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幕後走向前臺：新教改革中的女性如何突破階層空間
【導讀】從古至今，任何一個變革時期都充滿了機遇。
15世紀歐洲社會的階層劃分十分清晰。人們被劃分為三個階層：教宗與教士階層（代表教權）；皇帝與貴族階層（代表世俗權力）；農民、手工業者與商人。除此之外，還有大量雇工及從事服務業的人員如傭人、雇農、雇傭軍、集市商販、娼妓等。
此時的婦女們也和男性一樣，分屬不同的社會階層：她們當中有的人是貴族，有的在修道院當修女，
貴族階層的婦女則常常淪為政治結盟的工具。她們與其他貴族聯姻、繁衍子嗣從而使領地得到擴張。她們之中還有一些人成為遺孀或是未成年子女的監護人，借此“垂簾聽政”，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
而女性幾乎不可能進入教士階層。當時，
女性在當時不得下嫁比自己階層低的男性，而男性卻可以娶比自身階層低的女性。由於女性的嫁妝在婚嫁過程中至關重要，因而當女方家道中落，則這位女性便可能在婚嫁過程中“掉價”。然而另一方面，很多貴族婦女卻選擇教會作為她們的另一條出路：她們進入修道院成為修女，
至於農民階層及新興資產階級階層，其家族所擁有的權力，如田產、公民權，只傳男不傳女。而手工業者及商人的女性配偶，法律僅認可其相當有限的行為能力。至於參與政治的權利則完全不為女性所享有。
女性的受教育權在當時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便是貴族女性也很難取得與其同一階層男性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機會。
在新教改革運動中萌發出的追求自由和個人發展的思想，動搖了這種固化的階層分野體系。這一時期，尤其是女性，開始利用各種機會接受新思想，以擺脫自身所處社會階層對個人發展的束縛。從古至今，任何一個變革時期都充滿了機遇。當舊事物尚未消亡而新事物尚未興盛之際，社會便會出現一些相對自由的“活動空間”，而曾經受到壓迫的群體——譬如中世紀末期的女性——便會盡力利用這些空間，以改變自身命運。以下我們便以這一時期湧現的三個人物為例勾勒出新教改革運動中女性的人物群像。
卡塔琳娜•馮•博拉：修女、商人、馬丁•路德身邊的女人
卡塔琳娜•馮•博拉（Katharina von Bora）1499年生於萊比錫市附近。她家中還有四個兄弟姐妹，而她的母親在她不到6歲時便去世了。在這之後，她的父親將她送到修道院。當時，她的家庭已經窮困潦倒，且境況還在不斷惡化。在卡塔琳娜9至10歲的時候，位於甯普申（Nimbschen）的煕篤會聖母聖座修道院（Kloster Marienthron）接納了她。
聖母聖座修道院周邊的農民需要向其上繳自己收入所得的一部分，再加上每年紛至遝來造訪甯普申的朝聖客，人們進貢的錢財使得這家修道院非常富有。在修道院禮拜堂裡擺放著12個裝飾豪華的祭台，盛放著367件聖人遺物。這些物件被認為是聖者留於凡間之物，因而格外受到尊崇。信徒們不惜花費重金，以期瞻仰、觸碰它們，以此求得醫治與救贖。
除了進修道院，卡塔琳娜•馮•博拉並無其他選擇，而她也並不十分抵觸修道院的生活。在修道院，她有許多與她年齡相仿、來自貴族階層的姐妹，這些女孩立志成為修女的人生抉擇也為卡塔琳娜樹立了榜樣。在修道院她可以學習閱讀、書寫和唱歌，甚至還能學習基本的拉丁文知識。除此之外，她還修習醫術和簿記。16歲那年，她被祝聖成為一名修女，自那時起她便堅守對上帝許下的諾言，謙卑恭順地侍奉上帝。她必須一直待在修道院，在未得到批准的情況下不得擅自離開，即便得到批准，也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返回。如果違背修道院的規定，她便會遭到重罰，甚至會被關一段時間禁閉。
我們並不清楚宣揚新教改革思想的文章是怎樣流入這間煕篤會修道院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當時這間修道院有修女在私下閱讀馬丁•路德的著作。1523年復活節前夜，一名向這間修道院供應魚產品的商人協助12名修女從修道院出逃。據傳，這些修女是通過藏身于盛放鯡魚的桶逃離修道院的。
我們或許可以認為，修女們選擇在復活節前夜逃跑是經過精心安排的。按照教會和世俗法律的規定，誘拐修女是死罪，因而，整個事件的參與者必須擁有巨大的勇氣才敢冒此風險。對於虔信的基督徒來說，復活節這一節日象徵人類戰勝了死亡，戰勝了一切泯滅人性的東西，所以我們可以說，正是復活節的這一意義賦予了他們勇氣和膽量，且在那個信仰決定一切的年代，這種意義所帶來的影響遠比我們這個歷經啟蒙運動薰陶的世俗主義時代更為深遠。這一事件持續發酵，最終，逃離修道院的修女中有3人回到自己家裡，而剩下的9人則被馬車載回維騰堡。這9名修女被剃了光頭，除了身上的一件修女服之外別無他物。也許是剛剛經歷了40天的大齋期，她們饑腸轆轆，極為消瘦。這些修女自幼生活在修道院，因而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落跑的修女在當時會被排擠於社會之外，她們將不再受到法律的保護。
在此之前，維騰堡已經歷了新教改革風潮的洗練，因而這裡的人已經為迎接這些因信仰而遭到逼迫的人的到來做好了準備。經過周密籌畫，這9名修女被臨時安頓在聲譽良好的市民家中，換上了新的衣服，而在數月之內，人們將為她們找到長期的歸宿。卡塔琳娜•馮•博拉似乎在那時交上了好運：她與大學生希埃羅尼穆斯•鮑姆加爾特納（Hieronymus Baumgartner）相愛。希埃羅尼穆斯出生于紐倫堡的貴族家庭，他似乎是個不錯的結婚對象。然而，在他回到紐倫堡希求家人對這樁婚事的應允之後，他就再也沒有返回維騰堡。而另一方面，卡塔琳娜是個自信而倔強的女性，在婚姻問題上不願屈就，因而成了“問題人物”。馬丁•路德曾建議她嫁給一名年長的牧師，但被她拒絕。之後，她托人轉告路德，她其實很願意與路德本人結婚。
其實路德一開始並不喜歡卡塔琳娜，而是看上了她的一位姐妹，他認為卡塔琳娜過於驕傲自大。他甚至一度認為，根本不會有人願意娶這個姑娘為妻。路德在這之後與卡塔琳娜結婚，最初是一個經過周密權衡的決定：首先，卡塔琳娜必須有個歸宿；其次，作為受人矚目的新教改革的領導者，他應當以身踐行其改革理念，為人們樹立神職人員婚姻的典範。1525年6月13日，也就是修女逃離事件發生兩年多之後，路德與卡塔琳娜舉辦了一場規模不大的婚禮。從此，卡塔琳娜搬進了路德居住的“黑色修道院”（das Schwarze Kloster），並執掌那裡的家政大權。
一位知名的前奧斯定會修士娶了一名逃跑的修女為妻，這給當時熱衷於刊載花邊新聞的街頭小報提供了絕佳的素材。數年來，路德的婚姻一直是當時的一大醜聞。人們用拉丁文和德文撰寫文章來譭謗他們。有文章甚至稱卡塔琳娜是個“無恥的、落跑的娼婦”，並稱她在與“皮條客”馬丁•路德結婚前就與他通☆禁☆姦了。這一素材還被改編成色☆禁☆情題材的戲劇，並在公共廣場上展演。
卡塔琳娜第一次懷孕時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直到1526年他們第一個兒子順利降生，夫妻倆才松了一口氣。因為這個新生兒並未像別人說的那樣，會是一個“長著馬蹄的、有魔鬼血統的雜種”。夫妻倆給他取名為約翰內斯，並讓他接受了洗禮。在這之後的幾年，他們又生了兩個兒子和三個女兒。
作為已婚婦女，卡塔琳娜不享有經辦法律事務的權利，然而馬丁•路德表現得像個聰明的丈夫，他在很多問題上都會聽從妻子的意見。在卡塔琳娜的精心操持下，曾經蕭條的“黑色修道院”成為一個生機盎然、業務門類繁多的中產階級企業。
或許是因為卡塔琳娜在一些神學問題上也能給出自己獨到的見解，馬丁•路德親切地稱她為“凱特先生”或“凱特博士”。路德曾在數封寫給朋友的信中提到他的妻子是如何地好學並且會有規律地研讀《聖經》。然而，除此之外，我們幾乎再也找不到任何有關卡塔琳娜•馮•博拉的文字記錄，而她本人的絕大部分書信也未能留存下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儘管當時婦女們已經開始覺醒，但她們在歷史上做出的功績仍然不為世人所重視。
雖然馬丁•路德在1546年離世時留下一大筆產業，但卡塔琳娜不久後仍然陷入了經濟困境。這一方面是因為儘管馬丁•路德在其遺囑中規定了財產的處理，但由於當時女性在權利上的弱勢地位，卡塔琳娜很難維護自己對這筆產業的所有權；而另一方面，施瑪律卡爾登戰爭及其他一些戰爭的爆發使得卡塔琳娜兩次過上逃亡的生活，而“黑色修道院”的產業也在戰爭中慘遭毀壞。丈夫去世後，卡塔琳娜在維騰堡的影響日漸式微。當1552年瘟疫爆發時，卡塔琳娜離開維騰堡前往托爾高（Torgau）。然而，在這次旅途中，卡塔琳娜遭遇了重大事故，不久便離開人世。死後，她被安葬于托爾高的城市教堂。如今，這座城市設立了一個以她名字命名的獎項來紀念這位馬丁•路德身邊的女人，而在德國其他城市也能找到很多以她名字命名的教會建築。
奧林皮婭•福爾維婭•莫拉塔：科學家、詩人、教師
中世紀建立起來的大學由“主教座堂學校”（Domschule）發展而來。這類學校用來培養教牧人員，因而只招收男性。在新教改革之前，女性接觸科學知識、接受教育的機會非常有限。而奧林皮婭•福爾維婭•莫拉塔（Olympia Fulvia Morata，1526—1555）的故事則向我們展示了當時女性是如何在新教改革思想的影響下相互扶持，並為自身發展創造條件的。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新教改革的歷史背景下已經有部分開明的男性開始賞識女性的才華，並竭力為她們提供支持與幫助。然而不幸的是，這同時也是關於一位才華橫溢的女性淪為那個紛亂年代犧牲品的故事。
我們首先應當感謝歷史的發展沒有使這位才華卓著的女性在縫紉制衣這類家務活中終其一生。新教改革帶來的社會進步使這位女性得以在她那個年代施展自身的卓越才能，儘管在這一過程中她仍遇到了困難與阻礙。影響奧林皮婭的一個重要人物是來自義大利的新教改革宣導者切裡奧•加爾加尼（Caelio Calcagnini）。他與奧林皮婭的父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加爾加尼對奧林皮婭的好學精神十分支持，他建議奧林皮婭的父親“用鋼筆換掉女兒手中的縫衣針”。同時，他還給奧林皮婭帶來許多書籍，而在當時，一個女童閱讀如此多的書實屬罕見。奧林皮婭在6歲時就被認為是一位天賦異稟的女孩，在12歲時，她已熟練掌握拉丁語和古希臘語以及所謂的古希臘“七藝”：語法、修辭、邏輯、天文、音樂、算術和幾何。奧林皮婭的父親受雇于費拉拉公爵，擔任宮廷教師一職，這使得奧林皮婭有幸同王公貴族子弟一起上課。在此期間，她的才華進一步得到施展：她翻譯古希臘詩人荷馬的作品，並開始用拉丁語和古希臘語進行創作。除此之外，她還撰寫了數篇關於古希臘哲學的研究性論文。
奧林皮婭在宮廷與三位貴族女性結下友誼。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雷內•戴斯特（Renée d’Este）公爵夫人。她是一位極富影響力的新教改革運動捍衛者，曾接收和救助了許多因信仰而被宗教裁判所及信仰天主教的統治者迫害的人，然而她的這一行為卻激怒了她的丈夫埃爾高勒•戴斯特（Ercole d‘Este）公爵。在她救助的這些人中有一位是來自瑞士的新教改革運動中堅人物、“歸正宗”（reformierte Glaubensrichtung）運動的先驅——約翰內斯•加爾文（Johannes Calvin）。他創立的這一新教教派在瑞士、法國北部及義大利北部得到廣泛傳播。
作為對新教改革運動的回應，羅馬教廷發起所謂的“反新教改革運動”。作為教宗的駐地，義大利自然深受“反新教改革”運動的影響。當時，許多世俗統治者，包括費拉拉公爵在內，其統治利益均要倚仗教宗的支持。到了1548年，宗教裁判所對新教改革人士的迫害行動升級，奧林皮婭不得不離開宮廷。在這之前，她結識了來自施韋因富特（Schweinfurt）的醫生安德莉亞斯•格隆特勒（Andreas Grundler），1549年兩人結婚並搬到深受新教改革運動影響的施韋因富特。然而不久之後，奧林皮婭一家再次陷入宗教戰爭的動亂之中，他們不得不逃離施韋因富特並失去了全部財產。在流亡過程中，奧林皮婭的丈夫有幸獲得了一份海德堡大學提供的講授醫學的教職，於是，他們在海德堡安頓下來。此後，海德堡大學又聘請奧林皮婭擔任編外講師，教授希臘語。倘若當時奧林皮婭真的接受了這份職位，那麼她極有可能成為德國第一位擁有教授頭銜的女性，然而長期的流亡生活讓她身心俱疲，極度虛弱，不久之後，她便長期抱病，1555年死於肺結核，年僅29歲。
1583年，奧林皮婭•福爾維婭•莫拉塔的對話錄、書信和詩歌被收進了所謂的“禁書目錄”——這是僅有少數女性才能享受到的“殊榮”。這份目錄由羅馬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制定，上面列出一系列被視為“罪孽深重”的書籍。直到1965至1966年召開的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才廢除了這份目錄。
這對夫婦的一位來自學術界的友人為他們在海德堡的聖彼得教堂附近立了一塊墓碑，作為對他們的紀念。幾年前，海德堡大學設立了一項以奧林皮婭•福爾維婭•莫拉塔名字命名的獎學金，用以資助女性研究人員。人們用這一系列方式來銘記這場發生在500年前的女性的覺醒。
羅利茨的伊莉莎白：統治者、外交家、間諜
羅利茨的伊莉莎白（Elisabeth von Rochlitz，又被稱作“黑森的伊莉莎白”）1502年生於瑪律堡（Marburg）。三年後，她的弟弟——也是日後宗教改革運動的關鍵人物——菲利浦（Philipp）降生。在伊莉莎白3歲時，她的父親黑森方伯威廉二世（Wilhelm II von Hessen）與被稱為“大鬍子”的薩克森公爵格奧爾格（Herzog Georg von Sachsen）定下親事，將她許配給格奧爾格之子約翰（Johann）。
伊莉莎白7歲時，她的父親就去世了。她的父親曾在遺囑中規定，伊莉莎白的母親梅克倫堡的安娜（Anna von Mecklenburg）將繼續承擔撫養和教育兩個子女的職責。然而，黑森家族卻無視這份遺囑，將她的兩個孩子分開：弟弟菲利浦被視為未來爵位的繼承者，因而留在宮中，而伊莉莎白則同母親去了瑪律堡。在那裡，年幼的伊莉莎白一直以聖伊莉莎白為自己的榜樣。
1515年，伊莉莎白13歲，正如父親所願，她與薩克森公爵之子約翰訂婚。在婚姻契約中規定，假如約翰過世，伊莉莎白作為遺孀，將享有羅利茨宮及整個公爵領地的繼承權。一年後，伊莉莎白與約翰舉行了“同房禮”（Beilager），並於1519年也就是她17歲那年，在卡塞爾正式舉行婚禮。從那時起，伊莉莎白便不得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德累斯頓的宮中。而她的公公，為人專制的一家之主“大鬍子”公爵格奧爾格，給她制定了保守而嚴苛的宮廷規矩。伊莉莎白不願遵守這些規矩，因而與公公之間常常爆發衝突。伊莉莎白不滿於格奧爾格公爵指派宮女監視她，而她在早彌撒時睡覺等不得體的舉動也使格奧爾格大為惱怒。而伊莉莎白一直沒有生育子女這件事更是令她與公公之間的關係火上澆油。在宮中，她只和丈夫的侄子，也就是格奧爾格的孫子莫里茨（Moritz）關係較為親密。
儘管伊莉莎白與公公之間衝突不斷，但在這段時間她已經展現出卓越的外交才能。在她的撮合之下，她的弟弟菲利浦於1523年娶了“大鬍子”格奧爾格的女兒克裡絲汀（Christine），這使得兩個王室家族間的關係更為緊密，並能更為有效地抵禦外敵。
宗教改革的思想如潮水一般席捲了包括黑森在內的整個德國。菲利浦和伊莉莎白，以及家庭中的另一些成員開始轉向新信仰。然而，“大鬍子”格奧爾格公爵仍忠於天主教信仰，他禁止伊莉莎白在宮中接觸任何有關新教的東西。伊莉莎白不遵從公公的這項禁令，她曾在一封信中寫到：“假如我畏懼人多於畏懼上帝，那麼，在我良心深處我將永遠不能被稱為有福。”
1537年，伊莉莎白的丈夫約翰去世，經過一番鬥爭，伊莉莎白終於獲得羅利茨領地的所有權。在她取得的領地之中有一座美輪美奐的小宮殿坐落於莫爾德河畔。伊莉莎白決定在這裡踐行她的宗教改革理想：她依據宗教改革運動的要求，命人開展了第一批新教佈道會，並舉行了兼領聖體（面餅）與聖血（葡萄汁）的聖餐禮。從那時起，新教神職人員被准許結婚，而信徒則被允許自由選擇改信新教或是繼續堅守天主教信仰，甚至連猶太人也被允許保持自己的信仰。這種極具現代性的宗教自由模式在那個時代非常罕見。當時通常的做法是某地的統治者會要求其屬地的所有人信仰與自己相同的教派。伊莉莎白還擴建了羅利茨宮，並妥善地對其經營管理。在她的統治下，羅利茨公爵領地重新煥發生機。伊莉莎白在這一時期撰寫的大量文章見證了宗教改革在這一地區的豐碩成果，同時，這些文章本身也是宗教改革史上珍貴的寶藏。
1531年，施瑪律卡爾登聯盟（Schmalkaldischer Bund）建立。這一聯盟由宗教改革的宣導者發起，旨在反抗信仰天主教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最初，莫里茨——那個與伊莉莎白關係親密的侄子——也屬於這一聯盟，而伊莉莎白本人也於1538年加入該聯盟，她當時是這一聯盟中唯一的女性成員。然而，在1539年“大鬍子”格奧爾格死後，她的侄子莫里茨加入了信仰天主教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陣營。
最初，伊莉莎白試圖在衝突雙方間斡旋。她警告雙方，如果衝突繼續下去，那將導致戰爭。然而在那時，兩派間的矛盾已不斷激化，這是因為衝突的背後實則隱藏著雙方對政治權力和利益的爭奪。而當一切外交手段都不再起作用，戰爭已不可避免之際，伊莉莎白開始暗地向新教一方傳遞情報，甚至還為此專門開發了一套密碼文字並雇傭了密探。然而，施瑪律卡爾登聯盟最終在軍事衝突中敗下陣來。1547年，羅利茨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軍隊攻陷。
羅利茨淪陷後，伊莉莎白逃往卡塞爾。他的侄子莫里茨指控她謀反，自己則進駐羅利茨。兩年後，伊莉莎白雖然重新獲得她的領地，但卻再也無法返回那裡。她也曾試圖在黑森的宮廷裡發揮自身的政治影響力，但最終失敗，而她的對手則將她遣送至施瑪律卡爾登。1556年，伊莉莎白罹患重病，並於一年後去世，葬於瑪律堡的聖伊莉莎白教堂。
在塵封了數百年之後，伊莉莎白撰寫的大量文章于最近重新公諸於世。作為宗教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紀念活動的預備活動，羅利茨宮於2014年舉辦了一場以伊莉莎白為主題的展覽。她作為宗教改革運動的捍衛者、政治家、外交家、間諜，將永遠為世人所銘記。
社會變革時期的繪畫、偶像與藝術形象表現
宗教改革期間，維騰堡的知名藝術家老盧卡斯•克拉納赫（Lucas Cranach der Ältere，約1472—1553）將自己的工作室改造成改革運動的“公關中心”。那裡安放的印刷設備印製出大量宣揚改革思想的傳單和評論文章。人們從維騰堡出發，將宗教改革的訊息帶往各地。
除了文字之外，繪畫也成為人們表達新思想的重要工具：當時流傳的一些繪畫作品展示了人的形象的改變以及從中反映出的人們對男性女性社會地位、性別角色和職能等問題的態度變化；而另一些則反映了人們對即將到來的社會變革的擔憂。和文字材料一樣，繪畫也被用於教化目的，例如一些繪畫向人們展示了一個正派的男人或女人，其正確而得體的言行舉止應當是怎樣的。
就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電影和宣傳片一樣，這些繪畫作品也反映了那時人們對女性覺醒的期待與擔憂。那一時期的一些繪畫作品仍取材于古希臘神話或聖經故事，但卻在其中加入了很多當時流行的觀念與意識形態。女性的覺醒促使許多作品開始力求展現女性強勢的一面。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表現以色列女英雄猶滴的題材。據記載，猶滴利用“女性的武器”引誘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麾下統帥荷羅浮尼，並用一把劍取下他的首級。這一題材出現在16世紀的很多繪畫作品中，而其中的許多作品都將畫面定格在猶滴持著劍，提著荷羅浮尼人頭的形象，她仿佛在說：“即便敵人是男人，我也能戰勝他。”
女性形象變得越發強勢，使人們對婚姻以及通☆禁☆姦的態度發生了改變。按照過去的法律——也就是依照聖經制定的律例——通☆禁☆姦是項死罪。而在接受了宗教改革的地區，這條法律被廢除。這種變化也反映在繪畫作品上，例如在這一時期出現的表現耶穌與行☆禁☆淫時被抓婦人的故事的畫作中，女性形象已從男權社會的附屬物轉變為獨立而自信的、能夠代表自身性別的鮮活個體。這些畫作中的女性不再作為消極被動的角色構成耶穌的對立面，而是與耶穌以及繪畫的觀察者形成一種互動關係。男性形象也隨之改變，例如許多畫作都把耶穌描繪成一名敏感而富有同情心的男子，他關心婦女，愛護兒童。
女性覺醒並從幕後走向前臺發生於宗教改革運動前期，但這一過程並未持續很久。不久，一種新的、市民階層的理想已婚女性形象開始出現，並迅速流行起來。我們曾提到，在社會變革時期會出現相對自由的“活動空間”，而在這一階段，這種“活動空間”重新關閉。因而我們在這一時期的一些畫作中看到，就在女性進入公共生活領域這一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了大約30年之後，女性的社會角色發生了逆轉，她們被迫從公共領域的前臺退居於幕後。她們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在社會公共領域發揮作用，而是不得不留在家中，恭順地服從于自己的丈夫，把自身才華埋沒於家庭瑣事當中。所以在這些畫中，我們看到婦女們屈服于繁重家務，而她們的丈夫則在外經營著產業。例如在一幅1525年誕生的畫作中，畫家使用一種諷喻的手法表現了當時的典範女性形象：畫中一名“合乎理俗”的家庭主婦被按上了馬腿，這樣她便能疾行千里。她目光警覺，側耳傾聽來自上帝的話語，而她的嘴被一把鎖鎖上，腰腹以下 則被一條蛇纏繞。
而到了18世紀，在把馬丁•路德一家表現為典範牧師家庭的畫作中，曾經精力充沛、聰明能幹的卡塔琳娜•馮•博拉被刻畫成一名謹守婦道的牧師的妻子。在自己丈夫光輝形象的照耀下，她謙卑恭順而蒼白無力，安守於自己在家庭及教會中的職分。（作者為柏林藝術大學博士。本文為作者今年3月在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歌德學院所作講座的講稿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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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產階級企業的“黑色修道院”
在“黑色修道院”長期生活著35到50人。除了路德夫婦自己的孩子之外，這裡還居住著他們收養的小孩。此外，“黑色修道院”又是“寄宿舍”（Burse），它給10到20位大學生提供住宿；這裡又是一間客棧，常常有訪客在此居住。這些訪客中的一些人正是新教改革運動中的知名人物。
在卡塔琳娜的規劃與領導下，“黑色修道院”經歷了數次翻修與改造。
路德夫婦婚後獲得了維騰堡周邊地區的一部分田產，於是，他們便開始大力發展種植業和水果園藝業。1542年，馬丁·路德成為維騰堡擁有最多地產的公民。夫婦二人利用這些土地大規模種植蔬菜（如蘿蔔、甜菜、捲心菜和土豆）、葡萄及其他水果。此外，他們還飼養蜜蜂以獲取蜂蜜和蜂蠟。
1542年，馬丁·路德又獲得一批家禽家畜，其中有10頭成年豬，3頭豬仔，5頭奶牛，9頭牛犢，1只成年山羊，2只山羊仔，數匹馬，此外還有雞、鴨、鵝。在“黑色修道院”中還有一家洗衣作坊和一間配備了兩個煙囪的大廚房。
路德夫婦雇了一批牧人和農民照看牲畜，安排了大量人員從事農業生產、烹飪食物或是料理客棧業務。
在瘟疫爆發時，“黑色修道院”又成為醫院，承擔收治和照料病人的職責。（ 楊一天 編譯）
從古至今，任何一個變革時期都充滿了機遇。當舊事物尚未消亡而新事物尚未興盛之際，社會便會出現一些相對自由的“活動空間”，而曾經受到壓迫的群體——譬如中世紀末期的女性——便會盡力利用這些空間，以改變自身命運。以下我們便以這一時期湧現的三個人物為例勾勒出新教改革運動中女性的人物群像。卡塔琳娜•馮•博拉：修女、商人、馬丁•路德身邊的女人
卡塔琳娜•馮•博拉（Katharina von Bora）1499年生於萊比錫市附近。她家中還有四個兄弟姐妹，而她的母親在她不到6歲時便去世了。在這之後，她的父親將她送到修道院。當時，她的家庭已經窮困潦倒，且境況還在不斷惡化。在卡塔琳娜9至10歲的時候，位於甯普申（Nimbschen）的煕篤會聖母聖座修道院（Kloster Marienthron）接納了她。
聖母聖座修道院周邊的農民需要向其上繳自己收入所得的一部分，再加上每年紛至遝來造訪甯普申的朝聖客，人們進貢的錢財使得這家修道院非常富有。在修道院禮拜堂裡擺放著12個裝飾豪華的祭台，盛放著367件聖人遺物。這些物件被認為是聖者留於凡間之物，因而格外受到尊崇。信徒們不惜花費重金，以期瞻仰、觸碰它們，以此求得醫治與救贖。
除了進修道院，卡塔琳娜•馮•博拉並無其他選擇，而她也並不十分抵觸修道院的生活。在修道院，她有許多與她年齡相仿、來自貴族階層的姐妹，這些女孩立志成為修女的人生抉擇也為卡塔琳娜樹立了榜樣。在修道院她可以學習閱讀、書寫和唱歌，甚至還能學習基本的拉丁文知識。除此之外，她還修習醫術和簿記。16歲那年，她被祝聖成為一名修女，自那時起她便堅守對上帝許下的諾言，謙卑恭順地侍奉上帝。她必須一直待在修道院，在未得到批准的情況下不得擅自離開，即便得到批准，也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返回。如果違背修道院的規定，她便會遭到重罰，甚至會被關一段時間禁閉。
我們並不清楚宣揚新教改革思想的文章是怎樣流入這間煕篤會修道院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當時這間修道院有修女在私下閱讀馬丁•路德的著作。1523年復活節前夜，一名向這間修道院供應魚產品的商人協助12名修女從修道院出逃。據傳，這些修女是通過藏身于盛放鯡魚的桶逃離修道院的。
我們或許可以認為，修女們選擇在復活節前夜逃跑是經過精心安排的。按照教會和世俗法律的規定，誘拐修女是死罪，因而，整個事件的參與者必須擁有巨大的勇氣才敢冒此風險。對於虔信的基督徒來說，復活節這一節日象徵人類戰勝了死亡，戰勝了一切泯滅人性的東西，所以我們可以說，正是復活節的這一意義賦予了他們勇氣和膽量，且在那個信仰決定一切的年代，這種意義所帶來的影響遠比我們這個歷經啟蒙運動薰陶的世俗主義時代更為深遠。這一事件持續發酵，最終，逃離修道院的修女中有3人回到自己家裡，而剩下的9人則被馬車載回維騰堡。這9名修女被剃了光頭，除了身上的一件修女服之外別無他物。也許是剛剛經歷了40天的大齋期，她們饑腸轆轆，極為消瘦。這些修女自幼生活在修道院，因而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落跑的修女在當時會被排擠於社會之外，她們將不再受到法律的保護。
在此之前，維騰堡已經歷了新教改革風潮的洗練，因而這裡的人已經為迎接這些因信仰而遭到逼迫的人的到來做好了準備。經過周密籌畫，這9名修女被臨時安頓在聲譽良好的市民家中，換上了新的衣服，而在數月之內，人們將為她們找到長期的歸宿。卡塔琳娜•馮•博拉似乎在那時交上了好運：她與大學生希埃羅尼穆斯•鮑姆加爾特納（Hieronymus Baumgartner）相愛。希埃羅尼穆斯出生于紐倫堡的貴族家庭，他似乎是個不錯的結婚對象。然而，在他回到紐倫堡希求家人對這樁婚事的應允之後，他就再也沒有返回維騰堡。而另一方面，卡塔琳娜是個自信而倔強的女性，在婚姻問題上不願屈就，因而成了“問題人物”。馬丁•路德曾建議她嫁給一名年長的牧師，但被她拒絕。之後，她托人轉告路德，她其實很願意與路德本人結婚。
其實路德一開始並不喜歡卡塔琳娜，而是看上了她的一位姐妹，他認為卡塔琳娜過於驕傲自大。他甚至一度認為，根本不會有人願意娶這個姑娘為妻。路德在這之後與卡塔琳娜結婚，最初是一個經過周密權衡的決定：首先，卡塔琳娜必須有個歸宿；其次，作為受人矚目的新教改革的領導者，他應當以身踐行其改革理念，為人們樹立神職人員婚姻的典範。1525年6月13日，也就是修女逃離事件發生兩年多之後，路德與卡塔琳娜舉辦了一場規模不大的婚禮。從此，卡塔琳娜搬進了路德居住的“黑色修道院”（das Schwarze Kloster），並執掌那裡的家政大權。
一位知名的前奧斯定會修士娶了一名逃跑的修女為妻，這給當時熱衷於刊載花邊新聞的街頭小報提供了絕佳的素材。數年來，路德的婚姻一直是當時的一大醜聞。人們用拉丁文和德文撰寫文章來譭謗他們。有文章甚至稱卡塔琳娜是個“無恥的、落跑的娼婦”，並稱她在與“皮條客”馬丁•路德結婚前就與他通☆禁☆姦了。這一素材還被改編成色☆禁☆情題材的戲劇，並在公共廣場上展演。
卡塔琳娜第一次懷孕時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直到1526年他們第一個兒子順利降生，夫妻倆才松了一口氣。因為這個新生兒並未像別人說的那樣，會是一個“長著馬蹄的、有魔鬼血統的雜種”。夫妻倆給他取名為約翰內斯，並讓他接受了洗禮。在這之後的幾年，他們又生了兩個兒子和三個女兒。
作為已婚婦女，卡塔琳娜不享有經辦法律事務的權利，然而馬丁•路德表現得像個聰明的丈夫，他在很多問題上都會聽從妻子的意見。在卡塔琳娜的精心操持下，曾經蕭條的“黑色修道院”成為一個生機盎然、業務門類繁多的中產階級企業。
或許是因為卡塔琳娜在一些神學問題上也能給出自己獨到的見解，馬丁•路德親切地稱她為“凱特先生”或“凱特博士”。路德曾在數封寫給朋友的信中提到他的妻子是如何地好學並且會有規律地研讀《聖經》。然而，除此之外，我們幾乎再也找不到任何有關卡塔琳娜•馮•博拉的文字記錄，而她本人的絕大部分書信也未能留存下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儘管當時婦女們已經開始覺醒，但她們在歷史上做出的功績仍然不為世人所重視。
雖然馬丁•路德在1546年離世時留下一大筆產業，但卡塔琳娜不久後仍然陷入了經濟困境。這一方面是因為儘管馬丁•路德在其遺囑中規定了財產的處理，但由於當時女性在權利上的弱勢地位，卡塔琳娜很難維護自己對這筆產業的所有權；而另一方面，施瑪律卡爾登戰爭及其他一些戰爭的爆發使得卡塔琳娜兩次過上逃亡的生活，而“黑色修道院”的產業也在戰爭中慘遭毀壞。丈夫去世後，卡塔琳娜在維騰堡的影響日漸式微。當1552年瘟疫爆發時，卡塔琳娜離開維騰堡前往托爾高（Torgau）。然而，在這次旅途中，卡塔琳娜遭遇了重大事故，不久便離開人世。死後，她被安葬于托爾高的城市教堂。如今，這座城市設立了一個以她名字命名的獎項來紀念這位馬丁•路德身邊的女人，而在德國其他城市也能找到很多以她名字命名的教會建築。
奧林皮婭•福爾維婭•莫拉塔：科學家、詩人、教師
中世紀建立起來的大學由“主教座堂學校”（Domschule）發展而來。這類學校用來培養教牧人員，因而只招收男性。在新教改革之前，女性接觸科學知識、接受教育的機會非常有限。而奧林皮婭•福爾維婭•莫拉塔（Olympia Fulvia Morata，1526—1555）的故事則向我們展示了當時女性是如何在新教改革思想的影響下相互扶持，並為自身發展創造條件的。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新教改革的歷史背景下已經有部分開明的男性開始賞識女性的才華，並竭力為她們提供支持與幫助。然而不幸的是，這同時也是關於一位才華橫溢的女性淪為那個紛亂年代犧牲品的故事。
我們首先應當感謝歷史的發展沒有使這位才華卓著的女性在縫紉制衣這類家務活中終其一生。新教改革帶來的社會進步使這位女性得以在她那個年代施展自身的卓越才能，儘管在這一過程中她仍遇到了困難與阻礙。影響奧林皮婭的一個重要人物是來自義大利的新教改革宣導者切裡奧•加爾加尼（Caelio Calcagnini）。他與奧林皮婭的父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加爾加尼對奧林皮婭的好學精神十分支持，他建議奧林皮婭的父親“用鋼筆換掉女兒手中的縫衣針”。同時，他還給奧林皮婭帶來許多書籍，而在當時，一個女童閱讀如此多的書實屬罕見。奧林皮婭在6歲時就被認為是一位天賦異稟的女孩，在12歲時，她已熟練掌握拉丁語和古希臘語以及所謂的古希臘“七藝”：語法、修辭、邏輯、天文、音樂、算術和幾何。奧林皮婭的父親受雇于費拉拉公爵，擔任宮廷教師一職，這使得奧林皮婭有幸同王公貴族子弟一起上課。在此期間，她的才華進一步得到施展：她翻譯古希臘詩人荷馬的作品，並開始用拉丁語和古希臘語進行創作。除此之外，她還撰寫了數篇關於古希臘哲學的研究性論文。
奧林皮婭在宮廷與三位貴族女性結下友誼。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雷內•戴斯特（Renée d’Este）公爵夫人。她是一位極富影響力的新教改革運動捍衛者，曾接收和救助了許多因信仰而被宗教裁判所及信仰天主教的統治者迫害的人，然而她的這一行為卻激怒了她的丈夫埃爾高勒•戴斯特（Ercole d‘Este）公爵。在她救助的這些人中有一位是來自瑞士的新教改革運動中堅人物、“歸正宗”（reformierte Glaubensrichtung）運動的先驅——約翰內斯•加爾文（Johannes Calvin）。他創立的這一新教教派在瑞士、法國北部及義大利北部得到廣泛傳播。
作為對新教改革運動的回應，羅馬教廷發起所謂的“反新教改革運動”。作為教宗的駐地，義大利自然深受“反新教改革”運動的影響。當時，許多世俗統治者，包括費拉拉公爵在內，其統治利益均要倚仗教宗的支持。到了1548年，宗教裁判所對新教改革人士的迫害行動升級，奧林皮婭不得不離開宮廷。在這之前，她結識了來自施韋因富特（Schweinfurt）的醫生安德莉亞斯•格隆特勒（Andreas Grundler），1549年兩人結婚並搬到深受新教改革運動影響的施韋因富特。然而不久之後，奧林皮婭一家再次陷入宗教戰爭的動亂之中，他們不得不逃離施韋因富特並失去了全部財產。在流亡過程中，奧林皮婭的丈夫有幸獲得了一份海德堡大學提供的講授醫學的教職，於是，他們在海德堡安頓下來。此後，海德堡大學又聘請奧林皮婭擔任編外講師，教授希臘語。倘若當時奧林皮婭真的接受了這份職位，那麼她極有可能成為德國第一位擁有教授頭銜的女性，然而長期的流亡生活讓她身心俱疲，極度虛弱，不久之後，她便長期抱病，1555年死於肺結核，年僅29歲。
1583年，奧林皮婭•福爾維婭•莫拉塔的對話錄、書信和詩歌被收進了所謂的“禁書目錄”——這是僅有少數女性才能享受到的“殊榮”。這份目錄由羅馬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制定，上面列出一系列被視為“罪孽深重”的書籍。直到1965至1966年召開的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才廢除了這份目錄。
這對夫婦的一位來自學術界的友人為他們在海德堡的聖彼得教堂附近立了一塊墓碑，作為對他們的紀念。幾年前，海德堡大學設立了一項以奧林皮婭•福爾維婭•莫拉塔名字命名的獎學金，用以資助女性研究人員。人們用這一系列方式來銘記這場發生在500年前的女性的覺醒。
羅利茨的伊莉莎白：統治者、外交家、間諜
羅利茨的伊莉莎白（Elisabeth von Rochlitz，又被稱作“黑森的伊莉莎白”）1502年生於瑪律堡（Marburg）。三年後，她的弟弟——也是日後宗教改革運動的關鍵人物——菲利浦（Philipp）降生。在伊莉莎白3歲時，她的父親黑森方伯威廉二世（Wilhelm II von Hessen）與被稱為“大鬍子”的薩克森公爵格奧爾格（Herzog Georg von Sachsen）定下親事，將她許配給格奧爾格之子約翰（Johann）。
伊莉莎白7歲時，她的父親就去世了。她的父親曾在遺囑中規定，伊莉莎白的母親梅克倫堡的安娜（Anna von Mecklenburg）將繼續承擔撫養和教育兩個子女的職責。然而，黑森家族卻無視這份遺囑，將她的兩個孩子分開：弟弟菲利浦被視為未來爵位的繼承者，因而留在宮中，而伊莉莎白則同母親去了瑪律堡。在那裡，年幼的伊莉莎白一直以聖伊莉莎白為自己的榜樣。
1515年，伊莉莎白13歲，正如父親所願，她與薩克森公爵之子約翰訂婚。在婚姻契約中規定，假如約翰過世，伊莉莎白作為遺孀，將享有羅利茨宮及整個公爵領地的繼承權。一年後，伊莉莎白與約翰舉行了“同房禮”（Beilager），並於1519年也就是她17歲那年，在卡塞爾正式舉行婚禮。從那時起，伊莉莎白便不得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德累斯頓的宮中。而她的公公，為人專制的一家之主“大鬍子”公爵格奧爾格，給她制定了保守而嚴苛的宮廷規矩。伊莉莎白不願遵守這些規矩，因而與公公之間常常爆發衝突。伊莉莎白不滿於格奧爾格公爵指派宮女監視她，而她在早彌撒時睡覺等不得體的舉動也使格奧爾格大為惱怒。而伊莉莎白一直沒有生育子女這件事更是令她與公公之間的關係火上澆油。在宮中，她只和丈夫的侄子，也就是格奧爾格的孫子莫里茨（Moritz）關係較為親密。
儘管伊莉莎白與公公之間衝突不斷，但在這段時間她已經展現出卓越的外交才能。在她的撮合之下，她的弟弟菲利浦於1523年娶了“大鬍子”格奧爾格的女兒克裡絲汀（Christine），這使得兩個王室家族間的關係更為緊密，並能更為有效地抵禦外敵。
宗教改革的思想如潮水一般席捲了包括黑森在內的整個德國。菲利浦和伊莉莎白，以及家庭中的另一些成員開始轉向新信仰。然而，“大鬍子”格奧爾格公爵仍忠於天主教信仰，他禁止伊莉莎白在宮中接觸任何有關新教的東西。伊莉莎白不遵從公公的這項禁令，她曾在一封信中寫到：“假如我畏懼人多於畏懼上帝，那麼，在我良心深處我將永遠不能被稱為有福。”
1537年，伊莉莎白的丈夫約翰去世，經過一番鬥爭，伊莉莎白終於獲得羅利茨領地的所有權。在她取得的領地之中有一座美輪美奐的小宮殿坐落於莫爾德河畔。伊莉莎白決定在這裡踐行她的宗教改革理想：她依據宗教改革運動的要求，命人開展了第一批新教佈道會，並舉行了兼領聖體（面餅）與聖血（葡萄汁）的聖餐禮。從那時起，新教神職人員被准許結婚，而信徒則被允許自由選擇改信新教或是繼續堅守天主教信仰，甚至連猶太人也被允許保持自己的信仰。這種極具現代性的宗教自由模式在那個時代非常罕見。當時通常的做法是某地的統治者會要求其屬地的所有人信仰與自己相同的教派。伊莉莎白還擴建了羅利茨宮，並妥善地對其經營管理。在她的統治下，羅利茨公爵領地重新煥發生機。伊莉莎白在這一時期撰寫的大量文章見證了宗教改革在這一地區的豐碩成果，同時，這些文章本身也是宗教改革史上珍貴的寶藏。
1531年，施瑪律卡爾登聯盟（Schmalkaldischer Bund）建立。這一聯盟由宗教改革的宣導者發起，旨在反抗信仰天主教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最初，莫里茨——那個與伊莉莎白關係親密的侄子——也屬於這一聯盟，而伊莉莎白本人也於1538年加入該聯盟，她當時是這一聯盟中唯一的女性成員。然而，在1539年“大鬍子”格奧爾格死後，她的侄子莫里茨加入了信仰天主教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陣營。
最初，伊莉莎白試圖在衝突雙方間斡旋。她警告雙方，如果衝突繼續下去，那將導致戰爭。然而在那時，兩派間的矛盾已不斷激化，這是因為衝突的背後實則隱藏著雙方對政治權力和利益的爭奪。而當一切外交手段都不再起作用，戰爭已不可避免之際，伊莉莎白開始暗地向新教一方傳遞情報，甚至還為此專門開發了一套密碼文字並雇傭了密探。然而，施瑪律卡爾登聯盟最終在軍事衝突中敗下陣來。1547年，羅利茨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軍隊攻陷。
羅利茨淪陷後，伊莉莎白逃往卡塞爾。他的侄子莫里茨指控她謀反，自己則進駐羅利茨。兩年後，伊莉莎白雖然重新獲得她的領地，但卻再也無法返回那裡。她也曾試圖在黑森的宮廷裡發揮自身的政治影響力，但最終失敗，而她的對手則將她遣送至施瑪律卡爾登。1556年，伊莉莎白罹患重病，並於一年後去世，葬於瑪律堡的聖伊莉莎白教堂。
在塵封了數百年之後，伊莉莎白撰寫的大量文章于最近重新公諸於世。作為宗教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紀念活動的預備活動，羅利茨宮於2014年舉辦了一場以伊莉莎白為主題的展覽。她作為宗教改革運動的捍衛者、政治家、外交家、間諜，將永遠為世人所銘記。
社會變革時期的繪畫、偶像與藝術形象表現
宗教改革期間，維騰堡的知名藝術家老盧卡斯•克拉納赫（Lucas Cranach der Ältere，約1472—1553）將自己的工作室改造成改革運動的“公關中心”。那裡安放的印刷設備印製出大量宣揚改革思想的傳單和評論文章。人們從維騰堡出發，將宗教改革的訊息帶往各地。
除了文字之外，繪畫也成為人們表達新思想的重要工具：當時流傳的一些繪畫作品展示了人的形象的改變以及從中反映出的人們對男性女性社會地位、性別角色和職能等問題的態度變化；而另一些則反映了人們對即將到來的社會變革的擔憂。和文字材料一樣，繪畫也被用於教化目的，例如一些繪畫向人們展示了一個正派的男人或女人，其正確而得體的言行舉止應當是怎樣的。
就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電影和宣傳片一樣，這些繪畫作品也反映了那時人們對女性覺醒的期待與擔憂。那一時期的一些繪畫作品仍取材于古希臘神話或聖經故事，但卻在其中加入了很多當時流行的觀念與意識形態。女性的覺醒促使許多作品開始力求展現女性強勢的一面。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表現以色列女英雄猶滴的題材。據記載，猶滴利用“女性的武器”引誘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麾下統帥荷羅浮尼，並用一把劍取下他的首級。這一題材出現在16世紀的很多繪畫作品中，而其中的許多作品都將畫面定格在猶滴持著劍，提著荷羅浮尼人頭的形象，她仿佛在說：“即便敵人是男人，我也能戰勝他。”
女性形象變得越發強勢，使人們對婚姻以及通☆禁☆姦的態度發生了改變。按照過去的法律——也就是依照聖經制定的律例——通☆禁☆姦是項死罪。而在接受了宗教改革的地區，這條法律被廢除。這種變化也反映在繪畫作品上，例如在這一時期出現的表現耶穌與行☆禁☆淫時被抓婦人的故事的畫作中，女性形象已從男權社會的附屬物轉變為獨立而自信的、能夠代表自身性別的鮮活個體。這些畫作中的女性不再作為消極被動的角色構成耶穌的對立面，而是與耶穌以及繪畫的觀察者形成一種互動關係。男性形象也隨之改變，例如許多畫作都把耶穌描繪成一名敏感而富有同情心的男子，他關心婦女，愛護兒童。
女性覺醒並從幕後走向前臺發生於宗教改革運動前期，但這一過程並未持續很久。不久，一種新的、市民階層的理想已婚女性形象開始出現，並迅速流行起來。我們曾提到，在社會變革時期會出現相對自由的“活動空間”，而在這一階段，這種“活動空間”重新關閉。因而我們在這一時期的一些畫作中看到，就在女性進入公共生活領域這一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了大約30年之後，女性的社會角色發生了逆轉，她們被迫從公共領域的前臺退居於幕後。她們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在社會公共領域發揮作用，而是不得不留在家中，恭順地服從于自己的丈夫，把自身才華埋沒於家庭瑣事當中。所以在這些畫中，我們看到婦女們屈服于繁重家務，而她們的丈夫則在外經營著產業。例如在一幅1525年誕生的畫作中，畫家使用一種諷喻的手法表現了當時的典範女性形象：畫中一名“合乎理俗”的家庭主婦被按上了馬腿，這樣她便能疾行千里。她目光警覺，側耳傾聽來自上帝的話語，而她的嘴被一把鎖鎖上，腰腹以下 則被一條蛇纏繞。
而到了18世紀，在把馬丁•路德一家表現為典範牧師家庭的畫作中，曾經精力充沛、聰明能幹的卡塔琳娜•馮•博拉被刻畫成一名謹守婦道的牧師的妻子。在自己丈夫光輝形象的照耀下，她謙卑恭順而蒼白無力，安守於自己在家庭及教會中的職分。（作者為柏林藝術大學博士。本文為作者今年3月在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歌德學院所作講座的講稿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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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產階級企業的“黑色修道院”
在“黑色修道院”長期生活著35到50人。除了路德夫婦自己的孩子之外，這裡還居住著他們收養的小孩。此外，“黑色修道院”又是“寄宿舍”（Burse），它給10到20位大學生提供住宿；這裡又是一間客棧，常常有訪客在此居住。這些訪客中的一些人正是新教改革運動中的知名人物。
在卡塔琳娜的規劃與領導下，“黑色修道院”經歷了數次翻修與改造。
路德夫婦婚後獲得了維騰堡周邊地區的一部分田產，於是，他們便開始大力發展種植業和水果園藝業。1542年，馬丁·路德成為維騰堡擁有最多地產的公民。夫婦二人利用這些土地大規模種植蔬菜（如蘿蔔、甜菜、捲心菜和土豆）、葡萄及其他水果。此外，他們還飼養蜜蜂以獲取蜂蜜和蜂蠟。
1542年，馬丁·路德又獲得一批家禽家畜，其中有10頭成年豬，3頭豬仔，5頭奶牛，9頭牛犢，1只成年山羊，2只山羊仔，數匹馬，此外還有雞、鴨、鵝。在“黑色修道院”中還有一家洗衣作坊和一間配備了兩個煙囪的大廚房。
路德夫婦雇了一批牧人和農民照看牲畜，安排了大量人員從事農業生產、烹飪食物或是料理客棧業務。
在瘟疫爆發時，“黑色修道院”又成為醫院，承擔收治和照料病人的職責。（ 楊一天 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