不僅能看到時下的報紙雜誌,你還能找到“文化大革命”以後的所有報紙,整整齊齊、裝訂成冊,甚至還有民國的課本。老孫抽出一本封面已經缺了一角的書卷,像個孩子獻寶一樣拿給記者看。“1959年的《星火燎原》,毛主席給這本書親筆題字的嘞。”
一本本發黃的冊頁,透著一股時間的厚重,還有老孫不足為外人道的自得。
愛書如命的老孫,只要是有字的紙都不捨得扔掉,對於這一點老孫念念不忘其父母的優良家風,“我父母掃地的時候,掉下來有字的紙,給我看過才丟掉。”
老孫說,他的“知海書屋”靠的就是收集舊書舊報一點點攢起來的。別人覺得沒用的、丟掉的,他撿回來,捋平抹直,擦拭乾淨。如今,老孫的“知海書屋”有70多種報紙的合訂本兩萬本、書籍10余萬冊。
很多讀書人來到這裡,感慨老孫的書屋是“定安藏書第一家”,也有人評說,“孫衍吾沒有洗衣機、沒有空調、沒有衣櫃,什麼傢俱都沒有,書報卻像山一樣堆起來”。
老孫不僅藏書,還注意收藏一些民間老物件。老米桶、舊盤子、算盤、小人書、煤油燈……隨著時代的變遷,別人當垃圾扔掉的,他卻當寶貝拿回家,一放就是幾十年。甚至還挨家挨戶上門,求取一些老鄉賢的手稿存在他的書屋。“現在他們的一些子女、孫子都感謝我,說以前長輩的作品都找不到了,沒想到你這裡有。”
書住高樓,人睡長椅
孫衍吾房子很多卻沒有床睡，被子白天塞在藏報架的角落裡，晚上把兩張讀者用的長椅一拼，拿出來蓋著就睡。女兒因為家裡沒有床睡，索性去當兩年兵
藏書要有基本條件——房子。書與人爭空間的結果是——書住高樓,人睡長椅、打地鋪,老孫一家四口,就這樣過了幾十年。
外人都說,孫衍吾房子很多,都是國家給蓋的。仔細算來,老孫的房子真不少,最早有8平方米的土坯房,後來倒塌了；接著有父母曾住過的老瓦房,老人家走後,老孫住了進去,抬頭可從屋頂的窟窿中望月；還有上世紀80年代兄弟三人合蓋的三層小樓,老孫要了一樓；以及2008年國家出資興建,現在“知海書屋”掛牌所在的兩層小樓。
但記者在採訪時看到的都是書,只發現一張舊木床擺在老屋的小房間內,床上放的不是被子,而是堆滿的書和報紙。床頭的牆上貼著“安貧樂道”四個字。同樣堆滿書的還有走道、客廳以及所有能用的空間。老孫家是沒有臥室和廚房的。睡覺的被子白天塞在藏報架的角落裡,做飯的液化氣灶擺放在門口的木頭圓桌上,晚上把兩張讀者用的長椅一拼,拿出來蓋著就睡。
“在我們海南,晚上七八點鐘,蚊子成群地圍著人轉,但都不咬我,我一生不掛蚊帳,睡覺很甜的。”老孫認定這是天賜的福分,是老天理解他,不讓蚊子干擾他,讓他能夠好好做一點事情。
為什麼不買張床呢?因為沒有地方放。老孫的母親上世紀80年代就說過,“站沒地方站,坐沒地方坐,到處都是書。”
老孫的閨女孫春瑜今年23歲,正值青春的姑娘誰不想有個自己的閨房?哪怕是一處小小的私密空間。記者採訪期間,孫春瑜被老孫叫了回來,飯後閒聊中問起中午在哪裡休息時,姑娘臉色突然一變哭起來了:“我之前當過兩年兵,你知道我為什麼當兵嗎?沒有床睡,不想在家。去當兩年兵,能得六七萬塊錢回來,然後拿來蓋房子嘛,當時是這樣想的。每個家庭都有房子睡,我只是想有個小房子、有床睡就行了。每次回來都睡報紙旁,還要收拾一下才能睡,所以我幾乎不想回來,因為太苦了。”
旁邊的老孫聞聲,再也把持不住,抱頭痛哭。“我是個很笨的父親”,老孫不停重複著這句話,充滿著對女兒的愧疚。女兒曾在海南衛生第二學校(中專,在瓊海)學習藥劑學,因為家裡沒地方睡,從小就是跟同齡的朋友一起睡。
“老爸覺得我看見他騎破單車送書是嫌棄他,其實不是,我只是要一個好的家庭,想讓他們過得更好。他們辦這些東西,不捨得吃不捨得穿。雖然他們支持我讀最好的學校,但是我讀不進去,就想著怎麼賺錢。”
女兒孫春瑜的這些心裡話,老孫是頭一回聽到。
外地開會淘舊書
老孫把省下來的錢都買了書、訂了報紙。1990年去北京中南海參加全國學雷鋒先進代表座談會，沒有過冬的衣服，到處找親戚借，勉強湊了一身，鞋卻借不到合腳的。就穿著拖鞋隻身北上，剛下飛機，刺骨的涼氣打腳底直冒，為了見中央領導不丟醜，老孫咬咬牙，買了人生中第一雙皮鞋
老婆孩子跟著他,確實過了不少苦日子。不僅住不好,吃穿也沒條件講究。
老孫自己,衣服幾年才買一件新的,襪子必須要破了洞才買,買街邊最便宜的10塊錢3雙；皮鞋是30塊錢1雙的,平時都不捨得穿,而是在有領導來或者辦活動的時候才穿。“噠噠噠”的人字拖,才是他的標配。他的一雙兒女,穿著街邊攤的衣服長大,從不捨得進專賣店買一件。
老孫不抽煙、不喝酒、不喝老爸茶、不打牌、不到外面買早餐。“早餐煮一點稀飯,用細鹽來伴著吃,吃飽就行”,甚至跟記者進路邊小飯館吃一頓飯,對老孫來說,都是件很陌生的事。當地人都說孫衍吾“茶館找不到他,飯店找不到他,書店就能找到他”。
老孫家中一畝五分田的薄地,一畝拿來種水稻、五分田拿來種蔬菜,這保證了一家人基本的生活所需。“我們農村不比城裡,不好意思,沒什麼好招待你的。”記者厚著臉皮跟老孫一家吃了頓晚飯。一鋁鍋剛從地裡摘回來的地瓜葉,還有一盤烤鴨,一看就是為了招待我特意買回來的。實際上,平日裡這一家人半個月不捨得買一次肉菜。
軍坡節是海南的傳統節日,對海南人來說重要性不亞於春節。“我這個人40年不搞軍坡節。到這個時期,殺雞買菜請親戚朋友一起來吃吃喝喝,有錢的人一家花5000元左右,窮的也要花500多,我不搞,講出去人家都笑我的。”也因此,老孫父母總結老孫“你這個人沒有親戚”。
老孫把省下來的錢都買了書、訂了報紙。
1990年3月作為海南唯一一位參加全國學習雷鋒先進代表座談會的人,老孫第一次進了北京中南海接受表彰。臨走前,老孫沒有過冬的衣服,就到處找親戚借,勉強湊了一身,鞋卻借不到合腳的。老孫穿著拖鞋隻身北上,剛下飛機,刺骨的涼氣打腳底直冒,為了見中央領導不丟醜,老孫咬咬牙,買了人生中第一雙皮鞋。
很多親戚朋友想著,老孫難得去趟北京,怎麼著也會帶些特產回來。老孫帶回來的卻是在王府井淘的一捆舊書。而這,也成了老孫此後多年去外地學習開會的“老規矩”。
曬報紙的“傻子”
“說我窮嗎，有萬本書，說我富嗎，就沒有什麼錢，甘苦自得。做點事，就要準備好吃苦的嘞，做人也是這樣”
老孫的“傻”是出了名的。他做得最“傻”的事是曬了37年的報紙。
海南多雨,每年都會刮幾次颱風,而老孫用來藏書的兩處老房子,每到夜晚,屋頂的漏瓦處能冒出一束束燈光,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
“報紙和書怎樣保護”,這對老孫來說是最操心的事情。
雨停放晴,老孫就把淋濕的報紙和書拿出來曬,一張一張地曬,每天曬兩個小時。他的愛人、孩子一起幫著曬,烈日下,滿頭大汗。
“別人都笑我,過期的報紙還不拿來賣?”但他就不!他守著古訓“貧不賣書”。
為支持老孫辦書屋,當時的公社、現在的定城鎮從農村青年裡選拔人才,聘請老孫為宣傳幹事,5年簽一次合同。很多跟老孫一樣的人進了機關,丟了書屋,現在當局長的也不在少數。老孫志不在此,還是守著倒貼錢的書屋不撒手,“有一份工幹就是很樂意的事了,其他的不管。”
“老實說,上世紀80年代我要是去開書店,要發大財咯,當時一本《電影故事》兩毛錢進價,可以賣兩三塊錢。”但是老孫最終沒有這樣做,看著別人掙來的票子、蓋起的房子,忍住了誘惑。
“誰都想吃好、穿好、住好,我老孫為什麼要找苦來吃?我的家訓裡面有四個字——‘甘苦自得’,這四個字概括了我走過來的路。做點事,就要準備好吃苦的嘞,做人也是這樣。”
苦中有樂。1984年,“知海書屋”經媒體關注漸有名氣,全國幾百個人寫信給他,其中八成是高考落榜生寫來的,這些信老孫保存至今。一封信上說:“我以為自己考不上是天底下最沒用的人,一度想尋短見,在報紙上看到你的事蹟,給了我活下去的希望。”
他人的受益給了青年孫衍吾莫大的鼓舞和堅持下去的動力。在如今的“知海書屋”裡面,掛滿了別人送給老孫的對聯,他指著“欲想豐收果,何不耕作勤”跟記者說,“我是很小的人,他人尊重我,多好啊。”
“我們本地人看不起我,說老孫淨做這些沒用的事。外地‘候鳥族’就支持我,說我是實實在在的文化人。”老孫前幾天去定安縣城的銀行轉帳,一個銀行櫃員一下子認出了他,說小時候在“知海書屋”看過書。“聽到這我很高興,很多人做一點事,過幾年就沒人記得了。”
回顧近40年的風風雨雨,老孫歎了句——做人難、做事難。“說我窮嗎,有萬本書,說我富嗎,就沒有什麼錢,甘苦自得。”
甘作文化“愚公”
做文化事業是個長久的事，跟搬一座山一樣，想一點做一點，我這代人搞不完，下代人接著搞，子子孫孫傳承下去
很多人跟老孫說,現在網上什麼書和報紙都有了,你藏這些沒用。“我是聾人,我是啞人,他說就說吧,不管他,這是我和家人幾十年的心血,我要用命來保護它。”嘴上說著不管,老孫心裡還是難免有壓力。況且他也注意到現在來這裡讀書的人越來越少了。
“我是這樣想的,你不看、別人要看,這代人不看、下代人要看,文化是永存的。泱泱中華,不能沒有人讀書,一定要有人管書屋。”
跟一般的農村書屋管理人員開門關門、例行公事不同,老孫密切關注國情省情,總在思考如何結合最新形勢盤活、用足書屋的資源。直觀易懂的主題活動、展覽成了老孫找回讀者、傳播知識的創意。七五普法展、中國傳統家訓家規剪輯資料展、黨的歷次代表大會檔彙編資料陳列展覽……
“今年我要做的一個很重要的事,是紀念恢復高考40周年,高考對沒有背景的農村孩子來說是歷史性的轉折；我還要紀念海南建省30周年,我辦‘知海書屋’的時候,海南還沒有建省。我存了很多建省時期的報紙,很多現在都停刊了,很多大圖書館都沒有……”
27年前,當老孫還是“小孫”的時候,就是全國學習雷鋒先進代表,至今雷鋒的畫像仍掛在“知海書屋”一樓上二樓拐角牆壁的醒目位置,畫像兩邊是老孫用以明志的一副對聯,“樂於辛勤耕知海,甘以淡泊寫人生”。
但年歲越大,老孫說得更多的,還是愚公精神。“我是個笨人,別人走一步,我要走十步才能趕上,做文化事業是個長久的事,跟搬一座山一樣,想一點做一點,我這代人搞不完,下代人接著搞,子子孫孫傳承下去。”
他的兒子孫春源,子承父志,2010年瓊台師專畢業後,放棄了在外地找工作的打算,回來幫助父親管理書屋。書屋現存的兩萬本報紙合訂本大半仰賴他之功,“做這個要有心,很枯燥無聊的,講錢,什麼事都丟了。”孫春源說。
這對上陣父子兵,用實際行動堅守著。
定安縣黨史研究室主任岑運雄說,老孫是共產黨人的榜樣,有共產黨人堅定的信念,認定一個目標,不斷堅持。我搞群眾路線教育和“兩學一做”都會用孫衍吾的例子,“我跟老孫是同齡人,有幸考上大學有一份正式工作,老孫雖落榜卻選擇了一條更有意義、更難走的路,我們雖然做不到孫衍吾那樣,但可以在觀念上去理解他。”
老孫需要的也僅僅是理解而已。
孫衍吾一個普通共產黨員正默默地走著自己所選擇的路，為鄉村的文明進步無私地奉獻自己的青春。他的先進事蹟，先後在《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24家報刊，中央電視臺和中央電臺等6家曾作了專題報導，海南電視臺錄製《特區先鋒》和《青春追蹤》等電視教育專題片，他本人二次受到党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然而，他在榮譽面前，不驕傲、不自滿，更沒有向黨和人民有過任何要求與索取，29年如一日，甘當“傻子”默默地為黨和人民奉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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