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為何被稱為國粹？同時這些人為了自己的詩畫作品也是拼了

分類＼文化
時間＼2017-07-04

經濟的發展，國家的統一，各地文化聯繫自然加強。乾隆年間，各地的土戲非常活躍：漢調、京劇、徽調、川調、二黃調、弋陽調、高陽腔、山西梆子、陝西西皮等等土戲腔調（總稱為“花部”，也叫做“亂彈”），

因為文詞通俗、故事生動、音調和諧、內容豐富，大受當地人民的歡迎，所以，以前詞曲典雅的昆曲和傳奇，就漸漸開始冷落，甚至有些“無人問津”了。有個文人曾經記載：乾隆初年，戲院裡上演昆曲，聽者竟“哄然”一下散去。

湖北黃岡、黃陂地方有一種土戲叫“皮黃”（後來也叫“二黃”），

腔調婉轉動聽，受到當地人的歡迎，流傳到安徽，安徽人也很喜愛。久而久之，便與徽調融為一體，後來，又吸收了漢調和秦腔（西皮）的一些腔調，尤其是西北地方的秦腔，它音調高亢，與二黃的婉轉一結合，很快就在南方流行開來，南方各省人民都願意聽它。乾隆皇帝也很愛聽戲，安徽的四大戲班便紛紛趕到北京，在北京進一步爭奪聽眾。四大班中有個三慶班，

主持人叫程長庚，這是一個很有頭腦的競爭者。他把昆曲、徽調、漢調（二黃）、秦腔以及北京地區流行的皮黃等腔調中的優越處，統統融合起來，又專門聘請了學問高深的盧勝奎在班中編劇本（如《全本三國志》、《東周列國志》等），並特殊籠絡了許多的名演員，結果，一下子轟動了京城，往往一個劇反復演了半年還是滿座，不久，即被朝廷認定而加以提倡了。這就是京劇的來歷。

與昆曲比較，京劇文字通俗，詞句不拘長短，聲調和佈景也較多樣，兼之其中又吸取了昆曲的精華，各種土戲腔調（主要是秦腔、二黃）和京調(皮黃）的優點，因此，它不僅在北京，而且在各地都大受歡迎，迅速地成了中華民族古典戲劇中最有生命力、最具代表性的一種。嘉慶以後，無論是大河上下，還是嶺南塞北，也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市民宵小，到處都可以聽到它的聲音，人人幾乎都能哼哼它的曲調了。

乾嘉時期，詩風也有相當的變化。清初一些詩人騷客，多發故國之思，多作興亡之歎，他們恥於事清、厭惡科舉，也揭露清朝一部分黑暗。這時最著名的，是“江左三大家”，就是江蘇常熟的錢謙益、江蘇太倉的吳偉業、安徽合肥的龔定孳。

錢謙益雖曾事清，但又眷戀於亡明，被清朝統治者視為“二臣”，他的《初學集》、《有學集》還被列為“禁書”，燒掉了。吳偉業臨終時很以自己曾經事清為恥，囑咐家屬，墓碑上只寫“詩人吳梅村之墓”。他也確是無愧為詩人，他的歌行體寫得最好，《圓圓曲》、《永和宮詞》都被廣為傳誦。乾隆皇帝很愛寫詩，經常與群臣唱和，又到處題留不斷，收集在他的三集“禦制詩集”中的，共有24240多首。其《樂善堂集》裡的，還不包括在內。不過，他的詩，不少是臣子代作，自作的也並無什麼突出的優點。然而，乾隆、嘉慶時期詩人很多，描寫的範圍、題材，都比清初廣泛得多。它們再不像一滴水珠，只反映出一片風景，而像一面大鏡，映出了整個社會的生活。這時，又有新的“江左三大家”；袁枚、蔣士銓、趙翼。有人評論這三人道：“袁像通天神狐，醉了才露出尾巴；趙像東方朔的正諫，時常夾著該諧；蔣則好比劍俠入道，總是殺氣騰騰。”關於詩評的專著也多起來，沈德潛的《古詩源》、袁枚的《隨園詩話》都很有見地。嘉慶時，名詩人有舒位、陳文述等。乾、嘉時期的詩風，或細膩、或舞麗、或飄右、或流利，或織春花於錦繡，或競秋草于芬芳，較之清初是絢麗多彩得多。

清代中葉的繪畫，比清初又有了大發展。清初，遺老派畫家有工于山水竹石花鳥的朱耷（八大山人）和工于人物的肖從雲等，擬古派則有“四王”和“六大家”，還有專用指頭作畫的高其佩，參與過圓明園設計的義大利畫家郎世甯。王原祁是王時敏的孫子，其畫很受康熙皇帝的欣賞，大多供奉於宮廷之中。吳曆、惲壽平、沈詮等，都以寫生為名，形成清代特有的寫生派：吳曆畫山水，吸取了西洋的一些畫法，也常和郎世寧合筆；惲壽平見石穀山水畫特出，不忍作天下第二，就改畫花卉，獨創一格；沈詮專畫花鳥、動物，雍正九年（1731）至雍正十一年（1733）到過日本長崎，對日本的繪畫產生過巨大影響。西洋畫和西洋畫法，自清初以來，在中國也發生了很大影響。郎世甯的《準噶爾貢馬圖》等畫，無論在反映社會生活或畫法上，都堪稱風靡一時的佳作。

乾隆時期，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恢復和發展，還出現了一大批靠賣畫為生的人，著名的有“揚州八怪”（金農、羅聘、鄭燮、李鮮、黃慎、汪士慎、李方膺、高翔）。他們的畫，抒發個性，風格新穎，題材也廣泛，融合了各代繪畫之長。

雕刻方面，也發展到十分的精細。乾隆初，有個叫杜士元的雕刻家，竟被人們稱為“鬼工”：他能在橄欖核、桃核上刻出非常精緻的圖畫。他的《東坡遊赤壁》，堪為空前的精工。小小的核上，船、篷、檣、擼、柁、帆、籬清晰分明；船上七人，又各有風姿一蘇軾須髯飄飄，巾袍鮮明；佛印正冠危坐，禪衣長垂；從客手持洞簫、啟窗外看；船頭童子，持扇烹茶，茶盤上有茶杯三盞；駕船的三個人，又複兩坐一臥，形容各有不同。

社會經濟的繁榮，商業、手工業的發展，還促進了年畫（版畫）的發展。清朝鼎盛時期，印製版畫的地方很多，最有名的是天津的楊柳青和蘇州的桃花塢。整個清代，楊柳青山版的年畫，共有2000多個品種；較大的畫鋪有12家，每家都有十幾個刷畫案子，戴廉增一家每年就印製100萬張年畫。桃花塢是南方版畫的中心。桃花塢的版畫，深受明代木刻畫和銅版畫的影響；楊柳青則體現出宋、元、明繪畫和清代畫院木刻畫、透視畫法的風格。雍正、乾隆時期，年畫的內容也廣泛起來，神佛僧道、山水樓臺、豐收場景、古今故事，皆入畫圖。

版畫的發展，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也充分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對於藝術的要求。和那些宮廷畫師相比，年畫的作者們實在是廣泛地從事著藝術的普及工作，較之清初的藝術又算是一大進步。

還不包括在內。不過，他的詩，不少是臣子代作，自作的也並無什麼突出的優點。然而，乾隆、嘉慶時期詩人很多，描寫的範圍、題材，都比清初廣泛得多。它們再不像一滴水珠，只反映出一片風景，而像一面大鏡，映出了整個社會的生活。這時，又有新的“江左三大家”；袁枚、蔣士銓、趙翼。有人評論這三人道：“袁像通天神狐，醉了才露出尾巴；趙像東方朔的正諫，時常夾著該諧；蔣則好比劍俠入道，總是殺氣騰騰。”關於詩評的專著也多起來，沈德潛的《古詩源》、袁枚的《隨園詩話》都很有見地。嘉慶時，名詩人有舒位、陳文述等。乾、嘉時期的詩風，或細膩、或舞麗、或飄右、或流利，或織春花於錦繡，或競秋草于芬芳，較之清初是絢麗多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