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弦：既然有女CEO、女總理，為什麼不能有女指揮家?
生於中國丹東的女指揮家張弦
一身素黑的張弦，
張弦個子不高，站上指揮台更顯嬌小。當拉威爾《波萊羅》的旋律奏響、逐漸增強，她的肢體動作從靈巧輕盈變得磅礴而有張力，如同一位率領千軍的女將。
在以男性為主導的古典音樂世界，張弦足夠耀眼。對一位女人來說，成為指揮家所要具備的威嚴、冷靜，乃至個性的苛刻與偏執，仿佛都是障礙。生於中國丹東的張弦，不但做了這一行，還成為首屈一指的亞洲女性指揮家。
英國《BBC音樂雜誌》曾評選出全球最傑出的11位女指揮家，張弦是唯一的亞洲人。2015年，張弦先被任命為美國新澤西州交響樂團的第14任音樂總監，半月之後，
曾有樂評人分析，女性指揮家之所以在西方社會受到青睞，不僅與社會對女性的包容有關，更與女性本身的親和特質有關。人們顯然不希望指揮家繼續保持過去的嚴肅與高高在上，他們需要有一位元能夠親近、善於聆聽的溝通者，而女性恰是最好的選擇。
“指揮本身就是很難的職業，女指揮並沒有什麼不同。”在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張弦坦言，無論對於男性還是女性，要想在指揮這個行業生存下來，都是艱難的。
在她看來，性別並不是決定一個人能否成為指揮家的關鍵，“你的音樂能力、你的性格、你的特點，以及很高的音樂素養、指揮技能，才能做指揮。你在排練時要有權威，指揮時清楚自己到底要什麼，知道怎麼才能提高樂團的品質。
張弦在演出中
紐約愛樂的中國女指揮
從20歲第一次登臺算起，張弦在指揮臺上站了24年。回想起第一次登臺經歷，她所能記得的，是內心的忐忑，“心裡一直在哆嗦，發慌，很窘迫。”
那是1993年，20歲的張弦還在中央音樂學院讀四年級，
面對歌劇院一幫比自己年長很多的樂團成員，她顯然沒有信心。樂團經理聽說接替的是個小姑娘，很生氣。吳靈芬安慰對方，“你就讓她揮過十幾二十分鐘試試。如果能鎮住，你就讓她揮下去。她要實在不行，我就趕來。”
瘦小的張弦站上彩排場的指揮台，下面一陣竊笑。“開始就有人笑說，哎喲，這個小孩兒，來幹什麼啊?我從序曲開始排，過了大概5分鐘後，就正常了。中場休息的時候，樂團經理跟吳老師說，這個小孩兒還行，就讓她排吧，您今天不用來了。”張弦說，這場意外指揮的機會，最後成了她的畢業演出。
張弦從沒覺得女性從事指揮有什麼不同。她在中國的兩位老師鄭小瑛、吳靈芬都是女性。
2002年，在美國深造了四年的張弦參加首屆馬澤爾/維拉指揮大賽，與泰國選手獲得並列冠軍。頒獎典禮上，指揮大師馬澤爾指著身後兩位冠軍說，“這是古典音樂界的未來。”
拿著4500美元獎金，張弦進入馬澤爾所在的紐約愛樂樂團實習，每週更樂團有兩次排練，任何曲目都必須迅速適應。對她而言，這是比賽後另一個全新的挑戰。
“馬澤爾的記性太好了，他頭腦的清晰度讓人吃驚。那幾年在紐約，每天聽很多曲目，包括很多現代作品。聽不同的指揮家演繹成什麼樣，是很開拓眼界的。”張弦回憶，她跟馬澤爾學到最多的，是對時間的統籌，“他對排練有絕對精密的計算，每個曲子多長時間，排練幾分鐘，哪裡需要排練，他全都計畫好，效率非常高。”
張弦很感激西方社會對年輕人的寬容與扶持。她後來在紐約愛樂被聘為助理指揮，當她站上指揮台，所有資深年邁的演奏家都對她報以支持，“如果有意見，他們會很建設性地跟你說。正因為你年輕，他們反而會扶持你，善意地幫助你成為更成熟的指揮。”她認為，正因如此，西方古典音樂世界能誕生層出不窮的年輕指揮家。
此後二十年，張弦與另一位泰國冠軍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泰國年輕人短暫擔任首爾愛樂樂團客座指揮後，再無消息。張弦卻從紐約愛樂從實習生一路做到助理指揮、副指揮。
當她成為第一位指揮荷蘭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的華人指揮家時，人們已經不再關注她的性別，而是饒有興致地學習怎麼念“張弦”這個中文名字。
6月17日，張弦在國家大劇院與黃心芸合作巴托克中提琴協奏曲
兩個孩子的母親
常年在滿世界奔忙，張弦認為指揮家需要具備抗壓力、需要精力高度集中，還需要有足夠的體力應付舟車勞頓。“這些要求，對男人來說也不容易。作為女性，你需要準備得更加充分，讓別人沒有機會說，因為你是女人，所以你指揮不好。”
張弦從來都是一身黑色褲裝登臺。除了第一次指揮《費加羅的婚禮》穿過長裙，她幾乎不記得自己穿裙子登臺的情景。
“穿什麼對我來說都一樣。褲子會舒服一點，穿長裙不方便，上下臺容易被絆倒，尤其是在樂池裡頭，你根本都跨不上去。旅行也方便，不用裝那麼大的裙子。”張弦說，她並不是刻意抹掉自己身上的性別特徵，“鄭小瑛老師就是穿長裙指揮的，加拿大女指揮家芭芭拉·漢尼甘也是穿長裙，露著胳膊，很美。這是每個人的習慣和個性。你最終的演出品質才是觀眾看重的。”
加拿大女指揮家芭芭拉·漢尼甘
每年80至100場的演出，對張弦來說是並不輕鬆的數字。除了交響樂，她每年還有一、兩部歌劇製作。常年在歐美之間往返，是她最習慣的生活，“我的主要精力放在新澤西州交響樂團，我答應他們住在那裡。BBC威爾士國家管弦樂團每年得去五、六次。”
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張弦要求自己離家的時間最長不能超過兩周。隔兩周回一趟家，哪怕只待幾天陪陪孩子，她也堅持這樣的原則。身為母親無法完全陪伴在孩子身邊，她也有點遺憾，“對個人來講，當然不是特別理想。但也沒有辦法，只能這麼安排，你必須這麼做下去。”
張弦把繁重的排練、巡演當作鍛煉身體，“有時候排練一部歌劇，一天需要工作八、九個小時。指揮是腦力和體力的消耗，腦子要不停地工作，消耗很多能量。”她靠在沙發上，笑著說，“所以說，指揮家都長壽嘛。”
兩年前，張弦在上任新澤西州交響樂團時，接受《紐約時報》專訪，面對記者對於女性指揮家前景的提問，她回答，女指揮家如今粉墨登場是必然的趨勢，“女指揮家會迎來全面的突破，沒有人會對女性CEO感到奇怪，德國出了女總理也沒有讓人感到意外，人們最終也會適應女指揮家。”
下面一陣竊笑。“開始就有人笑說，哎喲，這個小孩兒，來幹什麼啊?我從序曲開始排，過了大概5分鐘後，就正常了。中場休息的時候，樂團經理跟吳老師說，這個小孩兒還行，就讓她排吧，您今天不用來了。”張弦說，這場意外指揮的機會，最後成了她的畢業演出。張弦從沒覺得女性從事指揮有什麼不同。她在中國的兩位老師鄭小瑛、吳靈芬都是女性。
2002年，在美國深造了四年的張弦參加首屆馬澤爾/維拉指揮大賽，與泰國選手獲得並列冠軍。頒獎典禮上，指揮大師馬澤爾指著身後兩位冠軍說，“這是古典音樂界的未來。”
拿著4500美元獎金，張弦進入馬澤爾所在的紐約愛樂樂團實習，每週更樂團有兩次排練，任何曲目都必須迅速適應。對她而言，這是比賽後另一個全新的挑戰。
“馬澤爾的記性太好了，他頭腦的清晰度讓人吃驚。那幾年在紐約，每天聽很多曲目，包括很多現代作品。聽不同的指揮家演繹成什麼樣，是很開拓眼界的。”張弦回憶，她跟馬澤爾學到最多的，是對時間的統籌，“他對排練有絕對精密的計算，每個曲子多長時間，排練幾分鐘，哪裡需要排練，他全都計畫好，效率非常高。”
張弦很感激西方社會對年輕人的寬容與扶持。她後來在紐約愛樂被聘為助理指揮，當她站上指揮台，所有資深年邁的演奏家都對她報以支持，“如果有意見，他們會很建設性地跟你說。正因為你年輕，他們反而會扶持你，善意地幫助你成為更成熟的指揮。”她認為，正因如此，西方古典音樂世界能誕生層出不窮的年輕指揮家。
此後二十年，張弦與另一位泰國冠軍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泰國年輕人短暫擔任首爾愛樂樂團客座指揮後，再無消息。張弦卻從紐約愛樂從實習生一路做到助理指揮、副指揮。
當她成為第一位指揮荷蘭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的華人指揮家時，人們已經不再關注她的性別，而是饒有興致地學習怎麼念“張弦”這個中文名字。
6月17日，張弦在國家大劇院與黃心芸合作巴托克中提琴協奏曲
兩個孩子的母親
常年在滿世界奔忙，張弦認為指揮家需要具備抗壓力、需要精力高度集中，還需要有足夠的體力應付舟車勞頓。“這些要求，對男人來說也不容易。作為女性，你需要準備得更加充分，讓別人沒有機會說，因為你是女人，所以你指揮不好。”
張弦從來都是一身黑色褲裝登臺。除了第一次指揮《費加羅的婚禮》穿過長裙，她幾乎不記得自己穿裙子登臺的情景。
“穿什麼對我來說都一樣。褲子會舒服一點，穿長裙不方便，上下臺容易被絆倒，尤其是在樂池裡頭，你根本都跨不上去。旅行也方便，不用裝那麼大的裙子。”張弦說，她並不是刻意抹掉自己身上的性別特徵，“鄭小瑛老師就是穿長裙指揮的，加拿大女指揮家芭芭拉·漢尼甘也是穿長裙，露著胳膊，很美。這是每個人的習慣和個性。你最終的演出品質才是觀眾看重的。”
加拿大女指揮家芭芭拉·漢尼甘
每年80至100場的演出，對張弦來說是並不輕鬆的數字。除了交響樂，她每年還有一、兩部歌劇製作。常年在歐美之間往返，是她最習慣的生活，“我的主要精力放在新澤西州交響樂團，我答應他們住在那裡。BBC威爾士國家管弦樂團每年得去五、六次。”
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張弦要求自己離家的時間最長不能超過兩周。隔兩周回一趟家，哪怕只待幾天陪陪孩子，她也堅持這樣的原則。身為母親無法完全陪伴在孩子身邊，她也有點遺憾，“對個人來講，當然不是特別理想。但也沒有辦法，只能這麼安排，你必須這麼做下去。”
張弦把繁重的排練、巡演當作鍛煉身體，“有時候排練一部歌劇，一天需要工作八、九個小時。指揮是腦力和體力的消耗，腦子要不停地工作，消耗很多能量。”她靠在沙發上，笑著說，“所以說，指揮家都長壽嘛。”
兩年前，張弦在上任新澤西州交響樂團時，接受《紐約時報》專訪，面對記者對於女性指揮家前景的提問，她回答，女指揮家如今粉墨登場是必然的趨勢，“女指揮家會迎來全面的突破，沒有人會對女性CEO感到奇怪，德國出了女總理也沒有讓人感到意外，人們最終也會適應女指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