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父母生育，中國父母養大——78歲松田桂子：到哈爾濱，我回家了！
恰逢中日建交45周年，今年的6月22日、23日，101位遺孤代表從日本來到哈爾濱，祭拜“七三一”遇難者，祭拜去世的養父母。這群滿頭銀髮、步履蹣跚的老人們，平均年齡已經高達78歲。為了記錄他們的故事，記錄那段特殊的歷史，本報特別推出“日本遺孤”系列報導，聽這些老人們講述那段永生難忘的“東北往事”。
6月24日上午，幾十名日本遺孤代表前往“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祭拜遇難者。
親生母親帶我討飯，
我的中國名字叫劉桂芝，養母家的鄰居王嬸告訴我，1940年，我出生在日本，20世紀30年代末，父親作為“開拓團”的一員被日本政府派往中國東北，懷著我的母親被留在日本。當我2歲時，母親還沒有收到父親的消息，被逼無奈，她背著我漂洋過海來到哈爾濱。費盡周折之後，我們遇到一個日本老鄉，他告訴母親：開拓團的年輕人都去打仗了，據說全員戰死，沒人回來。
找不到丈夫，
養父當時經營一家雜貨鋪。收養我那天，附近的嬸嬸都在他家打牌，
結果養母看不下去，她說：“孩子也沒犯罪，她也沒打仗欺負咱們，咱們就把她養大吧，讓她跟我們的姓，咱們好好教育。”聽到劉家願意養我，母親特別高興，然而分別之際，她還是拉著我的手捨不得。剛和母親分開時，我每天都閉著眼睛“噶桑、噶桑”地叫，養父母拿出牛奶、點心我都不吃。後來還是蔡大爺發現玄機，他說“噶桑”就是日語裡母親的意思，這孩子捨不得媽媽。然後蔡大爺安慰我：別哭了，媽媽走遠了，再哭也不能回來了，好好吃飯吧。”
從那時起，我開始吃飯，學著說話，重新“活”了過來，我也從日本的遺孤變成“劉家”的長女。養父母給我起了這個新名字，小名叫做“領弟”，一直沒孩子的父母希望能有一個兒子，幾年後他們真的生了一男兩女。
十二歲時父母去世，我替父母撫養弟妹
養父母去世前，他們從未透露我是被領養的，養母一直說，我就是她親生的，事實上，他們待我也像親生的一樣。自從我進入劉家，每逢過年、過節，不管家裡條件怎麼樣，養父母都要給我做一身新衣裳。7歲時，養父就送我去上學，養母還特意給我縫了一個新書包，至於其他孩子喜歡的糖果、鞭炮，我更是一樣沒拉下。儘管如此，我還是很早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五六歲的時候，姨媽說漏嘴了。周圍的小孩，也有人叫我“小日本”。
十幾歲開始，雜貨鋪的生意開始不如以前，再加上父親生病臥床，我們搬到了毛子兵營。剛搬家沒多久，母親生下了第二個小妹妹。然而生產後還沒幾天，她就和生病的養父商量，決定把小妹妹送人。那時候，父親已經臥床很久了，不僅要人餵飯，大小便也不能自理，母親住院生孩子時，都是我給父親端屎端尿。然而父母的福氣並不多，他們養了我十幾年，才被我伺候幾天就離世了。妹妹送走後的第四天，養父去世；兩三天后，坐月子的養母在床上哭暈過去，鄰居借了一個板車把她送去醫院，之後她就再也沒回來。
在太平間，我們看到了養母最後一面。弟弟妹妹還小，他們叫著養母的名字，拉著她的手想讓她醒過來，但我從那時就明白，從此以後，我是家裡最大的，養父母死了，我得代替他們照顧弟妹。父母剛走時，舅舅、姨媽都很照顧我們，但我們三個還是獨自生活了一年。那一年，最大的我12歲，弟弟6歲，妹妹才3歲。
每天，我都要起個大早，給弟弟妹妹洗臉、梳頭，再用小燜罐煮米飯、燉菜，衣服髒了，我放水裡洗兩把；沒吃的了，我們將土豆切片，放在爐子上烤片吃。白天還好，一到夜裡，弟弟妹妹就在被窩裡一邊流淚，一邊哭喊著要媽媽。我沒有辦法，只能緊緊地摟著他倆，三個人躺在被窩裡一起哭，一直哭到累了、睡著了才算完。那段時間，每天都是在“熬”日子，夜晚來臨時，我總想：媽媽你要活過來多好啊，我們得多高興啊！
雞咯咯，天明了，日本鬼子死淨了
1953年，養父的哥哥們將我們姐弟三人帶到山東，我和弟妹分別被大爺、二大爺和三大爺收養。三位大爺住在農村，村裡的人都知道，劉福臣的大女兒是被收養的“小日本”。
農村被日本侵略軍禍害得太多了，全村的人都恨日本鬼子，小孩都不例外。
也是在這裡，我第一次明白“日本人”意味著什麼。剛進入村裡的學校，同學們都排擠我，每天放學，站在我身後的小孩，不是這個推我一把，就是那個向我砸一塊小石頭，再罵一聲“日本鬼子”。他們用山東的方言編了一句順口溜，我到現在也忘不了：雞咯咯，天明了，日本鬼子死淨了。那時候我可委屈了，我也沒打仗，大家為什麼這麼對我？大爺也經常帶我去找老師：我家領弟沒搶過咱們的豬，也沒搶過咱們的糧食，孩子們怎麼能亂說，你們老師應該教育教育。
比這更讓人難過的是我的小妹妹。到三大爺家時，她才4歲，三大爺家住不下，孩子們將妹妹推到地下睡。後來家裡給她安排了地方，對面屋的門後有一個大灶坑，我小妹就在那兒睡覺。我從小把妹妹帶大，母親去了，她就找我。妹妹喊我：姐姐你咋不要我了呢，他們都打我！我聽了偷偷落淚，沒辦法，只能從我的口糧裡攢點吃的，從地裡偷一塊紅薯，給妹妹吃。就這樣，還要看著妹妹全部咽下去，帶回家被孩子看到，他們就要搶。讓嫂子看到更不得了，見到我就罵：你個死鬼，你個死丫頭蛋子，我們餓著她了，不行你就將她領回去！到最後，我也沒替媽媽保護好妹妹，妹妹5歲就去世了。
1959年，王震號召青年支邊下鄉，19歲的我報名了。因為我聽說支邊的地方是黑龍江，這不是我家嗎，我得回去。那時候我算一個勞動力了，家裡的人捨不得我走，我上交了布票和分得的30元錢，終於回到了黑龍江。先是去密山修水庫，住馬架子、挨蟲子咬；再到虎林制材廠當工人，被機器切斷了三根手指頭；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我還是挺幸運的，最後沒揪我也沒鬥我，只在廣場上，剪短了我的一根大辮子，可我不敢哭。
千里尋母，向溫總理《說句心裡話》
1962年10月，我和現在的老伴兒結婚了，此後我們一直住在虎林。直到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後，外事部的同志們開始詢問我的身世。不久，日本出臺了相關政策，只要確定遺孤身份，都可以回去尋親。1986年，我開始前往日本尋找自己的親生母親。有人告訴我，母親後來嫁給了一個中國人，並且生兒育女，一家人在50年代回到日本。可我找到時，她已經去世了。歷經周折，我找到母親的第二任丈夫，他證明了我的遺孤身份，但可能是家產太大了，他始終不承認我是母親的女兒，最後，還是同母異父的弟弟妹妹們將母親的照片、他們和母親的合影一一送給我。
隨後，我在日本正式“落戶”，全家人也跟隨我來到日本。日本政府給我們分配了一套房子，並贈送10萬日元當作“安家費”。從那時起，我和家人開啟了在日本的奮鬥生活。說起來也很可笑，當時最大的感受是“孤獨”。在中國，鄰居們說我是日本人；到了日本，工作一出問題，同事們就會將過錯推到我頭上，因為我是“中國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總詢問自己：我到底是哪裡人？哪裡才是我的家？
2009年，我終於攢夠了錢，再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溫家寶總理親切地接見了我們。與總理見面之前，我給一位遺孤90多歲的中國媽媽唱了一首改編過的歌《說句心裡話》，等和總理見面時，有記者就詢問我，能不能給總理也唱一唱？“說句心裡話，我有兩個家，一個家在東瀛，一個家在中華；說句實在話，我也有恨，戰爭帶來的災難，永遠記住它……”一首歌唱完，很多遺孤都哭了，溫總理的眼中也含著眼淚，他跟我握握手說：“你唱得很好，發自肺腑唱出來的歌，我很感動。”
2009年回到日本後，一個意外讓我腰部受傷。即使這樣，聽說這次“探親”的機會，我還是想參加。在日本住了幾十年，但和中國的家人，我始終沒有斷聯繫。特別是舅舅家、姨媽家的幾位親人，心裡總是放不下。這次，我在時隔多年後回到哈爾濱，見到了小表妹，嘗到了記憶中的不老林，也見到了一個全新的哈爾濱。幾十年後，哈爾濱的改變讓我欣喜，也讓我遺憾，坐落在馬家溝河附近的老房子，居住多年的毛子兵營，這些我最想重遊的老地方，都已經無處尋覓了。（李熙爽）
咱們就把她養大吧，讓她跟我們的姓，咱們好好教育。”聽到劉家願意養我，母親特別高興，然而分別之際，她還是拉著我的手捨不得。剛和母親分開時，我每天都閉著眼睛“噶桑、噶桑”地叫，養父母拿出牛奶、點心我都不吃。後來還是蔡大爺發現玄機，他說“噶桑”就是日語裡母親的意思，這孩子捨不得媽媽。然後蔡大爺安慰我：別哭了，媽媽走遠了，再哭也不能回來了，好好吃飯吧。”從那時起，我開始吃飯，學著說話，重新“活”了過來，我也從日本的遺孤變成“劉家”的長女。養父母給我起了這個新名字，小名叫做“領弟”，一直沒孩子的父母希望能有一個兒子，幾年後他們真的生了一男兩女。
十二歲時父母去世，我替父母撫養弟妹
養父母去世前，他們從未透露我是被領養的，養母一直說，我就是她親生的，事實上，他們待我也像親生的一樣。自從我進入劉家，每逢過年、過節，不管家裡條件怎麼樣，養父母都要給我做一身新衣裳。7歲時，養父就送我去上學，養母還特意給我縫了一個新書包，至於其他孩子喜歡的糖果、鞭炮，我更是一樣沒拉下。儘管如此，我還是很早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五六歲的時候，姨媽說漏嘴了。周圍的小孩，也有人叫我“小日本”。
十幾歲開始，雜貨鋪的生意開始不如以前，再加上父親生病臥床，我們搬到了毛子兵營。剛搬家沒多久，母親生下了第二個小妹妹。然而生產後還沒幾天，她就和生病的養父商量，決定把小妹妹送人。那時候，父親已經臥床很久了，不僅要人餵飯，大小便也不能自理，母親住院生孩子時，都是我給父親端屎端尿。然而父母的福氣並不多，他們養了我十幾年，才被我伺候幾天就離世了。妹妹送走後的第四天，養父去世；兩三天后，坐月子的養母在床上哭暈過去，鄰居借了一個板車把她送去醫院，之後她就再也沒回來。
在太平間，我們看到了養母最後一面。弟弟妹妹還小，他們叫著養母的名字，拉著她的手想讓她醒過來，但我從那時就明白，從此以後，我是家裡最大的，養父母死了，我得代替他們照顧弟妹。父母剛走時，舅舅、姨媽都很照顧我們，但我們三個還是獨自生活了一年。那一年，最大的我12歲，弟弟6歲，妹妹才3歲。
每天，我都要起個大早，給弟弟妹妹洗臉、梳頭，再用小燜罐煮米飯、燉菜，衣服髒了，我放水裡洗兩把；沒吃的了，我們將土豆切片，放在爐子上烤片吃。白天還好，一到夜裡，弟弟妹妹就在被窩裡一邊流淚，一邊哭喊著要媽媽。我沒有辦法，只能緊緊地摟著他倆，三個人躺在被窩裡一起哭，一直哭到累了、睡著了才算完。那段時間，每天都是在“熬”日子，夜晚來臨時，我總想：媽媽你要活過來多好啊，我們得多高興啊！
雞咯咯，天明了，日本鬼子死淨了
1953年，養父的哥哥們將我們姐弟三人帶到山東，我和弟妹分別被大爺、二大爺和三大爺收養。三位大爺住在農村，村裡的人都知道，劉福臣的大女兒是被收養的“小日本”。
農村被日本侵略軍禍害得太多了，全村的人都恨日本鬼子，小孩都不例外。
也是在這裡，我第一次明白“日本人”意味著什麼。剛進入村裡的學校，同學們都排擠我，每天放學，站在我身後的小孩，不是這個推我一把，就是那個向我砸一塊小石頭，再罵一聲“日本鬼子”。他們用山東的方言編了一句順口溜，我到現在也忘不了：雞咯咯，天明了，日本鬼子死淨了。那時候我可委屈了，我也沒打仗，大家為什麼這麼對我？大爺也經常帶我去找老師：我家領弟沒搶過咱們的豬，也沒搶過咱們的糧食，孩子們怎麼能亂說，你們老師應該教育教育。
比這更讓人難過的是我的小妹妹。到三大爺家時，她才4歲，三大爺家住不下，孩子們將妹妹推到地下睡。後來家裡給她安排了地方，對面屋的門後有一個大灶坑，我小妹就在那兒睡覺。我從小把妹妹帶大，母親去了，她就找我。妹妹喊我：姐姐你咋不要我了呢，他們都打我！我聽了偷偷落淚，沒辦法，只能從我的口糧裡攢點吃的，從地裡偷一塊紅薯，給妹妹吃。就這樣，還要看著妹妹全部咽下去，帶回家被孩子看到，他們就要搶。讓嫂子看到更不得了，見到我就罵：你個死鬼，你個死丫頭蛋子，我們餓著她了，不行你就將她領回去！到最後，我也沒替媽媽保護好妹妹，妹妹5歲就去世了。
1959年，王震號召青年支邊下鄉，19歲的我報名了。因為我聽說支邊的地方是黑龍江，這不是我家嗎，我得回去。那時候我算一個勞動力了，家裡的人捨不得我走，我上交了布票和分得的30元錢，終於回到了黑龍江。先是去密山修水庫，住馬架子、挨蟲子咬；再到虎林制材廠當工人，被機器切斷了三根手指頭；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我還是挺幸運的，最後沒揪我也沒鬥我，只在廣場上，剪短了我的一根大辮子，可我不敢哭。
千里尋母，向溫總理《說句心裡話》
1962年10月，我和現在的老伴兒結婚了，此後我們一直住在虎林。直到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後，外事部的同志們開始詢問我的身世。不久，日本出臺了相關政策，只要確定遺孤身份，都可以回去尋親。1986年，我開始前往日本尋找自己的親生母親。有人告訴我，母親後來嫁給了一個中國人，並且生兒育女，一家人在50年代回到日本。可我找到時，她已經去世了。歷經周折，我找到母親的第二任丈夫，他證明了我的遺孤身份，但可能是家產太大了，他始終不承認我是母親的女兒，最後，還是同母異父的弟弟妹妹們將母親的照片、他們和母親的合影一一送給我。
隨後，我在日本正式“落戶”，全家人也跟隨我來到日本。日本政府給我們分配了一套房子，並贈送10萬日元當作“安家費”。從那時起，我和家人開啟了在日本的奮鬥生活。說起來也很可笑，當時最大的感受是“孤獨”。在中國，鄰居們說我是日本人；到了日本，工作一出問題，同事們就會將過錯推到我頭上，因為我是“中國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總詢問自己：我到底是哪裡人？哪裡才是我的家？
2009年，我終於攢夠了錢，再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溫家寶總理親切地接見了我們。與總理見面之前，我給一位遺孤90多歲的中國媽媽唱了一首改編過的歌《說句心裡話》，等和總理見面時，有記者就詢問我，能不能給總理也唱一唱？“說句心裡話，我有兩個家，一個家在東瀛，一個家在中華；說句實在話，我也有恨，戰爭帶來的災難，永遠記住它……”一首歌唱完，很多遺孤都哭了，溫總理的眼中也含著眼淚，他跟我握握手說：“你唱得很好，發自肺腑唱出來的歌，我很感動。”
2009年回到日本後，一個意外讓我腰部受傷。即使這樣，聽說這次“探親”的機會，我還是想參加。在日本住了幾十年，但和中國的家人，我始終沒有斷聯繫。特別是舅舅家、姨媽家的幾位親人，心裡總是放不下。這次，我在時隔多年後回到哈爾濱，見到了小表妹，嘗到了記憶中的不老林，也見到了一個全新的哈爾濱。幾十年後，哈爾濱的改變讓我欣喜，也讓我遺憾，坐落在馬家溝河附近的老房子，居住多年的毛子兵營，這些我最想重遊的老地方，都已經無處尋覓了。（李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