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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科研工作者,你真的需要一周工作50小時以上嗎?

原文以Workplace habits: Full-time is full enough為標題

發佈在2017年5月31日的《自然》職業專題上

原文作者:Chris Woolston

一些科學家正在與“一周工作五十個小時是偷懶”的有害觀念作鬥爭。

密西根大學的生態學家Meghan Duffy有一件事要坦白:一般下午五點一到,

她就已經準備好下班回家了。晚上,她更希望陪著丈夫和三個孩子,而不是和顯微鏡和水樣待在一起。

Claire Welsh/Nature

Duffy最早是在一個名叫“動態生態學”的熱門小組博客中坦白自己“只是個全職科學家”的,自此之後,她一直在傳播這個消息。那篇博文發表於2014年,

名為《在學術界取得成功並不需要每週工作80個小時》,迅速成為了動態生態學博客史上最受歡迎的文章,至今無人超越。在博文中,Duffy估計自己每週一般工作40-50小時。

承認這一點是個冒險的舉動。“這篇博文發表的時候我正在評終身職位,當時我並不確定我應不應該承認這一點,”她說。博文立刻受到了幾乎一面倒的正面評價。一位大學院長在推特上分享了這篇博文——這是第一個表明她的坦誠不會影響教職評選的明確信號;她最終獲得了終身職位。

其他科學家則表示,這讓他們感覺自己獲得了認可。“有位女科學家在停車場裡告訴我這篇博文改變了她的生活,”Duffy說,“之前,她一直有負罪感。一個人應該長時間工作的想法十分普遍。如果每週工作時間不到60-80小時,你做的就是不夠的。這讓人們感到焦慮。”

在她每週40-50小時的工作時間裡,Duffy取得了不少成就。

今年早些時候,她獲得了眾人豔羨的美國湖沼和海洋學會的Yentsch–Schindler青年科學家獎。

一些科學家或許會抱怨(甚至吹噓)自己瘋狂的工作時間,但許多其他人卻在靜靜地按每週四五十小時的正常時間工作。Duffy和這些科學家會充分利用自己的工作時間,避免不必要的時間消耗。通過平衡優先事項、堅持自我,他們獲得了更多實驗室外的生活時間。

你的效率有多高?

Meghan Duffy不僅是在實驗室裡帶著十幾個學生的PI,

也是三個孩子的母親,還是一位時間管理大師。她為自己的實驗室成員制定了一條重要規則:管理好自己的時間,知道自己把時間用在了哪裡。

在博士後期間,Duffy開始追蹤自己的時間使用情況,並發現她浪費的時間自己認為的更多。“我會休息一下,看會兒《紐約時報》,”她說,“當我開始統計時間後,我發現我其實看了半個小時,沉迷看新聞是我的弱點。

下面是幾條時間管理建議:

•管理電子郵箱。Duffy不會在收到郵件時立刻閱讀和回復郵件,而是使用BatchedInbox服務:它能收集一天中收到的電子郵件,在下班前打包發出。英國管理諮詢公司Lightbulb的總裁Paul Marsh認為,一個理想的收件箱裡最多只能有40封郵件。剩下的應該被刪除或存檔。他還建議人們關掉電子郵件提示音。

•減少多執行緒工作。波士頓大學的生態學家Richard Primack表示,他在一次專注于一個專案時工作效率最高。

•分解任務。Marsh建議將重要工作分解為30-50分鐘的小任務,在此期間心無旁騖地工作(包括不查、不回郵件);把比較大型的任務放到後面做。

•利用好碎片時間。兩次會議中間的20分鐘休息時間也能用來高效工作。“我沒法在20分鐘內想出論文的引言部分怎麼寫,但說不定能寫好一篇田野調查的方法部分。”

•瞭解自己什麼時候精力最充沛。Marsh建議,在精力最充沛的時段專注於重要工作,把“維護性”工作留到精力欠佳的時段。

科研工作是難以預測的,在有些日子裡或許需要晚點下班。但科學家並不需要每天都挑燈夜戰——甚至不需要經常在六點後下班。“每個人都能從工作之餘的時間中獲益,”Duffy說,“你必須從人的整體出發考慮。”

在許多領域,漫長的工作時間仍然是研究人員的常態。在《自然》2016年的一項全球青年科學家調查中,38%的受訪者報告每週工作時間超過60小時——其中9%的人表示工作時間超過80小時。2013年一項針對歐洲研究者學術工作習慣的調查顯示,德國資深學術工作者報告的每週平均工作時間為52小時,高於所有其它被調查的國家。2014年一項針對英國大學和學院工會(UCU)教師職業壓力的調查顯示,41%的全職大學教師表示自己的每週工作時間在50小時以上。2012年,一項類似的UCU調查也發現,近一半的受訪者經常或總是感到來自同事和主管的延長工作時間的壓力。

家庭還是經費

不是所有科學家和學者都能直接控制自己的排程;這是在尋找實驗室時需要注意的一點。“有的實驗室的PI是工作狂,所以其他成員也沒法有自己的人生,”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的化學家Anthony Ryan說。

對於負有子女和家庭責任的科學家來說,工作時間漫長特別令人沮喪。Jess Vickruck是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的生態學博士後,她的兒子出生于2014年初,她表示,她仍然擔心身為母親會導致她在求職和升職時面臨競爭劣勢。其他人能長期每週工作60小時,但她無法再這麼做了。

Vickruck說,她在加拿大布洛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有兩位女同學在生孩子後退學了——這種常見現象凸顯了平衡科研與家庭生活的挑戰。Vickruck決定繼續從事科研,但母親的身份使得她不得不摒棄此前懶散的時間管理態度。“以前,我並不怎麼考慮如何利用自己的時間,因為我有大把的時間,”她說。現在,她試著通過避免過多地在辦公室閒談等方法來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但她也無法完全不與同事溝通。

雖然存在重重挑戰,但是許多研究者發現還是有可能擠出時間享受實驗室之外的生活的。根據《自然》2016年對近6000位元研究者調查的資料,19%的受訪者表示對自己的工作-生活平衡情況不滿,但有46%的人表示滿意。這項調查還發現,63%的受訪者對自己的休假時間(包括年假、事假、產假和育兒假)感到滿意。

Teichler, U. & Hohle, E. A

波士頓大學的生態學家Richard Primack長期在擁有悠久生態觀測歷史的地區研究氣候變化,其中包括美國麻塞諸塞州康科特鎮的瓦爾登湖。他指出,瓦爾登湖最著名的居民——作家亨利·梭羅會花上一整天時間來觀察周邊環境、閱讀,並寫下他看到的事物。“你可以說他是個工作狂,但對他來說,這些工作非常輕鬆,”Primack說。

Primack只做讓他有成就感的工作,以此來學習梭羅的榜樣。他享有將不太有意義的工作交給別人的“奢侈”。“我聘請專業編輯來幫我潤色論文、經費申請書和研究報告,”他說,“我自己也能完成這些工作,但對我來說,花錢請別人做效率更高。”他說,在令人不快的工作上花費太長時間並不能造就成功的事業。“許多同事告訴我,他們必須加班加點撰寫能幫助他們晉升的論文,”他說。“如果我在晚上寫作,那也是因為我喜歡,而不能因為別人這麼說就照辦。”

在聽了同事們抱怨工作累和工作時間長很多年後,Primack決定對生物學家在正常工作時間之外完成了多少工作進行實證研究。在一項2013年發表於《生物保護》(Biological Conservation)期刊的研究中,Primack與合作者分析了2004年到2012年期間該期刊收到投稿的時間。超過四分之一的論文投稿時間都是週末,或者工作日的晚七點到早七點之間。週末投稿率每年增長5%到6%,表明研究者的私人時間日益受到侵佔。

他的研究發現了明顯的地域差異。相較於比利時和挪威的研究者,中國和印度研究者在週末投稿的可能性要高出五倍。在日本,30%的論文原稿都是在工作日的下班時間後投出的。在下班時間提交論文的北美科學家只達到了平均水準。他說:“美國人認為自己的工作強度超過平均,但研究並沒有顯示出這一點。”

Primack承認,為了完成這項研究,他在晚上和週末都加班工作了——這進一步表明科研並不一定總能在工作時間內完成。他也曾在婆羅洲從事過艱苦的野外工作,還在16個月內趕寫出了《保護生物學概要》這本教科書。“即使在寫這本書時,我也會花時間和我的孩子一起玩,”他說。

PI應該讓實驗室成員放心,告訴他們不用為了占得先機而放棄自己的生活,哥本哈根大學的植物科學家Stephan Wenkel表示。“我告訴人們,重要的不是時長,而是效率,”他說。“我不會追蹤自己的工作時間,也不會追蹤團隊成員的工作時間。”

來自德國的Wenkel表示,朝九晚五在丹麥十分盛行:“研究所一到晚上就空了。”他補充說,斯堪的納維亞地區以推崇健康的工作-生活平衡聞名。在他的工作單位,科學家有處理個人事務的自由。“在這裡,員工因為托兒所打來電話而需要在下午離開辦公室,是可以被接受的,” 他說。2017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在全球生活品質排名中將丹麥評為第三名,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丹麥對家庭友好的態度。

Wenkel提醒實驗室成員,過長的工作時間反而可能對工作有害。“工作效率遵循鐘形曲線,”他說。“一旦達到了最高點,你的效率就有可能開始下降,因為你沒那麼專注了。”他說,他曾經讓明顯太過疲勞的實驗室成員回家休息。Duffy表示,她自己也曾經歷過邊際效益遞減的現象。她說:“工作到一定程度後,你會頻頻犯錯,還不如回家休息。”

Duffy也同意PI應該停止監督成員的工作日程。“這種方法並不高效,”她說。她讓實驗室成員自己決定工作時間,並希望他們有時間追求科學以外的事物。“我的實驗室成員中曾有過好幾個耐力運動員,”她說,“他們也完成了許多工作。如果不告訴我,我都不知道他們參加了鐵人三項比賽。他們的時間管理能力非常強。”

科研工作或許無法讓你天天準時下班,但如果管理得當,你仍然能擁有自己的生活。

Nature | doi:10.1038/nj7656-17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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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任務。Marsh建議將重要工作分解為30-50分鐘的小任務,在此期間心無旁騖地工作(包括不查、不回郵件);把比較大型的任務放到後面做。

•利用好碎片時間。兩次會議中間的20分鐘休息時間也能用來高效工作。“我沒法在20分鐘內想出論文的引言部分怎麼寫,但說不定能寫好一篇田野調查的方法部分。”

•瞭解自己什麼時候精力最充沛。Marsh建議,在精力最充沛的時段專注於重要工作,把“維護性”工作留到精力欠佳的時段。

科研工作是難以預測的,在有些日子裡或許需要晚點下班。但科學家並不需要每天都挑燈夜戰——甚至不需要經常在六點後下班。“每個人都能從工作之餘的時間中獲益,”Duffy說,“你必須從人的整體出發考慮。”

在許多領域,漫長的工作時間仍然是研究人員的常態。在《自然》2016年的一項全球青年科學家調查中,38%的受訪者報告每週工作時間超過60小時——其中9%的人表示工作時間超過80小時。2013年一項針對歐洲研究者學術工作習慣的調查顯示,德國資深學術工作者報告的每週平均工作時間為52小時,高於所有其它被調查的國家。2014年一項針對英國大學和學院工會(UCU)教師職業壓力的調查顯示,41%的全職大學教師表示自己的每週工作時間在50小時以上。2012年,一項類似的UCU調查也發現,近一半的受訪者經常或總是感到來自同事和主管的延長工作時間的壓力。

家庭還是經費

不是所有科學家和學者都能直接控制自己的排程;這是在尋找實驗室時需要注意的一點。“有的實驗室的PI是工作狂,所以其他成員也沒法有自己的人生,”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的化學家Anthony Ryan說。

對於負有子女和家庭責任的科學家來說,工作時間漫長特別令人沮喪。Jess Vickruck是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的生態學博士後,她的兒子出生于2014年初,她表示,她仍然擔心身為母親會導致她在求職和升職時面臨競爭劣勢。其他人能長期每週工作60小時,但她無法再這麼做了。

Vickruck說,她在加拿大布洛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有兩位女同學在生孩子後退學了——這種常見現象凸顯了平衡科研與家庭生活的挑戰。Vickruck決定繼續從事科研,但母親的身份使得她不得不摒棄此前懶散的時間管理態度。“以前,我並不怎麼考慮如何利用自己的時間,因為我有大把的時間,”她說。現在,她試著通過避免過多地在辦公室閒談等方法來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但她也無法完全不與同事溝通。

雖然存在重重挑戰,但是許多研究者發現還是有可能擠出時間享受實驗室之外的生活的。根據《自然》2016年對近6000位元研究者調查的資料,19%的受訪者表示對自己的工作-生活平衡情況不滿,但有46%的人表示滿意。這項調查還發現,63%的受訪者對自己的休假時間(包括年假、事假、產假和育兒假)感到滿意。

Teichler, U. & Hohle, E. A

波士頓大學的生態學家Richard Primack長期在擁有悠久生態觀測歷史的地區研究氣候變化,其中包括美國麻塞諸塞州康科特鎮的瓦爾登湖。他指出,瓦爾登湖最著名的居民——作家亨利·梭羅會花上一整天時間來觀察周邊環境、閱讀,並寫下他看到的事物。“你可以說他是個工作狂,但對他來說,這些工作非常輕鬆,”Primack說。

Primack只做讓他有成就感的工作,以此來學習梭羅的榜樣。他享有將不太有意義的工作交給別人的“奢侈”。“我聘請專業編輯來幫我潤色論文、經費申請書和研究報告,”他說,“我自己也能完成這些工作,但對我來說,花錢請別人做效率更高。”他說,在令人不快的工作上花費太長時間並不能造就成功的事業。“許多同事告訴我,他們必須加班加點撰寫能幫助他們晉升的論文,”他說。“如果我在晚上寫作,那也是因為我喜歡,而不能因為別人這麼說就照辦。”

在聽了同事們抱怨工作累和工作時間長很多年後,Primack決定對生物學家在正常工作時間之外完成了多少工作進行實證研究。在一項2013年發表於《生物保護》(Biological Conservation)期刊的研究中,Primack與合作者分析了2004年到2012年期間該期刊收到投稿的時間。超過四分之一的論文投稿時間都是週末,或者工作日的晚七點到早七點之間。週末投稿率每年增長5%到6%,表明研究者的私人時間日益受到侵佔。

他的研究發現了明顯的地域差異。相較於比利時和挪威的研究者,中國和印度研究者在週末投稿的可能性要高出五倍。在日本,30%的論文原稿都是在工作日的下班時間後投出的。在下班時間提交論文的北美科學家只達到了平均水準。他說:“美國人認為自己的工作強度超過平均,但研究並沒有顯示出這一點。”

Primack承認,為了完成這項研究,他在晚上和週末都加班工作了——這進一步表明科研並不一定總能在工作時間內完成。他也曾在婆羅洲從事過艱苦的野外工作,還在16個月內趕寫出了《保護生物學概要》這本教科書。“即使在寫這本書時,我也會花時間和我的孩子一起玩,”他說。

PI應該讓實驗室成員放心,告訴他們不用為了占得先機而放棄自己的生活,哥本哈根大學的植物科學家Stephan Wenkel表示。“我告訴人們,重要的不是時長,而是效率,”他說。“我不會追蹤自己的工作時間,也不會追蹤團隊成員的工作時間。”

來自德國的Wenkel表示,朝九晚五在丹麥十分盛行:“研究所一到晚上就空了。”他補充說,斯堪的納維亞地區以推崇健康的工作-生活平衡聞名。在他的工作單位,科學家有處理個人事務的自由。“在這裡,員工因為托兒所打來電話而需要在下午離開辦公室,是可以被接受的,” 他說。2017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在全球生活品質排名中將丹麥評為第三名,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丹麥對家庭友好的態度。

Wenkel提醒實驗室成員,過長的工作時間反而可能對工作有害。“工作效率遵循鐘形曲線,”他說。“一旦達到了最高點,你的效率就有可能開始下降,因為你沒那麼專注了。”他說,他曾經讓明顯太過疲勞的實驗室成員回家休息。Duffy表示,她自己也曾經歷過邊際效益遞減的現象。她說:“工作到一定程度後,你會頻頻犯錯,還不如回家休息。”

Duffy也同意PI應該停止監督成員的工作日程。“這種方法並不高效,”她說。她讓實驗室成員自己決定工作時間,並希望他們有時間追求科學以外的事物。“我的實驗室成員中曾有過好幾個耐力運動員,”她說,“他們也完成了許多工作。如果不告訴我,我都不知道他們參加了鐵人三項比賽。他們的時間管理能力非常強。”

科研工作或許無法讓你天天準時下班,但如果管理得當,你仍然能擁有自己的生活。

Nature | doi:10.1038/nj7656-17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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