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辦案民警上庭作證，這是昆明“以審判為中心改革”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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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歐美的一些影視劇中
我們常常能看到員警作為“證人”出庭
接受各方的質證
就自己辦案獲得的證據作出說明
圖為影視劇劇照
而這個現象
在之前中國大陸的司法實踐中
幾乎是看不到的
不過，司法改革的腳步正徐徐踏來
“他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我有沒有槍，給他一槍！”民警和國金出現在昆明中院大法庭。這次，他的身份是一名證人。
近日，五華區法院的法官移師昆明中院能容納300餘人的大法庭，
被告人馬某以故意殺人罪當庭判處其有期徒刑8年。
背景介紹
五華法院試點
“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
一段時間內，我們的司法現狀是：證人出庭率畸低，公安偵查人員基本不出庭，“公安做飯，檢察院端飯，法院吃飯”，庭審虛化，“走過場”現象嚴重，無罪判決率畸低。伴隨而來的，是刑訊逼供常被曝光，冤假錯案時有發生。
改變來自於3年前。十八屆四中全會，對“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做了重大部署。
“以審判為中心”，一個具有濃厚專業色彩的詞彙，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改革。它至少包括了幾個重要議題：重證據和程式，嚴禁刑訊逼供，對警方的非法證據進行排除；從“偵查中心主義”到“審判中心主義”；從“庭審虛無”到庭審實質化，
庭審
現場：昔日戀人法庭相見
犯罪嫌疑人馬某在法警的羈押下進入法庭，站到被告人的位置。他昔日的戀人虎某帶著頸部與面部的疤痕，坐在原告席上，看著帶著手銬低垂著腦袋的前男友步步走來。這對相愛三年的昔日戀人，此時橫跨在他們中間的不僅是原告與被告的距離，
緣起：
他跪下求女友回心轉意
被拒絕後連捅對方17刀
2016年12月7日，馬某來到虎某打工的餐廳，與虎某談結婚的事宜。“我說我們好了這麼幾年，該有個結果，我跪下求她，希望她能回心轉意。”馬某在庭審現場如此供述道。然而馬某的挽留與請求並沒有得到接受，於是他的憤怒被點燃。
據被害人回憶，馬某喊著“我要和你同歸於盡！”掏出一把水果刀，左手捂住被害人的口鼻，右手持刀，分別向被害人頸部、面部前胸劃了數刀。求生的欲望使被害人進行了奪刀反抗等自救行為，據虎某陳述，自己倒地之後向男友求饒，答應他結婚的請求，然而馬某並沒有停止對她的傷害，還用雙手扼住她的頸部。
虎某的同事們聽到了她的呼救聲，立即報警，並在餐廳門口街道向巡邏民警尋求幫助，隨後同事將馬某拖出，中止了行兇，虎某獲救。
經醫院診斷、相關司法機關鑒定，虎某身中17刀，受傷程度為重傷二級。
審判：以“審判為中心改革”第一案 當庭宣判
此案作為是昆明“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第一件示範案件，重點對庭前會議、人證出庭名單、偵查人員出庭、鑒定人出庭、被害人出庭、交叉詢問、舉證、質證、認證等庭審實質化改革重點環節，進行規範操作。並本著“訴訟證據質證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辯訴意見發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的四原則，進行了當庭宣判。
合議庭審理後認為，被告人馬某的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公訴機關的指控屬實，罪名成立。馬某系犯罪未遂，自首情節屬實，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案發後馬某親屬對被害人的醫藥費墊付與護理照顧，可以酌情減輕處罰。
法庭對被告辯護人對被告罪名的異議不予採納，對於辯護人對司法鑒定的異議不予採納，對被害人過錯影響犯罪行為的意見不予採納，認為諒解協定書系受脅迫簽訂而非被害人真實意願，也不予採納。
遂作出判決：被告馬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8年。同時判處被告對被害人給予醫療補助、誤工補償、住院營養費等共計53700元的賠償。
焦點
偵查人員出庭
昨日，隨著審判長的傳喚，證人趙澤展走上了證人席。審判長申明了作為證人的法律責任，證人宣讀了保證書，並鄭重簽名。
趙澤展是昆明市公安局五華分局小南門派出所協警，也是第一位到達案發現場的公安人員。他證實，當時犯罪嫌疑人馬某癱軟地坐在大門內，被害女子躺在餐廳衛生間內，渾身是血，地面上也有大量血跡。他與隨後趕到的輔警將馬某拖到門外，幾人將蹲在地上的馬某看住，後將馬某交予巡邏民警處理。
當時在現場的民警和國金作為第二位證人出庭作證。接到指令後三分鐘，他到達現場，見到四五名輔警將犯罪嫌疑人馬某團團圍住。馬某一見到和警官，立即說：“有沒有槍？給我一槍！”瞭解情況後，和警官給馬某戴上了手銬，並進行了查驗保護現場、尋找兇器、協助醫護人員救助傷者等一系列工作。將馬某帶回派出所的路上，馬某多次重複“我將她殺死，我也不想活了”等言語。
兩位偵查人員接受了辯護人的詢問，更清晰地證明了案發當天的出警和處置過程。辯護人、雲南博政律師事務所律師葉明奇在庭後接受記者的採訪時表示，以前沒有碰到過偵查人員出庭接受質證的情況。通過詢問，讓事發當天的一些情況更清晰地展現出來。
鑒定人出庭
經辯護人的申請，司法鑒定人、主檢法醫師黎昆良也走上法庭，當庭說明鑒定結論與情況，接受被告辯護人的詢問。
被告辯護人對鑒定中“刀口深度”提出了疑問，黎昆良表示，在本案中不需要對刀口深度做出鑒定，且本案中刀口深度無法準確判定。
“沒有鑒定刀口深度，你怎麼能證明哪一刀是要害呢？是輕輕劃刺了17刀，還是刀刀致命？我們覺得這很重要。而且他們只能鑒定出是銳器傷，並不能證明作案工具就是刀。”辯護人庭後對記者說，儘管他們對鑒定意見存在質疑。但是對鑒定人出庭是非常支持的，“以前我們就只有一張鑒定書，有問題也沒處問。”辯護人說。
被害人出庭
昨日，被害人虎某也作為刑事附帶民事原告人出庭。在以往的庭審中，民事部分都是等刑事部分調查完了才開始進行。而昨日，民事部分也與刑事部分揉在一起，同時進行審理。“這樣主要是為了對被害人的情況進行更全面地瞭解，增強庭審的對抗性，破解庭審虛無，讓庭審更加實質化。”本案公訴人、五華區檢察院公訴科科長鄧瑜這樣說。
觀察
從“以偵查為中心”到“以審判為中心”
痼疾
“公安做飯 檢察院端飯 法院吃飯”
在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中，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施行“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但是，在實踐運作中，這一原則產生了一些明顯的問題。
“圈子裡流行一句話，公安是做飯的，檢察院是端飯的，法院是吃飯的。”雲南弘石律師事務所主任何汝惠告訴本報記者，很多時候，法院只能照單全收。個別案件庭審“走過場”，證據沒有在庭審中得到實質性的審查，判決則成為偵查結論的複製版。而這正是過去一些冤假錯案的最重要成因。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樊崇義說得更直接：“強勢的公安，優勢的檢察，弱勢的法院”流行一時，司法審判的權威喪失了，司法公正不見了。“以審判為中心，就是要糾正這些錯誤的理解和做法。”他說。
庭審虛化 “走過場”現象嚴重
自2009 年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何家弘教授主持的“刑事庭審實證研究”課題組對中國法院網上“網路直播”欄目下的“現在開庭”子欄目所登載的2010 年1～12 月審理的共計292 起刑事案件進行實證分析。
隨後他發現，庭審虛化在刑事訴訟中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首先是舉證虛化。公訴方在刑事訴訟中負擔主要的舉證，但其舉證的基本形式是案卷材料，在法庭上宣讀筆錄只是走個形式而已。
其次是質證虛化。由於公訴方的證人和鑒定人幾乎都不出庭，辯護方的質證只能是針對這些“紙面證據”發表不同意見，質證就缺乏實質意義。
再次是認證虛化。當庭認證的都是控辯雙方沒有爭議的證據，可有可無。庭後認證主要依賴於案卷中的筆錄，似與庭審無關。
最後是裁判虛化。這又有三種表現：第一是承辦人獨自裁判，合議庭徒有虛名；第二是審委會越俎代庖，合議庭形同虛設；第三是政法委未審先判，合議庭枉擔虛名。何家弘說，在調研中曾經詢問幾位法官：“若不開庭如何？”有法官坦言：“照判不誤。”
“審查起訴把關不嚴，刑事審判走過場，其根本原因是證據裁判原則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尚未形成法律制度。”樊崇義說，近年來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存在辦案人員對法庭審判重視不夠，常常出現一些關鍵證據沒有收集或沒有依法收集，進入庭審的案件沒有達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使審判無法進行。
改革
從“庭審虛無”到庭審實質化
正因為上述種種原因，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成為我國司法史上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改革。從完善庭前會議到規範法庭調查程式，從健全質證規則到保障法庭辯論機制，再從強化當庭宣判到嚴格依法裁判，一幅由控辯審共同構成的等腰三角“圖景”已經躍然成型。
它意味著法院對偵查機關提供的證據不能直接採信，而是要把證據拿到法庭上通過質證的方式，來確定它的合法性與客觀性。 一旦證據在程式上不合法或者來源不明，都將一律被視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
五華法院副院長王偉林表示，此項改革必須強化庭審對抗與保護訴訟權利共同推進。導致庭審過程未能發揮出查明案件事實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案卷為中心導致的刑事審判直接性、實效性不足；二是法庭審理過程中證據審查趨於形式化，庭審舉證、質證趨於簡化，造成的庭審不充分問題。
五華法院以解決庭審虛化問題為導向，重在破解刑事庭審虛化的不良司法慣性，以相應的機制強化庭審對抗性，確保人證到庭接受法庭調查和質證，將被告人、被害人的訴訟權利作為同等重要的價值進行保護。
昨日案件公訴人、五華區檢察院公訴科科長鄧瑜告訴記者，通過這樣的改革，公訴人指控犯罪的每一項證據都擺到台前，增加了檢察機關指控的相關證據證明力。把偵查人員推到了參與審判活動的前臺，保證了訴訟案件的品質，也有助於倒逼公安機關提高辦案能力。
民警出庭倒逼偵查規範化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奮飛認為，以偵查為中心，有罪推定傾向便自始至終貫穿於刑事訴訟全程，出現冤錯案件也就不足為奇了。“以偵查為中心，導致有罪推定的思維定勢貫穿訴訟始終，在證明標準上打折扣、降要求，作出留有餘地的判決等問題，出現了‘起點錯、跟著錯、錯到底’的奇特現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卞建林直言不諱。他說，在此背景下，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十分必要，意義重大。
雲南省楚雄州司法機關從2016年開始大力推行“主辦偵查員出庭制度”。楚雄州公安局局長馬聞在受訪時表示，刑事案件的審理本身就易引起社會關注，這其中，公安機關主辦偵查員肩負著重大的法律和社會責任。讓每一起案件的偵查員到法庭上，對自己證據採集、現場情況等進行說明、接受詢問，相當於接受被告、檢方和法官對辦案品質的一次詰問、一場考驗。
從事刑偵工作10年的元謀縣公安局刑偵大隊民警李揚表示，2016年3月3日，自己為一起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首次出庭。開庭前，他用了一周時間重新熟悉卷宗，並和法制大隊逐字梳理。從公訴人、辯護人、法庭的提問角度做了準備。儘管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但他仍認為這一制度很有必要。“可以迅速提高業務能力和工作水準。通過出庭會知道哪些環節容易被質疑，我今後辦案就會特別注意這些環節的證據收集。”
資料顯示，主辦偵查員出庭制度實行以來，楚雄州公檢法機關辦案品質和效率逐漸提高。2016年前10個月楚雄州公安機關涉法涉訴信訪案件數同比下降15.4%，綜合破案率從41%上升至48.5%。
顯然，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僅對審判環節提出了要求，也促進了公安執法的規範化，為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築牢了防火牆。
與虎某談結婚的事宜。“我說我們好了這麼幾年，該有個結果，我跪下求她，希望她能回心轉意。”馬某在庭審現場如此供述道。然而馬某的挽留與請求並沒有得到接受，於是他的憤怒被點燃。據被害人回憶，馬某喊著“我要和你同歸於盡！”掏出一把水果刀，左手捂住被害人的口鼻，右手持刀，分別向被害人頸部、面部前胸劃了數刀。求生的欲望使被害人進行了奪刀反抗等自救行為，據虎某陳述，自己倒地之後向男友求饒，答應他結婚的請求，然而馬某並沒有停止對她的傷害，還用雙手扼住她的頸部。
虎某的同事們聽到了她的呼救聲，立即報警，並在餐廳門口街道向巡邏民警尋求幫助，隨後同事將馬某拖出，中止了行兇，虎某獲救。
經醫院診斷、相關司法機關鑒定，虎某身中17刀，受傷程度為重傷二級。
審判：以“審判為中心改革”第一案 當庭宣判
此案作為是昆明“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第一件示範案件，重點對庭前會議、人證出庭名單、偵查人員出庭、鑒定人出庭、被害人出庭、交叉詢問、舉證、質證、認證等庭審實質化改革重點環節，進行規範操作。並本著“訴訟證據質證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辯訴意見發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的四原則，進行了當庭宣判。
合議庭審理後認為，被告人馬某的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公訴機關的指控屬實，罪名成立。馬某系犯罪未遂，自首情節屬實，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案發後馬某親屬對被害人的醫藥費墊付與護理照顧，可以酌情減輕處罰。
法庭對被告辯護人對被告罪名的異議不予採納，對於辯護人對司法鑒定的異議不予採納，對被害人過錯影響犯罪行為的意見不予採納，認為諒解協定書系受脅迫簽訂而非被害人真實意願，也不予採納。
遂作出判決：被告馬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8年。同時判處被告對被害人給予醫療補助、誤工補償、住院營養費等共計53700元的賠償。
焦點
偵查人員出庭
昨日，隨著審判長的傳喚，證人趙澤展走上了證人席。審判長申明了作為證人的法律責任，證人宣讀了保證書，並鄭重簽名。
趙澤展是昆明市公安局五華分局小南門派出所協警，也是第一位到達案發現場的公安人員。他證實，當時犯罪嫌疑人馬某癱軟地坐在大門內，被害女子躺在餐廳衛生間內，渾身是血，地面上也有大量血跡。他與隨後趕到的輔警將馬某拖到門外，幾人將蹲在地上的馬某看住，後將馬某交予巡邏民警處理。
當時在現場的民警和國金作為第二位證人出庭作證。接到指令後三分鐘，他到達現場，見到四五名輔警將犯罪嫌疑人馬某團團圍住。馬某一見到和警官，立即說：“有沒有槍？給我一槍！”瞭解情況後，和警官給馬某戴上了手銬，並進行了查驗保護現場、尋找兇器、協助醫護人員救助傷者等一系列工作。將馬某帶回派出所的路上，馬某多次重複“我將她殺死，我也不想活了”等言語。
兩位偵查人員接受了辯護人的詢問，更清晰地證明了案發當天的出警和處置過程。辯護人、雲南博政律師事務所律師葉明奇在庭後接受記者的採訪時表示，以前沒有碰到過偵查人員出庭接受質證的情況。通過詢問，讓事發當天的一些情況更清晰地展現出來。
鑒定人出庭
經辯護人的申請，司法鑒定人、主檢法醫師黎昆良也走上法庭，當庭說明鑒定結論與情況，接受被告辯護人的詢問。
被告辯護人對鑒定中“刀口深度”提出了疑問，黎昆良表示，在本案中不需要對刀口深度做出鑒定，且本案中刀口深度無法準確判定。
“沒有鑒定刀口深度，你怎麼能證明哪一刀是要害呢？是輕輕劃刺了17刀，還是刀刀致命？我們覺得這很重要。而且他們只能鑒定出是銳器傷，並不能證明作案工具就是刀。”辯護人庭後對記者說，儘管他們對鑒定意見存在質疑。但是對鑒定人出庭是非常支持的，“以前我們就只有一張鑒定書，有問題也沒處問。”辯護人說。
被害人出庭
昨日，被害人虎某也作為刑事附帶民事原告人出庭。在以往的庭審中，民事部分都是等刑事部分調查完了才開始進行。而昨日，民事部分也與刑事部分揉在一起，同時進行審理。“這樣主要是為了對被害人的情況進行更全面地瞭解，增強庭審的對抗性，破解庭審虛無，讓庭審更加實質化。”本案公訴人、五華區檢察院公訴科科長鄧瑜這樣說。
觀察
從“以偵查為中心”到“以審判為中心”
痼疾
“公安做飯 檢察院端飯 法院吃飯”
在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中，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施行“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但是，在實踐運作中，這一原則產生了一些明顯的問題。
“圈子裡流行一句話，公安是做飯的，檢察院是端飯的，法院是吃飯的。”雲南弘石律師事務所主任何汝惠告訴本報記者，很多時候，法院只能照單全收。個別案件庭審“走過場”，證據沒有在庭審中得到實質性的審查，判決則成為偵查結論的複製版。而這正是過去一些冤假錯案的最重要成因。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樊崇義說得更直接：“強勢的公安，優勢的檢察，弱勢的法院”流行一時，司法審判的權威喪失了，司法公正不見了。“以審判為中心，就是要糾正這些錯誤的理解和做法。”他說。
庭審虛化 “走過場”現象嚴重
自2009 年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何家弘教授主持的“刑事庭審實證研究”課題組對中國法院網上“網路直播”欄目下的“現在開庭”子欄目所登載的2010 年1～12 月審理的共計292 起刑事案件進行實證分析。
隨後他發現，庭審虛化在刑事訴訟中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首先是舉證虛化。公訴方在刑事訴訟中負擔主要的舉證，但其舉證的基本形式是案卷材料，在法庭上宣讀筆錄只是走個形式而已。
其次是質證虛化。由於公訴方的證人和鑒定人幾乎都不出庭，辯護方的質證只能是針對這些“紙面證據”發表不同意見，質證就缺乏實質意義。
再次是認證虛化。當庭認證的都是控辯雙方沒有爭議的證據，可有可無。庭後認證主要依賴於案卷中的筆錄，似與庭審無關。
最後是裁判虛化。這又有三種表現：第一是承辦人獨自裁判，合議庭徒有虛名；第二是審委會越俎代庖，合議庭形同虛設；第三是政法委未審先判，合議庭枉擔虛名。何家弘說，在調研中曾經詢問幾位法官：“若不開庭如何？”有法官坦言：“照判不誤。”
“審查起訴把關不嚴，刑事審判走過場，其根本原因是證據裁判原則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尚未形成法律制度。”樊崇義說，近年來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存在辦案人員對法庭審判重視不夠，常常出現一些關鍵證據沒有收集或沒有依法收集，進入庭審的案件沒有達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使審判無法進行。
改革
從“庭審虛無”到庭審實質化
正因為上述種種原因，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成為我國司法史上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改革。從完善庭前會議到規範法庭調查程式，從健全質證規則到保障法庭辯論機制，再從強化當庭宣判到嚴格依法裁判，一幅由控辯審共同構成的等腰三角“圖景”已經躍然成型。
它意味著法院對偵查機關提供的證據不能直接採信，而是要把證據拿到法庭上通過質證的方式，來確定它的合法性與客觀性。 一旦證據在程式上不合法或者來源不明，都將一律被視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
五華法院副院長王偉林表示，此項改革必須強化庭審對抗與保護訴訟權利共同推進。導致庭審過程未能發揮出查明案件事實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案卷為中心導致的刑事審判直接性、實效性不足；二是法庭審理過程中證據審查趨於形式化，庭審舉證、質證趨於簡化，造成的庭審不充分問題。
五華法院以解決庭審虛化問題為導向，重在破解刑事庭審虛化的不良司法慣性，以相應的機制強化庭審對抗性，確保人證到庭接受法庭調查和質證，將被告人、被害人的訴訟權利作為同等重要的價值進行保護。
昨日案件公訴人、五華區檢察院公訴科科長鄧瑜告訴記者，通過這樣的改革，公訴人指控犯罪的每一項證據都擺到台前，增加了檢察機關指控的相關證據證明力。把偵查人員推到了參與審判活動的前臺，保證了訴訟案件的品質，也有助於倒逼公安機關提高辦案能力。
民警出庭倒逼偵查規範化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奮飛認為，以偵查為中心，有罪推定傾向便自始至終貫穿於刑事訴訟全程，出現冤錯案件也就不足為奇了。“以偵查為中心，導致有罪推定的思維定勢貫穿訴訟始終，在證明標準上打折扣、降要求，作出留有餘地的判決等問題，出現了‘起點錯、跟著錯、錯到底’的奇特現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卞建林直言不諱。他說，在此背景下，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十分必要，意義重大。
雲南省楚雄州司法機關從2016年開始大力推行“主辦偵查員出庭制度”。楚雄州公安局局長馬聞在受訪時表示，刑事案件的審理本身就易引起社會關注，這其中，公安機關主辦偵查員肩負著重大的法律和社會責任。讓每一起案件的偵查員到法庭上，對自己證據採集、現場情況等進行說明、接受詢問，相當於接受被告、檢方和法官對辦案品質的一次詰問、一場考驗。
從事刑偵工作10年的元謀縣公安局刑偵大隊民警李揚表示，2016年3月3日，自己為一起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首次出庭。開庭前，他用了一周時間重新熟悉卷宗，並和法制大隊逐字梳理。從公訴人、辯護人、法庭的提問角度做了準備。儘管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但他仍認為這一制度很有必要。“可以迅速提高業務能力和工作水準。通過出庭會知道哪些環節容易被質疑，我今後辦案就會特別注意這些環節的證據收集。”
資料顯示，主辦偵查員出庭制度實行以來，楚雄州公檢法機關辦案品質和效率逐漸提高。2016年前10個月楚雄州公安機關涉法涉訴信訪案件數同比下降15.4%，綜合破案率從41%上升至48.5%。
顯然，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僅對審判環節提出了要求，也促進了公安執法的規範化，為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築牢了防火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