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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京華:濂溪學說是湖湘文化的重要資源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系列專家文章之三

黨中央提出復興民族文化的“中國夢”偉大構想,

其中理論基礎的關鍵是我們的歷史積澱和儒家文化。2013年底,習總書記在曲阜參觀孔子研究院,當場表示:“我來這裡就是要告訴世界,中國共產黨對傳統文化的一種態度,就是我們要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此後,中央領導人多次參觀古代書院、聖賢故里,接見國學大師、中國哲學教授。

今天我們學習和繼承周敦頤的思想精神,紀念周敦頤誕生1000周年活動,

正與黨中央復興民族文化、尊重儒家文化的宏偉大業保持一致。周敦頤的思想就仍然具有偉大的思想意義和積極的現實作用,是可以肯定的。

一、周敦頤以其卓越的理論思維,代表了中古時期的思想高度

周敦頤,字茂叔,世稱濂溪先生,是北宋初期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是影響整個東亞五國近一千年的宋明理學的開山人物,是在屈原之後、王夫之之前的湖南本土人傑中的佼佼者。

“孔孟以來推此老,程朱之上更何人?”在中國儒學史、中國思想史上,周敦頤與孔孟、程朱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被尊為“理學開山”“道學宗主”。

二十四部正史之一的《宋史·道學傳·序》是這樣評價的:“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

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了若指掌。”

周敦頤一生留下兩篇哲學著作給後人,一篇《太極圖說》,一篇《通書》。《太極圖說》探求義理的精微,《通書》闡發學說的體系。兩宋新儒家之建立,學理上最大的貢獻來自“無極而太極”一句論斷。在中國儒學史、中國哲學史上,《太極圖說》第一次提出了“無極”的概念,彌補了易學的一個空白。

在治理國家、振興民族的過程中,思想家、哲學家所起的作用是超越時空的。

“濂溪之學,精愨深密。”周敦頤以其卓越的理論思維,開創了宋明理學,開創了宋代儒家的新形態。

二、周敦頤是真正“湘字型大小”的本土英傑

周敦頤是湖南永州道縣人,宋代為道州營道縣營樂裡,世稱“濂溪故里”。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已經將周敦頤列為鄉籍名人,其書卷五十八“荊湖南路·道州”有4處記載周敦頤的故里在湖南。

“形勝·濂溪”條目寫道:“濂溪在州城西三十裡,周茂叔故居也。”

“古跡·舂陵濂溪、九江濂溪”條目寫道:“濂溪在道州營道縣之西,距縣二十餘裡。先生既不能返其故鄉,卜居廬山之下,築室溪上,名曰‘濂溪書堂’。先生舂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裡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郡,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

“古跡·周濂溪祠堂”條目寫道:“周濂溪祠堂在州學,胡銓為《記》。淳熙重建,張栻為《記》。”

“人物·周敦頤”條目寫道:“周敦頤字茂叔。神宗時為廣東運判,以疾,上南康印以歸,居九江濂溪,名‘濂溪書堂’。有《通書》《太極圖》等書,倡明道學。程珦與之為友,珦二子顥、頤,聞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

曾國藩《湖南文征序》以屈子、周子二人並稱,稱屈原為言情韻者所祖,周敦頤為言義理者所祖。戴德誠《湖南宜善守舊》一文,黃光燾《湖南學派論略》一文,吳博夫《湖南民性》一書,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一書,都有同樣的認同。

屈原是兩湖共有的文化資源,賈誼是流寓文化的代表,而周敦頤、王夫之則為地地道道的本土英傑。

周敦頤曾在湖南多地任職,湖南零陵朝陽岩、澹岩,東安九龍岩,道州含暉岩,留有周敦頤的摩崖石刻親筆手跡。

2016年5月17日,習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列舉周敦頤、王夫之、魏源、李達、翦伯贊、呂振羽六位湖南省的思想家,高度評價他們為人類文明作出的重大貢獻。

濂溪是湖湘的濂溪、中國的濂溪、東亞的濂溪。周敦頤是世界的,但從湖湘看來,研究、繼承、發揚濂溪思想,多了一層親切,也多了一層責任。

三、由“道南文獻”可見理學思想由湖南向全國和整個東亞的發展和傳播

王闓運刻寫在嶽麓書院的楹聯說道:“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餘波。”楹聯是對濂溪學、湖湘文化在全國的地位的最簡明的概括。

“濂溪一脈”即濂學的創興。“吾道南來”即洛學的南傳。“大江東去”則是閩學的開展和分化,包括陽明心學的興起,乃至東亞各國的傳播。

《道南錄》《道南淵源錄》《道南原委》《道南一脈》等儒學理學史傳,自宋至清,共約80余種400餘卷。宋元明清理學的各家各派,洛學、閩學、浙學、關學、蜀學、北學,乃至朝鮮、越南、日本、琉球的教化傳播,無不受到濂溪思想的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亦即無不淵源於湖南。

在湖南產生的周敦頤的理學思想,經過濂-洛-關-閩,中國、韓國、日本、越南的發展和傳播,成為中國乃至整個東亞世界近一千年文明發展的指導思想這一整體過程。這個整體過程的關鍵一點,就是所有的思想發展脈絡無不溯源於同一指向,即湖南。

二程為周敦頤親傳弟子,朱熹為周敦頤五傳弟子。《程氏遺書》二程自言:

“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雲:‘與自家意思一般。’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程頤《明道先生行狀》:“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宋史·道學傳》:“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實生,及長,受業周氏。”

陳鬱夫《世界哲學家叢書·周敦頤》:明道所得偏於主靜,下開陸王一系。伊川所得偏於定性,下開程朱一系。朱子以《太極圖說》為形上學框架。陳白沙的“主靜致虛”純走濂溪路子。陽明的“致良知”有得於濂溪而益加邃密。陽明江右弟子多得主靜無欲之旨向。濂溪對明清之際的學者,特別是王船山,也有很大的影響。

周敦頤影響後世綿曆千年,播于東亞同文五國。濂溪理學的影響遍及中國、朝鮮、越南、日本、琉球,古稱“同文同倫”“文明五國”。

由“道南文獻”,即可見最近一千年中國與東亞文明思想的源頭,即可見湖湘學術在中國與東亞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貢獻。

四、千年的紀念,千年的啟示

周敦頤不僅是學者、書生,而且是任勞任怨的基層政治家。儒家主張積極有為,經邦治國、經世致用,知行合一。為政親民,躬行日用,是儒家學者的基本原則。史載,周敦頤“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為己任”。

周敦頤思想超群而又為官清正,他的清廉植根於他的儒學修養。濂溪之“濂”,唐以前古文罕見。“濂溪”的名號是中國古代清廉政治的突出表現。周敦頤一生有“至廉”“清尚”之稱。服禦之物,只一敝篋,錢不滿百,曠然不以為意。黃庭堅高度評價說:“周茂叔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

周敦頤的文學作品《愛蓮說》討論蓮(君子)、菊(隱逸)、牡丹(富貴)三者之間的取捨,認為隱逸不可取,富貴不足為道。只有清廉、高潔、正直、有為,才是士人的理想取徑。《愛蓮說》是古代文學中傳頌千載的名篇,是中國古代“文以載道”思想傳統的突出代表。

周敦頤生於1017年,卒於1073年。今年夏曆丁酉年五月初五日端陽佳節,即2017年5月30日,是濂溪先生誕辰一千周年紀念。

相對于湖湘文化中的其他人物、典籍,周敦頤的思想學說是湖湘文化資源中更加重要的部分,而湖南的學術界文化界對周敦頤思想學說的研究是相對薄弱的,對周敦頤的歷史地位和學術價值的評判尚未恢復到古人的水準,是一項亟待彌補的重大課題。

作者簡介:張京華,湖南省濂溪學研究會會長、湖南省濂溪學研究基地首席專家、湖南科技學院國學院院長、二級教授。

胡銓為《記》。淳熙重建,張栻為《記》。”

“人物·周敦頤”條目寫道:“周敦頤字茂叔。神宗時為廣東運判,以疾,上南康印以歸,居九江濂溪,名‘濂溪書堂’。有《通書》《太極圖》等書,倡明道學。程珦與之為友,珦二子顥、頤,聞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

曾國藩《湖南文征序》以屈子、周子二人並稱,稱屈原為言情韻者所祖,周敦頤為言義理者所祖。戴德誠《湖南宜善守舊》一文,黃光燾《湖南學派論略》一文,吳博夫《湖南民性》一書,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一書,都有同樣的認同。

屈原是兩湖共有的文化資源,賈誼是流寓文化的代表,而周敦頤、王夫之則為地地道道的本土英傑。

周敦頤曾在湖南多地任職,湖南零陵朝陽岩、澹岩,東安九龍岩,道州含暉岩,留有周敦頤的摩崖石刻親筆手跡。

2016年5月17日,習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列舉周敦頤、王夫之、魏源、李達、翦伯贊、呂振羽六位湖南省的思想家,高度評價他們為人類文明作出的重大貢獻。

濂溪是湖湘的濂溪、中國的濂溪、東亞的濂溪。周敦頤是世界的,但從湖湘看來,研究、繼承、發揚濂溪思想,多了一層親切,也多了一層責任。

三、由“道南文獻”可見理學思想由湖南向全國和整個東亞的發展和傳播

王闓運刻寫在嶽麓書院的楹聯說道:“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餘波。”楹聯是對濂溪學、湖湘文化在全國的地位的最簡明的概括。

“濂溪一脈”即濂學的創興。“吾道南來”即洛學的南傳。“大江東去”則是閩學的開展和分化,包括陽明心學的興起,乃至東亞各國的傳播。

《道南錄》《道南淵源錄》《道南原委》《道南一脈》等儒學理學史傳,自宋至清,共約80余種400餘卷。宋元明清理學的各家各派,洛學、閩學、浙學、關學、蜀學、北學,乃至朝鮮、越南、日本、琉球的教化傳播,無不受到濂溪思想的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亦即無不淵源於湖南。

在湖南產生的周敦頤的理學思想,經過濂-洛-關-閩,中國、韓國、日本、越南的發展和傳播,成為中國乃至整個東亞世界近一千年文明發展的指導思想這一整體過程。這個整體過程的關鍵一點,就是所有的思想發展脈絡無不溯源於同一指向,即湖南。

二程為周敦頤親傳弟子,朱熹為周敦頤五傳弟子。《程氏遺書》二程自言:

“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雲:‘與自家意思一般。’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程頤《明道先生行狀》:“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宋史·道學傳》:“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實生,及長,受業周氏。”

陳鬱夫《世界哲學家叢書·周敦頤》:明道所得偏於主靜,下開陸王一系。伊川所得偏於定性,下開程朱一系。朱子以《太極圖說》為形上學框架。陳白沙的“主靜致虛”純走濂溪路子。陽明的“致良知”有得於濂溪而益加邃密。陽明江右弟子多得主靜無欲之旨向。濂溪對明清之際的學者,特別是王船山,也有很大的影響。

周敦頤影響後世綿曆千年,播于東亞同文五國。濂溪理學的影響遍及中國、朝鮮、越南、日本、琉球,古稱“同文同倫”“文明五國”。

由“道南文獻”,即可見最近一千年中國與東亞文明思想的源頭,即可見湖湘學術在中國與東亞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貢獻。

四、千年的紀念,千年的啟示

周敦頤不僅是學者、書生,而且是任勞任怨的基層政治家。儒家主張積極有為,經邦治國、經世致用,知行合一。為政親民,躬行日用,是儒家學者的基本原則。史載,周敦頤“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為己任”。

周敦頤思想超群而又為官清正,他的清廉植根於他的儒學修養。濂溪之“濂”,唐以前古文罕見。“濂溪”的名號是中國古代清廉政治的突出表現。周敦頤一生有“至廉”“清尚”之稱。服禦之物,只一敝篋,錢不滿百,曠然不以為意。黃庭堅高度評價說:“周茂叔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

周敦頤的文學作品《愛蓮說》討論蓮(君子)、菊(隱逸)、牡丹(富貴)三者之間的取捨,認為隱逸不可取,富貴不足為道。只有清廉、高潔、正直、有為,才是士人的理想取徑。《愛蓮說》是古代文學中傳頌千載的名篇,是中國古代“文以載道”思想傳統的突出代表。

周敦頤生於1017年,卒於1073年。今年夏曆丁酉年五月初五日端陽佳節,即2017年5月30日,是濂溪先生誕辰一千周年紀念。

相對于湖湘文化中的其他人物、典籍,周敦頤的思想學說是湖湘文化資源中更加重要的部分,而湖南的學術界文化界對周敦頤思想學說的研究是相對薄弱的,對周敦頤的歷史地位和學術價值的評判尚未恢復到古人的水準,是一項亟待彌補的重大課題。

作者簡介:張京華,湖南省濂溪學研究會會長、湖南省濂溪學研究基地首席專家、湖南科技學院國學院院長、二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