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包頭商業沉浮：當年還有一家可以與“複盛公”相提並論的商號
遼闊、空曠……
鈴鐺花寂寞地盛開了一年又一年，不僅很少聽到牧人的歌聲，就連黃羊也只是偶爾地疾速奔過。
明長城北邊的這片草原，是大清王朝賞賜給蒙古部落的遊牧場所，
然而，在災荒與饑餓的逼迫下，從順治年間開始，便有一些晉北、陝北的漢人難民，偷偷越過邊塞，在蒙古草原私自開墾種地。
緊閉的大門，被膽顫心驚地推開了一絲縫隙，拉開了"走西口"的序幕。
對於出現在草原上的漢人，
康熙年間，皇帝三次親征蒙古叛軍噶爾丹，為保障沿途的後勤供給，特許漢人商隊（多為山西商人）隨行貿易，從而催生了一個新興的商人群體——奔波於草原的旅蒙商。
戰爭結束了，精明的漢人商隊卻嘗到了與蒙古牧民易貨生意的甜頭，怎麼也不肯再離開這片草原。
陰山南麓，清澈的博托河（東河槽）兩岸，先是成為漢人難民的耕耘樂土，隨後又成為旅蒙商的駐足之地。
不過，並不是所有蒙古人都對他們展現出淳樸好客的笑容，至少，貴族與喇嘛是把這些漢人視為"蝗蟲"的。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一則傳聞盛行於這片草場：有一個大頭喇嘛，名叫麻汗慶，
這則傳聞，在民國年間編撰的《綏遠省通志》、《包頭市志》等史料中，均有收錄，可見流行之廣與影響之深了。
《包頭市志》還記載：蒙人常有暗殺華商之事，往往託名貯煙而抽刀行刺，故當時有不敢以煙囊假手蒙人之語。
或許是漢人的生存能力確實足夠強大，或許是那些駭人聽聞的殺戮本來就是用來嚇阻漢人的謠言。反正，漢人漸漸成為這片土地的主角，並迫使土著蒙人陸續遷往偏僻之地或陰山之北了。
此時，朝廷那道"禁止漢人移居蒙地"的命令雖然早已鬆懈，卻並未正式取消，
沒有官吏的滋擾與勒索，沒有朝廷的苛捐雜稅，只需向蒙人地主交納少量租金，老包頭早期移民享受了一段"無政府主義"者們傾心嚮往的日子。
到了康熙末年，博托河附近的東河村、劉寶窯子、臭水井、井坪、西腦包、南海子等地，不僅阡陌縱橫、雞犬相聞，而且店招飛舞、生意興隆，並不輸于內地的繁華村鎮。
雍正元年（1723年），朝廷設置歸化城理事同知（正五品），隸屬山西大同府，管轄境內漢民事宜，這是漠南蒙古正式建制的開始。從此，老包頭（東河區）正式納入了政府的行政管轄之內。只是，歸化城官衙（位於呼和浩特市）距離老包頭有數百里之遙，"山高皇帝遠"，朝廷的各項法令與政策，在這個偏遠的村落裡，得到的是漠視與冷遇。
乾隆四年（1739年），朝廷設置薩拉齊協理通判（正六品），隸屬於歸化城理事同知廳，由此，行政機構向下延伸，也就加強了對老包頭的管理職能。
比起遠方的歸化城，薩拉齊官衙距離包頭就近了許多，從此，身著官服的老爺們，開始了經常性的巡視。他們驚喜的發現，老包頭村竟是如此興盛，朝廷催逼的稅與糧，單是此地就可以繳納大半，為官的重負頓時舒緩了許多。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薩拉齊升為理事廳。行政級別提高了，意味著要為朝廷效更多的力，收繳更多的錢與糧。於是，各任薩拉齊理事便不免將目光落到老包頭村的方向，巡視的次數更是頻繁起來。
這一時期，老包頭一帶已經是村落相鄰，傍晚時分，家家炊煙升起，竟會綿延數裡。博托河西側，也形成數條商業街道，百餘家店鋪熙熙攘攘，出入著四方客商。人多，財多，廟也就多。據說，每逢初一、十五或佛誕日，蜂擁的香客常常會擠掉鞋子。不信，你數一數，單是六平方公里的集市區，就有南龍王廟、北龍王廟、財神廟、關帝廟、馬王廟、火神廟、清真大寺及福徵寺（剌嘛廟）。
嘉慶十四年（1809年），薩拉齊廳將老包頭由村改為鎮。
這個鎮裡，潛龍臥虎，許多創下商界傳奇的晉商正是從這裡起步的。山西祁縣那座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氣派院落，也是由先祖喬貴發的"廣盛公"商號（又改為"複盛公"）開創基業，從老包頭掘下了第一桶金。
複盛公商號的發跡，與喬貴發在商業領域的長袖善舞有關，也與老包頭在蒙古地區的特殊地理位置有關。
當時，歸化城是漠南蒙古的政治、軍事、經濟中心，也是旅蒙商雲集之地。旅蒙商將歸化城稱為"西口"，將張家口稱為"東口"，作為溝通中國內地與蒙古草原的貿易集散地。無論"西口"還是"東口"，與漠南西部各個蒙古部落的貿易，大多需要途經老包頭。長長的駝隊，搬運著茶葉、皮毛與白銀，刺激著老包頭商業的興起。
不過，直到清朝中後期，老包頭商業雖然有了長足發展，但遠遠落後於歸化城，甚至比不上薩拉齊。
明清時期，大規模貿易並不以陸路為主。一則，騾馬所拉的車輛載重有限，並且行進緩慢；二則，道路崎嶇難行，遇到雨雪天氣更不知要耽擱多久；三則，沿途官府的關卡林立，還常有盜匪橫行。
因此，用大船載貨，周行於江河湖海，成為當時大商家的明智選擇。於是，沿水各鎮多是商業興旺之地，而水運便利的江南尤其富庶。
明清四大名鎮，湖北漢口鎮、廣東佛山鎮、河南朱仙鎮、江西景德鎮，前三鎮皆靠水運貿易起家，景德鎮雖然以制瓷聞名，也要通過昌江水路才能行銷各地。水運，是四大名鎮崛起與繁榮的命脈。
當年康熙西征之時，在黃河沿岸設立了兩處官渡——湖灘河溯和毛岱，先是作為軍用物資轉運基地，後來逐漸發展成為繁華的貿易碼頭。
漠南蒙古多是草地與荒漠，黃河幾乎是唯一適宜通航的水路。與薩拉齊與歸化城相比，包頭鎮更加靠近黃河，佔據著地利，只待天時來臨，便可迎來了突飛猛進的機遇。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七月，黃河暴漲，洪水肆虐，河口鎮的湖灘河溯碼頭被淹沒，繁華碼頭變成一片澤國。無奈之下，各路客商紛紛尋找適宜依靠的碼頭，以便卸貨與交易。包頭鎮南側的南海子渡口，水深港闊，又近臨鎮內諸多商鋪，無疑是新港口的首選。短短半月之間，曾經並不熱鬧的河岸，竟成為一座帆檣林立、商賈雲集的興盛碼頭。
同治十三年（1874年），黃河改道。設在土默川的毛岱渡口被河水沖毀，奉諭遷往包頭鎮。
至此，漠南蒙古僅有的兩處官渡——湖灘河溯和毛岱先後廢棄，全都移到了包頭鎮的南海子碼頭。
包頭鎮，彙聚著從黃河上游的寧夏、甘肅、青海等地運來的絨毛、皮革及藥材，又接納著從草原地區販來的牲畜、皮毛，躍然成為集散西北土產的"水旱碼頭"。
南海子碼頭的帆牆與羊皮筏（攝於20世紀30年代，摘自互聯網）
這一時期，清政府在列強的逼迫之下，簽訂了諸多"開放貿易、自由通商"的條約。於是，不但內地商家湧到包頭進行交易，甚至英商、俄商、日商也趕來開設天長仁、天聚公、新泰興等洋行。憑藉繁榮的商業氣象，老包頭被譽為"西北重鎮"。
此時，包頭鎮的商業地位已遠超薩拉齊，直逼歸化城。
提起老包頭的商業，人們總會豎起大拇指誇讚一番喬家的"複盛公"，接下來，便很茫然了。
當年，在包頭鎮，還有一家可以與"複盛公"相提並論的商號——"廣恒西"。
如果說，喬貴發開創的"複盛公"是晉商成功的典範，那麼，牛邦良主持的"廣恒西"就是老包頭商業沉浮的縮影。
牛邦良，山西定襄人，自幼學商，憑著精明與勤勉，日後成為中國西北的"皮毛大亨"。
西北皮毛大享——牛邦良
光緒十九年（1893年）年末，牛邦良所在的"明遠堂"召開三年一度的結帳大會。一番核算之後，這家包頭鎮上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皮毛商號，經過三年頗為興旺的經營，竟然只是略有盈餘。隨著業績的公佈，安靜的會場頓時喧嚷起來，股東、掌櫃及店夥們都流露出驚詫而失望的神情，紛紛陳說著、質疑著。
在大廳的一角，有四個夥計沉默不語，卻頻頻傳遞著眼神，彼此心領神會地暗暗點頭。
一個月後，由於內部失和，"明遠堂"正式歇業，從中析出多家店鋪。四個夥計沒有應邀加入任何一家新店，他們看好包頭鎮的商業前景，也對自己的能力有著足夠的信心，決定組合在一起，開創一番屬於自己的事業。
這四個夥計，是牛邦良、邱才山、郭堆玉與李學慶。湊起來的微薄本錢，根本無力承租店鋪，然而，他們還是很用心地為這個組合起了一個店鋪的名稱——"廣恒西"。
很快，包頭鎮的市面上活躍著四個身影，從南海子碼頭或從包頭各個城門進出的商販們，只要是馱著皮毛、牽著牲畜，就會迎上這四張謙恭的笑臉。他們用周到的應答、殷勤的幫辦，博得商販的好感，尋找著"跑合生意"的機會。
"跑合生意"，就是為買方與賣方牽線搭橋，促成交易之後，從中提取些許傭金，當年叫做"牙紀"，現在叫做"經紀人"。
做一個好"牙紀"並不簡單，除了嘴巴甜、腿腳勤，更重要的是對經手貨物的精通、對市場行情的瞭解、對買賣雙方的揣摩、對成交時機的把握，當然，收取傭金也不能忽高忽低，讓老客戶心存疑忌。這些道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把本錢、希冀及個人名譽全部押在"廣恒西"上的四個人，始終謹慎地把持著這個"尺度"。
到了年終，四人核算，居然獲得純利白銀八百三十兩！
不知為何，在第二天，這個消息就插翅一般地傳遍了整個包頭鎮。商家們都議論紛紛，有點頭咋舌的，也有羡慕嘆服的，不少掌櫃召集手下的夥計，要他們多學學那四個人的勤奮與苦幹。
四個夥計賺大錢的消息，也傳到了山西忻縣的幾個大財東邢保恒、張英士、丁錫珍等人的耳朵裡。幾人經過反復計議，在東前街上鼎鼎有名的"複成元"飯館擺下了酒席，宴請牛邦良四人。酒酣耳熱之際，幾位財東提出，願意出資白銀五千兩，託付四人將"廣恒西"做強。
"咱們要把'廣恒西'的名氣，傳揚到整個綏遠，傳揚到整個西北！"邢財東的手重重拍在了牛邦良的肩膀上。
接下來，是兢兢業業的三年，也是克勤克儉的三年。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廣恒西"的第一個結帳期到了。低沉的報帳聲與清脆的算盤聲混響了幾個時辰，終於，三年的業績清晰地呈現出來——純利五萬兩白銀！
這樣的數額，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廣恒西"店鋪內一片歡騰，邱才山興奮地吩咐大廚房，"去買一隻羊、半扇豬肉，還有兩大壇好酒，今晚要給大家慶功！"
喜出望外的財東們商定，此次並不按股份紅，而是把本金與紅利全部留存"廣恒西"，擴大經營。
躋身商界，如同行船于大海，並不總是一帆風順。"廣恒西"也經歷過多次的磨難與兇險，但在牛邦良的苦心經營之下，頑強地發展與壯大起來。
出於擴大影響與抵禦風險的考慮，"廣恒西"兼營起了絨毛、牲畜及藥材，產業鏈也在不斷延伸。為了接待遠道而來的客商，辦起了客店；為了方便客商貯存貨物，辦起了貨棧；為了讓投宿的客商吃喝得舒心愜意，辦起了飯館；為了保障飯館所用糧油的高質與低價，辦起了碾房、油坊；甚至為了給客商提供制衣與縫補的便利，專門聘請了縫紉工匠……
"廣恒西"的生意越做越大，周轉資金也越來越頻繁，為了不受喬家複字型大小的掣肘，牛邦良又撥款一萬兩白銀，開設了廣恒源錢莊。
從清朝末期到民國初期，時局動盪不安，包頭鎮的商業也先後受到幾輪衝擊。然而，大致趨勢，還是商家不斷增多、商業持續繁榮。
民國三年（1914年），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先驅者張相文先生遊歷老包頭，不禁感慨：城內有商店，凡三百餘家，洋行亦多行棧，以收買蒙地皮毛，郵電銀行機關完備，其商務殷盛，且將駕歸化城而上之。
據資料記載：民國十一年（1922年），西北地方、內蒙西部及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國）集散於包頭的皮毛、藥材、糧食、白麻、鹽鹼、水煙等土特產貨物，總數約5000萬斤，其中羊毛2100萬斤、羊絨430萬斤、駝毛800萬斤，羊皮、旱獺皮、灰鼠皮等各類皮張244600張，待期外運。
民國十二年（1923年），平綏鐵路（即今天的京包鐵路）修至包頭。長長的鐵路，把包頭與當時中國北方最大的國際貿易港口——天津連接起來，西北地方的皮毛、畜產、藥材等土特產品翻倍湧入包頭，然後通過轟鳴的火車轉運到天津，再由遠洋貨輪行銷歐美各國。
這一年，長期隸屬于薩拉齊廳的包頭鎮，開始改置為設治局，預備成立縣政府。
相對於老包頭在中國西北地方赫赫有名的商業地位，其行政級別低得出奇。作為一個鎮級行政機構，想要管理偌大的商業城市，官員們顯得力不從心。
於是，商人們自發組織起一個商業行會——包鎮公行（後來改稱包頭商會），用大把的銀子將官員們供養起來，然後自告奮勇地為他們"分憂解難"，大包大攬徵稅催 糧、修繕設施、賑災扶困、排解糾紛、治安巡邏，甚至管理著監獄。
在很大程度之上，老包頭就是一個由商人自治管理的城市，沒有官員們的胡亂插手與荒唐指令，自由競爭、良性發展的商業氛圍造就"複盛公"、"廣恒西"的輝煌，甚至在民權方面，也遠比其他城市有著更多的平等與民主。
翻看包鎮公行的檔案，一眼便會發現，在歷任行首（會長）之中，"複盛公"、"廣恒西"的經理們占了絕大多數。這個位置，曾給了他們許多榮耀，還有某些特權。但是，每當遭遇橫暴政權之時，他們又成了倍受欺詐的對象。
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1日，包頭正式改置為縣。新任縣長帶來了幾名幕僚，一番考察之後，決意強化行政機構，逐步收回包頭商會的權力。
接過某家商號掌櫃奉上的"賀禮"，縣長微笑送客。轉過身來，卻向幕僚發話："商人嘛，做做生意還行，混官場還是不夠老辣的。嗯，這樣吧，就給他一個縣參議的虛銜吧。"
商人的自治權力，終於被政客取消，老包頭商業的鼎盛也定格在了這一年。
然而，更遭糕的事情接踵而至，比縣長還要強勢百倍的大人物就要來了。
不久，"基督將軍"馮玉祥率領國民軍陸續撤至包頭，先後逗留了一年多時間。駐紮軍隊的糧秣薪餉全部向包頭商會攤派，臨行前又強借480萬元鉅款，直接錢貨達損失3000多萬元。
對於這個商業重鎮，最大的打擊，還是軍閥混戰帶來的貿易蕭條，商路受阻、貨源流失、合作夥伴也斷了消息，造成的損失無法估量。
經過這場劫難，喬家"複盛公"元氣大傷，開始走向衰落。
當時，牛邦良身任包頭商會會長，因商務繁忙，由李學慶代表辦公。打算西撤的國民軍缺糧缺餉，急紅了眼，派出大刀隊緊緊跟在李學慶身後，逼迫他各處攤派索款。在軍人的呵斥下與商人的白眼中，李學慶苦苦支撐了三天，竟一命嗚呼了。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曾經炸開乾隆皇帝與慈禧太后陵寢的"東陵大盜"孫殿英率領四十一軍開赴青海，7月途經包頭，年末還未離去。雖然只有短短數月，卻也禍害包頭商民不淺。臨行之前，孫殿英喚來包頭商會會長董世昌，強令提前收繳1934年的各項稅款，並強征汽車、駝隊與人夫隨軍同行。
董世昌（董五三），於1930年從退居養老的牛邦良手中，接任廣恒西經理。殫精竭慮數年，剛剛使廣恒西從"基督將軍"馮玉祥的強索之下緩過勁來，又遭到"東陵大盜"孫殿英的盤剝，真是苦不堪言。
財大氣粗的商人，享受著常人無法企及的奢華與氣派，但在強權者的眼中，也不過是屠案上待宰的羔羊。秀才遇到兵，只是有理說不清；商人遇到兵，常要被剝得只剩內褲。
然而，商人有著與生俱來的堅韌，兩場兵災，並未讓他們消沉。不過數年，包頭商業奇跡般地開始復蘇，街市上依舊車水馬龍，酒樓裡依舊歡聲笑語。
老包頭的前大街
董世昌放下手中的帳簿，滿意地點點頭，他在屋內踱著方步，開始構想如何再造"廣恒西"的榮光。
窗外，夜色迷離，董世昌沒有料到，侵華日軍的鐵蹄即將踏破中華大地、踏碎他的事業之夢。
1937年10月17日，包頭淪陷。
佔領包頭的日軍，並未繼續向西挺進。包頭，成為侵華日軍與中國軍隊交鋒與相持的前沿，西北商路從此被阻斷，曾經的"水旱碼頭"變得蕭條冷落。
包頭成立了偽市政府，大權牢牢把持在日本人的手中。為了支持"大東亞聖戰"，日本人在經濟領域實行嚴苛的管制與掠奪。"複盛公"與"廣恒西"的大量貨物被低價強購，不少店鋪也被強行吞併，只留下一副空架子，在漫長的八年時光之中，苟延殘喘。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傅作義部隊連續發動了包頭、綏西、五原三大戰役，使侵華日軍遭受慘重傷亡。戰後，日軍展開大規模搜捕"奸細"行動，包頭商會會長董世昌、副會長郗相國等人被認為有"暗通中國軍隊"的嫌疑，身陷囹圄。不久，董世昌等人被殺害於張家口東山坡刑場，為淪為亡國奴的中國商人描下了一筆悲情。
終於，日本投降了，寒冬總算熬了過去。
在舉國歡騰之中，"廣恒西"經理覃錫樹奮筆疾書，一封封快信發給寧夏、甘肅、青海等西北地方的供應商，也發給北平、天津等華北地區的收購商。
書信之中：他先是振奮於倭寇納降，以為中華強國的機緣已經來臨；接著，又興奮于平綏鐵路複通、黃河水運也再無阻礙；最後，殷切叮囑曾經的合作夥伴再續商貿往來，大展鴻圖於新時代。
覃錫樹的信件，很快得到了回應，西北與華北的商人們並沒有忘記這座曾讓他們發跡與生財的小城。1946年，"廣恒西"經手交易的皮毛，竟遠遠超過抗戰前的數量。
商業中興的希望，在覃錫樹心中，在每個老包頭商人心中，熊熊燃燒。
可惜，這一切，不過是老包頭商業瀕臨絕境的迴光返照。
國共雙方開戰了，隆隆炮聲再次阻斷了商路，喧鬧的街市再度陷入寥落。一個孩子走過曾經誘人口水的糕點鋪，隔著緊閉的門板嗅了一嗅，"呀，還有些點心的香味呢！"他仰起臉，期待的目光卻碰到了母親憔悴的眼神。
那樣的糕點，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未能嘗到……
解放了，"廣恒西"複業了。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一個用純粹商人眼光所無法理解與看透的時代，街上的店鋪一天天地稀少下去，覃錫樹迷茫了。身後，一群年輕人正雄糾糾地走過，"打倒剝削者，清算資本家"的口號飄蕩在街頭。
1953年，"複盛公"正式歇業；1956年，"廣恒西"在公私合營的大潮中，變身為新華毛織廠。
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成為絕對主導，自由競爭被排斥了，曾經孕育出眾多商界精英的土壤也變得貧瘠了。——老包頭從此蟄伏，等待著復蘇。
多年之後，當改革開放剛剛飄出第一縷春風，就被老包頭人（東河人）毫不猶豫地抓住。在包頭，第一批擺地攤的是東河人，第一批搞批發的是東河人，第一批集資建商城的還是東河人。
這片土地，商業精神從未泯滅！
然而，事過境遷。老包頭，還能再湧出喬貴發或牛邦良那樣的商界奇才嗎，還能再擁有複盛公與廣恒西那樣的知名財團嗎？
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簡介：陰山小蟲，內蒙古包頭人，一個四十多歲的老男人，為了一份初心、一份夢想，辭職從事多年的醫藥行業，轉身成為自由張揚的文化玩家。願以"行千里路，讀萬卷書"為心旨，感悟文化，修行自己。路雖遠，行則必至；事雖難，做則必成。
不僅阡陌縱橫、雞犬相聞，而且店招飛舞、生意興隆，並不輸于內地的繁華村鎮。雍正元年（1723年），朝廷設置歸化城理事同知（正五品），隸屬山西大同府，管轄境內漢民事宜，這是漠南蒙古正式建制的開始。從此，老包頭（東河區）正式納入了政府的行政管轄之內。只是，歸化城官衙（位於呼和浩特市）距離老包頭有數百里之遙，"山高皇帝遠"，朝廷的各項法令與政策，在這個偏遠的村落裡，得到的是漠視與冷遇。
乾隆四年（1739年），朝廷設置薩拉齊協理通判（正六品），隸屬於歸化城理事同知廳，由此，行政機構向下延伸，也就加強了對老包頭的管理職能。
比起遠方的歸化城，薩拉齊官衙距離包頭就近了許多，從此，身著官服的老爺們，開始了經常性的巡視。他們驚喜的發現，老包頭村竟是如此興盛，朝廷催逼的稅與糧，單是此地就可以繳納大半，為官的重負頓時舒緩了許多。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薩拉齊升為理事廳。行政級別提高了，意味著要為朝廷效更多的力，收繳更多的錢與糧。於是，各任薩拉齊理事便不免將目光落到老包頭村的方向，巡視的次數更是頻繁起來。
這一時期，老包頭一帶已經是村落相鄰，傍晚時分，家家炊煙升起，竟會綿延數裡。博托河西側，也形成數條商業街道，百餘家店鋪熙熙攘攘，出入著四方客商。人多，財多，廟也就多。據說，每逢初一、十五或佛誕日，蜂擁的香客常常會擠掉鞋子。不信，你數一數，單是六平方公里的集市區，就有南龍王廟、北龍王廟、財神廟、關帝廟、馬王廟、火神廟、清真大寺及福徵寺（剌嘛廟）。
嘉慶十四年（1809年），薩拉齊廳將老包頭由村改為鎮。
這個鎮裡，潛龍臥虎，許多創下商界傳奇的晉商正是從這裡起步的。山西祁縣那座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氣派院落，也是由先祖喬貴發的"廣盛公"商號（又改為"複盛公"）開創基業，從老包頭掘下了第一桶金。
複盛公商號的發跡，與喬貴發在商業領域的長袖善舞有關，也與老包頭在蒙古地區的特殊地理位置有關。
當時，歸化城是漠南蒙古的政治、軍事、經濟中心，也是旅蒙商雲集之地。旅蒙商將歸化城稱為"西口"，將張家口稱為"東口"，作為溝通中國內地與蒙古草原的貿易集散地。無論"西口"還是"東口"，與漠南西部各個蒙古部落的貿易，大多需要途經老包頭。長長的駝隊，搬運著茶葉、皮毛與白銀，刺激著老包頭商業的興起。
不過，直到清朝中後期，老包頭商業雖然有了長足發展，但遠遠落後於歸化城，甚至比不上薩拉齊。
明清時期，大規模貿易並不以陸路為主。一則，騾馬所拉的車輛載重有限，並且行進緩慢；二則，道路崎嶇難行，遇到雨雪天氣更不知要耽擱多久；三則，沿途官府的關卡林立，還常有盜匪橫行。
因此，用大船載貨，周行於江河湖海，成為當時大商家的明智選擇。於是，沿水各鎮多是商業興旺之地，而水運便利的江南尤其富庶。
明清四大名鎮，湖北漢口鎮、廣東佛山鎮、河南朱仙鎮、江西景德鎮，前三鎮皆靠水運貿易起家，景德鎮雖然以制瓷聞名，也要通過昌江水路才能行銷各地。水運，是四大名鎮崛起與繁榮的命脈。
當年康熙西征之時，在黃河沿岸設立了兩處官渡——湖灘河溯和毛岱，先是作為軍用物資轉運基地，後來逐漸發展成為繁華的貿易碼頭。
漠南蒙古多是草地與荒漠，黃河幾乎是唯一適宜通航的水路。與薩拉齊與歸化城相比，包頭鎮更加靠近黃河，佔據著地利，只待天時來臨，便可迎來了突飛猛進的機遇。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七月，黃河暴漲，洪水肆虐，河口鎮的湖灘河溯碼頭被淹沒，繁華碼頭變成一片澤國。無奈之下，各路客商紛紛尋找適宜依靠的碼頭，以便卸貨與交易。包頭鎮南側的南海子渡口，水深港闊，又近臨鎮內諸多商鋪，無疑是新港口的首選。短短半月之間，曾經並不熱鬧的河岸，竟成為一座帆檣林立、商賈雲集的興盛碼頭。
同治十三年（1874年），黃河改道。設在土默川的毛岱渡口被河水沖毀，奉諭遷往包頭鎮。
至此，漠南蒙古僅有的兩處官渡——湖灘河溯和毛岱先後廢棄，全都移到了包頭鎮的南海子碼頭。
包頭鎮，彙聚著從黃河上游的寧夏、甘肅、青海等地運來的絨毛、皮革及藥材，又接納著從草原地區販來的牲畜、皮毛，躍然成為集散西北土產的"水旱碼頭"。
南海子碼頭的帆牆與羊皮筏（攝於20世紀30年代，摘自互聯網）
這一時期，清政府在列強的逼迫之下，簽訂了諸多"開放貿易、自由通商"的條約。於是，不但內地商家湧到包頭進行交易，甚至英商、俄商、日商也趕來開設天長仁、天聚公、新泰興等洋行。憑藉繁榮的商業氣象，老包頭被譽為"西北重鎮"。
此時，包頭鎮的商業地位已遠超薩拉齊，直逼歸化城。
提起老包頭的商業，人們總會豎起大拇指誇讚一番喬家的"複盛公"，接下來，便很茫然了。
當年，在包頭鎮，還有一家可以與"複盛公"相提並論的商號——"廣恒西"。
如果說，喬貴發開創的"複盛公"是晉商成功的典範，那麼，牛邦良主持的"廣恒西"就是老包頭商業沉浮的縮影。
牛邦良，山西定襄人，自幼學商，憑著精明與勤勉，日後成為中國西北的"皮毛大亨"。
西北皮毛大享——牛邦良
光緒十九年（1893年）年末，牛邦良所在的"明遠堂"召開三年一度的結帳大會。一番核算之後，這家包頭鎮上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皮毛商號，經過三年頗為興旺的經營，竟然只是略有盈餘。隨著業績的公佈，安靜的會場頓時喧嚷起來，股東、掌櫃及店夥們都流露出驚詫而失望的神情，紛紛陳說著、質疑著。
在大廳的一角，有四個夥計沉默不語，卻頻頻傳遞著眼神，彼此心領神會地暗暗點頭。
一個月後，由於內部失和，"明遠堂"正式歇業，從中析出多家店鋪。四個夥計沒有應邀加入任何一家新店，他們看好包頭鎮的商業前景，也對自己的能力有著足夠的信心，決定組合在一起，開創一番屬於自己的事業。
這四個夥計，是牛邦良、邱才山、郭堆玉與李學慶。湊起來的微薄本錢，根本無力承租店鋪，然而，他們還是很用心地為這個組合起了一個店鋪的名稱——"廣恒西"。
很快，包頭鎮的市面上活躍著四個身影，從南海子碼頭或從包頭各個城門進出的商販們，只要是馱著皮毛、牽著牲畜，就會迎上這四張謙恭的笑臉。他們用周到的應答、殷勤的幫辦，博得商販的好感，尋找著"跑合生意"的機會。
"跑合生意"，就是為買方與賣方牽線搭橋，促成交易之後，從中提取些許傭金，當年叫做"牙紀"，現在叫做"經紀人"。
做一個好"牙紀"並不簡單，除了嘴巴甜、腿腳勤，更重要的是對經手貨物的精通、對市場行情的瞭解、對買賣雙方的揣摩、對成交時機的把握，當然，收取傭金也不能忽高忽低，讓老客戶心存疑忌。這些道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把本錢、希冀及個人名譽全部押在"廣恒西"上的四個人，始終謹慎地把持著這個"尺度"。
到了年終，四人核算，居然獲得純利白銀八百三十兩！
不知為何，在第二天，這個消息就插翅一般地傳遍了整個包頭鎮。商家們都議論紛紛，有點頭咋舌的，也有羡慕嘆服的，不少掌櫃召集手下的夥計，要他們多學學那四個人的勤奮與苦幹。
四個夥計賺大錢的消息，也傳到了山西忻縣的幾個大財東邢保恒、張英士、丁錫珍等人的耳朵裡。幾人經過反復計議，在東前街上鼎鼎有名的"複成元"飯館擺下了酒席，宴請牛邦良四人。酒酣耳熱之際，幾位財東提出，願意出資白銀五千兩，託付四人將"廣恒西"做強。
"咱們要把'廣恒西'的名氣，傳揚到整個綏遠，傳揚到整個西北！"邢財東的手重重拍在了牛邦良的肩膀上。
接下來，是兢兢業業的三年，也是克勤克儉的三年。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廣恒西"的第一個結帳期到了。低沉的報帳聲與清脆的算盤聲混響了幾個時辰，終於，三年的業績清晰地呈現出來——純利五萬兩白銀！
這樣的數額，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廣恒西"店鋪內一片歡騰，邱才山興奮地吩咐大廚房，"去買一隻羊、半扇豬肉，還有兩大壇好酒，今晚要給大家慶功！"
喜出望外的財東們商定，此次並不按股份紅，而是把本金與紅利全部留存"廣恒西"，擴大經營。
躋身商界，如同行船于大海，並不總是一帆風順。"廣恒西"也經歷過多次的磨難與兇險，但在牛邦良的苦心經營之下，頑強地發展與壯大起來。
出於擴大影響與抵禦風險的考慮，"廣恒西"兼營起了絨毛、牲畜及藥材，產業鏈也在不斷延伸。為了接待遠道而來的客商，辦起了客店；為了方便客商貯存貨物，辦起了貨棧；為了讓投宿的客商吃喝得舒心愜意，辦起了飯館；為了保障飯館所用糧油的高質與低價，辦起了碾房、油坊；甚至為了給客商提供制衣與縫補的便利，專門聘請了縫紉工匠……
"廣恒西"的生意越做越大，周轉資金也越來越頻繁，為了不受喬家複字型大小的掣肘，牛邦良又撥款一萬兩白銀，開設了廣恒源錢莊。
從清朝末期到民國初期，時局動盪不安，包頭鎮的商業也先後受到幾輪衝擊。然而，大致趨勢，還是商家不斷增多、商業持續繁榮。
民國三年（1914年），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先驅者張相文先生遊歷老包頭，不禁感慨：城內有商店，凡三百餘家，洋行亦多行棧，以收買蒙地皮毛，郵電銀行機關完備，其商務殷盛，且將駕歸化城而上之。
據資料記載：民國十一年（1922年），西北地方、內蒙西部及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國）集散於包頭的皮毛、藥材、糧食、白麻、鹽鹼、水煙等土特產貨物，總數約5000萬斤，其中羊毛2100萬斤、羊絨430萬斤、駝毛800萬斤，羊皮、旱獺皮、灰鼠皮等各類皮張244600張，待期外運。
民國十二年（1923年），平綏鐵路（即今天的京包鐵路）修至包頭。長長的鐵路，把包頭與當時中國北方最大的國際貿易港口——天津連接起來，西北地方的皮毛、畜產、藥材等土特產品翻倍湧入包頭，然後通過轟鳴的火車轉運到天津，再由遠洋貨輪行銷歐美各國。
這一年，長期隸屬于薩拉齊廳的包頭鎮，開始改置為設治局，預備成立縣政府。
相對於老包頭在中國西北地方赫赫有名的商業地位，其行政級別低得出奇。作為一個鎮級行政機構，想要管理偌大的商業城市，官員們顯得力不從心。
於是，商人們自發組織起一個商業行會——包鎮公行（後來改稱包頭商會），用大把的銀子將官員們供養起來，然後自告奮勇地為他們"分憂解難"，大包大攬徵稅催 糧、修繕設施、賑災扶困、排解糾紛、治安巡邏，甚至管理著監獄。
在很大程度之上，老包頭就是一個由商人自治管理的城市，沒有官員們的胡亂插手與荒唐指令，自由競爭、良性發展的商業氛圍造就"複盛公"、"廣恒西"的輝煌，甚至在民權方面，也遠比其他城市有著更多的平等與民主。
翻看包鎮公行的檔案，一眼便會發現，在歷任行首（會長）之中，"複盛公"、"廣恒西"的經理們占了絕大多數。這個位置，曾給了他們許多榮耀，還有某些特權。但是，每當遭遇橫暴政權之時，他們又成了倍受欺詐的對象。
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1日，包頭正式改置為縣。新任縣長帶來了幾名幕僚，一番考察之後，決意強化行政機構，逐步收回包頭商會的權力。
接過某家商號掌櫃奉上的"賀禮"，縣長微笑送客。轉過身來，卻向幕僚發話："商人嘛，做做生意還行，混官場還是不夠老辣的。嗯，這樣吧，就給他一個縣參議的虛銜吧。"
商人的自治權力，終於被政客取消，老包頭商業的鼎盛也定格在了這一年。
然而，更遭糕的事情接踵而至，比縣長還要強勢百倍的大人物就要來了。
不久，"基督將軍"馮玉祥率領國民軍陸續撤至包頭，先後逗留了一年多時間。駐紮軍隊的糧秣薪餉全部向包頭商會攤派，臨行前又強借480萬元鉅款，直接錢貨達損失3000多萬元。
對於這個商業重鎮，最大的打擊，還是軍閥混戰帶來的貿易蕭條，商路受阻、貨源流失、合作夥伴也斷了消息，造成的損失無法估量。
經過這場劫難，喬家"複盛公"元氣大傷，開始走向衰落。
當時，牛邦良身任包頭商會會長，因商務繁忙，由李學慶代表辦公。打算西撤的國民軍缺糧缺餉，急紅了眼，派出大刀隊緊緊跟在李學慶身後，逼迫他各處攤派索款。在軍人的呵斥下與商人的白眼中，李學慶苦苦支撐了三天，竟一命嗚呼了。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曾經炸開乾隆皇帝與慈禧太后陵寢的"東陵大盜"孫殿英率領四十一軍開赴青海，7月途經包頭，年末還未離去。雖然只有短短數月，卻也禍害包頭商民不淺。臨行之前，孫殿英喚來包頭商會會長董世昌，強令提前收繳1934年的各項稅款，並強征汽車、駝隊與人夫隨軍同行。
董世昌（董五三），於1930年從退居養老的牛邦良手中，接任廣恒西經理。殫精竭慮數年，剛剛使廣恒西從"基督將軍"馮玉祥的強索之下緩過勁來，又遭到"東陵大盜"孫殿英的盤剝，真是苦不堪言。
財大氣粗的商人，享受著常人無法企及的奢華與氣派，但在強權者的眼中，也不過是屠案上待宰的羔羊。秀才遇到兵，只是有理說不清；商人遇到兵，常要被剝得只剩內褲。
然而，商人有著與生俱來的堅韌，兩場兵災，並未讓他們消沉。不過數年，包頭商業奇跡般地開始復蘇，街市上依舊車水馬龍，酒樓裡依舊歡聲笑語。
老包頭的前大街
董世昌放下手中的帳簿，滿意地點點頭，他在屋內踱著方步，開始構想如何再造"廣恒西"的榮光。
窗外，夜色迷離，董世昌沒有料到，侵華日軍的鐵蹄即將踏破中華大地、踏碎他的事業之夢。
1937年10月17日，包頭淪陷。
佔領包頭的日軍，並未繼續向西挺進。包頭，成為侵華日軍與中國軍隊交鋒與相持的前沿，西北商路從此被阻斷，曾經的"水旱碼頭"變得蕭條冷落。
包頭成立了偽市政府，大權牢牢把持在日本人的手中。為了支持"大東亞聖戰"，日本人在經濟領域實行嚴苛的管制與掠奪。"複盛公"與"廣恒西"的大量貨物被低價強購，不少店鋪也被強行吞併，只留下一副空架子，在漫長的八年時光之中，苟延殘喘。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傅作義部隊連續發動了包頭、綏西、五原三大戰役，使侵華日軍遭受慘重傷亡。戰後，日軍展開大規模搜捕"奸細"行動，包頭商會會長董世昌、副會長郗相國等人被認為有"暗通中國軍隊"的嫌疑，身陷囹圄。不久，董世昌等人被殺害於張家口東山坡刑場，為淪為亡國奴的中國商人描下了一筆悲情。
終於，日本投降了，寒冬總算熬了過去。
在舉國歡騰之中，"廣恒西"經理覃錫樹奮筆疾書，一封封快信發給寧夏、甘肅、青海等西北地方的供應商，也發給北平、天津等華北地區的收購商。
書信之中：他先是振奮於倭寇納降，以為中華強國的機緣已經來臨；接著，又興奮于平綏鐵路複通、黃河水運也再無阻礙；最後，殷切叮囑曾經的合作夥伴再續商貿往來，大展鴻圖於新時代。
覃錫樹的信件，很快得到了回應，西北與華北的商人們並沒有忘記這座曾讓他們發跡與生財的小城。1946年，"廣恒西"經手交易的皮毛，竟遠遠超過抗戰前的數量。
商業中興的希望，在覃錫樹心中，在每個老包頭商人心中，熊熊燃燒。
可惜，這一切，不過是老包頭商業瀕臨絕境的迴光返照。
國共雙方開戰了，隆隆炮聲再次阻斷了商路，喧鬧的街市再度陷入寥落。一個孩子走過曾經誘人口水的糕點鋪，隔著緊閉的門板嗅了一嗅，"呀，還有些點心的香味呢！"他仰起臉，期待的目光卻碰到了母親憔悴的眼神。
那樣的糕點，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未能嘗到……
解放了，"廣恒西"複業了。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一個用純粹商人眼光所無法理解與看透的時代，街上的店鋪一天天地稀少下去，覃錫樹迷茫了。身後，一群年輕人正雄糾糾地走過，"打倒剝削者，清算資本家"的口號飄蕩在街頭。
1953年，"複盛公"正式歇業；1956年，"廣恒西"在公私合營的大潮中，變身為新華毛織廠。
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成為絕對主導，自由競爭被排斥了，曾經孕育出眾多商界精英的土壤也變得貧瘠了。——老包頭從此蟄伏，等待著復蘇。
多年之後，當改革開放剛剛飄出第一縷春風，就被老包頭人（東河人）毫不猶豫地抓住。在包頭，第一批擺地攤的是東河人，第一批搞批發的是東河人，第一批集資建商城的還是東河人。
這片土地，商業精神從未泯滅！
然而，事過境遷。老包頭，還能再湧出喬貴發或牛邦良那樣的商界奇才嗎，還能再擁有複盛公與廣恒西那樣的知名財團嗎？
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簡介：陰山小蟲，內蒙古包頭人，一個四十多歲的老男人，為了一份初心、一份夢想，辭職從事多年的醫藥行業，轉身成為自由張揚的文化玩家。願以"行千里路，讀萬卷書"為心旨，感悟文化，修行自己。路雖遠，行則必至；事雖難，做則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