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名人恩怨錄：魯迅林語堂互罵“畜生” 梁實秋瞧不起郁達夫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理想中的大師們都是伯牙遇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攜手共建社會大和諧?too naive。這世間的恩怨情仇、紛紛擾擾，從古到今無人能免俗。
林語堂與魯迅
魯迅vs林語堂
說到魯迅與林語堂從知己變路人的故事，此處陳奕迅《最佳損友》BGM響起。“朋友你試過將我營救”，魯迅與林語堂剛開始志同道合，兩人對祖國都有著責無旁貸的責任感，都有著衝鋒陷陣的勇氣。早些年魯迅和林語堂一起到廈大教書，林語堂拿去廈大教師預算工資一大半，
魯迅與林語堂合影
“朋友你試過把我批鬥”，兩人後來鬧翻因為一件小事。魯迅受張友松(他是誰不重要)挑撥，和一個書局老闆(他是誰也不重要)不和，
“即使相處到有過裂口，命運決定了以後再沒法聚頭”，說到底，魯迅與林語堂友盡是因為兩人價值觀的不同。林語堂是民國第一幽默大師，wuli迅哥兒是無產階級鬥士。面對動盪的社會，魯迅希望用冷靜的筆觸喚醒麻木的中國人，為祖國操碎了心，而林語堂提倡在那個苦難的年代，
“非什麼大仇，為何舊知己在最後變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敵友”。林語堂在魯迅逝世後，特意為魯迅寫下一篇悼文：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來年陌生的是昨日最親的某某”，從朋友到陌路，
梁實秋與郁達夫
梁實秋vs郁達夫
郁達夫與梁實秋兩人還不算太熟的時候，郁達夫來到北京遊玩，找到梁實秋，提出兩點要求：一是訪圓明園遺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窯子，第二個要求讓作風正派的梁實秋大驚失色。三觀不同，怎麼做朋友?梁實秋多次在文章中批評郁達夫，話裡話外透著鄙夷，比如在《文人有行》中，梁實秋批評了當下文人的一些不良行為：縱酒、狎妓、不事邊幅、誇大狂、色☆禁☆情狂、被迫害狂等等。在《悼朱湘先生》一文中更是直接點出郁達夫的名字：“文人有一種毛病，即以為社會的待遇太菲薄，總以為我能作詩，我能寫小說，我能做批評，而何以社會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點。其實文人也不過是人群中之一部分，憑什麼他應該要求生活得舒適?他不反躬問問自己究竟貢獻了多少?譬如郁達夫先生一類的文人，報酬並不太薄，終日花天酒地，過的是中級的頹廢生活，而提起筆來，輒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會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淪落似的。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梁實秋很看不慣郁達夫整體花天酒地卻又在文章裡賣慘的行為。
郁達夫也不甘示弱，以一篇《文人手☆禁☆淫》回擊，諷刺梁實秋。行文與《文人有行》有異曲同工之妙，“文人要做官，要提倡國家主義，要挽回頹風，要服從權勢，要束縛青年，所以最要緊的是擁護道德，而不道德的中心似乎是在女性。文人絕對不應該接近女人，而自己一個人回到屋裡，盡可以以想像來試試手☆禁☆淫。”明諷梁實秋，你是有為青年，你道德高尚，帶著你的右手一邊玩兒去。
兩人成長環境不同導致思想觀念上的差異，人以群分，物以類聚，道不同則不相為謀，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梁實秋對郁達夫的蔑視發自心底，沒有迴旋的餘地。
胡適與郭沫若
郭沫若vs胡適
郭沫若在文學上的造詣有目共睹，但許多學者談起他的人品都嗤之以鼻，具體原因可自行百度。郭沫若與胡適，其實兩人也不太熟，當時胡適在《我們走哪條路》一文中，探討中國現實問題，尋出積弱的病根，開出醫治的藥方。郭沫若難得硬氣一回，在《創造十年》裡對胡適的文章提出了十分尖銳的批評：胡大博士真可說是見了鬼。他像巫師一樣，一招來、二招來的，所招來的五個鬼，其實通是些病的徵候，並不是病的根源。要專門談病的徵候，那中國豈只五鬼，簡直是百鬼臨門，重要的是要看這些徵候，這些鬼是從甚麼地方起來
兩人政治道路的選擇不同，分道揚鑣，愈行愈遠，終成水火不容的“論敵”了。
胡適在日記中寫下對郭沫若的看法：郭沫若這個人反復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十九年之間，我從北平到上海，徐志摩請我吃飯，還請郭沫若作陪。吃飯中間徐志摩說：沫若，你的那篇文章(女神)，胡適先生很賞識。郭沫若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胡適大大冷漠臉.jpg)
(全文完)
三觀不同，怎麼做朋友?梁實秋多次在文章中批評郁達夫，話裡話外透著鄙夷，比如在《文人有行》中，梁實秋批評了當下文人的一些不良行為：縱酒、狎妓、不事邊幅、誇大狂、色☆禁☆情狂、被迫害狂等等。在《悼朱湘先生》一文中更是直接點出郁達夫的名字：“文人有一種毛病，即以為社會的待遇太菲薄，總以為我能作詩，我能寫小說，我能做批評，而何以社會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點。其實文人也不過是人群中之一部分，憑什麼他應該要求生活得舒適?他不反躬問問自己究竟貢獻了多少?譬如郁達夫先生一類的文人，報酬並不太薄，終日花天酒地，過的是中級的頹廢生活，而提起筆來，輒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會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淪落似的。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梁實秋很看不慣郁達夫整體花天酒地卻又在文章裡賣慘的行為。郁達夫也不甘示弱，以一篇《文人手☆禁☆淫》回擊，諷刺梁實秋。行文與《文人有行》有異曲同工之妙，“文人要做官，要提倡國家主義，要挽回頹風，要服從權勢，要束縛青年，所以最要緊的是擁護道德，而不道德的中心似乎是在女性。文人絕對不應該接近女人，而自己一個人回到屋裡，盡可以以想像來試試手☆禁☆淫。”明諷梁實秋，你是有為青年，你道德高尚，帶著你的右手一邊玩兒去。
兩人成長環境不同導致思想觀念上的差異，人以群分，物以類聚，道不同則不相為謀，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梁實秋對郁達夫的蔑視發自心底，沒有迴旋的餘地。
胡適與郭沫若
郭沫若vs胡適
郭沫若在文學上的造詣有目共睹，但許多學者談起他的人品都嗤之以鼻，具體原因可自行百度。郭沫若與胡適，其實兩人也不太熟，當時胡適在《我們走哪條路》一文中，探討中國現實問題，尋出積弱的病根，開出醫治的藥方。郭沫若難得硬氣一回，在《創造十年》裡對胡適的文章提出了十分尖銳的批評：胡大博士真可說是見了鬼。他像巫師一樣，一招來、二招來的，所招來的五個鬼，其實通是些病的徵候，並不是病的根源。要專門談病的徵候，那中國豈只五鬼，簡直是百鬼臨門，重要的是要看這些徵候，這些鬼是從甚麼地方起來
兩人政治道路的選擇不同，分道揚鑣，愈行愈遠，終成水火不容的“論敵”了。
胡適在日記中寫下對郭沫若的看法：郭沫若這個人反復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十九年之間，我從北平到上海，徐志摩請我吃飯，還請郭沫若作陪。吃飯中間徐志摩說：沫若，你的那篇文章(女神)，胡適先生很賞識。郭沫若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胡適大大冷漠臉.jpg)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