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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寫】盲人、古橋和算命人生

“先生,算命。”

走進鐵皮屋的灰色長衣女人,用手揮了揮屋裡的煙味。長條凳上的盲人淩翔收起二胡,嘬了幾口煙,將煙蒂扔掉。

3月5日,湖南省醴陵市淥江橋上,春雨綿綿。

女人坐在淩翔身旁,

正對著門前喧鬧,背對一窗江水。待女人報上了生辰八字,淩翔開始掐著念叨。

鐵皮屋是規則長方體,長和高約為2米,寬一米有餘。正面小門敞開,主人的銘牌嵌在門右鐵皮上。三面窗戶支啟,背面窗臺上的兩條鐵鍊被固定在石橋欄杆上。多年日曬雨淋,鐵鎖鏈已鏽跡斑斑。房子底部四個輪子可以移動,以備不時之需。橋上20處這樣的鐵皮屋、4頂帆布棚子,都是算命先生的工作室。

南方煙雨的下午,大部分盲人的生意並不好。淩翔隔壁的丁春明、賴子君、江連孝湊在一間房子裡聊天。

一些人經歷不凡。賴子君曾是原醴陵市委書記謝清純的座上客。謝未落馬時,經常邀他去算卦。有時候,謝書記會邀請賴子君共進午餐,順便讓賴占卜下自己的禍福吉凶。

孫成獨自一人靠在凳子上,他將鴨舌兒帽蓋朝後,把一本雜誌緊貼在臉上閱讀。他近乎全盲。

“搭夥”的寡婦李芬回來,把撿的紙盒和飲料放在凳子底下,以便貼補家用。

盲人也不是每天都來,李冰的門便緊鎖著。他旁邊帆布棚子裡,李芳津津有味聽著收音機播誦的評書。還沒聽完一段,她打電話叫的摩的到了棚子前。這一天工作結束了,李芳收拾棚子,把正面及兩側的遮布卷起,花5塊錢上車回家。

淥江橋上算命的行價是三十元一次,他們很少開口要價。

算完命,女子遞過來一百元。

淩翔把錢放進外套內口袋,找給她三張20元和一張10元紙幣——整座橋上的盲人都有這樣的本領,可以用手摸出錢幣的數額和真假。

長髮女人出了鐵皮屋,又去了阿明的鐵皮房。阿明磕了磕大煙袋鍋兒,給女子講了一些天干地支和聽不懂的口訣。他口若懸河,路過的旁人也湊在門口聽。

這是阿明下午最後一單生意。算完了這卦,他拿起手機摸索著給妻子羅敏打電話。

橋上喧鬧如常。摩的夾在人群中鳴笛往前擠,驟停驟行。鳴笛覆蓋了鐵皮屋裡斷續的二胡聲。

三十年前一個煙雨朦朧的午後,太陽橋村的羅敏與瞎子阿明私奔了。

那一年,羅敏22歲,阿明28歲。村民悄悄議論,有人佩服,有人唾棄。羅敏的父親、村長羅大海臉上掛不住了。

他曾極力阻止,但為時已晚。

為了能和阿明在一起,羅敏等了6年。幸福來臨時,阿明卻矛盾重重。

“跟了我,不是苦日子那麼簡單,可能無家可歸。”阿明挑明自己的擔憂,他不在乎別人背後怎麼議論,他擔心自己給不了羅敏一個安穩的家。

“我想好了,只要有一口飯吃,流浪我也情願。”父親的盛怒無濟於事,羅敏鐵了心。領了結婚證後,兩人孑然一身地離開了村子。阿明一手握著盲杖,一手牽著羅敏,不知不覺便走到了太陽橋。

過了太陽橋就真正離開村子了。

11歲的時候,阿明剛來到這個村子,村民告訴他,朝陽初生,第一縷陽光總是越過山梁灑在橋上,橋因而得名,村子又因橋得名。

他原本姊妹五個,家裡缺吃少喝。母親覺得阿明是個累贅,經常嫌棄他。1969年,阿明跟一個本家盲人親戚學了算命,離家流浪,流落至此。

村支書羅大海收留了阿明,並把他當家庭成員一樣看待。阿明成了羅敏的義兄。

阿明與羅敏哥哥年齡相仿,三個人經常在一起玩兒。那時“算一卦兩毛錢”, 阿明已經能賺點生活費用。他時常給羅敏和羅敏哥哥買些東西。羅敏對阿明也倍加愛護。

有一次去看露天公放電影,哥哥在前面跑。羅敏拉著阿明跟不上,就背阿明跑。這些一直清晰留在羅敏腦海裡。她邊回憶邊看著阿明,笑出了淚。

1980年的一天,阿明決定出遠門算命。接下來的幾年,阿明在廣西、廣東、福建、江西等省份輾轉謀生。在廣東時,因為語言不通、無法算命,他改學推拿。後來,他又跑到廣西去販賣中藥材,當起了江湖遊醫。

1986年,羅敏21歲,阿明回到太陽橋村。他們從此再也沒有分開。

私奔後,他們開始一城一村的流浪,借宿農家或者住在極其簡陋的旅店——每一個早晨,羅敏都不知道當晚會睡哪兒。他們在馬路邊算命、治療跌打損傷。收入不太多,但可以支撐他們的流浪生活。一年時間內,他們幾乎跑遍了整個南中國。

1988年,羅敏在流浪途中生下兒子小童。阿明和羅敏婚後第一次回羅家,羅大海依然沒有原諒他們,但念及兩人已結婚,現在孩子也出生了,他也接受了這個現實。

幾個月後,羅敏把小童寄養在娘家,又跟阿明出去跑江湖。一別十二年。

2000年,女兒小希誕生,阿明夫婦才算真正回到兒子身邊。

兒子厭倦上學,羅敏教育他的時候,他反駁:“上學有啥用,還不是一樣去打工。”

小學畢業之後,小童輟學。深受觸動的阿明決定留在醴陵,到淥江橋上算命維持生計,不再讓孩子留守在家。

當地人把淥江橋稱為淥公橋。古橋始建於宋朝,後幾經損毀。1924年,橋改建為石拱橋。此橋曾是聯接醴陵淥江兩岸的唯一通道。由於人來人往,上世紀80年代,淥江橋逐漸成為算命盲人的聚集地。

醴陵人都知道“淥公橋上算命隨便打坐”,言外之意是,早先石橋上沒有摩托車經過,石板乾淨,算命人聚集,坐哪兒都能算命。

阿明剛到橋上時,賴子君已在橋上呆了十多年。早些時候,賴子君扛一把遮陽傘、擺一個小桌子算命。但盲人們的傘經常被大風吹到江裡。2000年左右,這裡的盲人開始搭建帆布棚子。賴子君也換了帆布棚子,2003年又換了鐵皮木屋。到了2013年,鐵皮又換成不銹鋼,造價7000元。

賴子君的經歷更為坎坷。

兩歲時,村裡挖地窖,圍觀的他盲了雙眼。在還存留的片段記憶裡,他說當時有兩道白光射進眼睛,眼睛往外流出了液體——他猜是“讓煞氣熏了”。

父母去世之後,賴子君跟著哥嫂生活。嫂子待他刻薄,經常無端打罵。

有一次,她讓賴子君去拿碗筷,他摸索好久,沒拿回來。嫂子拿著筷子砸他頭上:“瞎子,你有啥用啊?”。

辣子君沉默,他早已習慣了這句話。哥哥打零工不在家時,嫂子做菜放自個兒跟前,不讓他吃。賴子君拿著筷子夾不到菜,只能幹吃米飯。他不聲張,慶倖自己還能有口飯吃。

1984年,他決定離家出走,沿路乞討。在武漢街頭流浪了幾天之後,當地政府把他被送進了收容所。

在收容所待了幾天,收容所準備將他遣返。賴子君怕被送回哥嫂家,再遭打罵。他撒謊說:“我是茶陵縣人。”

茶陵縣是醴陵市隔壁的一個縣。收容所的人把賴子君送到了茶陵縣城。在縣城流浪期間,當地一個好心人看他可憐,給他介紹了一個盲人算命師傅。從此,賴子君開始跟著學算命。

盲人學算命是維持生計的一門手藝。賴子君掌握了這門手藝之後,開始串鄉算命。他拿著盲杖,一個人在山間崎嶇的道路上走著。聞雞鳴犬吠,便知道有了村莊。只要到了村莊就可以找人家借宿。

上世界80年代末期,他結束流浪,來到石橋上算命。

雨停了。淩翔把鐵皮屋的窗戶放下。他關上門,挎著背包,用盲杖識路。他步行速度很快,在引橋處下橋的時候,他逐漸放慢腳步,開始敲打橋邊上的石欄杆,探索道路。

行進到新修的醴陵體育場附近,路已平坦寬闊。他拐到幾棟老式的湖南民居背後,一片墓地斜對面就是他的住所——青山西街張家園某號。這是一棟兩層自建小樓,淩翔租了正對房門的一間,房間帶衛生間,每月租金200元。另外,他每月交給房東600元搭夥吃飯的費用。這些費用來自他算命收入,以及政府每月下發的120元的低保金。

房間裡有一張床、一個衣櫃,衣櫃旁邊掛著二胡。淩翔從衣櫃裡拿出醴陵特產招待來訪的客人。雖然看不見,但他知道房間每一個物件的位置,以便能輕易獲取。他嗜煙,每月抽煙要花費200元。煙蒂都被扔到床底下一個一個碩大的“煙灰缸”裡——個大盆子。

抽完煙,淩翔呆坐在床上。為了緩解餘下無聊的時光,他自學了二胡。

桌上40寸的液晶電視很少被他打開。想聽節目了,他會習慣性打開收音機。他會在“來客人的時候,打開電視給他們看”,以便讓訪客待得更久。

出租屋只是盛放他一晚安寧的地方。淩翔兄弟姐妹都在農村,生活並不寬裕,很少有人來看他。

他已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自己挺好的。”淩翔笑了一下。他一隻眼窩深陷,另一隻眼看似與常人無異。

房東做好了飯。男主人遞給他一碗米飯,桌上是一盤小炒肉,正宗的湘菜。他吃著,津津有味,那感覺隨意而幸福。

吃完這頓飯,淩翔要返回算命街守攤,直到天黑透。

像當年私奔時一樣,收工後,羅敏攙扶阿明著回家。

他們的家距淥江橋僅幾百米。2003年,阿明和羅敏置辦了這個90平米住所。房子不大,但有三室一廳。

阿明回到家,熟練地脫下鞋換上棉拖,坐在沙發上。房子的舊地板清潔乾淨。進門是一個鞋底去汙的擦洗機,側對面的電視機上罩著一件白色蕾絲防塵罩。為了盲人行動便利,這樣的家庭往往去繁就簡。

羅家人經常來陪陪他們。羅敏的妹妹和妹夫剛來住過一段時間。前不久,三家人還去了一趟井岡山旅遊。

不開工的時間,時光緩慢而平靜。阿明坐在沙發上掏出一點煙葉塞到快燃盡的煙鍋裡,隨即抽了起來。羅敏在一旁溫情地看著他。

女兒問羅敏:“媽,你是選擇嫁給我爸的?”

羅敏說:“他為人很好,踏實。”

阿明解釋說:“那是緣分。”

女兒上高二,半月回一次家。兒子在咸陽成家立業,已經幾年沒回醴陵。

3月7日是阿明的生日,女兒給他發了條短信:“親愛的老爸,祝您生日快樂,今天在考試……下次回家請你吃東西(資訊是我同學代發的……)”阿明用老人手機把這段文字轉化成語音聽完,擠了一下眼睛。

女兒是阿明最後的牽掛。阿明想,把這個女兒託付出去之後,他就準備安享晚年了。但至少現在,他還需要賺錢供女兒上學。

孫成也住在菜市場附近。他與人合租了一處兩室一廳的房子,每月租金200元。

他曾經入住板衫鎮養老院,每月有70元補助。這些錢沒法支撐他的煙癮。後來,他請假出來到橋上算命掙錢,每月除了算命收入,還有養老院200元的微薄補助。李芬時常說,他是國家的人。

早些年,李芬丈夫去世,大兒子入贅,小兒子有智力障礙。在別人的介紹之下,她開始和孫成搭夥過日子。

李芬每天也到橋上接送孫成。他們各走各路,有時候遇見熟人,李芬會自稱是孫成的保姆。

孫成和李芬住一間。臥室不大,房間裡一張雙人床、一個櫃子和一台電視機。公用的客廳很小。一張餐桌和幾把椅子占滿了客廳,餐桌上還有蓋著的剩菜。

這個家庭更像一個生活共同體。李芬撿飲料瓶,做飯,偶爾也會在算命生意不好的時候埋怨兩句。但大多數時候,他們彼此相伴,對抗晚年的孤獨。

屈鳴和同在橋上算命的小蛾成了夫妻,他們通過“關係”租進了政府開發的廉租房。橋上有兩對這樣的夫妻,大家都是盲人,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湊在一起生活——起碼可以相互照應。

丁春明當初也想找一個老伴照應自己。但是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搭夥人。後來,這個七十歲的盲人娶了一個智力障礙的老婆並生育了一個女兒。現在。丁春明一家租住在姨表兄弟的房子裡,他不僅要照顧老婆,還要照顧十歲的女兒。

“壓力很大。”他總是這樣感歎。

2017年,醴陵市“三創四化”(創建國家衛生城市、全國文明城市、國家園林城市以及綠化、亮化、美化和數位化)在即。舊文化殘存的一隅,底層人的生存方式,備受新秩序的挑戰。

3月份,醴陵市委書記胡湘之對城市行政管理執法局長余漢平說,“這事我們得管啊,只是管理上要注意工作方式,充分考慮以人為本。”

這個通知下達之後,城管開始在橋上值班。

石橋上沒人喜歡他們。2013年,為了迎接一項突擊檢查,盲人們被趕離。他們無路可去,就去市政府上訪,無結。但不久之後,他們又各自回到橋上。

屈鳴是這個橋上所謂“中國命理協會” 的負責人,他領著幾個人找當地政府交涉。盲人們的訴求是,可以離開淥江橋,但是政府需要保障他們這些殘障人員的生活。

對此,民政局只能保證每個人每月一百多元的低保。

城管曾想聯合文化局等部門另選地方,把這些人以“盲人活動中心”的名義安置。但重新安置並不容易,盲人們也不想距離石橋太遠,怕沒有生意。

對待這些問題,城管局長余漢平對下屬說:“方法總比問題多嘛。”

但城管王小帥(化名)已經無計可施。執法第一天,他到橋上把賣食品的小商販攆走,可對坐在棚子裡的盲人毫無辦法——值班城管們總是不厭其煩地跟盲人溝通,但雙方卻對結果都不太滿意。

創建文明城市在即,醴陵市圍繞“一江兩岸”的建設繼續進行,橋兩岸的建築正在進行拆除、重建、修復。3月初的幾天,測繪人員出現在橋上。他們稱,市政府準備修繕一下這個橋。

國家文化保護建築淥江橋還在承擔它的使命,行人和摩托車川流不息。不遠處,新淥江書院已經建完——它曾宣教過程朱理學和陽明學說。書院旁邊,安放著唐朝將軍李靖和紅拂女雕塑的靖興寺。這些都在淥江橋的上游。

(盲人及家屬皆為化名)

一手牽著羅敏,不知不覺便走到了太陽橋。

過了太陽橋就真正離開村子了。

11歲的時候,阿明剛來到這個村子,村民告訴他,朝陽初生,第一縷陽光總是越過山梁灑在橋上,橋因而得名,村子又因橋得名。

他原本姊妹五個,家裡缺吃少喝。母親覺得阿明是個累贅,經常嫌棄他。1969年,阿明跟一個本家盲人親戚學了算命,離家流浪,流落至此。

村支書羅大海收留了阿明,並把他當家庭成員一樣看待。阿明成了羅敏的義兄。

阿明與羅敏哥哥年齡相仿,三個人經常在一起玩兒。那時“算一卦兩毛錢”, 阿明已經能賺點生活費用。他時常給羅敏和羅敏哥哥買些東西。羅敏對阿明也倍加愛護。

有一次去看露天公放電影,哥哥在前面跑。羅敏拉著阿明跟不上,就背阿明跑。這些一直清晰留在羅敏腦海裡。她邊回憶邊看著阿明,笑出了淚。

1980年的一天,阿明決定出遠門算命。接下來的幾年,阿明在廣西、廣東、福建、江西等省份輾轉謀生。在廣東時,因為語言不通、無法算命,他改學推拿。後來,他又跑到廣西去販賣中藥材,當起了江湖遊醫。

1986年,羅敏21歲,阿明回到太陽橋村。他們從此再也沒有分開。

私奔後,他們開始一城一村的流浪,借宿農家或者住在極其簡陋的旅店——每一個早晨,羅敏都不知道當晚會睡哪兒。他們在馬路邊算命、治療跌打損傷。收入不太多,但可以支撐他們的流浪生活。一年時間內,他們幾乎跑遍了整個南中國。

1988年,羅敏在流浪途中生下兒子小童。阿明和羅敏婚後第一次回羅家,羅大海依然沒有原諒他們,但念及兩人已結婚,現在孩子也出生了,他也接受了這個現實。

幾個月後,羅敏把小童寄養在娘家,又跟阿明出去跑江湖。一別十二年。

2000年,女兒小希誕生,阿明夫婦才算真正回到兒子身邊。

兒子厭倦上學,羅敏教育他的時候,他反駁:“上學有啥用,還不是一樣去打工。”

小學畢業之後,小童輟學。深受觸動的阿明決定留在醴陵,到淥江橋上算命維持生計,不再讓孩子留守在家。

當地人把淥江橋稱為淥公橋。古橋始建於宋朝,後幾經損毀。1924年,橋改建為石拱橋。此橋曾是聯接醴陵淥江兩岸的唯一通道。由於人來人往,上世紀80年代,淥江橋逐漸成為算命盲人的聚集地。

醴陵人都知道“淥公橋上算命隨便打坐”,言外之意是,早先石橋上沒有摩托車經過,石板乾淨,算命人聚集,坐哪兒都能算命。

阿明剛到橋上時,賴子君已在橋上呆了十多年。早些時候,賴子君扛一把遮陽傘、擺一個小桌子算命。但盲人們的傘經常被大風吹到江裡。2000年左右,這裡的盲人開始搭建帆布棚子。賴子君也換了帆布棚子,2003年又換了鐵皮木屋。到了2013年,鐵皮又換成不銹鋼,造價7000元。

賴子君的經歷更為坎坷。

兩歲時,村裡挖地窖,圍觀的他盲了雙眼。在還存留的片段記憶裡,他說當時有兩道白光射進眼睛,眼睛往外流出了液體——他猜是“讓煞氣熏了”。

父母去世之後,賴子君跟著哥嫂生活。嫂子待他刻薄,經常無端打罵。

有一次,她讓賴子君去拿碗筷,他摸索好久,沒拿回來。嫂子拿著筷子砸他頭上:“瞎子,你有啥用啊?”。

辣子君沉默,他早已習慣了這句話。哥哥打零工不在家時,嫂子做菜放自個兒跟前,不讓他吃。賴子君拿著筷子夾不到菜,只能幹吃米飯。他不聲張,慶倖自己還能有口飯吃。

1984年,他決定離家出走,沿路乞討。在武漢街頭流浪了幾天之後,當地政府把他被送進了收容所。

在收容所待了幾天,收容所準備將他遣返。賴子君怕被送回哥嫂家,再遭打罵。他撒謊說:“我是茶陵縣人。”

茶陵縣是醴陵市隔壁的一個縣。收容所的人把賴子君送到了茶陵縣城。在縣城流浪期間,當地一個好心人看他可憐,給他介紹了一個盲人算命師傅。從此,賴子君開始跟著學算命。

盲人學算命是維持生計的一門手藝。賴子君掌握了這門手藝之後,開始串鄉算命。他拿著盲杖,一個人在山間崎嶇的道路上走著。聞雞鳴犬吠,便知道有了村莊。只要到了村莊就可以找人家借宿。

上世界80年代末期,他結束流浪,來到石橋上算命。

雨停了。淩翔把鐵皮屋的窗戶放下。他關上門,挎著背包,用盲杖識路。他步行速度很快,在引橋處下橋的時候,他逐漸放慢腳步,開始敲打橋邊上的石欄杆,探索道路。

行進到新修的醴陵體育場附近,路已平坦寬闊。他拐到幾棟老式的湖南民居背後,一片墓地斜對面就是他的住所——青山西街張家園某號。這是一棟兩層自建小樓,淩翔租了正對房門的一間,房間帶衛生間,每月租金200元。另外,他每月交給房東600元搭夥吃飯的費用。這些費用來自他算命收入,以及政府每月下發的120元的低保金。

房間裡有一張床、一個衣櫃,衣櫃旁邊掛著二胡。淩翔從衣櫃裡拿出醴陵特產招待來訪的客人。雖然看不見,但他知道房間每一個物件的位置,以便能輕易獲取。他嗜煙,每月抽煙要花費200元。煙蒂都被扔到床底下一個一個碩大的“煙灰缸”裡——個大盆子。

抽完煙,淩翔呆坐在床上。為了緩解餘下無聊的時光,他自學了二胡。

桌上40寸的液晶電視很少被他打開。想聽節目了,他會習慣性打開收音機。他會在“來客人的時候,打開電視給他們看”,以便讓訪客待得更久。

出租屋只是盛放他一晚安寧的地方。淩翔兄弟姐妹都在農村,生活並不寬裕,很少有人來看他。

他已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自己挺好的。”淩翔笑了一下。他一隻眼窩深陷,另一隻眼看似與常人無異。

房東做好了飯。男主人遞給他一碗米飯,桌上是一盤小炒肉,正宗的湘菜。他吃著,津津有味,那感覺隨意而幸福。

吃完這頓飯,淩翔要返回算命街守攤,直到天黑透。

像當年私奔時一樣,收工後,羅敏攙扶阿明著回家。

他們的家距淥江橋僅幾百米。2003年,阿明和羅敏置辦了這個90平米住所。房子不大,但有三室一廳。

阿明回到家,熟練地脫下鞋換上棉拖,坐在沙發上。房子的舊地板清潔乾淨。進門是一個鞋底去汙的擦洗機,側對面的電視機上罩著一件白色蕾絲防塵罩。為了盲人行動便利,這樣的家庭往往去繁就簡。

羅家人經常來陪陪他們。羅敏的妹妹和妹夫剛來住過一段時間。前不久,三家人還去了一趟井岡山旅遊。

不開工的時間,時光緩慢而平靜。阿明坐在沙發上掏出一點煙葉塞到快燃盡的煙鍋裡,隨即抽了起來。羅敏在一旁溫情地看著他。

女兒問羅敏:“媽,你是選擇嫁給我爸的?”

羅敏說:“他為人很好,踏實。”

阿明解釋說:“那是緣分。”

女兒上高二,半月回一次家。兒子在咸陽成家立業,已經幾年沒回醴陵。

3月7日是阿明的生日,女兒給他發了條短信:“親愛的老爸,祝您生日快樂,今天在考試……下次回家請你吃東西(資訊是我同學代發的……)”阿明用老人手機把這段文字轉化成語音聽完,擠了一下眼睛。

女兒是阿明最後的牽掛。阿明想,把這個女兒託付出去之後,他就準備安享晚年了。但至少現在,他還需要賺錢供女兒上學。

孫成也住在菜市場附近。他與人合租了一處兩室一廳的房子,每月租金200元。

他曾經入住板衫鎮養老院,每月有70元補助。這些錢沒法支撐他的煙癮。後來,他請假出來到橋上算命掙錢,每月除了算命收入,還有養老院200元的微薄補助。李芬時常說,他是國家的人。

早些年,李芬丈夫去世,大兒子入贅,小兒子有智力障礙。在別人的介紹之下,她開始和孫成搭夥過日子。

李芬每天也到橋上接送孫成。他們各走各路,有時候遇見熟人,李芬會自稱是孫成的保姆。

孫成和李芬住一間。臥室不大,房間裡一張雙人床、一個櫃子和一台電視機。公用的客廳很小。一張餐桌和幾把椅子占滿了客廳,餐桌上還有蓋著的剩菜。

這個家庭更像一個生活共同體。李芬撿飲料瓶,做飯,偶爾也會在算命生意不好的時候埋怨兩句。但大多數時候,他們彼此相伴,對抗晚年的孤獨。

屈鳴和同在橋上算命的小蛾成了夫妻,他們通過“關係”租進了政府開發的廉租房。橋上有兩對這樣的夫妻,大家都是盲人,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湊在一起生活——起碼可以相互照應。

丁春明當初也想找一個老伴照應自己。但是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搭夥人。後來,這個七十歲的盲人娶了一個智力障礙的老婆並生育了一個女兒。現在。丁春明一家租住在姨表兄弟的房子裡,他不僅要照顧老婆,還要照顧十歲的女兒。

“壓力很大。”他總是這樣感歎。

2017年,醴陵市“三創四化”(創建國家衛生城市、全國文明城市、國家園林城市以及綠化、亮化、美化和數位化)在即。舊文化殘存的一隅,底層人的生存方式,備受新秩序的挑戰。

3月份,醴陵市委書記胡湘之對城市行政管理執法局長余漢平說,“這事我們得管啊,只是管理上要注意工作方式,充分考慮以人為本。”

這個通知下達之後,城管開始在橋上值班。

石橋上沒人喜歡他們。2013年,為了迎接一項突擊檢查,盲人們被趕離。他們無路可去,就去市政府上訪,無結。但不久之後,他們又各自回到橋上。

屈鳴是這個橋上所謂“中國命理協會” 的負責人,他領著幾個人找當地政府交涉。盲人們的訴求是,可以離開淥江橋,但是政府需要保障他們這些殘障人員的生活。

對此,民政局只能保證每個人每月一百多元的低保。

城管曾想聯合文化局等部門另選地方,把這些人以“盲人活動中心”的名義安置。但重新安置並不容易,盲人們也不想距離石橋太遠,怕沒有生意。

對待這些問題,城管局長余漢平對下屬說:“方法總比問題多嘛。”

但城管王小帥(化名)已經無計可施。執法第一天,他到橋上把賣食品的小商販攆走,可對坐在棚子裡的盲人毫無辦法——值班城管們總是不厭其煩地跟盲人溝通,但雙方卻對結果都不太滿意。

創建文明城市在即,醴陵市圍繞“一江兩岸”的建設繼續進行,橋兩岸的建築正在進行拆除、重建、修復。3月初的幾天,測繪人員出現在橋上。他們稱,市政府準備修繕一下這個橋。

國家文化保護建築淥江橋還在承擔它的使命,行人和摩托車川流不息。不遠處,新淥江書院已經建完——它曾宣教過程朱理學和陽明學說。書院旁邊,安放著唐朝將軍李靖和紅拂女雕塑的靖興寺。這些都在淥江橋的上游。

(盲人及家屬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