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在南越稱皇帝的，為什麼會是一位中國人？
南越國，又稱為南越或南粵，是約西元前203年至前111年存在於嶺南地區的一個國家，都城位於番禺(位於今廣東省廣州市)，全盛時疆域包含今天中國廣東、廣西的大部分地區，福建的一小部分地區，
南越國早於西漢一年建立，始建於西元前203年，建國者系秦朝平定嶺南的將領，後任南海郡下屬龍川縣令的趙佗。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天下大亂，趙佗趁機擁兵自立，建立南越國。
漢高祖時期，曾派陸賈出使南越，任務是讓趙佗對漢朝稱臣。陸賈初到南越國時並不順利。一開始趙佗對陸賈的來訪採取避而不見的策略，讓陸賈在番禺城外等了一段時間。後來趙佗不得已接見陸賈，態度又很傲慢。他“魑結箕踞”見陸賈，即頭髮束成一撮，豎在頭上，伸開大腿，像簸箕一樣坐在大殿裡。有豐富談判經驗的陸賈對趙佗的無理並未表示不滿。他不動聲色，先從南越與中原的關係作為開場白：“你本是中國人(指中原地區)，
陸賈一番話打動了趙佗，因為他最擔心的就是自己的統治地位，於是他對陸賈表示了歉意，自稱居南越蠻夷時間較長，不太懂中原的禮儀。最後，趙佗接受了漢朝的冊封，“願奉明詔，長為藩臣”。趙佗欽佩陸賈的才幹和“威儀文采”，
陸賈出色地完成任務回到長安，劉邦很是高興，升陸賈為太中大夫。趙佗接受漢朝的冊封，南越國也就正式成為西漢的一個諸侯王國，從此開始了南越國首次臣服漢朝的時期。
劉邦死後呂後執政，便開始與南越交惡，對南越國實行了經濟封鎖和武器禁運，禁止南越國周邊的諸侯國與南越國進行鹽鐵貿易，給南越國的經濟造成了很大困難。作為南越國最高統治者的趙佗對呂後此舉極為不滿，但他是個明白事理的人，此時如果硬碰硬肯定不是明智的舉動，於是派人向漢廷解釋，請求呂後不要趕盡殺絕。但是呂後根本聽不進去，反而態度很強硬地扣留了趙佗派去的三位南越國官員，更過分的是，還派人挖了趙佗在河北的祖墳。
趙佗一氣之下自立為南越武帝，與漢朝廷分庭抗禮。呂後有能力惹事沒能力擺平，這反倒成全了南越，南越國此後在趙佗的經營下達到最強盛時期，閩越、西甌、駱越曾一度舍漢朝而認南越為宗主國。
漢文帝登基後，糾正了呂後的錯誤決定，恢復執行高祖時期對南越的優撫政策。西元前179年，漢文帝下詔請已經告老還鄉的陸賈為太中大夫，帶著詔書和厚禮再度去見趙佗。漢文帝的詔書情辭懇切，多慰勉而少指責，可說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趙佗也是性情直率的人，而且也沒有雄霸天下的野心，就想守著自己的南越國好好過日子。讀了詔書後，趙佗立即表示“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陸賈順利緩和了南越和漢之間的緊張關係，帶著趙佗給漢文帝的回信和大批貢品，回長安覆命。
陸賈第二次出使，趙佗再次對漢稱臣，南越國與漢朝恢復了以前的關係。南越國雖然在名義上又成了漢的諸侯國，但在南越國內，趙佗仍以武帝自居，“竊如故號名”，而漢文帝表面上對南越採取懷柔政策，實際上並沒有對其放鬆警惕。但無論如何，這次出使結束了漢朝和南越的敵對狀態，恢復了友好往來和雙邊貿易，這對漢越雙方都是利大於弊的。
安撫完南邊的南越，漢文帝把目光轉向了北方的匈奴。對於匈奴，漢文帝一方面採取老辦法“和親”，在不斷地將漢朝公主嫁到匈奴去的同時，還將內地人口遷往邊疆，發展當地經濟，保證邊疆的兵力補給。另一方面，採取晁錯的建議，“募民徙塞下”，積極建立防禦政策，將一些奴婢、罪犯和平民遷徙到邊塞屯戍，編以什伍，亦農亦兵，開後世屯田之先河。雖然匈奴屢次違背約定出兵犯邊，但漢文帝以守為原則，很少主動挑事。西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又至上郡殺掠吏民，搶掠牲畜，文帝忍無可忍了，派丞相灌嬰率八萬輕騎逐匈奴於塞外，這是文帝時期唯一一次對匈奴的戰爭，取得了全勝。以漢當時的國力，未必打不過匈奴，但是國內剛安定，戰爭只會影響經濟的發展，因此漢文帝只是命令邊郡嚴飭武備。他甚至親自出巡邊境軍營，檢閱軍隊，卻不輕易發兵。
雖然以守為主，但漢文帝對匈奴的提防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為了對付匈奴騎兵，文帝不但鼓勵民間養馬，“民有車騎，馬一匹者，複卒三人”，還在西北邊境設立了三十六個牧馬場，從事牧養的軍卒達三萬之多。這樣做不僅是為警示匈奴，也是在為將來與匈奴的戰鬥儲備力量。
此時如果硬碰硬肯定不是明智的舉動，於是派人向漢廷解釋，請求呂後不要趕盡殺絕。但是呂後根本聽不進去，反而態度很強硬地扣留了趙佗派去的三位南越國官員，更過分的是，還派人挖了趙佗在河北的祖墳。趙佗一氣之下自立為南越武帝，與漢朝廷分庭抗禮。呂後有能力惹事沒能力擺平，這反倒成全了南越，南越國此後在趙佗的經營下達到最強盛時期，閩越、西甌、駱越曾一度舍漢朝而認南越為宗主國。
漢文帝登基後，糾正了呂後的錯誤決定，恢復執行高祖時期對南越的優撫政策。西元前179年，漢文帝下詔請已經告老還鄉的陸賈為太中大夫，帶著詔書和厚禮再度去見趙佗。漢文帝的詔書情辭懇切，多慰勉而少指責，可說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趙佗也是性情直率的人，而且也沒有雄霸天下的野心，就想守著自己的南越國好好過日子。讀了詔書後，趙佗立即表示“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陸賈順利緩和了南越和漢之間的緊張關係，帶著趙佗給漢文帝的回信和大批貢品，回長安覆命。
陸賈第二次出使，趙佗再次對漢稱臣，南越國與漢朝恢復了以前的關係。南越國雖然在名義上又成了漢的諸侯國，但在南越國內，趙佗仍以武帝自居，“竊如故號名”，而漢文帝表面上對南越採取懷柔政策，實際上並沒有對其放鬆警惕。但無論如何，這次出使結束了漢朝和南越的敵對狀態，恢復了友好往來和雙邊貿易，這對漢越雙方都是利大於弊的。
安撫完南邊的南越，漢文帝把目光轉向了北方的匈奴。對於匈奴，漢文帝一方面採取老辦法“和親”，在不斷地將漢朝公主嫁到匈奴去的同時，還將內地人口遷往邊疆，發展當地經濟，保證邊疆的兵力補給。另一方面，採取晁錯的建議，“募民徙塞下”，積極建立防禦政策，將一些奴婢、罪犯和平民遷徙到邊塞屯戍，編以什伍，亦農亦兵，開後世屯田之先河。雖然匈奴屢次違背約定出兵犯邊，但漢文帝以守為原則，很少主動挑事。西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又至上郡殺掠吏民，搶掠牲畜，文帝忍無可忍了，派丞相灌嬰率八萬輕騎逐匈奴於塞外，這是文帝時期唯一一次對匈奴的戰爭，取得了全勝。以漢當時的國力，未必打不過匈奴，但是國內剛安定，戰爭只會影響經濟的發展，因此漢文帝只是命令邊郡嚴飭武備。他甚至親自出巡邊境軍營，檢閱軍隊，卻不輕易發兵。
雖然以守為主，但漢文帝對匈奴的提防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為了對付匈奴騎兵，文帝不但鼓勵民間養馬，“民有車騎，馬一匹者，複卒三人”，還在西北邊境設立了三十六個牧馬場，從事牧養的軍卒達三萬之多。這樣做不僅是為警示匈奴，也是在為將來與匈奴的戰鬥儲備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