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思想週報｜《戰狼2》中的愛國主義，“菲傭”引熱議
《戰狼2》與愛國主義
《戰狼2》火了。自7月27日上映以來，該影片一路飆紅，上映10天內已創下26億的高票房。高亢的愛國主義和濃郁的英雄色彩作為硬核，血脈賁張的打戲和乾脆直接的故事作為包裝，
事實上，《戰狼2》收穫的絕非“清一色”的好評：在不少觀影者表達澎湃昂揚的自豪感情時，
自媒體評論人“飛岸”在《中國夢還是美國夢：從<戰狼2>看中國離大國崛起還有多遠》一文中鮮明地表達了對《戰狼2》民族主義傾向的肯定。她以“逆向民族主義”來犀利地描述部分觀眾對該影片的否定態度。但無論我們是否承認《戰狼2》中那個強大的祖國，這部影片確實有力地展示了對身在他鄉的中國人，身後一個負責、有效而強大的國家是何其重要。但在力挺《戰狼2》的民族主義傾向的同時，
《戰狼2》劇照
和許多評論人一樣，飛岸也看到了《戰狼2》中國標記下鮮明的個人主義色彩：一人憑一己之力改變命運拯救他人，順便收穫榮譽與愛情。郭松民也曾在《<戰狼2>：中國，拔劍四顧心茫然？》中提出質疑：“靠把美國的個人英雄主義價值觀內在化來成為英雄，真的能夠使我們獲得文化自信嗎？”飛岸認為，我們必須正視美國當下遭遇的自由主義危機，
與大多數以中國為背景的主旋律影片不同，《戰狼2》將舞臺放在非洲，故事上則參考了2011年的利比亞撤僑和2015年的葉門撤僑事件。獨特的背景設置，使更多人關注影片背後的當今世界秩序和中國國際位置問題。 公眾號“政見CNPolitics”發表評論指出，《戰狼2》中非洲撤僑、導彈襲擊恐怖分子營地等情節便反映出，傳統意義上“不干涉”的原則正在悄然改變，中國在境外利益保護的意願和能力上都不斷增強。事實上，隨著中國海外利益的擴展，冷戰後國際體系對國家主權的侵蝕，靈活調整“不干涉”框架，讓中國“走出去”或將成為未來中國的必然政策選項。
《戰狼2》劇照：保護難民
在肯定中國“走出去”的趨勢同時，一些評論者更關注中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面臨的種種困境。如郭松民便認為，儘管戰狼系列以“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為口號，電影卻有意無意地回避了國家的語境，以“孤膽英雄”來打下中國海外利益受到侵犯的局面。這種回避，恰恰凸顯了當下的國際困局：當下世界秩序，實際以美國為核心，以其依賴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所建立的世界霸權為框架——這就是為什麼在面臨境外利益受侵的問題時，中國既無法積極涉入該國政局，也難以動用軍事力量保護中國在該國利益：撤僑、放棄中國在該國利益，成了影片和現實中中國的共同選擇。
但“走出去”成為困擾，還得反思現有國際政治框架本身的局限。郭松民指出，資本主義全球化，使各個國家和民族不得不面臨在世界秩序中二選一的矛盾境地：要麼做壓迫者，要麼做被壓迫者。公眾號“土逗公社”在《<戰狼2>：在一貧如洗的非洲，他們為何發動戰鬥？》中進一步表達了該觀點：與其陷入“好國”與“壞國”，“好人”與“壞人”的庸俗爭論，不如著眼現實，看看非洲觸目驚心的貧富差距，也看看當下世界秩序下真正的受益者——以往從事黑奴貿易的非洲黑人酋長賺取了不比英國人更低的利潤，而今日美國貧民區同樣面對槍殺、疾病和糟糕的生存環境——說到底，不是西方人壞，而是資本主義洪流的赤裸本性所致。若既不想做壓迫者也不想做被壓迫者，“走出去”便意味著要走出一種新的理想和新的秩序。
菲傭熱議：月薪一萬三？
近日，一則外媒報導在國內引起熱議。“菲律賓星報”稱中國大使館與菲勞工部討論了派菲律賓家政服務員到中國5大城市的可能性，並承諾給予1.3萬元月薪。儘管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稱未接到有關消息，該報導真實性也未可知，“月薪一萬三”還是吸引諸多人眼球：一個“傭人”，薪水怎麼比城市白領還高？種種議論下，“菲傭”這一特殊群體被更多人知曉。
澎湃新聞刊發的許瀚藝《中國大陸將引進“菲傭”？菲律賓走向“外勞帝國”的歷史》一文，向人們梳理了菲律賓海外勞工的興起和發展。許瀚藝指出，早在美國殖民時期（1898-1946）便出現較大規模的、有組織的菲律賓海外勞工，該時期海外勞工的發展與殖民主義擴張密切關聯，勞工公民權幾乎不受尊重。在菲律賓獨立後，隨著70年代菲律賓國內經濟問題的凸顯和世界範圍內石油危機的爆發，菲政府出臺政策鼓勵菲律賓人出國務工，政府、仲介機構與跨國公司的合作使大量勞動力進入國際市場。而從80年代中後期開始，海外勞工從事工作類型更多樣，也有更多女性加入出國務工的行業，以細緻和專業著稱的“菲傭”便在該時期出現。與國內認知不同，在現代菲律賓人看來，出國務工是受到國家與社會認可和尊重的就業道路：以1995年菲政府《移民勞工與海外菲律賓人法案》的頒佈為節點，政府肯定了海外勞工對菲律賓社會的貢獻，並主動為務工人員提供語言、技術培訓和安全保障。昔日悲情的海外勞工，逐漸被賦予“新英雄”或“民族英雄”的讚譽，其經歷和問題也受到社會各界更多重視。
連載漫畫《海外勞工的超級故事》（OFW Super-stories），呈現超級英雄化的菲律賓海外勞工故事
不可否認，海外就業機會不僅改善了菲律賓人自身的收入水準（香港菲傭的月薪往往是菲律賓本地傭人月薪的三倍或更高），也為菲律賓社會帶來了可觀的增長。同時，由於“家庭”在菲律賓傳統觀念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家即小國，國即大家”這種家國同構的價值意識，菲律賓海外勞工對自身工作的自豪感中，往往更包含自己對家庭、國家切實貢獻的肯定。但另一方面，海外勞工乃至菲律賓社會也面臨重重問題：且不談因出國務工出現的大量丈夫與妻子、父母與子女分離的“跨國家庭”，海外勞工的安全和利益保障更因國際、地區局勢影響受到損害或被動做出妥協，而勞務輸出本身儘管被菲律賓視為改善經濟狀況，緩解燃眉之急的良方，但能否振興整個經濟根基仍屬疑問。
在菲律賓，“菲傭”是“國家英雄”的一份子，那麼在中國，“菲傭”可能，或將會意味著什麼？
評論人維舟在《別只盯著月薪1萬3，菲傭衝擊的是中國式主僕觀》同樣概述了菲律賓海外務工興起的歷史，但他特別關注“菲傭”的到來對中國人認識的衝擊。維舟指出，“月薪一萬三”的傳言引來如此大爭議，根本在於人們對“傭”刻板觀念：在中國傳統中，“傭人”只是一種人身依附性質的角色而非與自身平等的專業人員，而被劃為“傭人”職務的“家務活”往往被視為女性的雜事，甚至難以作為“工作”得到尊重。“菲傭”的衝擊，或許將使我們重新反思家政服務的職業地位和專業性質。
香港的菲傭市場。
不可否認，高薪之下包含著人們對“高端”和“專業”的想像和需求，而現實則呈現這些需求的熱度：儘管因大陸相關的外籍勞工雇傭法規，“菲傭”在國內難以合法化，內地市場對“菲傭”的需求一直升溫，甚至常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當然，因難以拿到工作簽證，這些來華就業的菲傭大多使用旅遊簽證“賴”在中國。《法制日報》一篇評論指出，“黑菲傭”的出現，與我國人才引進政策只局限于高端人才而忽視“低端人才”相關。然而“低端人才”提供的未必是低端的服務，對“菲傭”的需求，已經顯現國內對家政人員專業性和受教育程度的重視。一些評論者則頗為樂觀地認為，引進“菲傭”未必會擠壓國內傭工的就職空間，而是促進國內家政市場在需求上進一步分化。
但在認可“菲傭”的職業素質及其對中國家政市場和家政服務觀念可能帶來的影響的同時，一些人則憂慮“菲傭”本身可能成為一種階層身份符號。同一篇文章中，維舟頗為辛辣地指出，即使強調“菲傭”的專業素質，大多數中國人卻可能未必將家政服務和其它白領工作的“專業性”同等對待——一些聘請或打算聘請菲傭的城市雇主，在心態上與其說是尊重其專業技能，不如說是將其視為身份地位的象徵。說到底，若真是要肯定“菲傭”的專業必要和職業價值，而非拿這種“專業”去裝點新中產階層的身份標記，還得重新客觀地評估如今家庭婦女工作的真正價值。
傳統意義上“不干涉”的原則正在悄然改變，中國在境外利益保護的意願和能力上都不斷增強。事實上，隨著中國海外利益的擴展，冷戰後國際體系對國家主權的侵蝕，靈活調整“不干涉”框架，讓中國“走出去”或將成為未來中國的必然政策選項。《戰狼2》劇照：保護難民
在肯定中國“走出去”的趨勢同時，一些評論者更關注中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面臨的種種困境。如郭松民便認為，儘管戰狼系列以“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為口號，電影卻有意無意地回避了國家的語境，以“孤膽英雄”來打下中國海外利益受到侵犯的局面。這種回避，恰恰凸顯了當下的國際困局：當下世界秩序，實際以美國為核心，以其依賴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所建立的世界霸權為框架——這就是為什麼在面臨境外利益受侵的問題時，中國既無法積極涉入該國政局，也難以動用軍事力量保護中國在該國利益：撤僑、放棄中國在該國利益，成了影片和現實中中國的共同選擇。
但“走出去”成為困擾，還得反思現有國際政治框架本身的局限。郭松民指出，資本主義全球化，使各個國家和民族不得不面臨在世界秩序中二選一的矛盾境地：要麼做壓迫者，要麼做被壓迫者。公眾號“土逗公社”在《<戰狼2>：在一貧如洗的非洲，他們為何發動戰鬥？》中進一步表達了該觀點：與其陷入“好國”與“壞國”，“好人”與“壞人”的庸俗爭論，不如著眼現實，看看非洲觸目驚心的貧富差距，也看看當下世界秩序下真正的受益者——以往從事黑奴貿易的非洲黑人酋長賺取了不比英國人更低的利潤，而今日美國貧民區同樣面對槍殺、疾病和糟糕的生存環境——說到底，不是西方人壞，而是資本主義洪流的赤裸本性所致。若既不想做壓迫者也不想做被壓迫者，“走出去”便意味著要走出一種新的理想和新的秩序。
菲傭熱議：月薪一萬三？
近日，一則外媒報導在國內引起熱議。“菲律賓星報”稱中國大使館與菲勞工部討論了派菲律賓家政服務員到中國5大城市的可能性，並承諾給予1.3萬元月薪。儘管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稱未接到有關消息，該報導真實性也未可知，“月薪一萬三”還是吸引諸多人眼球：一個“傭人”，薪水怎麼比城市白領還高？種種議論下，“菲傭”這一特殊群體被更多人知曉。
澎湃新聞刊發的許瀚藝《中國大陸將引進“菲傭”？菲律賓走向“外勞帝國”的歷史》一文，向人們梳理了菲律賓海外勞工的興起和發展。許瀚藝指出，早在美國殖民時期（1898-1946）便出現較大規模的、有組織的菲律賓海外勞工，該時期海外勞工的發展與殖民主義擴張密切關聯，勞工公民權幾乎不受尊重。在菲律賓獨立後，隨著70年代菲律賓國內經濟問題的凸顯和世界範圍內石油危機的爆發，菲政府出臺政策鼓勵菲律賓人出國務工，政府、仲介機構與跨國公司的合作使大量勞動力進入國際市場。而從80年代中後期開始，海外勞工從事工作類型更多樣，也有更多女性加入出國務工的行業，以細緻和專業著稱的“菲傭”便在該時期出現。與國內認知不同，在現代菲律賓人看來，出國務工是受到國家與社會認可和尊重的就業道路：以1995年菲政府《移民勞工與海外菲律賓人法案》的頒佈為節點，政府肯定了海外勞工對菲律賓社會的貢獻，並主動為務工人員提供語言、技術培訓和安全保障。昔日悲情的海外勞工，逐漸被賦予“新英雄”或“民族英雄”的讚譽，其經歷和問題也受到社會各界更多重視。
連載漫畫《海外勞工的超級故事》（OFW Super-stories），呈現超級英雄化的菲律賓海外勞工故事
不可否認，海外就業機會不僅改善了菲律賓人自身的收入水準（香港菲傭的月薪往往是菲律賓本地傭人月薪的三倍或更高），也為菲律賓社會帶來了可觀的增長。同時，由於“家庭”在菲律賓傳統觀念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家即小國，國即大家”這種家國同構的價值意識，菲律賓海外勞工對自身工作的自豪感中，往往更包含自己對家庭、國家切實貢獻的肯定。但另一方面，海外勞工乃至菲律賓社會也面臨重重問題：且不談因出國務工出現的大量丈夫與妻子、父母與子女分離的“跨國家庭”，海外勞工的安全和利益保障更因國際、地區局勢影響受到損害或被動做出妥協，而勞務輸出本身儘管被菲律賓視為改善經濟狀況，緩解燃眉之急的良方，但能否振興整個經濟根基仍屬疑問。
在菲律賓，“菲傭”是“國家英雄”的一份子，那麼在中國，“菲傭”可能，或將會意味著什麼？
評論人維舟在《別只盯著月薪1萬3，菲傭衝擊的是中國式主僕觀》同樣概述了菲律賓海外務工興起的歷史，但他特別關注“菲傭”的到來對中國人認識的衝擊。維舟指出，“月薪一萬三”的傳言引來如此大爭議，根本在於人們對“傭”刻板觀念：在中國傳統中，“傭人”只是一種人身依附性質的角色而非與自身平等的專業人員，而被劃為“傭人”職務的“家務活”往往被視為女性的雜事，甚至難以作為“工作”得到尊重。“菲傭”的衝擊，或許將使我們重新反思家政服務的職業地位和專業性質。
香港的菲傭市場。
不可否認，高薪之下包含著人們對“高端”和“專業”的想像和需求，而現實則呈現這些需求的熱度：儘管因大陸相關的外籍勞工雇傭法規，“菲傭”在國內難以合法化，內地市場對“菲傭”的需求一直升溫，甚至常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當然，因難以拿到工作簽證，這些來華就業的菲傭大多使用旅遊簽證“賴”在中國。《法制日報》一篇評論指出，“黑菲傭”的出現，與我國人才引進政策只局限于高端人才而忽視“低端人才”相關。然而“低端人才”提供的未必是低端的服務，對“菲傭”的需求，已經顯現國內對家政人員專業性和受教育程度的重視。一些評論者則頗為樂觀地認為，引進“菲傭”未必會擠壓國內傭工的就職空間，而是促進國內家政市場在需求上進一步分化。
但在認可“菲傭”的職業素質及其對中國家政市場和家政服務觀念可能帶來的影響的同時，一些人則憂慮“菲傭”本身可能成為一種階層身份符號。同一篇文章中，維舟頗為辛辣地指出，即使強調“菲傭”的專業素質，大多數中國人卻可能未必將家政服務和其它白領工作的“專業性”同等對待——一些聘請或打算聘請菲傭的城市雇主，在心態上與其說是尊重其專業技能，不如說是將其視為身份地位的象徵。說到底，若真是要肯定“菲傭”的專業必要和職業價值，而非拿這種“專業”去裝點新中產階層的身份標記，還得重新客觀地評估如今家庭婦女工作的真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