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最後的“迴光返照”：同治中興的“二五計畫”
同治七年（1868年），曾國藩的得力幕賓薛福成，寫下《中興述略》一文，內稱：
“（朝廷）倚任曾公，授之相位，東南軍事，鹹命節制”，“中原綏謐，西洋之人，亦且 讋栗弭伏，不敢敗和議”，“掃除數百萬狺狺之豺虎而滅其景跡，
這當然是為其恩公統率的湘軍平定太平天國等“內亂”之顯赫功勳大唱讚歌。那一年，曾國藩獲授武英殿大學士，並由兩江總督轉任地位更為重要的直隸總督，達到從政生涯的巔峰。而此前他奉召北上督師圍剿撚軍時，
無獨有偶，接替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的馬新貽（他同樣因攻打太平軍立功），在第二年上報中央的奏摺裡又寫道，“數年來南征北伐，所向有功，猛將謀臣，多有存者”，故列強“目睹中興氣象，亦未必有輕於一逞之計”。
同治朝（1862~1874年）剛剛進入第二個五年，“中興”二字便成為官場上頻繁出現的“熱詞”。這次為本已搖搖欲墜的清廷續命半個世紀的“中興”，
“中興”其表 “返照”其裡？
已故美國歷史學家芮瑪麗在她的代表作《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一書中，曾為“中興”下過一個定義：
“這種重生的例外情況便被稱作中興。不是一場武裝政變, 也不是一場革命或一個新時代, 而是一種晚期的興旺,在此期間, 歷史上不可避免的衰落過程由於整個貴族官僚們的才幹和努力而被延緩了一段時期。”
以煌煌五大卷《清代通史》享譽學林的民國歷史學家蕭一山，列舉數千年傳統史實，解釋得更加具體：“吾國歷史上稱中興者，如夏少康之一成一旅，周宣王之興衰撥亂，
在他看來，同治皇帝“賴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以平定太平天國，亦頗假借外力，而英法伺間拘兵，美俄乘機協和，遂至疆臣權重，閹寺弄柄，國運淩夷”，與中唐以後“其事頗相類矣，而猶有不同者”。
蕭氏所謂“不同者”，
讓我們先回到“同治中興”第二個五年的“歷史現場”去。
自同治四年（1865年）春慈禧太后藉故發動“罷黜恭王”事件，讓咸豐帝的弟弟恭親王奕靠邊站後，清廷中樞的政治架構已由同治初年的“叔嫂共治”，一變而為“幼帝雙後”模式。同治皇帝繼位時年僅六歲，實為“虛君”，受挫的奕雖未被徹底清理出局，但畢竟失去了“議政王”頭銜，朝堂之上話語權大打折扣，兩宮太后尤其是同治帝的生母慈禧，逐漸掌控大權。
同治朝最初數年，慈禧根基未穩、羽翼未豐，執政經驗也嫌不足，仍須倚仗恭親王為首的朝中少壯派襄助她處理複雜的內外政務，更要依靠以漢族督撫為主的地方實力派疆吏徹底平定動亂。到了“第二個五年”，政局相對穩定下來，大亂之後求大治，洋務新政勢在必行，慈禧既欲獨攬中央大權，格于現實情勢，地方上不得不與督撫集團分享部分權力。這也決定了“中興”改革必然採取分權的模式。
大才不出 如蒼生何
曾國藩
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傳統，都是因人而興，因人而廢，是故一眾地方督撫的水準，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同治中興的前景。薛福成就認為，人才輩出乃是關鍵：
“事須才而立，才大者必任群才以集事，則其所成有大者焉，才尤大者，又能得任才之才以集事，則其所成又有大者焉，累而上之，能舉天下之才會於一，乃可以平天下。”
在他心目中，當時稱得上“才大者”，非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數人莫屬。然而胡林翼早逝（1861年9月底病逝于武昌，時年不過五十，那會兒同治皇帝剛剛繼位），曾、左二人關係不睦，其他憑藉軍功起家的地方實力派，進入重建階段後，能否擔得起“中興”使命，仍是個大大的問號。
早在同治六年，曾國藩對同僚素質即有洞若觀火之評價：
“劉印渠（劉長佑）極長厚謙下，故做直督數年甚穩，其心地亦端正，性能下人，而非為保位之計。官秀峰（官文）城府甚深，當胡文忠（胡林翼）在時，面子極推讓，然有占其地步處必力爭，彼此不過敷衍而已，非誠交也。其心亦止容身保位，尚無險詖（奸邪）……”
曾國藩接著說：
左季高（左宗棠）喜出格恭維，凡人能屈體己甚者，多蒙不次之賞，此中素叵測而又善受人欺如此。李筱泉（李瀚章）血性不如弟（李鴻章），而深穩過之。吳仲宣（吳棠）殊憒憒。沈幼丹（沈葆楨）自三年以前爭餉後，至今未通信，其人大抵窄狹。彭雪芹（彭玉麟）光明俊偉，而本事不及楊厚庵（楊岳斌），楊厚庵頗狠。惲次山（惲世臨）精核而非獨當一面之才，實亦好藩司，心地亦苦窄。老九（曾國荃）去年訐官不勝，極悔，亟思退。
此番人物品評，可謂遍及時賢。不難看出袞袞諸公之中，令曾氏青眼有加者，僅劉長佑（湘軍重要將領，時任直隸總督）、李鴻章、楊嶽斌（湘軍水師將領，時任陝甘總督）三人而已。為何曾國藩如此苛刻？皆因他相信“第二、第三等人可求而儲之，第一等可遇而不可求”，即使上天垂眷，應運而生數位，他們“性情又有不同，趣向又有遠近，才識備矣，複須濟之以福澤”。比如曾國藩甚為看好的李鴻章，“實處多而虛處少，講求只在形跡”，可是失之於深沉不足。
以今人的眼光來看，同治年間絕大多數的“中興名臣”，包括曾國藩之類領袖人物在內，其功勞主要在於使清廷“返本”，即恢復統一平穩的局面，可是他們的思想深度，也僅僅停留在“返本”上，多數未能真正的“睜眼看世界”。事實證明，唯有更多“返本而開新”的傑出人才，才能應對此千古未有之大變局，可惜足以承當大任者寥寥。無怪乎錢穆先生斷言：“曾、左、胡、李號稱同治中興功臣。然此等人物，既能平亂，卻不能致治。”批評雖頗嚴厲，倒也大體不差。
“頑流、清流” 內爭難了
1896年，李鴻章帶著兩個外交官兒子（左一李經述、左二李經方）遍訪歐美，圖為6月份到德國時，與徳璀琳（後排左)、漢娜根（後排右)等合影
“中興功臣”之所以“不能致治”，除自身眼界局限外，恐怕與同治一朝紛擾難休的政爭也大有關係。
歷史學者石泉在20世紀40年代撰寫的碩士論文《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導師為史學家陳寅恪，他是晚清維新派要員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孫）中，曾剖析洋務新政失敗的原因：
“其一，則洋務運動與守舊勢力之衝突；其二，則滿洲統治者對漢人新興勢力之猜防；其三，則宮廷矛盾與朝臣黨爭是也。三者更加錯綜，遂使局面益趨複雜。”
這確是慧眼獨具之論，對後來的研究啟發頗大。特別是“同治中興”進入第二個五年時，以上三方面的內爭已由“暗戰”而漸趨公開化，很大程度上牽制甚至阻礙了改革的深入。
如同治六年（1867年）的“同文館風波”（自強派首腦奕䜣與保守派代表大學士倭仁就是否引進西學，設立天文算學館、同文館發生的激烈爭論），同治八年的“修約討論”（1858年簽訂的《天津條約》十年期滿，該年10月總理衙門大臣奕䜣與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在北京簽訂中英《新定條約》，以及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朝中保守勢力均對洋務改革大唱反調。）
從以上數起內爭中，不難看出兩大趨勢：
首先，保守派完成了新舊領袖的權力交接。昔日的“士林表率”倭仁自“同文館風波”落敗後頗受打擊，鬥志銳減，加之年老體衰，逐漸淡出政壇，皇室宗親醇郡王奕譞異軍突起，他與軍機大臣李鴻藻聯手，成為保守派所公認的“泰山北斗”。
其次，清流群體開始形成。當時任職于翰林院、禦史台、科道（俗稱“兩衙門”，職責為評議政事、隨時進諫）等機構中的青年才俊，目睹中西時事乖張、軍功顯宦坐大，胸中難免忿忿不平，於是聲氣相求、合力進言，彈劾高官，“聲勢之盛，上足以聳動君上，鞭策執政；下則領導全國士子以為聲援”。此風漸盛，雖對吏治澄清起到一定作用，但不少士人不問是非，只表立場，更有借此沽名釣譽之徒。洶湧的輿論，反而成為保守派牽制洋務新政的重要武器。
一向務實的曾國藩，對清流派的表演不以為然。他以宋、明兩代故事為例，指出“自南宋以來，天下為士夫劫持，凡一事興作，不論輕重，不揣本末，先起力爭，孱暗之君，為其所奪，遂至五色無主。宋明之亡，皆以此”。言下之意，“清流”崛起其實對朝局不利。他的另一位得力幕僚趙烈文，更把話挑個明白：
“是非不明，吠聲日遠，雖上議嚴切，必尚有起而死爭者，從此樞地與台諫為仇，而妄開言路之咎於是大見。”
天下熙熙 皆為權來
1880年，兒時的光緒在皇家護衛下騎馬
同治年間的朝臣黨爭，實與“叔嫂爭鬥”密切關聯。
同治初年，黨爭苗頭便已隱伏。以倭仁、李棠階（歷任戶部、工部、禮部尚書及軍機大臣）為首的“理論家”陣營，因與恭親王奕䜣、文祥（歷任軍機大臣及總理衙門大臣）等人理念相悖，屢有過招。工于心計的慈禧從中看出了培植心腹的好機會，於是每遇爭辯，便運用“平衡術”居中取利，暗中則將李鴻藻、翁同龢（同治帝師）等人納入己方，作為對付恭王的棋子。
而朝堂之上，不同地域出身的官員派別之爭也摻雜其中——以李鴻藻（河北保定人）為首的北派，與以沈桂芬（祖籍江蘇吳江，今屬蘇州）為首的南派，也是針鋒相對，彼此拆臺，無非都是為了積極擴張各自小集團手中的權力。
至於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矛盾，更是“內亂”平定後，清廷必然要面對的大問題。十數年來鎮壓太平天國、撚軍反叛的戰事中，清廷不得不依賴的湘淮系等地方武裝實力日益強橫，各處扶植嫡系，關係盤根錯節，已呈尾大不掉之勢。當年中央為挽救統治危亡，不得已下放權力，如今想要收權“削藩”，無疑於虎口奪食，真是左右為難。
明知放權易、收權難，但還是要收，此實乃晚清的政治宿命。如何來收，按石泉在上文中的分析，“中樞實權，此時雖已旁落，而名分猶在，全國用人行政之樞紐仍得自上操之。漢人諸派，既不能團結，於是中樞乃益得因便操縱，抑揚其間”。
具體做法，大概有“眾建分力”“湘淮互制”“安插親信”及“以淮制湘”四類。同治四年的兩江總督易位之爭（趁曾國藩奉旨北上“剿撚”之際，讓不受湘淮系節制的漕運總督吳棠署理其兩江總督之位），同治五年曾國荃（時任湖北巡撫）與官文（時任湖廣總督）督撫之爭，以及出身曾國藩幕府的劉蓉在陝西巡撫任上橫遭彈劾等等，都是顯著例子。
又如同治六年，政聲頗佳的馬新貽出任閩浙總督，後轉任兩江總督（接替曾國藩，其間發生著名的“刺馬案”，一度有人懷疑是湘淮系軍人所為），同治七年曾國藩不得不北上出任直隸總督，以及湘淮系內部不時發生的曾左、曾李、曾沈（葆楨）、郭毛（出身曾國藩幕府的郭嵩燾任廣東巡撫時，與兩廣總督毛鴻賓不和，毛鴻賓是曾國藩的同榜進士，曾任湖南巡撫）等人之間的摩擦與齟齬，皆拜清廷中央所“賜”。
“捐班廣也，門丁橫也”
同治皇帝
如上所述，宮廷矛盾、朝臣黨爭及中央與地方權力收放的“暗鬥”，自同治朝的第二個五年起愈演愈烈，貫穿晚清最後五十餘年的始終。而吏治頑疾，則成為阻礙“中興”的又一塊短板。
史學家錢穆對同治一朝的官場實情有以下評價：
“軍事上雖足平亂，而吏治官方，依然腐敗。釀亂之源，依然存在。只為社會元氣大損，一時再鼓不起亂來”。
粗略看來，同治朝吏治不佳的突出表現，大致有二：
第一，務虛不務實。咸豐同治年間（1851~1874年），由於官方提倡，顯宦踐行，宋明理學出現復興局面，於是研習理學成為官場一大風尚。對於官場中人而言，既然身負管治職責，學問更多應講求經世致用。然而當時不少官員卻流於形式，徒慕虛名。本身是理學名家的曾國藩，對此情形可謂深惡痛絕，他說：
“今之理學，目不窺古今之書，身不由漸入之徑，忽爾高談性命，自詡聖賢，又不勝其嗜欲攻取之情，去之不能，反而積於隱微之地，既多且厚，一旦不制不盡，反其生平，即色厲內荏，終身為穿窬之行（意為鑽洞爬牆的盜賊）。此皆學術不明之咎，可悲可憫。而近日吏風之頹，揣竊皮相，依附影響，不勤求本職，而專索細微。”
如同治七年出任江蘇布政使丁日昌，本為洋務派中堅，到崗伊始，便莫名其妙地下令，民間茶館所售茶水每碗收費不得超過五文，後來又匪夷所思地禁止民間閱讀《紅樓夢》等小說。大亂之後，百廢待興，一省政務長官，如此任性地運用權力干預細民日常生活，不禁讓人慨歎“大吏不務活民，而競為此不近人情之舉，試問於地方風俗利弊有何關涉？”
第二，地方陋規積弊漸成沉屙，尤其是廣大基層，貪官胥吏，橫行傾軋。薛福成將之歸納為：“曰捐班廣也，門丁橫也”。捐納得官之人越來越多，究其本意，不過為了“剝民以自奉，損國以肥己”；門丁胥吏“尤為州縣巨蠹……玩其官於股掌之上”。
在薛福成看來，無論朝堂重臣、地方督撫抑或州縣小吏，俱是治國理政的一員，如果任其博虛名、飽私囊，則“才敝而天下與之俱敝”，清廷所謂“中興”大計的實際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對晚清朝廷君臣口中念念不忘的“中興”氣象，還是錢穆的斷言一針見血：急病不死，變成慢病，而其病已成絕症，不可救藥。
但畢竟失去了“議政王”頭銜，朝堂之上話語權大打折扣，兩宮太后尤其是同治帝的生母慈禧，逐漸掌控大權。同治朝最初數年，慈禧根基未穩、羽翼未豐，執政經驗也嫌不足，仍須倚仗恭親王為首的朝中少壯派襄助她處理複雜的內外政務，更要依靠以漢族督撫為主的地方實力派疆吏徹底平定動亂。到了“第二個五年”，政局相對穩定下來，大亂之後求大治，洋務新政勢在必行，慈禧既欲獨攬中央大權，格于現實情勢，地方上不得不與督撫集團分享部分權力。這也決定了“中興”改革必然採取分權的模式。
大才不出 如蒼生何
曾國藩
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傳統，都是因人而興，因人而廢，是故一眾地方督撫的水準，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同治中興的前景。薛福成就認為，人才輩出乃是關鍵：
“事須才而立，才大者必任群才以集事，則其所成有大者焉，才尤大者，又能得任才之才以集事，則其所成又有大者焉，累而上之，能舉天下之才會於一，乃可以平天下。”
在他心目中，當時稱得上“才大者”，非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數人莫屬。然而胡林翼早逝（1861年9月底病逝于武昌，時年不過五十，那會兒同治皇帝剛剛繼位），曾、左二人關係不睦，其他憑藉軍功起家的地方實力派，進入重建階段後，能否擔得起“中興”使命，仍是個大大的問號。
早在同治六年，曾國藩對同僚素質即有洞若觀火之評價：
“劉印渠（劉長佑）極長厚謙下，故做直督數年甚穩，其心地亦端正，性能下人，而非為保位之計。官秀峰（官文）城府甚深，當胡文忠（胡林翼）在時，面子極推讓，然有占其地步處必力爭，彼此不過敷衍而已，非誠交也。其心亦止容身保位，尚無險詖（奸邪）……”
曾國藩接著說：
左季高（左宗棠）喜出格恭維，凡人能屈體己甚者，多蒙不次之賞，此中素叵測而又善受人欺如此。李筱泉（李瀚章）血性不如弟（李鴻章），而深穩過之。吳仲宣（吳棠）殊憒憒。沈幼丹（沈葆楨）自三年以前爭餉後，至今未通信，其人大抵窄狹。彭雪芹（彭玉麟）光明俊偉，而本事不及楊厚庵（楊岳斌），楊厚庵頗狠。惲次山（惲世臨）精核而非獨當一面之才，實亦好藩司，心地亦苦窄。老九（曾國荃）去年訐官不勝，極悔，亟思退。
此番人物品評，可謂遍及時賢。不難看出袞袞諸公之中，令曾氏青眼有加者，僅劉長佑（湘軍重要將領，時任直隸總督）、李鴻章、楊嶽斌（湘軍水師將領，時任陝甘總督）三人而已。為何曾國藩如此苛刻？皆因他相信“第二、第三等人可求而儲之，第一等可遇而不可求”，即使上天垂眷，應運而生數位，他們“性情又有不同，趣向又有遠近，才識備矣，複須濟之以福澤”。比如曾國藩甚為看好的李鴻章，“實處多而虛處少，講求只在形跡”，可是失之於深沉不足。
以今人的眼光來看，同治年間絕大多數的“中興名臣”，包括曾國藩之類領袖人物在內，其功勞主要在於使清廷“返本”，即恢復統一平穩的局面，可是他們的思想深度，也僅僅停留在“返本”上，多數未能真正的“睜眼看世界”。事實證明，唯有更多“返本而開新”的傑出人才，才能應對此千古未有之大變局，可惜足以承當大任者寥寥。無怪乎錢穆先生斷言：“曾、左、胡、李號稱同治中興功臣。然此等人物，既能平亂，卻不能致治。”批評雖頗嚴厲，倒也大體不差。
“頑流、清流” 內爭難了
1896年，李鴻章帶著兩個外交官兒子（左一李經述、左二李經方）遍訪歐美，圖為6月份到德國時，與徳璀琳（後排左)、漢娜根（後排右)等合影
“中興功臣”之所以“不能致治”，除自身眼界局限外，恐怕與同治一朝紛擾難休的政爭也大有關係。
歷史學者石泉在20世紀40年代撰寫的碩士論文《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導師為史學家陳寅恪，他是晚清維新派要員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孫）中，曾剖析洋務新政失敗的原因：
“其一，則洋務運動與守舊勢力之衝突；其二，則滿洲統治者對漢人新興勢力之猜防；其三，則宮廷矛盾與朝臣黨爭是也。三者更加錯綜，遂使局面益趨複雜。”
這確是慧眼獨具之論，對後來的研究啟發頗大。特別是“同治中興”進入第二個五年時，以上三方面的內爭已由“暗戰”而漸趨公開化，很大程度上牽制甚至阻礙了改革的深入。
如同治六年（1867年）的“同文館風波”（自強派首腦奕䜣與保守派代表大學士倭仁就是否引進西學，設立天文算學館、同文館發生的激烈爭論），同治八年的“修約討論”（1858年簽訂的《天津條約》十年期滿，該年10月總理衙門大臣奕䜣與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在北京簽訂中英《新定條約》，以及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朝中保守勢力均對洋務改革大唱反調。）
從以上數起內爭中，不難看出兩大趨勢：
首先，保守派完成了新舊領袖的權力交接。昔日的“士林表率”倭仁自“同文館風波”落敗後頗受打擊，鬥志銳減，加之年老體衰，逐漸淡出政壇，皇室宗親醇郡王奕譞異軍突起，他與軍機大臣李鴻藻聯手，成為保守派所公認的“泰山北斗”。
其次，清流群體開始形成。當時任職于翰林院、禦史台、科道（俗稱“兩衙門”，職責為評議政事、隨時進諫）等機構中的青年才俊，目睹中西時事乖張、軍功顯宦坐大，胸中難免忿忿不平，於是聲氣相求、合力進言，彈劾高官，“聲勢之盛，上足以聳動君上，鞭策執政；下則領導全國士子以為聲援”。此風漸盛，雖對吏治澄清起到一定作用，但不少士人不問是非，只表立場，更有借此沽名釣譽之徒。洶湧的輿論，反而成為保守派牽制洋務新政的重要武器。
一向務實的曾國藩，對清流派的表演不以為然。他以宋、明兩代故事為例，指出“自南宋以來，天下為士夫劫持，凡一事興作，不論輕重，不揣本末，先起力爭，孱暗之君，為其所奪，遂至五色無主。宋明之亡，皆以此”。言下之意，“清流”崛起其實對朝局不利。他的另一位得力幕僚趙烈文，更把話挑個明白：
“是非不明，吠聲日遠，雖上議嚴切，必尚有起而死爭者，從此樞地與台諫為仇，而妄開言路之咎於是大見。”
天下熙熙 皆為權來
1880年，兒時的光緒在皇家護衛下騎馬
同治年間的朝臣黨爭，實與“叔嫂爭鬥”密切關聯。
同治初年，黨爭苗頭便已隱伏。以倭仁、李棠階（歷任戶部、工部、禮部尚書及軍機大臣）為首的“理論家”陣營，因與恭親王奕䜣、文祥（歷任軍機大臣及總理衙門大臣）等人理念相悖，屢有過招。工于心計的慈禧從中看出了培植心腹的好機會，於是每遇爭辯，便運用“平衡術”居中取利，暗中則將李鴻藻、翁同龢（同治帝師）等人納入己方，作為對付恭王的棋子。
而朝堂之上，不同地域出身的官員派別之爭也摻雜其中——以李鴻藻（河北保定人）為首的北派，與以沈桂芬（祖籍江蘇吳江，今屬蘇州）為首的南派，也是針鋒相對，彼此拆臺，無非都是為了積極擴張各自小集團手中的權力。
至於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矛盾，更是“內亂”平定後，清廷必然要面對的大問題。十數年來鎮壓太平天國、撚軍反叛的戰事中，清廷不得不依賴的湘淮系等地方武裝實力日益強橫，各處扶植嫡系，關係盤根錯節，已呈尾大不掉之勢。當年中央為挽救統治危亡，不得已下放權力，如今想要收權“削藩”，無疑於虎口奪食，真是左右為難。
明知放權易、收權難，但還是要收，此實乃晚清的政治宿命。如何來收，按石泉在上文中的分析，“中樞實權，此時雖已旁落，而名分猶在，全國用人行政之樞紐仍得自上操之。漢人諸派，既不能團結，於是中樞乃益得因便操縱，抑揚其間”。
具體做法，大概有“眾建分力”“湘淮互制”“安插親信”及“以淮制湘”四類。同治四年的兩江總督易位之爭（趁曾國藩奉旨北上“剿撚”之際，讓不受湘淮系節制的漕運總督吳棠署理其兩江總督之位），同治五年曾國荃（時任湖北巡撫）與官文（時任湖廣總督）督撫之爭，以及出身曾國藩幕府的劉蓉在陝西巡撫任上橫遭彈劾等等，都是顯著例子。
又如同治六年，政聲頗佳的馬新貽出任閩浙總督，後轉任兩江總督（接替曾國藩，其間發生著名的“刺馬案”，一度有人懷疑是湘淮系軍人所為），同治七年曾國藩不得不北上出任直隸總督，以及湘淮系內部不時發生的曾左、曾李、曾沈（葆楨）、郭毛（出身曾國藩幕府的郭嵩燾任廣東巡撫時，與兩廣總督毛鴻賓不和，毛鴻賓是曾國藩的同榜進士，曾任湖南巡撫）等人之間的摩擦與齟齬，皆拜清廷中央所“賜”。
“捐班廣也，門丁橫也”
同治皇帝
如上所述，宮廷矛盾、朝臣黨爭及中央與地方權力收放的“暗鬥”，自同治朝的第二個五年起愈演愈烈，貫穿晚清最後五十餘年的始終。而吏治頑疾，則成為阻礙“中興”的又一塊短板。
史學家錢穆對同治一朝的官場實情有以下評價：
“軍事上雖足平亂，而吏治官方，依然腐敗。釀亂之源，依然存在。只為社會元氣大損，一時再鼓不起亂來”。
粗略看來，同治朝吏治不佳的突出表現，大致有二：
第一，務虛不務實。咸豐同治年間（1851~1874年），由於官方提倡，顯宦踐行，宋明理學出現復興局面，於是研習理學成為官場一大風尚。對於官場中人而言，既然身負管治職責，學問更多應講求經世致用。然而當時不少官員卻流於形式，徒慕虛名。本身是理學名家的曾國藩，對此情形可謂深惡痛絕，他說：
“今之理學，目不窺古今之書，身不由漸入之徑，忽爾高談性命，自詡聖賢，又不勝其嗜欲攻取之情，去之不能，反而積於隱微之地，既多且厚，一旦不制不盡，反其生平，即色厲內荏，終身為穿窬之行（意為鑽洞爬牆的盜賊）。此皆學術不明之咎，可悲可憫。而近日吏風之頹，揣竊皮相，依附影響，不勤求本職，而專索細微。”
如同治七年出任江蘇布政使丁日昌，本為洋務派中堅，到崗伊始，便莫名其妙地下令，民間茶館所售茶水每碗收費不得超過五文，後來又匪夷所思地禁止民間閱讀《紅樓夢》等小說。大亂之後，百廢待興，一省政務長官，如此任性地運用權力干預細民日常生活，不禁讓人慨歎“大吏不務活民，而競為此不近人情之舉，試問於地方風俗利弊有何關涉？”
第二，地方陋規積弊漸成沉屙，尤其是廣大基層，貪官胥吏，橫行傾軋。薛福成將之歸納為：“曰捐班廣也，門丁橫也”。捐納得官之人越來越多，究其本意，不過為了“剝民以自奉，損國以肥己”；門丁胥吏“尤為州縣巨蠹……玩其官於股掌之上”。
在薛福成看來，無論朝堂重臣、地方督撫抑或州縣小吏，俱是治國理政的一員，如果任其博虛名、飽私囊，則“才敝而天下與之俱敝”，清廷所謂“中興”大計的實際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對晚清朝廷君臣口中念念不忘的“中興”氣象，還是錢穆的斷言一針見血：急病不死，變成慢病，而其病已成絕症，不可救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