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教育思想
中國商朝及西周時期，教育為貴族壟斷與霸佔，圖書典籍收藏在宮廷之中，
到了春秋時期，尤其是春秋末年，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官學日趨沒落，“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典籍擴散，文體下移，為民間產生私學創造了條件。
孔子的時代，私家辦學已經成為一種風氣，以孔子、墨子兩大派所辦的私學規模為最大，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有教無類”的辦學方針(見《論語·衛靈公》)，即不分貴賤貧富，不管年齡大小，也沒有地域之分(包括不分國籍)，想來學習的學生，都可以進校學習。
我們應當永遠記得孔子的這句話“自行束脩以上者，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對於“束脩”二字，歷來有著兩種解釋，一為男童十五歲以上，一為一束幹肉。
即便是“只要主動給我一束幹肉以上作為見面禮，
十五歲以上的男童，自不必說，那是不分貴賤貧富的。我認為，孔子所說的“自行束脩以上者”的“束脩”，
在他所收的學生中，有“難與言”的童子，也有只比他小六歲的顏季路(顏回的父親);有魯國人，也有來自齊、燕、宋、蔡、衛、鄭、卞、陳、秦、吳、楚等國的人。他的學生中，當然有貴族大夫的子弟，但是更多的，則是出身貧賤人家的子弟。他們有“一小竹筒飯，一瓜瓢水，住在陋巷裡，受著別人受不了的窮苦”的顏回;有其父為賤人，家無立錐之地的仲弓;有常常吃著粗劣的野菜、被稱為“卞之野人”的子路;有住著茅草小屋，蓬蒿編門、破甕當窗、屋頂漏雨、地下潮濕卻端坐而弦歌的魯國人原憲;有大雪天連件禦寒的衣服也沒有，以蘆葦花絮當棉花的閔子騫;有滿手老繭、絮衣破爛、面色浮腫的衛國窮人曾參……貴族、商人、平民、野人、賤人、鄙家、大盜、大駔等，真是“有教無類”。
孔子不會忘記為自己操勞了一生的母親和母親的期待，他更清楚列國之中該有多少個父母也在這樣期待著自己的兒子。他不會忘記季孫氏家臣陽虎的侮慢與蔑視，他更清楚列國之中，正遍佈著像當年自己一樣有志卻不得申的青年。
孔子從魯國向列國瞭望，在戰亂的紛爭中不僅有大批的貴族在沒落，大批的新的權貴在崛起，更有日益壯大的“士”的階層(後備官吏)，和向士的階層擠攀而來的平民的子弟。在這一切都處於重新組合的春秋時代，正迫切需要著一個訓練此類人才的地方，而訓練的基本內容，則是可以進身謀生的禮、樂、射、禦、書、數的“六藝”。而從小以學無定師、艱苦自學而成就為一個博學之士的孔子，不僅在高的境界上掌握了“六藝”的各種技能，更對被稱為高等“六藝”的《詩》、《書》、《禮》、《樂》、《易》、《春秋》的內容與精神，有了系統的學習與掌握，並達到了融會貫通的程度。
社會出現了這樣一個廣泛而又迫切的需求，而孔子正好具備了滿足這一需求的充分的條件和意識。對於從小吃苦受窮的孔子來說，這無疑是一條可以改變自己生存狀態的難得的機遇，他也要養家糊口，他也想有一個較為富裕的家境。他相信用自己的縝密博學的大腦與熱情仁義的心，定能開闢出一條前人從未走過的路來。
尤其是充分具備了這一條件的孔子，更有著遠大的抱負，他以恢復周禮從而達到“君臣父子”全社會有序穩定為己任，更要以仁政救天下。而恢復周禮、實施仁政，就需要造就一大批有知識、有理想的仁人志士，上可尊王下可牧民——於是，孔子“學移民間”的私學，應運而生，並有著與“學在官府”分庭抗禮的強大生命力。
它的影響是深遠的巨大的。從以下兩件事就可看出，就是在當時，孔子與他的私學，就已經在魯國和東周列國的統治階層與民間，都產生了重大而廣泛的影響。
那個當年把孔子拒之門外的陽虎，而今卻要千方百計與孔子聯絡。陽虎雖然只為季氏家臣，而權位之尊卻等同于大夫。他很想見孔子，也想借助於孔子的影響擴大自己的勢力，只是苦於沒有機會，更怕吃閉門羹。於是，他就想出了一個計策。按照那時禮的規定，大夫贈送禮物給士，如果受禮的士當時不在家，士則要親臨送禮者家中拜謝的。陽虎打聽準確了孔子不在家時，送去了一頭蒸乳豬，然後就期待著孔子的登門拜謝。令陽虎想不到的是，孔子此時不願見他也因為教務煩忙沒有時間見他。接受了蒸乳豬的孔子自有辦法，他也打聽准了陽虎不在家時去登門答謝。“陽貨(也叫陽虎)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
第二件事即南宮敬叔。他之所以能夠向魯昭公建議資助孔子西去雒邑，就是因為他是魯國大夫孟僖子的兒子。孟僖子曾在陪同魯昭公出訪楚國時，因為不懂禮而受窘出醜，痛切地感受到古代禮儀與歷史文化知識的重要。西元前五一八年(魯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臨終的時候只交待了自己的兒子孟懿子、南宮敬叔一件事，那就是在他死後，一定要拜孔子為師學禮學做人，“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於何忌(孟懿子)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左傳》)。孟懿子就是在父親去世之後，遵父囑領著弟弟南宮敬叔共同拜孔子為師的。
孔子創辦平民教育，大概開始於他的“三十而立”之年。其後，這種投入了自己全副心血的教學活動，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梳理孔子三十歲至七十三歲終老的四十三年的人生，他的教育活動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三十歲開辦私學至五十歲仕魯之前，為他的平民教育的第一階段，即平民教育的前期，大概二十年時間。第二階段是在他仕魯四年、流亡列國十四年之後，即他生命的最後五年，是他平民教育的後期。其實，就是在他在魯國為官和流亡列國的十八年間，他的教育活動也一直沒停止。可以說，孔子幾乎是畢其一生的精力，投入在這項為中國教育開山的事業之中。
在孔廟大成殿的前邊，有一個獨特的建築，一方高臺之上建有一座樸拙而又華麗的亭子，兩重飛簷，金黃的琉璃瓦，朱紅的廊柱，亭上高懸的豎匾上有金代文人党懷英手書的兩個大字：杏壇。這是金代的建築，壇址則是宋天禧二年(西元一零一八年)重修孔廟時所築。因為孔子，“杏壇”已經成為教育的代名詞。其名起始於《莊子·漁父篇》中的一段文字：“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具體這片樹林在曲阜的什麼地方，現在已經無法可考。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孔子當年教學，可能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他會根據學生的多少、氣候的冷暖等因素，常常變動地點。不過據說當年孔子設教授徒常在的地方，開始在曲阜闕裡自己的庭院內，後來移到了庭院西側不遠的一片樹蔭下。因為那裡種有幾棵杏樹，漸漸地就被人們稱為“杏壇”了。
在漫長的教育生涯中，孔子前後培養收授的學生達到三千餘人，身通“六藝”的超拔之士，就有七十七人。在司馬遷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開頭，有這樣的記載：“孔子說‘跟著我學習而精通六藝的弟子有七十七人’，他們都是具有奇異才能的人。德行方面突出的有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擅長處理政事的有冉有、季路，語言方面的有宰我、子貢，文章博學方面的有子游、子夏。”除了魯國的孟懿子、南宮敬叔和宋國的司馬牛等幾個貴族子弟之外，大多出身貧賤。
這些大多出身貧賤的弟子，經過孔子的教育，大都立人成才，有的從政(仕)，有的從教(師)，有的從文成為文獻專家，有的則繼承老師的思想，成為新儒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弟子及再傳弟子，已經成為春秋乃至戰國時期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與思想重鎮。
起于平民，經過孔子的教導歷練，而進入政治領域、思想領域和經濟領域，有的還能進入貴族行列，參與國家的管理。這不僅真正打破了貴族對於文化教育的壟斷，從而也打破了西周以來實行的世卿制度和貴族世襲政治官職的局面，可說是一次帶有根本意義的革命性的變革。
孔子是出過仕的，如做過乘田委吏。他也是想出仕的，用出仕來直接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的學生們，一批批地見用於社會，而他所教的，不少內容正是關於出仕用世的學問與技能。作為老師，當然有著更大的出仕用世的機會和本錢。尤其在孔子的私學日益壯大並在列國產生了廣泛影響的時候，以孔子日隆的聲望，以他接交的更為廣泛的關係，都為他的出仕用世提供了直接的機遇。但是孔子並沒有汲汲於此，反倒更加地沉潛於自己的教育事業之中。為什麼?在孔子的心靈深處，一定還有更為人性的，也是更為深層次的原因，促使他全心身地投入到平民教育裡。不然，他不會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堅守在“學移民間”的忙碌之中。這種深層的原因，就是從事平民教育給他帶來的巨大而深長的快樂和日新月異的成就感，就是能夠自由地展現自己的人性與意志、獨立地伸展自己的思想與精神。
《禮記·射義》曾經為我們透露了這樣一個細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我曾經為這樣的一個細節而久久地遙想當年。矍相之圃當是在曲阜城西的郊區，孔子正在教他的學生們練習射箭的技藝。老師技藝的高超與學生們練習的認真，以及老師箭箭中的時人們的喝采聲，都似乎透過兩千多年的時空，直傳在我們的耳邊。一個一米九一高的孔子，威風凜凜而又文質彬彬，那種拉弓射箭的情景，怎能不讓人血脈賁張起來?不用說更多的語言，只“觀者如堵牆”五個字——幾乎就是轟動魯國國都的真實寫照，圍觀的人是那樣的多，裡三層外三層，簡直就圍成了人的高牆(看來儒宗孔子還是個運動健將)。
孔子的兒子孔鯉也是孔子的學生。但是作為學生的孔鯉，並沒有得到父親額外的照顧。並不像我們現在的人，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的子女在選擇學校、加分項目，以及錄取等方面，給以諸多額外的照顧與優惠。孔子當時就有一個陳國來的叫陳亢、字子禽的學生，覺得孔鯉肯定會得到父親更多的照顧，便專門找到孔鯉，問他是不是從老師那裡學到了與眾不同的東西?老實的孔鯉回答說：“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論語·季氏》)這個叫陳亢的學生聽後特別高興，覺得自己問一而得三，既知道了學詩學禮的好處，又知道了孔子並沒有偏愛自己的兒子孔鯉。
在這裡，孔子是以自己的師德或曰人格的光明與坦誠，在對學生們進行著另外一種耳濡目染的人格教育。他對學生們說：“你們以為我有所隱藏嗎?我對你們是沒有任何隱藏的。我沒有一件行為不是對你們公開的;這是我的本心啊。”(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
還有，孔子在教學中，始終堅持著一條高效的教學理念：個性化教育。百人百態，智力不一，背景不同，性格各異，孔子總會根據各人的不同，分別施教。這樣的例子在《論語》中比比皆是。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人同是問孝，孔子卻分別給以不同的回答。這不僅是孝可以有多種角度的闡述，更在於他所教育的對象有著差別。再如，顏淵、仲弓、司馬牛、樊遲等問仁，孔子更是分別給予著各異的回答。
有著這樣的個性化教學，也就屢屢出現經典的教學相長的場面。
如《論語·先進篇》中的一個教學相長的情景，就是堪稱經典、能夠傳之于萬世仍然新鮮如初的。一種師生間的坦白與友愛，一種教、學時的融洽與歡情，躍然紙上。有一天，子路、曾皙(名點，曾參的父親)、冉有、公西華四個高材生陪著老師隨意地坐著。這時老師孔子先發話說：“你們不要以為我比你們大幾歲，就認為我了不起。你們平日裡好報怨說‘人家不瞭解我呀!’假如有人瞭解你們，並打算請你們去做官，那你們怎麼辦呢?”
性魯直的子路不等別人答話，便搶先回答：“假使有一個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春秋時期，這當是一個諸侯中的大型國家了，處於幾個大國之間，在強敵環伺之下，又經過連年戰爭，財政危急，國內又加以災荒，像這樣一個國家如果交到我子路手上，我只要花三年的時間去治理，就可以使這個國家的全體人民，人人都有勇氣，每個老百姓都知道如何走好自己的路。”
冉求是一個謙謙君子的形象，他的回答與子路截然不同：“只要方圓六七十裡或者再小一點的小國家交給我讓我來治理，花上三年的時間，我可以使這個國家社會繁榮，人人富足，至於修明禮樂的文化建設，則只好等待高明的人才來著手了。”儀錶端莊的公西赤回答得又有不同：“不是說我已經很有本領了，但是我願意好好學習。在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同外國的盟會中，我願意穿著禮服，戴著禮帽，做一個小小的司儀。”
到了曾參的父親曾點，才真正到了高☆禁☆潮。
孔子聽完以上三人的回答，轉過頭來問正在鼓瑟的曾點：“曾點，你怎麼樣呢，說說看。”正在悠閒地鼓瑟的曾點聽到老師在問他，便稀了瑟音，讓手指在弦上輕輕一攏，瑟弦發出鏗然的響聲，然後離開彈瑟的地方，站起來對老師和他的同學說出了自己不同的想法。孔子的時代，音樂不僅與詩是一體的，詩可以唱可以詠，樂也有著詩的內容;音樂與禮與學也有著融為一體的關係。教學之中，可以有與教與學相融的音樂參預其間。曾點雖然鼓著瑟，但思緒在音樂中也在老師所提的問題之中，音樂也是一種傾聽與表達。所以，鼓瑟的曾點，會在輪到自己發言的時候，從容對之：“我只是想，暮春三月，厚重的冬衣也換上輕便的春服，和五六個成年人與六七個十幾歲的孩子，一起到沂水岸邊曬曬太陽，再上高高的舞雩臺上吹吹和熙的暖風，高興地跳舞歡叫，盡興了就快快活活唱著歌回家去”——“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論語·先進篇》)人與人和諧為一體，人與自然和諧為一體，而人的內心也便化成為一種和諧圓融的世界了。每每讀至此處，心蕩神怡之時，也會有一種疑問冒出：北方的三月，還是相當寒冷的，沂河裡是無法游泳的，這個“浴乎沂”該作何解釋?只要將身心沉潛在曾點所描繪的那個境界裡，就會自然地想到，那是到野外的沂河邊，沐浴太陽呀。要知道，冬天的寒冷已經讓長久不能出戶的心憋悶鏽澀了，聽著沂水的流水聲，讓陽光照透身心，那是一種多麼巨大的誘惑呀!
孔子聽罷四個學子的回答，惟獨對曾點的回答迅速給以回應：“夫子喟然曰：吾與點也!”孔子大聲地感歎說，我就希望和你一樣!子路比孔子小九歲，曾點或許只比子路小一點，冉有比孔子小二十九歲，而公西華最年輕，比孔子小三十二歲。子路長於率軍，冉有擅長理財，公西華喜好外交禮節，三人都各有專長，可以做出一番事業來。對於他們的向上與進取，當老師的當然是十分的快慰。但是老師更于世事有著常人難及的洞察，知道有才有德並不能就為世用，被埋沒甚至被委屈也是世道的一種常態。所以他才對於曾點的淡泊與超然，就多了一份理解與贊同。朱熹對於“侍坐”這一著名篇章是這樣解說的：“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捨己為人之意。”這一理解，也是從平常、平淡之中，見出非同尋常的人生況味、人格追求與沒有被物異化的人性之美。
這一場景，當是發生在孔子流亡歸來後的晚年。因為侍坐中的公西華比孔子小四十二歲，孔子開始流亡時他只有十二歲。
也許會有人說，多沒出息呀，不就是玩嗎?入世的孔子不會如此吧?其實，仔細想想，孔子之所以對於曾點的回答給以這樣的贊同，就是因為曾點的追求裡包含了孔子與他的學生們最高的追求。人的孔子怎能不讓美好的人性充分地展示與流露?一種生命的歡樂與寧靜，就在這春風春水之中化作美麗的彩虹。其中不僅展現著人性的最高境界，也隱含著他們師生最高的思想與政治追求。只有到了社會安定、國家自主、經濟繁榮、天下太平的時代，只有到了連知識份子與平民百姓也能夠享有民主與自由的社會，才能享受到這種“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真、善、美的人生的幸福。
這是一種大同世界的至境啊!
兩千五百年前的瑟音，依舊餘音嫋繞。
這種自由式、平等化、各抒己見的討論、研究模式，是這座杏壇的一個突出的特色，僅是《論語》一書，就有很多這樣的記載。可以在師生之間，也可以在學生之間;有時是論人，有時是議事;或哲學，或政治，或生活，或經濟，可以是天下大事，也可以是雞毛蒜皮;會娓娓道來，層層遞進，如剝筍之妙;能劍拔弩張，飛流直下，具破竹之勢。見仁見智，暢所欲言，于自由之中增長智慧，於平等之處豐富思想，更於這種教學相長之中建立師生間的友愛、培養教與學的興趣，也收穫教與學的歡樂。
不妨讓我們一一領略他們的友愛、興趣與歡樂。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也。”
子貢曰：“《詩》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而》)
這是孔子與學生之間的研討。本來子貢開言就有了高的境界——貧窮卻不巴結奉承，有很多錢卻不驕傲淩人，怎麼樣?一個“何如”，可以想見子貢心裡是有著得意之色的。他是看多了爭權奪利、貧而諂、富而驕的世態，才說這個話的，而且他也有資格說這個話。他是既獲得了錢財又獲得了社會重用的大才，卻能夠做到不失人的本性，不諂不驕。他覺得能夠做到這樣，肯定會得到老師的贊同吧。但是老師卻僅僅以“可也”回答，並說“還不如貧窮卻樂於道，有錢卻謙虛好禮”。子貢聽了，當然是眼睛為之一亮。但是子貢並不只是佩服與接受，他在老師的基礎上，又有著深的思索：“《詩經》上說‘要像對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樣，先選料，再糙銼，然後再細刻磨光’，就是說的這個意思吧?”孔子在教學中是表揚與批評並用的，當然他也知道是以肯定與表揚為主。這時，老師高興地表揚說：“賜呀，現在可以與你討論《詩經》了，告訴你一件事情，你就能有所發揮，舉一反三了。”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子路曰(又是子路搶先發言，無需舉手然後再讓老師決定，當然也就沒有誰的家長請過老師吃飯，老師就多叫誰發言，作者注)：“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
這是多名學生與老師在一起的研討。真見各人風采，又見學習氣氛，風采是盡顯人性自由之美，氣氛是突出平等研究之樂。顏淵真是文質彬彬的賢君子，張口就讓人感動，他的志向是：自己有了優點長處，並不在心裡滿足，對別人做了善事，也不在心裡感到對人有了恩惠。子路真是仗義，自己的好東西全與朋友一起使用、用壞了也沒有一點遺憾;子路更是率真，你老師不能光考我們，我們也考考你老師，“願聞子之志”，請老師也說說你的志向。老師畢竟是老師，對於子路的“唐突”一點也不介意，非但不介意，還將心剖露：使老年人都得到安養，使朋友們都相互信任，使青少年都得到照顧。真是天下為懷啊!
子遊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夏聞之，曰：“噫!言遊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論語·子張》)
這是學生與學生之間的研討，已經有了點針鋒相對、劍拔弩張的味道了。
子遊說，子夏的學生，叫他們做做打掃衛生、接待客人、應對進退的工作，那是可以的;不過這些只是末節罷了。做人的根本道理卻沒有學會，這怎麼可以呢?子夏當然有子夏的道理，上來就是帶著些氣的語氣詞：“噫!”，而且第一句便對子遊(姓言名偃)的否定進行否定：“唉!你言遊說錯了!”並接著說了一通道理：君子所應學習的道理，哪一樣要先傳授，哪一樣要最後傳授呢?如果以認識草木作為比喻，就是要先區分為各種各類。對於君子所應學習的道理，怎麼可以任意妄加批評呢?在教導中能夠有始有終全面兼顧的，大概就是聖人啊!
有時，孔子又會以同一個問題，分別讓自己的學生單個作答。這既是考察鍛煉他們的自主回答問題思索問題的能力，又是對於已經達到高層次學生的一種教學方法。如對於“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同一個問題，子路、子貢、顏淵分別進入老師的房子，做了不同的回答——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路);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貢);“知者自知，仁者自愛”(顏淵)。老師也分別給以不同的點評——說子路“可謂士矣”，說子貢“可謂君子矣”，說顏淵“可謂明君子矣”。(見《荀子·子道》)其實，這也是三種做人的境界，既相互融合，又有著層次的區別。子路的讓人知己、愛己，顯然要比子貢與顏回的境界低了一些。乍一看顏回的回答，也是從自己出發，但是這個“自己”，已經包含著子貢的知人、愛人，而且更加地強調了內省的功夫。
我們已經無法知道他那三千弟子的音容笑貌，也無法具體再現中國第一座杏壇的教學場景。但是，有孔子在教育領域，為我們留下了眾多堪稱經典式的遺產讓我們後人享用，這也就是我們的幸運了。
“有教無類”，當然是孔子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活動的綱領性的東西，至今仍然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儘管時間已經跨過了二十五個多世紀，我們仍然面臨著失學兒童的問題，我們仍然面臨著因為貧富差距與權力的大小有無所帶來的受教育的不平等現象，仍然面臨著教育畸形發展與教育腐敗的嚴重問題。
當年有個叫南郭惠子的，曾經對孔子的“有教無類”提出過這樣的質疑：“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對此，孔子的學生子貢理直氣壯地回答說：君子端正品行以等待四方之士，而且一定要做到來者不拒，正如良醫之門多病人一樣，所以夫子的學生是各式各樣的人都有。面對孔子的“有教無類”，我們不妨發問：我們做到了嗎?我們還有哪些差距?為什麼?我們應當怎麼辦?
孔子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當然是我國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中的一個重大突破。在世襲貴族制的春秋時代，孔子第一個提出不管高低貴賤，人的本性都是差不多的，“性相近”;人的素質的根本差別往往就在於後天的學習與教育上，教育可以使人得到根本的提高，這便是“習相遠”。在魯國國都不遠的互鄉這個地方的人因為道德水準低而很難與其交往，可是孔子卻接見了那裡的一幫子青年人。對於弟子們的困惑不解，孔子語重心長地說：“別人改了過，把自己打掃得乾乾淨淨到你這裡來，你就應當肯定他的潔淨，不要老是抓住他們以往的過失不放。”(《論語·述而》)由此，他提出了用人的一個新的標準：“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並由此培養與造就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優秀人才來。
而“誨人不倦”，則是孔子一 生堅持的施教態度，也為後世百代千代的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一個施教的準則。他在總結自己的教育生涯時說：“說我聖，說我仁，我都不敢當。我只是永不自滿地學習，不知疲倦地教誨子弟而已。”(《論語·為政》)
雖然孔子有著與學生們平等研究的學習氣氛，作為老師，孔子又是嚴格的，一絲不苟的。尤其是關係著仁德、禮樂等大問題的時候，孔子絕不遷就。
如當有人說微生高這個人是個直爽的人時，孔子就予以否定。在《莊子》、《戰國策》等書裡，微生高這個人是個很有特點、重情感、懂得愛的人。他曾經與一個相愛的女子相約在一座橋下見面。他等待了好長時間，卻不見相約的女子。但是他特別有耐心，覺得女子不能按時到來，一定有她的原因。誰知，這個時候，河中的水漲了，或者是山洪突然來臨?他本可以走掉，但是他仍然在橋下等。水越來越大了，以至於站都站不住了。他還是不走，為了能讓萬一到來的女子在橋下看到自己，他就抱住橋墩，直至被大水淹死。
從這個故事推斷，微生高是個誠實的人。孔子之所以否定他的直爽，是從下面的一件小事引發的。有人向微生高借一點醋，正好趕上微生高自己的醋用光了。於是，微生高就去鄰居家借了醋給登門討醋者。對此，孔子說：“誰說微生高這個人直爽?有人向他討點醋，他不直說自己沒有，卻到鄰人那裡轉討了一點給人。”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論語·公冶長》)孔子當然知道，自己即使沒有，也要從鄰人處借來給人，是一種慷慨大方的行為。但是孔子也許看得更為入微，或者他看到了微生高還有著另外的想法?比如，醋本來是常備的食料，一般不可能沒有，如果直說沒有，或怕別人說自己小氣，寧可從鄰居處借來給人?
教學方法靈活多樣，並有諸多的創新，也為後世以至當代的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如學、思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提倡“因材施教”，“循循善誘”(《論語·子罕》);“舉一反三”的啟發式教學，“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論語·述而》);教學相長的相互切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論語·學而》)，整部《論語》到處可見師生間的這種教學相長的生動例子;用聯繫實際的時政評論與人物評論，來提高學生認知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讓學生建立起純正的是非善惡觀等等。如魯國的大夫臧文忠明知柳下惠是德才兼備的人才，卻不肯任用，孔子就抨擊他白占官位，不幹實事。再如有一次他路過泰山，發現一位婦女在墓邊痛哭，就讓子路去探明情況。當她知道這位婦女的舅舅、丈夫與兒子都是被虎吃掉、而仍然不願離開這個吃人的地方，其原因就是因為深山裡沒有“苛政”時，孔子便發出了“苛政猛於虎”的著名時評(《禮記·檀弓》)。
在學習的態度上，孔子更是提出了一系列的著名論點，並正在惠及于後世學子。如以學為樂，主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如學習中的實事求是，主張“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如虛心好學，主張“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論語·公冶長》)、“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如學以致用，指出有些人熟讀了《詩經》全部作品卻辦不通政務，叫他出使外國又不能獨立地談判酬酢，批評他們書讀得再多又有什麼用呢?“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如讚賞懷疑精神、鼓勵多提問，說“不說為什麼、為什麼的人，我也真是不知道怎樣去教他了”。“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論語·衛靈公》)再如，孔子反對學習上的懶惰習氣，主張勤奮精進，“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論語·陽貨》)等。
孔子還提出了諸多學習方法，至今還在被我們運用。如“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論語·學而》)，鼓勵學以致用和重複記憶;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憂”，提倡學習上的一種懷疑精神;如“欲速則不達”，宣導學習上的循序漸進等。
在我們津津樂道孔子的“誨人不倦”精神的時候，往往會忽略了這句話前面的一句：學而不厭。而在“學而不厭”前面，也還有一句：默而識之，也就是把自己的所見所離，默默地記在心裡。他之所以能夠一生教授三千學生，之所以能夠在幾十年裡對眾多學生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孔子始終跋涉在一個沒有止境的學習途中。而且這個學習，不僅是知識的增加，更有著思想的不斷地開掘、德性的不斷地修煉和行知相促、教學相長。仔細想來，他的三千學生，不也都是他的老師嗎?“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改之”，不正是夫子一生的態度與做派嗎?他教導子路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在這裡，他實際上是強調的當一個人不知道、不懂的時候，一定要有老實的態度，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懂就是不懂。但是，承認不知不懂僅僅是一個好的態度，這還遠遠不夠，要由不知變為知、由不懂變為懂，而促進這一轉變的，就是不斷學習、善於學習，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
有一次他的一個叫子張的學生向老師“學干祿”，也就是學習怎樣去謀生、獲得一個好的飯碗。子張姓顓孫，名師，小孔子四十八歲，出身低賤，曾經做過馬市的經濟人，是通過艱辛學習才成為孔子之後的儒家八派之一。他屢屢向老師請教，如“問行”、“問善人之道”、“問明”、“問崇德辨惑”、“問令尹子文”、“問達”、“問入官”、“問政”，包括這次的“問干祿”。子張對人有顆難得的寬容之心。如有一次子夏的學生向他請教有關交友的問題，子張先問：你的老師子夏是怎麼認為的?子夏的學生說：“我們的老師認為，值得結交的就結交，不值得的就拒絕他。”子張不以為然，說：“君子既尊敬賢人，也接納普通人;稱讚好人，也同情無能的人。如果我自己是個大賢人，那麼，什麼樣的人我不能包容呢?如果我不是賢人，別人也許就會拒絕我，那還用我去拒絕別人嗎?”在山東嘉祥武氏祠的漢畫像石刻中的孔子見老子裡，只點明了三個弟子，其中就有子張，另外兩個是子貢與子路。這次他向孔子問“干祿”，孔子對他說了兩條：“多聞闕疑”和“多見闕殆”。孔子真行，找飯碗，就不講空道理，只講實用的：要多聽，有懷疑的地方，加以保留，自信的地方才謹慎地說出;多看，有懷疑的地方，加以保留，自信的地方就謹慎地實行起來。能夠做到這樣，則“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就是要自己的學生多聽多看多見多經歷，實際就是在說怎樣學習。
中國的第一座杏壇上所銘刻的“學習”二字，不僅是學生的學習，還有老師的學習，兩種學習加在一起，才使這座杏壇，有了江河行地一樣的魅力與生命力。於是，他的關於學習的思想，也就歷久彌新著——
從“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開始，又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就是只有十戶人家的小地方，一定有像我這樣做事盡責又講求信用的人，卻很難找到像我這樣愛好學習的人。《公冶長》);“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以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每天都知道自己所未知的，每月都不要忘記自己所已知的，這才是真正的愛好學習的。《子張》);“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只有觸類旁通地學習，才能夠不走進死胡同。《衛靈公》);“學則不固”(多方學習就不會流於固陋。《學而》);“不恥下問”(《公冶長》);“子入太廟，每事問”(《八佾》、《鄉黨》);“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多聽多看並將好的記在心裡變成自己的品德與知識《述而》);“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思結合《為政》，);“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我不是生來就有知識的人，只是愛好古代文化，勤奮敏捷地去學習得來罷了。《述而》，以上為《論語》)臺灣的李敖有個好的提法，說“萬世師表”的孔子，也是“萬世生表”。
杏壇授業已經過去兩千多年，然而其人性化、啟迪式的教學方式卻足以讓現代人的填鴨式、應試製教育蒙羞。作為平民教育家的孔子，作為中國第一位人民教師的孔子，幾乎是一座永遠也挖掘不盡的礦山，甚至是一座越挖礦藏越豐富的獨特的礦山。
作者簡介：
李木生，著名作家，散文家，詩人，高級編輯。1952年生於山東濟寧農村，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從事文學創作，曾出版詩集《翠穀》、傳記《布衣孔子》、散文集《喬木森森》等。散文集《午夜的陽光》獲山東省首屆泰山文藝獎，散文《微山湖上靜悄悄》獲中國作家協會首屆郭沫若散文隨筆獎，散文《唐朝，那朵自由之花》獲中國散文協會冰心散文獎，作品入選全國各種選刊、選本、大中小學讀本及初、高中試卷。
三是孔子本人也說過自己“十有五而志於學”的話，也是在十五歲的年齡上進入學習階段。在他所收的學生中，有“難與言”的童子，也有只比他小六歲的顏季路(顏回的父親);有魯國人，也有來自齊、燕、宋、蔡、衛、鄭、卞、陳、秦、吳、楚等國的人。他的學生中，當然有貴族大夫的子弟，但是更多的，則是出身貧賤人家的子弟。他們有“一小竹筒飯，一瓜瓢水，住在陋巷裡，受著別人受不了的窮苦”的顏回;有其父為賤人，家無立錐之地的仲弓;有常常吃著粗劣的野菜、被稱為“卞之野人”的子路;有住著茅草小屋，蓬蒿編門、破甕當窗、屋頂漏雨、地下潮濕卻端坐而弦歌的魯國人原憲;有大雪天連件禦寒的衣服也沒有，以蘆葦花絮當棉花的閔子騫;有滿手老繭、絮衣破爛、面色浮腫的衛國窮人曾參……貴族、商人、平民、野人、賤人、鄙家、大盜、大駔等，真是“有教無類”。
孔子不會忘記為自己操勞了一生的母親和母親的期待，他更清楚列國之中該有多少個父母也在這樣期待著自己的兒子。他不會忘記季孫氏家臣陽虎的侮慢與蔑視，他更清楚列國之中，正遍佈著像當年自己一樣有志卻不得申的青年。
孔子從魯國向列國瞭望，在戰亂的紛爭中不僅有大批的貴族在沒落，大批的新的權貴在崛起，更有日益壯大的“士”的階層(後備官吏)，和向士的階層擠攀而來的平民的子弟。在這一切都處於重新組合的春秋時代，正迫切需要著一個訓練此類人才的地方，而訓練的基本內容，則是可以進身謀生的禮、樂、射、禦、書、數的“六藝”。而從小以學無定師、艱苦自學而成就為一個博學之士的孔子，不僅在高的境界上掌握了“六藝”的各種技能，更對被稱為高等“六藝”的《詩》、《書》、《禮》、《樂》、《易》、《春秋》的內容與精神，有了系統的學習與掌握，並達到了融會貫通的程度。
社會出現了這樣一個廣泛而又迫切的需求，而孔子正好具備了滿足這一需求的充分的條件和意識。對於從小吃苦受窮的孔子來說，這無疑是一條可以改變自己生存狀態的難得的機遇，他也要養家糊口，他也想有一個較為富裕的家境。他相信用自己的縝密博學的大腦與熱情仁義的心，定能開闢出一條前人從未走過的路來。
尤其是充分具備了這一條件的孔子，更有著遠大的抱負，他以恢復周禮從而達到“君臣父子”全社會有序穩定為己任，更要以仁政救天下。而恢復周禮、實施仁政，就需要造就一大批有知識、有理想的仁人志士，上可尊王下可牧民——於是，孔子“學移民間”的私學，應運而生，並有著與“學在官府”分庭抗禮的強大生命力。
它的影響是深遠的巨大的。從以下兩件事就可看出，就是在當時，孔子與他的私學，就已經在魯國和東周列國的統治階層與民間，都產生了重大而廣泛的影響。
那個當年把孔子拒之門外的陽虎，而今卻要千方百計與孔子聯絡。陽虎雖然只為季氏家臣，而權位之尊卻等同于大夫。他很想見孔子，也想借助於孔子的影響擴大自己的勢力，只是苦於沒有機會，更怕吃閉門羹。於是，他就想出了一個計策。按照那時禮的規定，大夫贈送禮物給士，如果受禮的士當時不在家，士則要親臨送禮者家中拜謝的。陽虎打聽準確了孔子不在家時，送去了一頭蒸乳豬，然後就期待著孔子的登門拜謝。令陽虎想不到的是，孔子此時不願見他也因為教務煩忙沒有時間見他。接受了蒸乳豬的孔子自有辦法，他也打聽准了陽虎不在家時去登門答謝。“陽貨(也叫陽虎)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
第二件事即南宮敬叔。他之所以能夠向魯昭公建議資助孔子西去雒邑，就是因為他是魯國大夫孟僖子的兒子。孟僖子曾在陪同魯昭公出訪楚國時，因為不懂禮而受窘出醜，痛切地感受到古代禮儀與歷史文化知識的重要。西元前五一八年(魯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臨終的時候只交待了自己的兒子孟懿子、南宮敬叔一件事，那就是在他死後，一定要拜孔子為師學禮學做人，“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於何忌(孟懿子)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左傳》)。孟懿子就是在父親去世之後，遵父囑領著弟弟南宮敬叔共同拜孔子為師的。
孔子創辦平民教育，大概開始於他的“三十而立”之年。其後，這種投入了自己全副心血的教學活動，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梳理孔子三十歲至七十三歲終老的四十三年的人生，他的教育活動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三十歲開辦私學至五十歲仕魯之前，為他的平民教育的第一階段，即平民教育的前期，大概二十年時間。第二階段是在他仕魯四年、流亡列國十四年之後，即他生命的最後五年，是他平民教育的後期。其實，就是在他在魯國為官和流亡列國的十八年間，他的教育活動也一直沒停止。可以說，孔子幾乎是畢其一生的精力，投入在這項為中國教育開山的事業之中。
在孔廟大成殿的前邊，有一個獨特的建築，一方高臺之上建有一座樸拙而又華麗的亭子，兩重飛簷，金黃的琉璃瓦，朱紅的廊柱，亭上高懸的豎匾上有金代文人党懷英手書的兩個大字：杏壇。這是金代的建築，壇址則是宋天禧二年(西元一零一八年)重修孔廟時所築。因為孔子，“杏壇”已經成為教育的代名詞。其名起始於《莊子·漁父篇》中的一段文字：“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具體這片樹林在曲阜的什麼地方，現在已經無法可考。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孔子當年教學，可能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他會根據學生的多少、氣候的冷暖等因素，常常變動地點。不過據說當年孔子設教授徒常在的地方，開始在曲阜闕裡自己的庭院內，後來移到了庭院西側不遠的一片樹蔭下。因為那裡種有幾棵杏樹，漸漸地就被人們稱為“杏壇”了。
在漫長的教育生涯中，孔子前後培養收授的學生達到三千餘人，身通“六藝”的超拔之士，就有七十七人。在司馬遷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開頭，有這樣的記載：“孔子說‘跟著我學習而精通六藝的弟子有七十七人’，他們都是具有奇異才能的人。德行方面突出的有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擅長處理政事的有冉有、季路，語言方面的有宰我、子貢，文章博學方面的有子游、子夏。”除了魯國的孟懿子、南宮敬叔和宋國的司馬牛等幾個貴族子弟之外，大多出身貧賤。
這些大多出身貧賤的弟子，經過孔子的教育，大都立人成才，有的從政(仕)，有的從教(師)，有的從文成為文獻專家，有的則繼承老師的思想，成為新儒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弟子及再傳弟子，已經成為春秋乃至戰國時期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與思想重鎮。
起于平民，經過孔子的教導歷練，而進入政治領域、思想領域和經濟領域，有的還能進入貴族行列，參與國家的管理。這不僅真正打破了貴族對於文化教育的壟斷，從而也打破了西周以來實行的世卿制度和貴族世襲政治官職的局面，可說是一次帶有根本意義的革命性的變革。
孔子是出過仕的，如做過乘田委吏。他也是想出仕的，用出仕來直接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的學生們，一批批地見用於社會，而他所教的，不少內容正是關於出仕用世的學問與技能。作為老師，當然有著更大的出仕用世的機會和本錢。尤其在孔子的私學日益壯大並在列國產生了廣泛影響的時候，以孔子日隆的聲望，以他接交的更為廣泛的關係，都為他的出仕用世提供了直接的機遇。但是孔子並沒有汲汲於此，反倒更加地沉潛於自己的教育事業之中。為什麼?在孔子的心靈深處，一定還有更為人性的，也是更為深層次的原因，促使他全心身地投入到平民教育裡。不然，他不會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堅守在“學移民間”的忙碌之中。這種深層的原因，就是從事平民教育給他帶來的巨大而深長的快樂和日新月異的成就感，就是能夠自由地展現自己的人性與意志、獨立地伸展自己的思想與精神。
《禮記·射義》曾經為我們透露了這樣一個細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我曾經為這樣的一個細節而久久地遙想當年。矍相之圃當是在曲阜城西的郊區，孔子正在教他的學生們練習射箭的技藝。老師技藝的高超與學生們練習的認真，以及老師箭箭中的時人們的喝采聲，都似乎透過兩千多年的時空，直傳在我們的耳邊。一個一米九一高的孔子，威風凜凜而又文質彬彬，那種拉弓射箭的情景，怎能不讓人血脈賁張起來?不用說更多的語言，只“觀者如堵牆”五個字——幾乎就是轟動魯國國都的真實寫照，圍觀的人是那樣的多，裡三層外三層，簡直就圍成了人的高牆(看來儒宗孔子還是個運動健將)。
孔子的兒子孔鯉也是孔子的學生。但是作為學生的孔鯉，並沒有得到父親額外的照顧。並不像我們現在的人，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的子女在選擇學校、加分項目，以及錄取等方面，給以諸多額外的照顧與優惠。孔子當時就有一個陳國來的叫陳亢、字子禽的學生，覺得孔鯉肯定會得到父親更多的照顧，便專門找到孔鯉，問他是不是從老師那裡學到了與眾不同的東西?老實的孔鯉回答說：“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論語·季氏》)這個叫陳亢的學生聽後特別高興，覺得自己問一而得三，既知道了學詩學禮的好處，又知道了孔子並沒有偏愛自己的兒子孔鯉。
在這裡，孔子是以自己的師德或曰人格的光明與坦誠，在對學生們進行著另外一種耳濡目染的人格教育。他對學生們說：“你們以為我有所隱藏嗎?我對你們是沒有任何隱藏的。我沒有一件行為不是對你們公開的;這是我的本心啊。”(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
還有，孔子在教學中，始終堅持著一條高效的教學理念：個性化教育。百人百態，智力不一，背景不同，性格各異，孔子總會根據各人的不同，分別施教。這樣的例子在《論語》中比比皆是。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人同是問孝，孔子卻分別給以不同的回答。這不僅是孝可以有多種角度的闡述，更在於他所教育的對象有著差別。再如，顏淵、仲弓、司馬牛、樊遲等問仁，孔子更是分別給予著各異的回答。
有著這樣的個性化教學，也就屢屢出現經典的教學相長的場面。
如《論語·先進篇》中的一個教學相長的情景，就是堪稱經典、能夠傳之于萬世仍然新鮮如初的。一種師生間的坦白與友愛，一種教、學時的融洽與歡情，躍然紙上。有一天，子路、曾皙(名點，曾參的父親)、冉有、公西華四個高材生陪著老師隨意地坐著。這時老師孔子先發話說：“你們不要以為我比你們大幾歲，就認為我了不起。你們平日裡好報怨說‘人家不瞭解我呀!’假如有人瞭解你們，並打算請你們去做官，那你們怎麼辦呢?”
性魯直的子路不等別人答話，便搶先回答：“假使有一個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春秋時期，這當是一個諸侯中的大型國家了，處於幾個大國之間，在強敵環伺之下，又經過連年戰爭，財政危急，國內又加以災荒，像這樣一個國家如果交到我子路手上，我只要花三年的時間去治理，就可以使這個國家的全體人民，人人都有勇氣，每個老百姓都知道如何走好自己的路。”
冉求是一個謙謙君子的形象，他的回答與子路截然不同：“只要方圓六七十裡或者再小一點的小國家交給我讓我來治理，花上三年的時間，我可以使這個國家社會繁榮，人人富足，至於修明禮樂的文化建設，則只好等待高明的人才來著手了。”儀錶端莊的公西赤回答得又有不同：“不是說我已經很有本領了，但是我願意好好學習。在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同外國的盟會中，我願意穿著禮服，戴著禮帽，做一個小小的司儀。”
到了曾參的父親曾點，才真正到了高☆禁☆潮。
孔子聽完以上三人的回答，轉過頭來問正在鼓瑟的曾點：“曾點，你怎麼樣呢，說說看。”正在悠閒地鼓瑟的曾點聽到老師在問他，便稀了瑟音，讓手指在弦上輕輕一攏，瑟弦發出鏗然的響聲，然後離開彈瑟的地方，站起來對老師和他的同學說出了自己不同的想法。孔子的時代，音樂不僅與詩是一體的，詩可以唱可以詠，樂也有著詩的內容;音樂與禮與學也有著融為一體的關係。教學之中，可以有與教與學相融的音樂參預其間。曾點雖然鼓著瑟，但思緒在音樂中也在老師所提的問題之中，音樂也是一種傾聽與表達。所以，鼓瑟的曾點，會在輪到自己發言的時候，從容對之：“我只是想，暮春三月，厚重的冬衣也換上輕便的春服，和五六個成年人與六七個十幾歲的孩子，一起到沂水岸邊曬曬太陽，再上高高的舞雩臺上吹吹和熙的暖風，高興地跳舞歡叫，盡興了就快快活活唱著歌回家去”——“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論語·先進篇》)人與人和諧為一體，人與自然和諧為一體，而人的內心也便化成為一種和諧圓融的世界了。每每讀至此處，心蕩神怡之時，也會有一種疑問冒出：北方的三月，還是相當寒冷的，沂河裡是無法游泳的，這個“浴乎沂”該作何解釋?只要將身心沉潛在曾點所描繪的那個境界裡，就會自然地想到，那是到野外的沂河邊，沐浴太陽呀。要知道，冬天的寒冷已經讓長久不能出戶的心憋悶鏽澀了，聽著沂水的流水聲，讓陽光照透身心，那是一種多麼巨大的誘惑呀!
孔子聽罷四個學子的回答，惟獨對曾點的回答迅速給以回應：“夫子喟然曰：吾與點也!”孔子大聲地感歎說，我就希望和你一樣!子路比孔子小九歲，曾點或許只比子路小一點，冉有比孔子小二十九歲，而公西華最年輕，比孔子小三十二歲。子路長於率軍，冉有擅長理財，公西華喜好外交禮節，三人都各有專長，可以做出一番事業來。對於他們的向上與進取，當老師的當然是十分的快慰。但是老師更于世事有著常人難及的洞察，知道有才有德並不能就為世用，被埋沒甚至被委屈也是世道的一種常態。所以他才對於曾點的淡泊與超然，就多了一份理解與贊同。朱熹對於“侍坐”這一著名篇章是這樣解說的：“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捨己為人之意。”這一理解，也是從平常、平淡之中，見出非同尋常的人生況味、人格追求與沒有被物異化的人性之美。
這一場景，當是發生在孔子流亡歸來後的晚年。因為侍坐中的公西華比孔子小四十二歲，孔子開始流亡時他只有十二歲。
也許會有人說，多沒出息呀，不就是玩嗎?入世的孔子不會如此吧?其實，仔細想想，孔子之所以對於曾點的回答給以這樣的贊同，就是因為曾點的追求裡包含了孔子與他的學生們最高的追求。人的孔子怎能不讓美好的人性充分地展示與流露?一種生命的歡樂與寧靜，就在這春風春水之中化作美麗的彩虹。其中不僅展現著人性的最高境界，也隱含著他們師生最高的思想與政治追求。只有到了社會安定、國家自主、經濟繁榮、天下太平的時代，只有到了連知識份子與平民百姓也能夠享有民主與自由的社會，才能享受到這種“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真、善、美的人生的幸福。
這是一種大同世界的至境啊!
兩千五百年前的瑟音，依舊餘音嫋繞。
這種自由式、平等化、各抒己見的討論、研究模式，是這座杏壇的一個突出的特色，僅是《論語》一書，就有很多這樣的記載。可以在師生之間，也可以在學生之間;有時是論人，有時是議事;或哲學，或政治，或生活，或經濟，可以是天下大事，也可以是雞毛蒜皮;會娓娓道來，層層遞進，如剝筍之妙;能劍拔弩張，飛流直下，具破竹之勢。見仁見智，暢所欲言，于自由之中增長智慧，於平等之處豐富思想，更於這種教學相長之中建立師生間的友愛、培養教與學的興趣，也收穫教與學的歡樂。
不妨讓我們一一領略他們的友愛、興趣與歡樂。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也。”
子貢曰：“《詩》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而》)
這是孔子與學生之間的研討。本來子貢開言就有了高的境界——貧窮卻不巴結奉承，有很多錢卻不驕傲淩人，怎麼樣?一個“何如”，可以想見子貢心裡是有著得意之色的。他是看多了爭權奪利、貧而諂、富而驕的世態，才說這個話的，而且他也有資格說這個話。他是既獲得了錢財又獲得了社會重用的大才，卻能夠做到不失人的本性，不諂不驕。他覺得能夠做到這樣，肯定會得到老師的贊同吧。但是老師卻僅僅以“可也”回答，並說“還不如貧窮卻樂於道，有錢卻謙虛好禮”。子貢聽了，當然是眼睛為之一亮。但是子貢並不只是佩服與接受，他在老師的基礎上，又有著深的思索：“《詩經》上說‘要像對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樣，先選料，再糙銼，然後再細刻磨光’，就是說的這個意思吧?”孔子在教學中是表揚與批評並用的，當然他也知道是以肯定與表揚為主。這時，老師高興地表揚說：“賜呀，現在可以與你討論《詩經》了，告訴你一件事情，你就能有所發揮，舉一反三了。”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子路曰(又是子路搶先發言，無需舉手然後再讓老師決定，當然也就沒有誰的家長請過老師吃飯，老師就多叫誰發言，作者注)：“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
這是多名學生與老師在一起的研討。真見各人風采，又見學習氣氛，風采是盡顯人性自由之美，氣氛是突出平等研究之樂。顏淵真是文質彬彬的賢君子，張口就讓人感動，他的志向是：自己有了優點長處，並不在心裡滿足，對別人做了善事，也不在心裡感到對人有了恩惠。子路真是仗義，自己的好東西全與朋友一起使用、用壞了也沒有一點遺憾;子路更是率真，你老師不能光考我們，我們也考考你老師，“願聞子之志”，請老師也說說你的志向。老師畢竟是老師，對於子路的“唐突”一點也不介意，非但不介意，還將心剖露：使老年人都得到安養，使朋友們都相互信任，使青少年都得到照顧。真是天下為懷啊!
子遊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夏聞之，曰：“噫!言遊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論語·子張》)
這是學生與學生之間的研討，已經有了點針鋒相對、劍拔弩張的味道了。
子遊說，子夏的學生，叫他們做做打掃衛生、接待客人、應對進退的工作，那是可以的;不過這些只是末節罷了。做人的根本道理卻沒有學會，這怎麼可以呢?子夏當然有子夏的道理，上來就是帶著些氣的語氣詞：“噫!”，而且第一句便對子遊(姓言名偃)的否定進行否定：“唉!你言遊說錯了!”並接著說了一通道理：君子所應學習的道理，哪一樣要先傳授，哪一樣要最後傳授呢?如果以認識草木作為比喻，就是要先區分為各種各類。對於君子所應學習的道理，怎麼可以任意妄加批評呢?在教導中能夠有始有終全面兼顧的，大概就是聖人啊!
有時，孔子又會以同一個問題，分別讓自己的學生單個作答。這既是考察鍛煉他們的自主回答問題思索問題的能力，又是對於已經達到高層次學生的一種教學方法。如對於“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同一個問題，子路、子貢、顏淵分別進入老師的房子，做了不同的回答——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路);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貢);“知者自知，仁者自愛”(顏淵)。老師也分別給以不同的點評——說子路“可謂士矣”，說子貢“可謂君子矣”，說顏淵“可謂明君子矣”。(見《荀子·子道》)其實，這也是三種做人的境界，既相互融合，又有著層次的區別。子路的讓人知己、愛己，顯然要比子貢與顏回的境界低了一些。乍一看顏回的回答，也是從自己出發，但是這個“自己”，已經包含著子貢的知人、愛人，而且更加地強調了內省的功夫。
我們已經無法知道他那三千弟子的音容笑貌，也無法具體再現中國第一座杏壇的教學場景。但是，有孔子在教育領域，為我們留下了眾多堪稱經典式的遺產讓我們後人享用，這也就是我們的幸運了。
“有教無類”，當然是孔子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活動的綱領性的東西，至今仍然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儘管時間已經跨過了二十五個多世紀，我們仍然面臨著失學兒童的問題，我們仍然面臨著因為貧富差距與權力的大小有無所帶來的受教育的不平等現象，仍然面臨著教育畸形發展與教育腐敗的嚴重問題。
當年有個叫南郭惠子的，曾經對孔子的“有教無類”提出過這樣的質疑：“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對此，孔子的學生子貢理直氣壯地回答說：君子端正品行以等待四方之士，而且一定要做到來者不拒，正如良醫之門多病人一樣，所以夫子的學生是各式各樣的人都有。面對孔子的“有教無類”，我們不妨發問：我們做到了嗎?我們還有哪些差距?為什麼?我們應當怎麼辦?
孔子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當然是我國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中的一個重大突破。在世襲貴族制的春秋時代，孔子第一個提出不管高低貴賤，人的本性都是差不多的，“性相近”;人的素質的根本差別往往就在於後天的學習與教育上，教育可以使人得到根本的提高，這便是“習相遠”。在魯國國都不遠的互鄉這個地方的人因為道德水準低而很難與其交往，可是孔子卻接見了那裡的一幫子青年人。對於弟子們的困惑不解，孔子語重心長地說：“別人改了過，把自己打掃得乾乾淨淨到你這裡來，你就應當肯定他的潔淨，不要老是抓住他們以往的過失不放。”(《論語·述而》)由此，他提出了用人的一個新的標準：“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並由此培養與造就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優秀人才來。
而“誨人不倦”，則是孔子一 生堅持的施教態度，也為後世百代千代的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一個施教的準則。他在總結自己的教育生涯時說：“說我聖，說我仁，我都不敢當。我只是永不自滿地學習，不知疲倦地教誨子弟而已。”(《論語·為政》)
雖然孔子有著與學生們平等研究的學習氣氛，作為老師，孔子又是嚴格的，一絲不苟的。尤其是關係著仁德、禮樂等大問題的時候，孔子絕不遷就。
如當有人說微生高這個人是個直爽的人時，孔子就予以否定。在《莊子》、《戰國策》等書裡，微生高這個人是個很有特點、重情感、懂得愛的人。他曾經與一個相愛的女子相約在一座橋下見面。他等待了好長時間，卻不見相約的女子。但是他特別有耐心，覺得女子不能按時到來，一定有她的原因。誰知，這個時候，河中的水漲了，或者是山洪突然來臨?他本可以走掉，但是他仍然在橋下等。水越來越大了，以至於站都站不住了。他還是不走，為了能讓萬一到來的女子在橋下看到自己，他就抱住橋墩，直至被大水淹死。
從這個故事推斷，微生高是個誠實的人。孔子之所以否定他的直爽，是從下面的一件小事引發的。有人向微生高借一點醋，正好趕上微生高自己的醋用光了。於是，微生高就去鄰居家借了醋給登門討醋者。對此，孔子說：“誰說微生高這個人直爽?有人向他討點醋，他不直說自己沒有，卻到鄰人那裡轉討了一點給人。”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論語·公冶長》)孔子當然知道，自己即使沒有，也要從鄰人處借來給人，是一種慷慨大方的行為。但是孔子也許看得更為入微，或者他看到了微生高還有著另外的想法?比如，醋本來是常備的食料，一般不可能沒有，如果直說沒有，或怕別人說自己小氣，寧可從鄰居處借來給人?
教學方法靈活多樣，並有諸多的創新，也為後世以至當代的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如學、思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提倡“因材施教”，“循循善誘”(《論語·子罕》);“舉一反三”的啟發式教學，“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論語·述而》);教學相長的相互切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論語·學而》)，整部《論語》到處可見師生間的這種教學相長的生動例子;用聯繫實際的時政評論與人物評論，來提高學生認知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讓學生建立起純正的是非善惡觀等等。如魯國的大夫臧文忠明知柳下惠是德才兼備的人才，卻不肯任用，孔子就抨擊他白占官位，不幹實事。再如有一次他路過泰山，發現一位婦女在墓邊痛哭，就讓子路去探明情況。當她知道這位婦女的舅舅、丈夫與兒子都是被虎吃掉、而仍然不願離開這個吃人的地方，其原因就是因為深山裡沒有“苛政”時，孔子便發出了“苛政猛於虎”的著名時評(《禮記·檀弓》)。
在學習的態度上，孔子更是提出了一系列的著名論點，並正在惠及于後世學子。如以學為樂，主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如學習中的實事求是，主張“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如虛心好學，主張“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論語·公冶長》)、“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如學以致用，指出有些人熟讀了《詩經》全部作品卻辦不通政務，叫他出使外國又不能獨立地談判酬酢，批評他們書讀得再多又有什麼用呢?“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如讚賞懷疑精神、鼓勵多提問，說“不說為什麼、為什麼的人，我也真是不知道怎樣去教他了”。“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論語·衛靈公》)再如，孔子反對學習上的懶惰習氣，主張勤奮精進，“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論語·陽貨》)等。
孔子還提出了諸多學習方法，至今還在被我們運用。如“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論語·學而》)，鼓勵學以致用和重複記憶;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憂”，提倡學習上的一種懷疑精神;如“欲速則不達”，宣導學習上的循序漸進等。
在我們津津樂道孔子的“誨人不倦”精神的時候，往往會忽略了這句話前面的一句：學而不厭。而在“學而不厭”前面，也還有一句：默而識之，也就是把自己的所見所離，默默地記在心裡。他之所以能夠一生教授三千學生，之所以能夠在幾十年裡對眾多學生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孔子始終跋涉在一個沒有止境的學習途中。而且這個學習，不僅是知識的增加，更有著思想的不斷地開掘、德性的不斷地修煉和行知相促、教學相長。仔細想來，他的三千學生，不也都是他的老師嗎?“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改之”，不正是夫子一生的態度與做派嗎?他教導子路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在這裡，他實際上是強調的當一個人不知道、不懂的時候，一定要有老實的態度，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懂就是不懂。但是，承認不知不懂僅僅是一個好的態度，這還遠遠不夠，要由不知變為知、由不懂變為懂，而促進這一轉變的，就是不斷學習、善於學習，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
有一次他的一個叫子張的學生向老師“學干祿”，也就是學習怎樣去謀生、獲得一個好的飯碗。子張姓顓孫，名師，小孔子四十八歲，出身低賤，曾經做過馬市的經濟人，是通過艱辛學習才成為孔子之後的儒家八派之一。他屢屢向老師請教，如“問行”、“問善人之道”、“問明”、“問崇德辨惑”、“問令尹子文”、“問達”、“問入官”、“問政”，包括這次的“問干祿”。子張對人有顆難得的寬容之心。如有一次子夏的學生向他請教有關交友的問題，子張先問：你的老師子夏是怎麼認為的?子夏的學生說：“我們的老師認為，值得結交的就結交，不值得的就拒絕他。”子張不以為然，說：“君子既尊敬賢人，也接納普通人;稱讚好人，也同情無能的人。如果我自己是個大賢人，那麼，什麼樣的人我不能包容呢?如果我不是賢人，別人也許就會拒絕我，那還用我去拒絕別人嗎?”在山東嘉祥武氏祠的漢畫像石刻中的孔子見老子裡，只點明了三個弟子，其中就有子張，另外兩個是子貢與子路。這次他向孔子問“干祿”，孔子對他說了兩條：“多聞闕疑”和“多見闕殆”。孔子真行，找飯碗，就不講空道理，只講實用的：要多聽，有懷疑的地方，加以保留，自信的地方才謹慎地說出;多看，有懷疑的地方，加以保留，自信的地方就謹慎地實行起來。能夠做到這樣，則“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就是要自己的學生多聽多看多見多經歷，實際就是在說怎樣學習。
中國的第一座杏壇上所銘刻的“學習”二字，不僅是學生的學習，還有老師的學習，兩種學習加在一起，才使這座杏壇，有了江河行地一樣的魅力與生命力。於是，他的關於學習的思想，也就歷久彌新著——
從“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開始，又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就是只有十戶人家的小地方，一定有像我這樣做事盡責又講求信用的人，卻很難找到像我這樣愛好學習的人。《公冶長》);“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以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每天都知道自己所未知的，每月都不要忘記自己所已知的，這才是真正的愛好學習的。《子張》);“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只有觸類旁通地學習，才能夠不走進死胡同。《衛靈公》);“學則不固”(多方學習就不會流於固陋。《學而》);“不恥下問”(《公冶長》);“子入太廟，每事問”(《八佾》、《鄉黨》);“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多聽多看並將好的記在心裡變成自己的品德與知識《述而》);“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思結合《為政》，);“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我不是生來就有知識的人，只是愛好古代文化，勤奮敏捷地去學習得來罷了。《述而》，以上為《論語》)臺灣的李敖有個好的提法，說“萬世師表”的孔子，也是“萬世生表”。
杏壇授業已經過去兩千多年，然而其人性化、啟迪式的教學方式卻足以讓現代人的填鴨式、應試製教育蒙羞。作為平民教育家的孔子，作為中國第一位人民教師的孔子，幾乎是一座永遠也挖掘不盡的礦山，甚至是一座越挖礦藏越豐富的獨特的礦山。
作者簡介：
李木生，著名作家，散文家，詩人，高級編輯。1952年生於山東濟寧農村，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從事文學創作，曾出版詩集《翠穀》、傳記《布衣孔子》、散文集《喬木森森》等。散文集《午夜的陽光》獲山東省首屆泰山文藝獎，散文《微山湖上靜悄悄》獲中國作家協會首屆郭沫若散文隨筆獎，散文《唐朝，那朵自由之花》獲中國散文協會冰心散文獎，作品入選全國各種選刊、選本、大中小學讀本及初、高中試卷。