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最牛“重鎮”：中原王朝耗時四百年才收復，十四任皇帝親自鎮守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出現過兩個偉大的王朝，其一是漢，
這兩個王朝消亡之時，接替它們的政府均無力單獨接替那廣大而破碎的版圖，從而都出現了一個混亂不堪的大分裂時代。
唐朝全盛時，領土東至朝鮮半島，西達中亞鹹海，北括貝加爾湖和葉尼塞河上游，南至越南順化一帶與南海群島，面積約有1251.19萬平方公里。
西元907年，朱溫逼迫唐昭宣帝李柷禪讓帝位，建國號大樑，史稱後樑，定都汴梁。
不過，後樑的實際統治面積僅局限于漢水和淮水以北，
西元923年，大唐遺臣晉王李存勖滅梁，複大唐國號，史稱後唐，定都洛陽，其國土面積等於梁、晉的總和，進而控制關中李茂貞所建的岐政權、併吞蜀地，勢力一度膨脹，地域非常遼闊。
可惜好景不長，西元934年，後唐第二代皇帝唐明宗李嗣源一死，唐臣孟知祥在成都割據稱帝，分去了四川一大塊地盤。
最慘的還不止於此，兩年之後，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稱帝，定都汴梁，建國號晉，史稱後晉。為了稱帝，他竟把燕雲十六州割給了契丹！
燕雲十六州的丟失，從此成為了漢民族心頭永遠的痛。
曾幾何時，從黃帝、夏商周三代而下，中國總出呈東、西方相爭的政治格局，周、秦、漢、隋、唐建立了政權後，均立足於關中，目的是在防範西北遊牧民族的基礎上，進謀東部富饒之地。
而隨著遊牧民族發展重心的北移，自北宋開始，東、西方相爭格局轉化成了南、北格局。
為了收取這十六州之地，後周第二代皇帝周世宗柴榮以傾國之力北伐，可惜中道崩殂，以致功敗垂成。
西元960年，趙匡胤篡奪後周江山，雖然先後滅荊南國、滅後蜀、滅南漢、滅南唐，迫降吳越國和清源軍，但領土面積大約只有230萬平方公里，為中國歷史上大統一時期領土面積最小的王朝，不僅比唐大為收縮，
國土面積小，其帶來最大的苦惱就是：難以組建大規模的騎兵軍團。
與漢唐相比，北宋的版圖萎縮在中原，缺乏放養馬匹的牧場，馬匹奇缺，能夠擁有的馬匹多出自中原本土，而中原本土的馬匹以圈養為主，個子矮，骨架細，速度緩慢，爆發力欠缺，不適合戰場作戰。《宋會要》中記北宋境內中原本土所產的馬，
在冷兵器時代，可以說，誰擁有了強大的騎兵軍團，誰就在戰場上具有更多的話事權。
恩格斯就曾經說過：“騎兵在整個中世紀一直是各國軍隊中的主要兵種。”
由於沒有成規模的騎兵軍團，北宋王朝在與遊牧民族的戰鬥中，就往往下於下風。
須知，騎兵騎在馬背上賓士驅策可以形成巨大的衝擊力，讓步兵無從抵擋，另外在轉移戰場方面，機動靈活，敗可退，勝可追。
另外，中原的士兵來自農耕文明的農家子弟，慣用鍬犁的手和伺弄莊稼的勞動方式使他們樂於安享現態，缺少暴戾之氣，從而也使他們在戰爭中缺乏了應有的殺氣。
與之相比，作為長在馬背上的民族，他們沒有農業，沒有紡織業，只能穿著獸皮，拎著武器，在惡劣的環境中圍獵、搏殺、掠奪。對他們而言，戰爭就是一種樂趣，戰爭意味著宣洩、意味著釋放、意味著獵取、意味著獲得。
所以，中原王朝要抵禦遊牧民族的入侵，就必須倚仗地理上的優勢，居高臨下，或借助地形的多變，利用崇山峻嶺和狹穀深澗對騎兵進行干擾、襲擊，破壞騎兵種種迂回、穿插、長途奔襲戰術，以達到以步制騎。
偏偏，北方的燕雲十六州已掌握在遼國手裡。這十六州大致包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山西北部，自東向西長約六百公里，南北寬約二百公里，全部面積為十二萬平方公里的一大片土地，分佈其上的太行、燕山等山脈，狀如巨龍，綿延千里，遮罩著華北大平原，拱衛著中原腹地，是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分水嶺。
失去了十六州，以步兵為主的中原王朝就失去了抵禦遊牧民族的天然屏障，還有那依山而建的萬里長城。從遼宋新開的邊界到北宋首都汴梁的八百公里間，一望平川，門戶大開，無險可守。
所以說，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乃是安置在遼國這把懸掛著的利刃之下。
如果說，北宋王朝的軍事貯備和軍事實力能一直保持在上佳狀態，並能建立起互有策應的防禦體系，進攻上雖略顯不足，但還是可以抵禦住來自北方的打擊的。
但人為上的因素遠比地理上的因素容易變幻，當北宋政府稍微失掉了北方敵人的警惕性，當北宋軍隊稍有下降，萬里胡騎就可以滾滾而來，自北而南，由高到低，風一樣刮遍華北平原。
可見，國土面積小，沒有燕雲十六州，沒有萬里長城作為抵禦遊牧民族的屏障，北宋王朝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大統一王朝，不解決這個問題，北宋王朝就一直會生活在危險中。
作為一個開國之主，趙匡胤對燕雲十六州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認識的。他說，“天下視幽薊為北門，無幽薊則天下時常不安”。
而早在平定南唐時，他還說過一句更加著名的話：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如果說，南唐、後蜀、吳越這些小國是睡在臥榻之側的“他人”，那麼，遼國這個龐大大物，簡直就是睡在臥榻之側的一頭狼。
怎麼看待這頭狼，對這頭狼採取什麼樣的應對措施，趙匡胤是有著自己的思考的。
首先，中原大地飽經五代亂世，處處瘡痍，國內急需一段休養生息的時間。
在沒有必勝把握的前提下，趙匡胤的打算是存活北漢，以充當遼宋之間的緩衝。
而為收復十六州，他廣積錢糧，設立“封樁庫”，打算積蓄好三五十萬白銀，如果能向遼人贖買就贖買，如果不能贖買，就“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將這筆錢充當軍費，強行收取幽雲十六州。他說，遼兵多次侵擾我邊境，若我用二十匹絹的價格收購一名遼兵的腦袋，遼國精兵也就十萬人。只要花費我二百萬匹絹，就可以將他們悉數消滅。
汴梁所處，自古為四戰之地，一代縱橫家張儀就說：“魏之地勢，固戰場也。”周圍沒有山嶺險阻，建都於此，即是置身于遼國的兵鋒之下。
為了解決遼國騎兵對北宋都城汴梁的威脅，他毅然決然地提出：“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打算先遷都洛陽，可能的話，再遷都長安。
洛陽位居“天下之中”，“東壓江淮，西挾關隴，北通幽燕，南系荊襄”， 四面群山環繞、雄關林立，臨洛水，負邙山，望伊闕，據成皋，控崤函，有“八關都邑”、“山河拱戴，形勢甲於天下”之稱。秦以後宋以前有東漢、曹魏、西晉等王朝建都於此，為“九朝古都”。可是，這一提議，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
起居郎李符給出的理由是，洛陽窮，太窮了，經濟凋敝。而且，飽經戰火，建築遭到嚴重破壞，不適合皇家居住。
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也說：“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鹹仰給焉。”又說：“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樑，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他認為汴梁已得運河漕運之利，京師地位根基已固，不能動搖，如執意要遷都，百害無一利。
的確，自後樑建都汴梁以降，幾代統治者都不斷開挖運河，以通漕運。趙匡胤本人建立大宋王朝後，從建隆二年（西元961年）開始，就著手在汴梁周圍開展大規模水利建設，挖蔡河以達許鎮，又從新鄭引閔水與蔡河匯合而經陳州、穎州直達壽春。更在汴梁城北開挖五丈河和金水河。時至開寶年間，以汴梁為中心的運河體系已經構建完善，江南的米粟由長江入淮灑，經汴水入京師；陝西的米粟從三門峽轉入黃河，入汴水達京師；陝蔡的米粟則由惠民河轉蔡河，入汴水達京師；京東的米粟由齊魯地區入五丈河達京師。
一句話，交通發達，糧運便利，建都在汴梁，可取天下米粟以養京師。這是建都洛陽或長安所不可比擬的。
但，這既是汴梁作為京師的優點，同時也是它的缺點。
趙匡胤覺得，既然汴梁城中所需物資全仰給於水路，一旦水路被截，京師被圍，後果將不堪設想。
但最終，趙匡胤在弟弟晉王趙光義的極力反對，沒能如願遷都。
趙光義反對的原因，無非是自己已在開封府擔任了十六年的府尹，培植了大量親信，在朝中的勢力正在不斷壯大。考慮到遷都成功，自己這個開封府尹勢必遠離政治中心，不利於發展。
而就在遷都之爭後六個月，趙匡胤就暴斃了，死於可疑的燭光斧影中。趙光義則華麗轉身，從一介親王蛻變成北宋第二位皇帝。
趙匡胤的預見是非常準確的，他說，如若不出遷都，則“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不遷都，京師的生存就全倚仗於運河漕運的供養，運河的開挖和維護就會成為國家頭等大事，而無休無止的開挖和清淤就使百姓疲於奔命。
原本，長江下游經濟發達，但因為其水路與京師暢通，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京師的糧食和物資主要來源地，負擔日見沉重，經濟發展受到了嚴重影響。
這樣，當集天下之財于京師之時，京師雖然繁華，地方卻更加困厄。
果然，百年未到，國力盡耗，長江下游地區經濟發展近乎停滯，龐大的軍費常常透支國家財政，財政上的“積貧”和軍事上的“積弱”終於積重難返。當“靖康之難”爆發，北宋政權仿佛在一夜之間就滅亡了。
北宋滅亡之初，一代名將岳飛為收復失地，奔走操勞、輾轉血戰。他尚為軍中偏陴小將的時候，曾和河北西路招撫使張所有過一場不但要收復兩河、兩京（東京汴梁、西京洛陽），還必須收復燕雲十六州的高論。
嶽飛慷慨激昂地說：“河北視天下如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人可以沒有珠璣寶玉，卻不可以失去四肢。本朝之都城汴梁，非有秦關百二之險。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亙，難於呼接，獨恃河北燕山山脈為自固。再以精甲健馬，憑據要衝，深溝高壘，峙列重鎮，則虜人不敢窺河南，京師根本之地可固。如今朝廷任命招撫為河北之使，嶽飛願意以偏師從麾下，所向惟招撫之命是從，盡取河北之地，以為京師援耳！”
不過，嶽飛橫遭奸人秦檜所害，中興成半壁，諸君痛飲無期，腸空熱。
燕雲十六州重回漢人之手，是明太祖逐蒙元疾如風雨的北伐。
當大明鐵騎兵大步邁入北京城，此時距離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已長達455年！
明太祖在元末群雄並起之際，由淮河流域向南推進，穩紮穩打，取南京，占浙西，“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以南京附近的州縣作為取天下的根據地，最後建都南京。
南京雖稱六朝古都，但這六朝（孫吳、東晉、劉宋、南齊、南梁、南陳）都過不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權，且國祚不長、傳國不遠。
明太祖雄材大略，當然知道幽燕之地乃是南北相爭的關鍵：漢族政權失去它，只能偏安南方；遊牧民族佔有它，則可揮鞭南下。
現在，既然收回了這片困擾了中華漢族人民四百多年的土地，而大明王朝的社會發展想要治隆唐宋、疆域拓展想要遠邁漢唐，就必須把這片土地牢牢地將之掌握在自己手裡，永不再失。
可是，這片土地離長江下游的南京有千里之遙，並且，時時遭受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要實現這一點，難度很大。
明太祖想到了遷都。
但北京歷經遼、金、元等異族統治，“胡化”嚴重，還不適合作為新生明朝的國都。
遷都成了明太祖的一個心病，該心病，畢明太祖一生，都沒能解決。
最終，將國都成功遷到了北京的人是明成祖朱棣。
雖說朱棣登上帝位並不是明太祖先前所設定的軌道，但朱棣遷都北京，絕對沒有違背明太祖要遷離南京的本意。
燕王時代的朱棣在藩于燕地，多次與蒙元殘餘勢力作戰，深諳燕地的戰略重要性。所以，他在即皇帝位後的第二年就改北平為北京，並經過長達二十多年的精心籌備，於西元1421年完成了遷都之舉。
從此，自朱棣而下，有明一朝共十四位皇帝坐鎮此地，是為天子守國門也！
讓步兵無從抵擋，另外在轉移戰場方面，機動靈活，敗可退，勝可追。另外，中原的士兵來自農耕文明的農家子弟，慣用鍬犁的手和伺弄莊稼的勞動方式使他們樂於安享現態，缺少暴戾之氣，從而也使他們在戰爭中缺乏了應有的殺氣。
與之相比，作為長在馬背上的民族，他們沒有農業，沒有紡織業，只能穿著獸皮，拎著武器，在惡劣的環境中圍獵、搏殺、掠奪。對他們而言，戰爭就是一種樂趣，戰爭意味著宣洩、意味著釋放、意味著獵取、意味著獲得。
所以，中原王朝要抵禦遊牧民族的入侵，就必須倚仗地理上的優勢，居高臨下，或借助地形的多變，利用崇山峻嶺和狹穀深澗對騎兵進行干擾、襲擊，破壞騎兵種種迂回、穿插、長途奔襲戰術，以達到以步制騎。
偏偏，北方的燕雲十六州已掌握在遼國手裡。這十六州大致包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山西北部，自東向西長約六百公里，南北寬約二百公里，全部面積為十二萬平方公里的一大片土地，分佈其上的太行、燕山等山脈，狀如巨龍，綿延千里，遮罩著華北大平原，拱衛著中原腹地，是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分水嶺。
失去了十六州，以步兵為主的中原王朝就失去了抵禦遊牧民族的天然屏障，還有那依山而建的萬里長城。從遼宋新開的邊界到北宋首都汴梁的八百公里間，一望平川，門戶大開，無險可守。
所以說，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乃是安置在遼國這把懸掛著的利刃之下。
如果說，北宋王朝的軍事貯備和軍事實力能一直保持在上佳狀態，並能建立起互有策應的防禦體系，進攻上雖略顯不足，但還是可以抵禦住來自北方的打擊的。
但人為上的因素遠比地理上的因素容易變幻，當北宋政府稍微失掉了北方敵人的警惕性，當北宋軍隊稍有下降，萬里胡騎就可以滾滾而來，自北而南，由高到低，風一樣刮遍華北平原。
可見，國土面積小，沒有燕雲十六州，沒有萬里長城作為抵禦遊牧民族的屏障，北宋王朝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大統一王朝，不解決這個問題，北宋王朝就一直會生活在危險中。
作為一個開國之主，趙匡胤對燕雲十六州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認識的。他說，“天下視幽薊為北門，無幽薊則天下時常不安”。
而早在平定南唐時，他還說過一句更加著名的話：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如果說，南唐、後蜀、吳越這些小國是睡在臥榻之側的“他人”，那麼，遼國這個龐大大物，簡直就是睡在臥榻之側的一頭狼。
怎麼看待這頭狼，對這頭狼採取什麼樣的應對措施，趙匡胤是有著自己的思考的。
首先，中原大地飽經五代亂世，處處瘡痍，國內急需一段休養生息的時間。
在沒有必勝把握的前提下，趙匡胤的打算是存活北漢，以充當遼宋之間的緩衝。
而為收復十六州，他廣積錢糧，設立“封樁庫”，打算積蓄好三五十萬白銀，如果能向遼人贖買就贖買，如果不能贖買，就“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將這筆錢充當軍費，強行收取幽雲十六州。他說，遼兵多次侵擾我邊境，若我用二十匹絹的價格收購一名遼兵的腦袋，遼國精兵也就十萬人。只要花費我二百萬匹絹，就可以將他們悉數消滅。
汴梁所處，自古為四戰之地，一代縱橫家張儀就說：“魏之地勢，固戰場也。”周圍沒有山嶺險阻，建都於此，即是置身于遼國的兵鋒之下。
為了解決遼國騎兵對北宋都城汴梁的威脅，他毅然決然地提出：“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打算先遷都洛陽，可能的話，再遷都長安。
洛陽位居“天下之中”，“東壓江淮，西挾關隴，北通幽燕，南系荊襄”， 四面群山環繞、雄關林立，臨洛水，負邙山，望伊闕，據成皋，控崤函，有“八關都邑”、“山河拱戴，形勢甲於天下”之稱。秦以後宋以前有東漢、曹魏、西晉等王朝建都於此，為“九朝古都”。可是，這一提議，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
起居郎李符給出的理由是，洛陽窮，太窮了，經濟凋敝。而且，飽經戰火，建築遭到嚴重破壞，不適合皇家居住。
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也說：“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鹹仰給焉。”又說：“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樑，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他認為汴梁已得運河漕運之利，京師地位根基已固，不能動搖，如執意要遷都，百害無一利。
的確，自後樑建都汴梁以降，幾代統治者都不斷開挖運河，以通漕運。趙匡胤本人建立大宋王朝後，從建隆二年（西元961年）開始，就著手在汴梁周圍開展大規模水利建設，挖蔡河以達許鎮，又從新鄭引閔水與蔡河匯合而經陳州、穎州直達壽春。更在汴梁城北開挖五丈河和金水河。時至開寶年間，以汴梁為中心的運河體系已經構建完善，江南的米粟由長江入淮灑，經汴水入京師；陝西的米粟從三門峽轉入黃河，入汴水達京師；陝蔡的米粟則由惠民河轉蔡河，入汴水達京師；京東的米粟由齊魯地區入五丈河達京師。
一句話，交通發達，糧運便利，建都在汴梁，可取天下米粟以養京師。這是建都洛陽或長安所不可比擬的。
但，這既是汴梁作為京師的優點，同時也是它的缺點。
趙匡胤覺得，既然汴梁城中所需物資全仰給於水路，一旦水路被截，京師被圍，後果將不堪設想。
但最終，趙匡胤在弟弟晉王趙光義的極力反對，沒能如願遷都。
趙光義反對的原因，無非是自己已在開封府擔任了十六年的府尹，培植了大量親信，在朝中的勢力正在不斷壯大。考慮到遷都成功，自己這個開封府尹勢必遠離政治中心，不利於發展。
而就在遷都之爭後六個月，趙匡胤就暴斃了，死於可疑的燭光斧影中。趙光義則華麗轉身，從一介親王蛻變成北宋第二位皇帝。
趙匡胤的預見是非常準確的，他說，如若不出遷都，則“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不遷都，京師的生存就全倚仗於運河漕運的供養，運河的開挖和維護就會成為國家頭等大事，而無休無止的開挖和清淤就使百姓疲於奔命。
原本，長江下游經濟發達，但因為其水路與京師暢通，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京師的糧食和物資主要來源地，負擔日見沉重，經濟發展受到了嚴重影響。
這樣，當集天下之財于京師之時，京師雖然繁華，地方卻更加困厄。
果然，百年未到，國力盡耗，長江下游地區經濟發展近乎停滯，龐大的軍費常常透支國家財政，財政上的“積貧”和軍事上的“積弱”終於積重難返。當“靖康之難”爆發，北宋政權仿佛在一夜之間就滅亡了。
北宋滅亡之初，一代名將岳飛為收復失地，奔走操勞、輾轉血戰。他尚為軍中偏陴小將的時候，曾和河北西路招撫使張所有過一場不但要收復兩河、兩京（東京汴梁、西京洛陽），還必須收復燕雲十六州的高論。
嶽飛慷慨激昂地說：“河北視天下如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人可以沒有珠璣寶玉，卻不可以失去四肢。本朝之都城汴梁，非有秦關百二之險。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亙，難於呼接，獨恃河北燕山山脈為自固。再以精甲健馬，憑據要衝，深溝高壘，峙列重鎮，則虜人不敢窺河南，京師根本之地可固。如今朝廷任命招撫為河北之使，嶽飛願意以偏師從麾下，所向惟招撫之命是從，盡取河北之地，以為京師援耳！”
不過，嶽飛橫遭奸人秦檜所害，中興成半壁，諸君痛飲無期，腸空熱。
燕雲十六州重回漢人之手，是明太祖逐蒙元疾如風雨的北伐。
當大明鐵騎兵大步邁入北京城，此時距離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已長達455年！
明太祖在元末群雄並起之際，由淮河流域向南推進，穩紮穩打，取南京，占浙西，“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以南京附近的州縣作為取天下的根據地，最後建都南京。
南京雖稱六朝古都，但這六朝（孫吳、東晉、劉宋、南齊、南梁、南陳）都過不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權，且國祚不長、傳國不遠。
明太祖雄材大略，當然知道幽燕之地乃是南北相爭的關鍵：漢族政權失去它，只能偏安南方；遊牧民族佔有它，則可揮鞭南下。
現在，既然收回了這片困擾了中華漢族人民四百多年的土地，而大明王朝的社會發展想要治隆唐宋、疆域拓展想要遠邁漢唐，就必須把這片土地牢牢地將之掌握在自己手裡，永不再失。
可是，這片土地離長江下游的南京有千里之遙，並且，時時遭受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要實現這一點，難度很大。
明太祖想到了遷都。
但北京歷經遼、金、元等異族統治，“胡化”嚴重，還不適合作為新生明朝的國都。
遷都成了明太祖的一個心病，該心病，畢明太祖一生，都沒能解決。
最終，將國都成功遷到了北京的人是明成祖朱棣。
雖說朱棣登上帝位並不是明太祖先前所設定的軌道，但朱棣遷都北京，絕對沒有違背明太祖要遷離南京的本意。
燕王時代的朱棣在藩于燕地，多次與蒙元殘餘勢力作戰，深諳燕地的戰略重要性。所以，他在即皇帝位後的第二年就改北平為北京，並經過長達二十多年的精心籌備，於西元1421年完成了遷都之舉。
從此，自朱棣而下，有明一朝共十四位皇帝坐鎮此地，是為天子守國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