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用詩歌讚美時代，用雜文刺透世俗
作者：舒心
從1947年至今，邵燕祥已經歷了整整70年創作旅程。1984年，在去呼瑪途中的大興安嶺十八站時，他以《開花》表達自己“拼一生的情思/開放這一次”的激情，寫下“即使只開放一次/即使只開放一天/能夠開花/也是幸福的/因為/是在這可愛的大地上/開花啊！”
步入老境，邵燕祥依然願意以“花期”來回顧和總結自己的創作節點。“80多歲的老人，把寫作比作‘花期’，好像不著調，”他溫和而自嘲地進一步解釋，“我說詩是‘花’。百花齊放是好的，文學作為‘花’也是好的。
1949年至1957年，是邵燕祥幾乎專意寫詩的第一個“花期”。先以歌頌革命戰爭勝利的《歌唱北京城》。這首詩有很多問答，我建議集體朗誦，由齊越領誦。齊越收到後很快送給總編輯梅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譯者）。梅益說好，但是集體朗誦太麻煩，今天晚上就播，上聯播。梅益還覺得光朗誦一下不夠，
1956年第1期的《人民文學》發表了公木的《邵燕祥的詩》。公木分析了邵燕祥詩歌特色形成的原因：“不只寫戰爭、寫工業，而且寫任何題材，都充沛著時代精神；這是由於在年輕詩人的心靈裡充沛著時代精神的緣故”，“詩人不僅僅憑藉‘一種情緒，一種感觸’，他的熱情是有著堅實的思想基礎和生活基礎的。”
1956年第1期的《文藝報》發表沙鷗的《年輕人火熱的聲音》，
“他因為在撫順採訪新聞，這種工作職務使他不能不深入去瞭解工作，他就是在撫順寫出了《我們架設了這條超高壓送電線》這一篇好詩的。同年五月，他到了鞍鋼，寫出了那首淳樸的、毫無矯飾的《十二個姑娘》。十二個姑娘並非詩人虛構。詩人採訪了這十二個女潤滑工之後，還將原稿朗誦給那十二個姑娘聽過，徵求過她們的意見。同年的六、七月，
“還是迎著朝陽出發，/把長長的身影留在背後。/愉快地回頭一揮手！”（《假如生活重新開頭》）1978年，邵燕祥回到詩壇。他沒有戚戚於個人的傷痛，
在邵燕祥的詩作中，很少有像《五十弦》這樣以女性為傾訴物件，集中處理個人情感的作品。《五十弦》從個人情感上切入，但並不是寫卿卿我我。的確，任何個人感情也好，命運也好，都不能脫離他所處的環境。
從1947年開始寫詩，如今邵燕祥已經寫了70個年頭。回首往事，在評價自己詩歌價值的時候，邵燕祥坦誠地說——
“這是一個時代的物證。所以我的詩歌，有一些沒有選入自選詩稿的，恐怕多少還有一點認識各個時期文學和詩歌走向，認識我這樣一個特定身份的作者在這個大時代下，在文學和詩歌道路上摸索的痕跡。不但有足跡，還有手印。”
邵燕祥說，《找靈魂》等實錄文集中保留了各個時期寫的東西，可以作為“人文化石”，主要供人文社會學者研究知識份子命運，作為文學史、詩歌史的附錄，作為資料性的備考。
“我仍然說，我是詩歌愛好者和習作者，並且是全天候的。現在不像當詩歌編輯時關心宏觀詩歌走向，對成千上萬的年輕詩人，我是寄予厚望，希望他們當中逐漸形成高原，再形成高峰。”邵燕祥說，他對中國的新詩，抱著樂觀態度。這需要做切實的工作，詩人要學習，評論家也要解放思想，要敢於表彰也要敢於批評。詩人也要獨立思考，不要隨大流，不要趕風。
邵燕祥注意到，現在很多人唱衰新詩，也有人說成是網路傳播或市場經濟的罪過。基本上，我們詩人在追求詩性、追求純詩的前提下，逐漸淡化了政治，遠離了現實，更多地進入所謂內心生活。內心生活是不應該排斥的，對於外宇宙的激情反映本來就是應該通過內宇宙，不應是截然分開的。但是過去不談內宇宙，現在只提內宇宙的，兩眼不看外宇宙了，好像都已經仙風道骨。他認為，這使得我們有些作者、有些年輕的詩人多少浪費了自己的詩情，也浪費了自己的才華。
三早在1946年，14歲的邵燕祥就已經開始發表雜文。但他沒有走向持續的雜文創作，而是選擇了詩歌。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邵燕祥比較集中地開始寫雜文，並慢慢超過了寫詩的量。
邵燕祥說，不管是寫詩還是寫雜文，都是自己向公眾的發言。在這樣一種理念之下，很長一段時間內他的詩多半取材於公共空間，包括抒情，或者政治抒情，都是人人理解的公共生活當中的所謂犖犖大者。1983年之後，《光明日報》《人民日報》上常可以看到邵燕祥文風老辣犀利、切中時弊而又痛快淋漓的雜文。他曾提出，把詩融入雜文，把雜文融入詩。
二○○七年，邵燕祥在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瞻仰詩人曼德爾斯塔姆的紀念像。
但是現在，邵燕祥說，這兩句話要修正一下了：把詩融入雜文，把雜文融入詩，後者在一定意義上，如寫諷刺或諧謔詩是有用的，而在一定情況下，把詩歌加上雜文筆調是不適當的。邵燕祥說：“我不迷信別人了，也不迷信自己。”
“如果說魯迅教給我用懷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已成之局’，那麼巴金就是教給我要奮不顧身地去追求一個未來之世。”在邵燕祥看來，巴金式的熱情和魯迅式的理性，都是不能缺少的。無論寫詩寫文，貴在真誠，所謂“修辭立其誠”，憑真情，說真話，如巴金說的，“把心交給讀者”，讀者才易於接受。雜文可以嬉笑怒駡，激昂慷慨，也可以平鋪直敘，緩緩道來，但它的內核是說理。
1996年，《邵燕祥隨筆》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在他心中，好雜文首要的標準，一是針砭時弊儘量中肯到位，二是對社會現實的反應較一般文學作品更及時。“至於雜文的文采還在其次。現在雜文對現實的反應，當然不及傳媒組成部分的‘時評’更快捷。許多時評作者也在適當吸收‘雜文筆法’，這樣會吸引更多的普通讀者。而紙媒上的雜文不可能在‘迅速、及時’一點上跟時評相比，那就必須在每一篇雜文項下，力圖挖掘更深，手術更細，且更注意提高文化品格，使有耐心的讀者從中得到審美的愉悅，同時領受比同一主題的時評更多的思想收穫——當然，這都是高標準了，我是做不到了，但希望更多雜文家能做到。”
在邵燕祥看來，人老了，回憶過去，是人之常情。“回憶當中，難免有苦有甘，有得意有失意，以什麼態度對待這些往事，是正面窮究，還是背過臉去，應該各隨自便。”
邵燕祥說，有些老年朋友說“何必自苦”，願意設法忘卻，以求晚年輕鬆，也不失為一種選擇。但對各人的精神世界，切不可強求一致，更不該以“自我反思”作為道德高標責之於他人。有出版社希望出版邵燕祥的憶舊之作，他想到豐子愷喜歡的兩句詩：“草草杯盤共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於是就用“昏昏燈火話平生”做了書名。
20世紀80年代，邵燕祥（左）與艾青（中）、李瑛在一起。
如同一些已入老境的作家們一樣，邵燕祥近來多寫回憶文章，比較集中的主題是寫恩師：仇煥香、沈從文、吳小如、周定一、嚴辰、楊振聲……他說，沒有他們，自己不可能一帆風順地走上文學之路，並堅持至今。還有在廣播局的幾位老領導，如梅益，柳蔭，左熒，陳庚，他們不僅對自己有知遇之恩，且都是在自己落難時加以援手和保護的。“許多師友和眾多同事，乃至我下鄉所遇的農民‘社員’，艱苦備嘗而良知不泯，他們是我做人的榜樣。關於他們的回憶，意不僅在報私恩，還感情債；更是為了傳承中國文脈，讓後人知所取則。”
夕陽還很年輕
每次採訪老先生，我都覺得受益匪淺。不僅僅是知識、學養上的提升，而是通過交流，自己的心靈也變得純淨美好。訪邵燕祥，更是如此，安詳，親近，溫暖，智慧……
北京大學已故教授吳小如在《邵燕祥及其舊詩》中回憶說：“第一次收到燕祥投來的稿件，是寫在小學生作業本那種格子紙上的，字跡飛動流走，所以我第一次覆信就勸他寫文章字跡要工整些。準備留用的作品，不是由我一筆一畫地代他描改，就是寄還他請他重抄。當時絕未想到他幾乎還是個孩子。”在吳小如的印象中，20世紀50年代邵燕祥以《歌唱北京城》長詩一躍成為詩壇新秀。名氣大了，年齡長了，人卻更加謙和謹重了。而吳小如的父親吳玉如先生，曾為邵燕祥的兩首詩寫成條幅，並且說：“詩脫胎於魯迅，而有出藍之勝。”
對此，吳小如說：“雖不無溢美，畢竟是搔著癢處的。”
實則，吳玉如慧眼識珠。邵燕祥自中學時代便讀魯迅，為詩為文，皆以魯迅為師，“將蒙蔽豁開，便見了光明”。
從14歲開始發表雜文、詩歌，邵燕祥的創作已歷經70年。我喜歡他筆下的人物，給黃永玉賀壽，“一個頑童 一個小兵/一個流浪漢 一個奏刀手/戴上鴨舌帽 銜著煙斗/你問 這不是從小到老的黃永玉嗎？”寫鬱風故去，是“一陣風，雲遊去了”；也喜歡他始終保持一顆純真的童心，在《藍天如染——一個成年人的童話思維》中，他寫道：“把我的雙手也染藍吧/告訴蕭紅：我跟染坊的姐姐一樣/讓同學們不要歧視她吧/把我的心也染藍/寫白字的同學會誤為：蘭心/為什麼一定是丹心照汗青/藍色的心有什麼不好？/也許在夢中/早已喝了藍墨水 據說/藍墨水的上游是汨羅江/屈原的汨羅江……”
如果常識不夠豐富，怎麼知道藍靛廠為北京西郊地名；紅鼻子老拱是魯迅小說中人物；蕭紅的《手》寫一女孩出身染坊，因雙手染藍，受到同學嘲諷；而餘光中詩有雲，藍墨水是從汨羅江流來。
邵燕祥的雜文，既有嬉笑怒駡，激昂慷慨，又有平鋪直敘，娓娓道來。他的文章充滿真理與邏輯的力量，也充滿反省自躬的智慧。他說：“我不迷信別人了，也不迷信自己。”因此，一路走來，他還在不斷修正自己。
“不能說門面話，更不能說假話。來不及修正了。”言語間似有淒淒。然而，又見邵燕祥的“老人說”，不禁會心——
“只有親人能體諒/我的顢頇，我的/可笑的老態/並且善意地挖苦/我的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我把說過的話說了又說/又把聽來的傳言/說給傳言者聽
而于親人之外 我謝絕/所有掩蓋著的憐憫：何必/代我掩蓋身心的衰老/讓我以為夕陽還很年輕
回首往事，在評價自己詩歌價值的時候，邵燕祥坦誠地說——“這是一個時代的物證。所以我的詩歌，有一些沒有選入自選詩稿的，恐怕多少還有一點認識各個時期文學和詩歌走向，認識我這樣一個特定身份的作者在這個大時代下，在文學和詩歌道路上摸索的痕跡。不但有足跡，還有手印。”
邵燕祥說，《找靈魂》等實錄文集中保留了各個時期寫的東西，可以作為“人文化石”，主要供人文社會學者研究知識份子命運，作為文學史、詩歌史的附錄，作為資料性的備考。
“我仍然說，我是詩歌愛好者和習作者，並且是全天候的。現在不像當詩歌編輯時關心宏觀詩歌走向，對成千上萬的年輕詩人，我是寄予厚望，希望他們當中逐漸形成高原，再形成高峰。”邵燕祥說，他對中國的新詩，抱著樂觀態度。這需要做切實的工作，詩人要學習，評論家也要解放思想，要敢於表彰也要敢於批評。詩人也要獨立思考，不要隨大流，不要趕風。
邵燕祥注意到，現在很多人唱衰新詩，也有人說成是網路傳播或市場經濟的罪過。基本上，我們詩人在追求詩性、追求純詩的前提下，逐漸淡化了政治，遠離了現實，更多地進入所謂內心生活。內心生活是不應該排斥的，對於外宇宙的激情反映本來就是應該通過內宇宙，不應是截然分開的。但是過去不談內宇宙，現在只提內宇宙的，兩眼不看外宇宙了，好像都已經仙風道骨。他認為，這使得我們有些作者、有些年輕的詩人多少浪費了自己的詩情，也浪費了自己的才華。
三早在1946年，14歲的邵燕祥就已經開始發表雜文。但他沒有走向持續的雜文創作，而是選擇了詩歌。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邵燕祥比較集中地開始寫雜文，並慢慢超過了寫詩的量。
邵燕祥說，不管是寫詩還是寫雜文，都是自己向公眾的發言。在這樣一種理念之下，很長一段時間內他的詩多半取材於公共空間，包括抒情，或者政治抒情，都是人人理解的公共生活當中的所謂犖犖大者。1983年之後，《光明日報》《人民日報》上常可以看到邵燕祥文風老辣犀利、切中時弊而又痛快淋漓的雜文。他曾提出，把詩融入雜文，把雜文融入詩。
二○○七年，邵燕祥在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瞻仰詩人曼德爾斯塔姆的紀念像。
但是現在，邵燕祥說，這兩句話要修正一下了：把詩融入雜文，把雜文融入詩，後者在一定意義上，如寫諷刺或諧謔詩是有用的，而在一定情況下，把詩歌加上雜文筆調是不適當的。邵燕祥說：“我不迷信別人了，也不迷信自己。”
“如果說魯迅教給我用懷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已成之局’，那麼巴金就是教給我要奮不顧身地去追求一個未來之世。”在邵燕祥看來，巴金式的熱情和魯迅式的理性，都是不能缺少的。無論寫詩寫文，貴在真誠，所謂“修辭立其誠”，憑真情，說真話，如巴金說的，“把心交給讀者”，讀者才易於接受。雜文可以嬉笑怒駡，激昂慷慨，也可以平鋪直敘，緩緩道來，但它的內核是說理。
1996年，《邵燕祥隨筆》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在他心中，好雜文首要的標準，一是針砭時弊儘量中肯到位，二是對社會現實的反應較一般文學作品更及時。“至於雜文的文采還在其次。現在雜文對現實的反應，當然不及傳媒組成部分的‘時評’更快捷。許多時評作者也在適當吸收‘雜文筆法’，這樣會吸引更多的普通讀者。而紙媒上的雜文不可能在‘迅速、及時’一點上跟時評相比，那就必須在每一篇雜文項下，力圖挖掘更深，手術更細，且更注意提高文化品格，使有耐心的讀者從中得到審美的愉悅，同時領受比同一主題的時評更多的思想收穫——當然，這都是高標準了，我是做不到了，但希望更多雜文家能做到。”
在邵燕祥看來，人老了，回憶過去，是人之常情。“回憶當中，難免有苦有甘，有得意有失意，以什麼態度對待這些往事，是正面窮究，還是背過臉去，應該各隨自便。”
邵燕祥說，有些老年朋友說“何必自苦”，願意設法忘卻，以求晚年輕鬆，也不失為一種選擇。但對各人的精神世界，切不可強求一致，更不該以“自我反思”作為道德高標責之於他人。有出版社希望出版邵燕祥的憶舊之作，他想到豐子愷喜歡的兩句詩：“草草杯盤共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於是就用“昏昏燈火話平生”做了書名。
20世紀80年代，邵燕祥（左）與艾青（中）、李瑛在一起。
如同一些已入老境的作家們一樣，邵燕祥近來多寫回憶文章，比較集中的主題是寫恩師：仇煥香、沈從文、吳小如、周定一、嚴辰、楊振聲……他說，沒有他們，自己不可能一帆風順地走上文學之路，並堅持至今。還有在廣播局的幾位老領導，如梅益，柳蔭，左熒，陳庚，他們不僅對自己有知遇之恩，且都是在自己落難時加以援手和保護的。“許多師友和眾多同事，乃至我下鄉所遇的農民‘社員’，艱苦備嘗而良知不泯，他們是我做人的榜樣。關於他們的回憶，意不僅在報私恩，還感情債；更是為了傳承中國文脈，讓後人知所取則。”
夕陽還很年輕
每次採訪老先生，我都覺得受益匪淺。不僅僅是知識、學養上的提升，而是通過交流，自己的心靈也變得純淨美好。訪邵燕祥，更是如此，安詳，親近，溫暖，智慧……
北京大學已故教授吳小如在《邵燕祥及其舊詩》中回憶說：“第一次收到燕祥投來的稿件，是寫在小學生作業本那種格子紙上的，字跡飛動流走，所以我第一次覆信就勸他寫文章字跡要工整些。準備留用的作品，不是由我一筆一畫地代他描改，就是寄還他請他重抄。當時絕未想到他幾乎還是個孩子。”在吳小如的印象中，20世紀50年代邵燕祥以《歌唱北京城》長詩一躍成為詩壇新秀。名氣大了，年齡長了，人卻更加謙和謹重了。而吳小如的父親吳玉如先生，曾為邵燕祥的兩首詩寫成條幅，並且說：“詩脫胎於魯迅，而有出藍之勝。”
對此，吳小如說：“雖不無溢美，畢竟是搔著癢處的。”
實則，吳玉如慧眼識珠。邵燕祥自中學時代便讀魯迅，為詩為文，皆以魯迅為師，“將蒙蔽豁開，便見了光明”。
從14歲開始發表雜文、詩歌，邵燕祥的創作已歷經70年。我喜歡他筆下的人物，給黃永玉賀壽，“一個頑童 一個小兵/一個流浪漢 一個奏刀手/戴上鴨舌帽 銜著煙斗/你問 這不是從小到老的黃永玉嗎？”寫鬱風故去，是“一陣風，雲遊去了”；也喜歡他始終保持一顆純真的童心，在《藍天如染——一個成年人的童話思維》中，他寫道：“把我的雙手也染藍吧/告訴蕭紅：我跟染坊的姐姐一樣/讓同學們不要歧視她吧/把我的心也染藍/寫白字的同學會誤為：蘭心/為什麼一定是丹心照汗青/藍色的心有什麼不好？/也許在夢中/早已喝了藍墨水 據說/藍墨水的上游是汨羅江/屈原的汨羅江……”
如果常識不夠豐富，怎麼知道藍靛廠為北京西郊地名；紅鼻子老拱是魯迅小說中人物；蕭紅的《手》寫一女孩出身染坊，因雙手染藍，受到同學嘲諷；而餘光中詩有雲，藍墨水是從汨羅江流來。
邵燕祥的雜文，既有嬉笑怒駡，激昂慷慨，又有平鋪直敘，娓娓道來。他的文章充滿真理與邏輯的力量，也充滿反省自躬的智慧。他說：“我不迷信別人了，也不迷信自己。”因此，一路走來，他還在不斷修正自己。
“不能說門面話，更不能說假話。來不及修正了。”言語間似有淒淒。然而，又見邵燕祥的“老人說”，不禁會心——
“只有親人能體諒/我的顢頇，我的/可笑的老態/並且善意地挖苦/我的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我把說過的話說了又說/又把聽來的傳言/說給傳言者聽
而于親人之外 我謝絕/所有掩蓋著的憐憫：何必/代我掩蓋身心的衰老/讓我以為夕陽還很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