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沒有拼音，古人是怎麼識字讀字的？
文/無風即風
直接上個最簡單的，保證一看就懂：
1、當：都郎切——d（u）+（l）ang=dang；
2、東：德紅切——d（e）+（h）ong=dong；
3、公：古紅切——G（u）+（h）ong=hong；
以上的三個例子都是取第一個字A的聲母，取第二個字B的韻母，把這幾個字重複快讀，你就會發現它能產生拼音的效果。
比如：
“都郎”！“都郎”！“都郎”！就變成了“當”對不？
“德紅”！“德紅”！“德紅”！就變成了“東”對不？
“古紅”！“古紅”！“古紅”！就變成了“公”對不？
是不是好神奇了？？？
其實，就是下面這個道理，以“當”字為例：
都，在古代的讀音標注中叫“韻部”——相當於拼音的聲母；
郎，在古代的讀音標準中叫“韻腹/韻尾”——相當於拼音韻母。
至於後面的“切”字是啥意思？
注意，“切”本身是一個動詞，意思是讓我們在兩個字的組合讀音中，“切”出一個音來——可謂相當形象生動。
這，就是傳說中的《切韻》了~！
隋代《切韻》是中國史上的第一部“韻書”——何為“韻”？
答：和“拼音”一個意思，總之就是指標準的讀法。
可能有朋友會問了：既然古代沒有拼音，那你上面舉的例子裡，是怎麼知道“都”就是“du”？“郎”就是“lang”？你要是這樣問我，我是真的沒有答案了~
因為，這已經不可考，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只要是古代韻書中歸為“韻部”的那些字，它的讀音就是已經確定了的。
說到這，就得先解釋另一件事了。
雖然，韻書要到隋朝才出現。而且，
儘管如此，但是這並不代表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就沒有語言教學。孔子有一句大家都熟能詳的話還“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還記得不？
這句話的意思是，
但不管如何，從孔子與雅言的這個例子就可以得知，古代人不可能因為沒有發明音標或韻法，就沒有語言教學，如果都不推廣語言的話，那周天子怎麼和天下諸侯溝通？識字識書的士大夫階層又怎麼和諸侯溝通？
所以說，追溯到隋以前的晉、漢、秦，乃至周商夏，都一定程度存在“語同音”的，起碼上流階層都會同一門語言——就是“官話”
注：“官話”就是官方語言，但因中華文明的文字與書籍都是大成于姬周王朝之手，所以先秦史籍佔據了統治地位，因此即使秦、漢兩朝的官話與姬周的官話不同，但是秦漢時的讀書人在學習先秦經學子籍時，仍然需要承襲姬周的官話，即上古三代時官話“雅言”。這又導致衍生了此後一千多年裡都存在的另一種官話，它叫“讀!書!音”！——顧名思義，它和官話的最大區別是用途不同，在唐宋之前，學習先秦的《尚書》與諸子百家等作品時，還是得以“雅言”為主。這也同時造成了一種叫“文白異讀”的現象，也就是人們平時在正式場合說的話語，和讀書時發出的話語是不同的。但是到了隋唐後，“雅言”已經開始失傳。眾所周知，因為五胡亂華的原因，連流傳自秦漢的官話都幾乎失傳，“中華正音”也從北方官話轉變為兩晉南北朝時糅合了原北方官話與江淮方言的“金陵雅言”。（所以現代的一般主流觀點都相信姬周的“雅言”最遲至唐宋時已經基本失傳）。同時，因漢語經過秦、兩漢、兩晉的發展，已經完全建立了自己的成熟語言體系，因此，我們也認為，那時的姬周“雅言”已經形同雞肋——因為不實用了。所以，“雅言”也慢慢和官話融合，在唐宋兩朝，“讀書音”與“官話”已經不需要怎麼嚴格的區分了，學會了官話就基本學會了“讀書音”，同理，學了“讀書音”也就會了官話。那麼，到底又還有什麼不同呢？我個人的理解，大概就像我們今天的人用生活化口語讀書與用朗誦、吟誦詩歌時的語調之間的區別的感覺。但不排除有相當一部分出自先秦史籍中的字、詞仍然被迫要用古音去讀，因為那些字、詞的意思與用法和在行文組織扮演的“角色”都與後世不同。不過，正如我們今天為先秦史籍的某些從未用過的，以及很少出現在秦漢後的史籍中的那些字注音一樣，那個發音都是沒辦法保證能還原出姬周雅言之原音的。只因為年代太久遠太久遠了，文字、發音、語言體系都一直都在變化。所以，即使唐宋時還有小部分號稱來自姬周的“雅言”存在，但那都已經是虛的了，不可能還“原汁原味”。回歸正題，只要有“官話”存在，就一定會有一套能教會人們掌握官話的方法，這是可以肯定的。我們所不肯定的，是上古三代的韻法是什麼樣的而已。
目前可查最久遠的語言教材是來自先秦時期的《史籀篇》和《爾雅》。兩書均被《後漢書.文藝志》所收錄，其中《爾雅》保存得比較好，共有3卷20篇，並且一直流傳了下來，而《史籀篇》則已經佚失，只在《說文解字》中保留了223個字。我們都知道秦始皇推動了中華民族史上的第一次“書同文”，那麼，我們也可以由此想像到，既然書已同文，則“語同音”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開始自然而然地推動普及。因為原來六國人的文字與秦國是完全不同的，那麼再用他們自己的文字讀音去讀秦帝國制訂的書本已變成不可能。
所以，《史籀篇》和《爾雅》，與秦始皇時代的《倉頡》《爰曆》《博學》的5大先秦辭書就成了中國史上最早的文字讀學教材。
後來，進入西漢時期，又有了《凡將》《訓纂》《滂喜》《急就》等相關著述。
因此，影響極其深遠的東漢許慎之巨作《說文解字》的基礎就是來自這些前人之作。《說文》全書收錄9353字，又有古文、籀文等異體同文1163字，合共解釋了十三萬餘字，幾乎奠定了所有漢字的字義與來源，以及讀音。
許慎在這10幾萬字中共提煉出來540個部首，在辨識文字的聲讀時，他使用的方法主要就是“讀若法”和“直注法”。
【直注法】
就不多解釋了——就是已經確定的讀音。
龢，《說文解字》注：從龠禾聲。讀與和同。
【讀若法】
從象形文字的“形聲形義”的創造理念出發，把同一部首或偏旁的字歸類為同一聲部，然後在部首或偏旁中取其中之一來作為文字的“聲旁”，以表示它的讀音。
如“坪”，《說文解字》注：從土從平，平亦聲。
“平”就是它的聲旁，所以它的讀音就是“ping”。
而那個“亦聲”，則是指在釋音的時候，要麼從形聲的角度出發，要麼從會意的角度出發去解讀字音（凡言亦聲者,會意兼形聲也）。也就是說，這個“亦聲字”不是一個可以“一鍵到位”的讀音技巧。比如“吏”這個字，《說文》：吏，從一從史，史亦聲。如果是按“形聲”，那麼“吏”肯定是讀“shi”，但是正如前面所說，要麼形聲要麼會意，而“吏”作為名詞，又是指人，顯然就不適合用“形聲法“釋讀。所以《說文》又注：“吏之治人，心主於一，故從一”，所以古代時“吏”與“一”應該是同聲的，假設東漢時“一”就是發“yi”，這就是為了表意的發音。相信聰明的讀者也留意到了，我們雖然無法百分百肯定東漢時“吏”、“史”、“一”是發什麼音，但是有趣的是，今天這三字的發音卻確實與《說文解字》的釋音非常接近，把“史”（shi）與“一”（yi）來個“切”音就大致解決了：syi轉音成今天我的“li”是非常可能且順理成章的事。不管如何，今天的“史”、“吏”、“一”還是幾乎還是同一個聲部。所以，為何我們的專家們有辦法復原古漢語，不得不說，老祖宗的智慧真不簡單。《說文解字》裡還有一種讀音技巧叫“省聲”，這個方法和亦聲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沒有必然的“形聲”或“會意”，但是它的釋讀方法卻仍然是以聲旁為讀音，例如：
郊，“從邑交聲”（“阝”為邑簡寫）——就是說它的部首是“阝”，但它的聲旁卻是“交”；超，“從走召聲”——它的部首雖然是“走”，但聲旁卻是“召”。
這種方法的是因為無法“形聲”也無法“會意”的情況下而創造的，所以“省聲”法並不是一個十分科學的方法，是許慎的一個折衷選擇，但是這個辦法到了《切韻》誕生後就解決了。
那就是“反!切!法”！即《切韻》。值得一提的是，現在很流行一個觀點，說東漢尚未發明“反切法”（即隋《切韻》中的注音方法），其實這是錯誤的。北齊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音辭篇》雲：“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陸德明《經典釋文》也說：“孫炎始為反語，魏朝以降漸繁。”
孫炎，字叔然，三國著名經學家，曾為《爾雅》作注，改名《爾雅音義》，裡面就有“反語”，方法與後來的“反切”法是一樣 。
到了隋唐時代，由於漢字歷經了近千年，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了，因此在上述的“反切法”的運用，已經可以解決絕大部分的文字讀音問題。
所以，唐詩宋詞開始大爆發！
西周：中國史上的造字大爆發與文字大發展時代；
隋唐宋：漢語詩歌及文藝創作的的大爆發之盛世！
仍然需要承襲姬周的官話，即上古三代時官話“雅言”。這又導致衍生了此後一千多年裡都存在的另一種官話，它叫“讀!書!音”！——顧名思義，它和官話的最大區別是用途不同，在唐宋之前，學習先秦的《尚書》與諸子百家等作品時，還是得以“雅言”為主。這也同時造成了一種叫“文白異讀”的現象，也就是人們平時在正式場合說的話語，和讀書時發出的話語是不同的。但是到了隋唐後，“雅言”已經開始失傳。眾所周知，因為五胡亂華的原因，連流傳自秦漢的官話都幾乎失傳，“中華正音”也從北方官話轉變為兩晉南北朝時糅合了原北方官話與江淮方言的“金陵雅言”。（所以現代的一般主流觀點都相信姬周的“雅言”最遲至唐宋時已經基本失傳）。同時，因漢語經過秦、兩漢、兩晉的發展，已經完全建立了自己的成熟語言體系，因此，我們也認為，那時的姬周“雅言”已經形同雞肋——因為不實用了。所以，“雅言”也慢慢和官話融合，在唐宋兩朝，“讀書音”與“官話”已經不需要怎麼嚴格的區分了，學會了官話就基本學會了“讀書音”，同理，學了“讀書音”也就會了官話。那麼，到底又還有什麼不同呢？我個人的理解，大概就像我們今天的人用生活化口語讀書與用朗誦、吟誦詩歌時的語調之間的區別的感覺。但不排除有相當一部分出自先秦史籍中的字、詞仍然被迫要用古音去讀，因為那些字、詞的意思與用法和在行文組織扮演的“角色”都與後世不同。不過，正如我們今天為先秦史籍的某些從未用過的，以及很少出現在秦漢後的史籍中的那些字注音一樣，那個發音都是沒辦法保證能還原出姬周雅言之原音的。只因為年代太久遠太久遠了，文字、發音、語言體系都一直都在變化。所以，即使唐宋時還有小部分號稱來自姬周的“雅言”存在，但那都已經是虛的了，不可能還“原汁原味”。回歸正題，只要有“官話”存在，就一定會有一套能教會人們掌握官話的方法，這是可以肯定的。我們所不肯定的，是上古三代的韻法是什麼樣的而已。
目前可查最久遠的語言教材是來自先秦時期的《史籀篇》和《爾雅》。兩書均被《後漢書.文藝志》所收錄，其中《爾雅》保存得比較好，共有3卷20篇，並且一直流傳了下來，而《史籀篇》則已經佚失，只在《說文解字》中保留了223個字。我們都知道秦始皇推動了中華民族史上的第一次“書同文”，那麼，我們也可以由此想像到，既然書已同文，則“語同音”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開始自然而然地推動普及。因為原來六國人的文字與秦國是完全不同的，那麼再用他們自己的文字讀音去讀秦帝國制訂的書本已變成不可能。
所以，《史籀篇》和《爾雅》，與秦始皇時代的《倉頡》《爰曆》《博學》的5大先秦辭書就成了中國史上最早的文字讀學教材。
後來，進入西漢時期，又有了《凡將》《訓纂》《滂喜》《急就》等相關著述。
因此，影響極其深遠的東漢許慎之巨作《說文解字》的基礎就是來自這些前人之作。《說文》全書收錄9353字，又有古文、籀文等異體同文1163字，合共解釋了十三萬餘字，幾乎奠定了所有漢字的字義與來源，以及讀音。
許慎在這10幾萬字中共提煉出來540個部首，在辨識文字的聲讀時，他使用的方法主要就是“讀若法”和“直注法”。
【直注法】
就不多解釋了——就是已經確定的讀音。
龢，《說文解字》注：從龠禾聲。讀與和同。
【讀若法】
從象形文字的“形聲形義”的創造理念出發，把同一部首或偏旁的字歸類為同一聲部，然後在部首或偏旁中取其中之一來作為文字的“聲旁”，以表示它的讀音。
如“坪”，《說文解字》注：從土從平，平亦聲。
“平”就是它的聲旁，所以它的讀音就是“ping”。
而那個“亦聲”，則是指在釋音的時候，要麼從形聲的角度出發，要麼從會意的角度出發去解讀字音（凡言亦聲者,會意兼形聲也）。也就是說，這個“亦聲字”不是一個可以“一鍵到位”的讀音技巧。比如“吏”這個字，《說文》：吏，從一從史，史亦聲。如果是按“形聲”，那麼“吏”肯定是讀“shi”，但是正如前面所說，要麼形聲要麼會意，而“吏”作為名詞，又是指人，顯然就不適合用“形聲法“釋讀。所以《說文》又注：“吏之治人，心主於一，故從一”，所以古代時“吏”與“一”應該是同聲的，假設東漢時“一”就是發“yi”，這就是為了表意的發音。相信聰明的讀者也留意到了，我們雖然無法百分百肯定東漢時“吏”、“史”、“一”是發什麼音，但是有趣的是，今天這三字的發音卻確實與《說文解字》的釋音非常接近，把“史”（shi）與“一”（yi）來個“切”音就大致解決了：syi轉音成今天我的“li”是非常可能且順理成章的事。不管如何，今天的“史”、“吏”、“一”還是幾乎還是同一個聲部。所以，為何我們的專家們有辦法復原古漢語，不得不說，老祖宗的智慧真不簡單。《說文解字》裡還有一種讀音技巧叫“省聲”，這個方法和亦聲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沒有必然的“形聲”或“會意”，但是它的釋讀方法卻仍然是以聲旁為讀音，例如：
郊，“從邑交聲”（“阝”為邑簡寫）——就是說它的部首是“阝”，但它的聲旁卻是“交”；超，“從走召聲”——它的部首雖然是“走”，但聲旁卻是“召”。
這種方法的是因為無法“形聲”也無法“會意”的情況下而創造的，所以“省聲”法並不是一個十分科學的方法，是許慎的一個折衷選擇，但是這個辦法到了《切韻》誕生後就解決了。
那就是“反!切!法”！即《切韻》。值得一提的是，現在很流行一個觀點，說東漢尚未發明“反切法”（即隋《切韻》中的注音方法），其實這是錯誤的。北齊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音辭篇》雲：“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陸德明《經典釋文》也說：“孫炎始為反語，魏朝以降漸繁。”
孫炎，字叔然，三國著名經學家，曾為《爾雅》作注，改名《爾雅音義》，裡面就有“反語”，方法與後來的“反切”法是一樣 。
到了隋唐時代，由於漢字歷經了近千年，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了，因此在上述的“反切法”的運用，已經可以解決絕大部分的文字讀音問題。
所以，唐詩宋詞開始大爆發！
西周：中國史上的造字大爆發與文字大發展時代；
隋唐宋：漢語詩歌及文藝創作的的大爆發之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